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周恩来到上海后，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黄炎培等老朋友几乎天天来周公馆叙谈。

在客厅里，大家不分彼此，没有拘束地围着坐成一圈。

见人到得差不多了，周恩来就依在梅园新村的惯例让外事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给大家“评报”。

所谓“评报”，当然不是简单地读报纸，而是围绕国内外舆论关注的大事边说边议地读报，读的报纸也多是外国英文报刊。这是因为，在国民党对新闻严格管制的情况下，只有国外的媒体报道还算客观一些。读报时，写消息的记者是谁，读报入都要给一一介绍清楚。有时，连当时有什么有影响的外国人士过往上海、南京，周恩来也要求介绍清楚。

评报是周恩来与民主人士及朋友们思想交流的好形式。当国共在某地激战时，有时有人就劝共产党干脆主动“放弃”。当共产党主动放弃某地时，也有人以为共产党军队顶不住了。甚至认为共产党军队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目标，而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的战略方针，不过是“战败”的遁词。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评报过程中，以讨论或辩论的形式使他们得到了提高和解决。

及时了解掌握、归纳国外，尤其是美国、苏联舆论的动向，这些是外事委对外联络组的一项重要任务。

南京局外事委员会由周恩来为书记，廖承志、王炳南为副书记。

在上海，这项具体工作由乔冠华、龚澎、陈家康负责。

今天，他们安排外事联络组年轻的于土担任评报任务。

于土捧来了当天的各种英文报纸，按照陈家康、龚澎勾出重点，一条一条地给讲评。他知道，周恩来特别重视中外媒介对中共方面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报道，以及对共产党政策的反应、评论非常在意，因而在当场翻译时，有意在读到这部分时语速放得很慢，以便周恩来和来访的客人听清楚。

外国记者在英文报纸上，常喜欢特别说明那些段落是“周将军亲口所说”，周恩来也特别留意这些报道。

当周恩来听到于土读到他在接见美联社记者时的一段话时，立即说：“停、停，‘即使中共失去了张家口、哈尔滨、淮阴及其它铁路沿线城市，中共也决不会向国民党屈服’，这里，他丢掉了‘重要’两个字。”他又说：“丢掉了‘重要’二字，意思就不一样了。”

沈钧儒与郭沫若相视打趣地说：“重要二字就像沫若先生的诗眼呵！”

代表团同志都知道，虽然总体上说外国记者的报道比国内记者的报道要客观一些，但有的记者也明显带着政治倾向。因而，周恩来曾多次要求外事委的龚澎、陈家康等同志加强对外国记者报道的分析，尤其是他讲的那些话在哪家报道了，哪些话没有报道，哪些话报得真实，哪些歪曲了，都要了解清楚。

于土读到一篇关于周恩来批评美国援蒋内战政策时，周恩来插话说：“我曾多次向马歇尔说过，不能一边援助国民党，一边进行调停。”

“好像自6月调停以来，马歇尔越来越失去了公允的立场。”黄炎培从报导中也看出一些症结，他担忧地说。

“我看见，一列一列，挂着星条旗的救火车，开过来了！挂着星条旗的救火车，扑向中国内战的火焰！战火，越燃越烈，因为救火车喷出的不是急缺的水源，而是汽油！”郭沫若诗一样的语言，立即引起在座的各位，包括周公馆工作人员的叫好。

“看样子，美国的态度不转变，内战也不会停呵！”沈钧儒摇着纸扇说。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讨论十分热烈。讨论中，民主人士大多是很有见解的，有时也认识不到一些问题，在辩论时，周公馆不少年轻的工作人员对此很是气愤。但周恩来却心平气和地以事实，从道理上耐心说服他们。又回头教育周公馆的青年同志说：不要着急，等将来我们实行大反攻了他们就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想法的。

在上海，宋庆龄与周恩来曾多次会面，亲切晤谈。宋庆龄也亲临周公馆与周恩来会晤。经宋庆龄的牵针引线，周恩来、邓颖超还在周公馆宴请美国援华会普莱士女士及美国联合救济会、国际救济委员会、美国教会救济委员会的人士。

一天上午，周公馆的门前，徘徊着一位身穿黄丝绸长衫，头戴礼帽式草帽，腋下夹着一根手仗的约40来岁的男人。他一见有人出来，忙摘下草帽，用夸张的京调，一板一眼地问：“请问，这儿是周公馆吗？”这样的衣着风度，这样清晰洪亮的舞台京白腔，实觉惊异！周公馆的工作人员定睛一看，原来是京剧“麒派”创始人——周信芳先生。原来，他是应周恩来之邀，来参加文艺界人士座谈会的。

周恩来在周公馆多次举行过上海文艺界人士座谈会。郭沫若是有会必到，周公馆的常客。他身手矫健地一下纵身跳过了园子里的积水，随即向同来的几位老先生吹说：“看！我一个箭步就过来了！”众人哈哈大笑。

临近9时，刘厚生、黄佐临、田汉、阳翰笙、胡风、夏衍、于伶、巴金、郑振铎、唐弢、柯灵、金焰、赵丹，白杨、秦怡、张瑞芳、丹尼、洪深等当时闻名上海的50多位作家、文艺家和电影戏剧演员等都来了。

周恩来一向重视文化界的工作，他对于经历了长年流离生活之后，返回上海的文艺界进步人士十分关心。曾专门指示文艺界的地下工作者于伶、刘厚生和周公馆工作的同志，要从思想上、艺术上，包括生活上帮助戏曲、文化演艺界的艺人和朋友。

针对一些年轻同志不太理解党对文艺界人士的政策，周恩来说：上海是个大码头，眼光应该放大一些。针对周公馆有同志对周信芳的言行看不惯，他又说：周信芳抗战时期坚持在上海工作，敢于与日军周旋，很了不起，应该去拜访。

一次，周恩来应邀观看了袁雪芬主演的一场地方戏后，看到剧场观众热烈，又听说袁雪芬组建的雪声剧团要将鲁迅的小说《祝福》搬上越剧舞台时，他又对同去的于伶说：“上海的绍兴戏很有群众基础，袁雪芬这些小姐妹也应该去结识。”特意嘱咐她们：你们应该好好地注意这个剧团，我晓得绍兴戏，却不晓得绍兴戏在上海有那么多观众，影响那么大，你们应该动员党员从戏剧艺术人手，主动地接近她们，尊重她们，帮助她们，耐心引导她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她们拥有观众，这就是力量，但不能性急，要从全局考虑，抓住重点。如果我们不去关心，就会被敌人所利用。

今天的座谈会在周公馆的一楼会议室进行。

周恩来非常高兴地致词说：我代表中共中央，欢迎文化界、文艺界的各位朋友的光临！抗日战争的胜利，与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密不可分，为了抗日救国，各位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抗战胜利一年多来，进步文化运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发挥了作用，这些成绩是文艺界的朋友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也十分理解各位朋友对严峻的内战形势的焦虑与不安。

针对大家对内战形势的担忧，周恩来简单扼要地说明了时局的发展，他说：郭沫若先生曾形象地说，谈判的进程尤如离开了轨道的列车，出轨了，就要设法将他搬上轨道。搬上轨道，是需要大家的力量的。在谈到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时，周恩来说：文艺只要不脱离时代和人民，就一定能扎住根。一定有光明的前途。

周信芳、黄佐临等人目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感到民主无望，前景暗淡，流露出打算出洋或去香港，听了周恩来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前程的展望，增强了信心，打消了原来的念头，决定留在上海坚持进步文化工作。

周恩来希望大家，一定要加强团结，坚持进步，为争取明天的胜利多做些工作。最后，他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不作无谓的牺牲。

院外，密切注视周公馆一举一动的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站，见周公馆来了这么多知名人士，一会儿都不敢放松地走来走去，似乎想从院内的笑谈声中，得到一些对他们有用的蛛丝马迹。

屋内大家像老朋友一样，随心所欲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或是高谈阔论，或是激烈地争论。直到天色很晚，大家还久久不愿离去。

座谈会快结束时，周恩来一再叮咛参加会议的人员分头离开，以免被特务盯梢，引起麻烦。

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又召集华岗、章汉夫、陈家康等人研究南京传来的有关谈判情况和延安发来的电报指示。

代表团其他工作人中都有明确的分工，惟独周恩来完全不同。作为中共中央南京局书记，他除了负责指导我国南部国统区地下党的工作外，什么都得管。许多党员，许多情况，他都很熟悉。实践中，他把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上层与下层，党内与党外既严格分开又紧密配合，工作有条不紊。

凌晨一点，陈家康匆匆敲开于土的宿舍，带着歉意地说：“周副主席请你立即整理一份关于美军在华部队的分布、大致人数以及美国援华物资情况给他。”

于土整理好材料，已经凌晨4点了。

他从自己所在的二楼轻手轻脚的下到一楼周恩来的办公室兼卧室一看，辛苦了一整天的周恩来还坐在桌前，戴着眼镜，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上面写满了极小极小字体的材料呢！

周恩来固然健壮，可人不是机器呀。在那些处于突击状态下的日日夜夜，中午从不见他午睡，晚上总是工作到翌日清晨4时左右才能休息，而早晨7时左右就又起来，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

难怪邓颖超在上海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周恩来为中国的真正和平而忙碌不堪。午睡根本不可能，夜间也睡得极少，而且寝不能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