第二篇 华府风云 第十章 访问板门店·访问原苏联·修女德瑞莎

访问板门店

我记得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和外子曾于1955年初访板门店。那时从汉城到板门店沿途戒备森严,汉城到汶山这段路还好,过了汶山之后,沿途都是崎岖不平的泥沙路。而且是单行道,前面若有车辆,后面的就得饱吸黄土。后来局势渐趋和缓,虽然偶有争论,但双方正尽力改善关系。

有一次我到板门店时正是元月雪后,气温在零点以下。

北方的天气有一特点——四季分明,汉城美艳的菊花已盛开,虽是寒冷的晨冬,却有温馨之感。

大家都穿了厚重的大衣、皮靴子,以便面对板门店的冬天。

板门店是中立区,朝鲜和韩国的分界点,就如原东西柏林的围墙一样。如今柏林围墙已倒,朝鲜和韩国也开始接触,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当年,在这所谓的中立区,双方代表每天都得开一次会,但据说只争议一些芝麻绿豆的小事,大问题谈何容易解决。

那天,驻该处的美军领了10个警卫,带我们去看他们开会的地点。那儿有几幢临时盖起来的房舍,是双方一起驻防的非武装地带,无论是哪一方,每人只许带一枝枪,分配一颗子弹。而所谓联军也者,几乎全是美军,因为暂时停战后,其他各国的军队都已撒离了。

我们站在冷风中,从窗外看窗内的开会情况。朝鲜共派了3个人,由一位少将领头;联军也派了3个人,由一位少尉领导。中午12时正,双方同时从反方向进入会议室,面对面坐下且互不打招呼,只交换一些报告与公文,由双方的翻译传达,前后不到半小时。散会后大家又各自从来的方向离开会常由小会开到大会,许多的国际会议劳民又伤财,到底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呢,天晓得!

会后我问联军代表:“你们今天谈些什么?”他说:“我们报告联军人员的更换,他们也报告他们人员的更换以及一些抗议,我们也回敬数项,如此而已。”

韩国与朝鲜的这个局面相信是有史以来最长久的非正式停战协定。美军在该地驻守了30多年,简直是和平的耻辱,也是历史的悲剧。

访问原苏联

1983年冬天,我代表白宫出口委员会第一次访问原苏联,同行的有两位参议员,一位是共和党,一位是民主党。我对原苏联的认识除了来自报纸新闻之外,就是从一些到过原苏联服务的使节口中听来的。最多也不过是和原苏联使节在宴会上有短暂的接触,但这都是非常皮毛的。百闻不如一见,而这一见使我感受极深。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就体验到经济问题的严重。先谈他们的吃住环境。

我们住在红色广场对面的大酒店,是美国使馆替我们安排的。这酒店共有1000多个房间,但设备比三四流的旅店还要简陋;枕头毛毯都是稀薄的,不过还算干净,浴中已洗得不能再用了,而且每个浴室内只有一条,洗手间的用纸是硬粗粗的,肥皂小小的一片。那么多的劳工,不知在做什么。

酒店有一规定:每一位客人有一把房门钥匙,但外出时要把钥匙交给该层楼的管理员,然后换一张入门证,为了避免闲人进出旅店,所以门口派有守卫,检查每一个人的证件,没有入门证者,甭想进去。据他们的解释,这不是监视我们,而是为了保护我们。

我在晚宴中对美国大使报告了这个新的经验,他说:“这是他们的安全政策,我们进出一样也要出示证件。”旁边一位公使对我开玩笑说:“你有天大的本领也无法把旅馆的钥匙带出来。”

他有点向我挑战的意味。我笑着说:“明天我试一试。”

第二天早餐过后,我们又要出门开会,我拿了两包香烟到柜台前面,管理员是一个又肥又大又凶相的女人,她正在抽烟,我把一包香烟给她,她只拿了一根,以为我只给她一根吧。我说:“全包给你。”她笑了,于是把入门证给我,我又再送她第二包香烟,她乐极了,忘记问我要房间的钥匙。

两包香烟算什么,但在莫斯科却如此可贵,我虽然赌赢了,但我并不高兴,反而觉得很悲哀。大家都说中国人穷,但从大陆去原苏联的中国人常被原苏联人围着要穿的、吃的。

不少大陆朋友对我说,他们在原苏联临走时,原苏联人几乎什么东西都请他们留下。因为很多东西在莫斯科根本连排队也买不到。

我们到城外参观古教堂,那天是星期天,许多教徒在做礼拜,礼拜完毕,牧师请我们参观教室,用茶点招待我们,然后有一个小男童拿着劝捐箱到每一位客人面前鞠躬,我们把美钞放入盒中,牧师继续和我们谈话,这倒是别开生面的施恩。

报纸曾报道过,美国在莫斯科新盖的使馆不但不能使用,而且要拆掉重建,因为完工后才发现屋内被装了新式的窃听器,而且每个房间都有。据说当时曾有人告密,但美国使馆并没有太注意,等发现时已经太迟了。

不久前,白宫也曾出了一段有关安全问题的小插曲。白宫的职员在晚间带了几个外国人到白宫的办公室去,这几个外国人后来就到处宣传说晚间进入了白宫。于是安全措施又重新检讨。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的共产党国家如原苏联、中国的使节若要到其驻节地50里外,都得预先向国务院打招呼,而美国驻原苏联及中国的使节也是如此。这大概是礼尚往来吧。

修女德瑞莎

投资考察、投资访问团这种交流组织在美国引起官方和民间的兴趣,多少也与我有点渊源吧。

1969年初尼克松走马上任。第一任商务部长是莫尼斯·史坦(M·Stans),交通部长是约翰·渥尔贝(John Volpe),两人都请我当他们的义务顾问。我向莫尼斯建议组织国际贸易交流团,先请些外商和在国外工作的美商到华府来开会,大家交换意见,也让他们看看华府的政经组织。他采纳了我的意见,而且慎重地组织起来,得到很好的支持与反应。此后各部门认为商务部可做,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于是国务院有国务院的访问团,参众两院各小组也纷纷成立了访问团,商会更认为这是大好的谋利公关,岂可渔利于他人?同时欧亚国家各种团体也纷纷组团来美访问,风光一番。原来是商务交流,后来就有点变相,成为各公私团体营利的正常途径,这点本来也无可厚非,不过文化交流、贸易会谈有时变相为大旅游团就有点非牛非马了。

当时交通部长是我的邻居,我们商谈到每年在巴黎举行的航空展,我说这笔钱每年让法国人去赚太可惜,我们何不每两年一次在美国举行?约翰认为这是个好主意,没想到提出后,法国人还没作声,美国航空界反对之声哗然,原来每年航空企业界连带参众院议员、空军将领等人都名正言顺地去参加巴黎航空展,参观之余又可在巴黎玩乐一番,若在美国举行岂不是把他们游欧洲游巴黎的机会平空取消掉,怪不得大家都反对。我当时真是太年轻,太天真了。

1972年,我们还是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国际航空展览,各国都派航空界、交通界代表来参加,我还请华航来参加的空姐在肯尼迪中心的总统包厢做了一次贵宾。

1988年初夏,美国国际友好交流协会在香港召开国际会议,我是大会颁奖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组织在日本、韩国、台湾等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及欧洲各国都有分会,周际会议两年一次,轮流在欧亚地区举行,其余的大会大多在美国举行。

每年艾森豪威尔的和平特奖颁给一个对世界和平服务有特殊贡献者,此外另有艾森豪威尔服务奖状给各国杰出人物,这个友好协会因为欧亚会员甚多,因此争取杰出奖章的人也不少。欧洲会员提出了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亚洲会员有人提出邓小平,其余的提名则不足道哉。我提名修女德瑞莎,这位行医数十年的修女,一生为贫苦疾病之人服务,不辞劳苦、不求闻达,到普通人不要去的贫穷地区,做救贫救苦的善行;一身奉献圣主耶稣,终生努力解救人间疾苦。我的提名得到全体一致赞成,而修女德瑞莎也答应亲自来领奖,我们都在香港恭候她,但就在她准备自印度的一个小村落前来领奖时,尼泊尔发生地震,这位善心的修女又赶去救灾,她派了4名修女前来代她领奖,可见她对这奖项的重视。这几位修女只来领奖,却不愿参加盛大的晚宴,她们对我解释说,她们是现身说法的苦行僧,从来不参加宴会。这种出世入世的精神真使我们这些衣香珠光的参宴者汗颜。那次我也颁了奖给妇联会主任王亚权女士、铭传商专校长的包德铭女士,台湾代表30多人,韩国代表也不相上下,日本代表每年闹双包,那一年也不例外。香港的新闻记者对于友协大会新闻不太有兴趣,倒是天天向我追踪大陆新闻,可见香港人对1997年的运数多么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