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局开始急骤恶化之时，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来了一个瘦高个、戴眼镜、背着照相机的外国人。

这位身材健壮年轻的外国人就是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李勃曼。他这次来访的目的，是为了专门采访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共代表团主要领导人、首席代表周恩来的。

周恩来深知，在和平谈判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候，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积极争取国际友人对我党的同情和支持，对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可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为此，周恩来十分重视这次采访，专门从紧张的谈判与繁忙的事务中抽时间，接受了李勃曼的采访。

从8月下旬到9月上旬，应李勃曼的要求，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分二次向他谈了个人与中国革命的历史。为遵守党的纪律，在谈话中，周恩来请章文晋担任翻译，外事组的工作人员吴青作记录。

谈话从周恩来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开始的。周恩来说：“我从事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一点，他向李勃曼讲述了他的童年，赴东北、南开大学、东渡日本、参加五四运动、旅欧留学等经历。他说：五四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思想，当时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启蒙书《共产党宣言》、考茨基写的《阶级争斗》等著作对我世界观的转变影响很大。

接着，他谈到了1920年1月在天津的第一次被捕、1920年至1924年为寻找真理到欧洲的勤工俭学、1924年夏回国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前后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2年在江西苏区的岁月以及红军的万里长征、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等。

周恩来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使李勃曼听得如痴如醉。李勃曼有时甚至连自己的身份都忘记了，只顾催周恩来讲话，而不作记录。章文晋、吴青虽然对周恩来很熟悉了，但也很少听到他介绍自己过去的经历。

南京，旧时素有“火炉”之称。

9月份的天气，依然闷热，当地人戏称这种天气是“秋老虎”。为了避开干扰和谈话方便，周恩来偕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章文晋、吴青、吴展等同志，与李勃曼前往灵谷寺，进行了第三次交谈。

灵谷寺，位于南京钟山东南麓，孙中山陵寝的东侧。灵谷寺原址在钟山西麓独龙阜上，始建于南朝梁代，因埋藏名僧宝志大师遗骨法函所建，同时建有志公塔，明初改称蒋山寺。洪武年间，朱元璋看中了蒋山寺的独特风水，下令把蒋山寺及志公塔迁到现址，而在蒋山寺原址修建了明孝陵。现灵谷寺为清同治六年所修。这里松涛云海，山峦隐现，令人心旷神怡。金陵文脉绵长，古碑遗址俯拾皆是，其中最具有传奇色彩的当属镶嵌在灵谷寺志公塔正面的“三绝碑”，可惜这块碑上的内容已经漫漶不清。三绝碑始刻于唐代，是为了纪念志公和尚所建。志公是济公和尚的原形。据史书记载，笃信佛教的梁武帝特别崇拜这位疯疯癫癫的志公和尚，尊称他为国师。志公死后，梁武帝特地出资在独龙阜玩珠峰下建佛塔。与志公同时代的著名画家张僧繇特地为他画了一幅全身像。

“所谓‘三绝’”，周恩来边走边说：“名间传说，一是唐代画圣吴道子根据张僧繇的画临摹的志公像，吴道子的画线条流畅，体态飘逸，深得‘吴带当风’的神韵。诗仙李白当年游至金陵见此画后，顿发思古幽情，信笔写下了40个字的画赞一篇，又过了数年，大书法家颜真卿任升州（南京）刺史见李白画赞后连连称妙，于是以正楷重誊，并刻在碑中志公像的上方。‘李赞颜书’就是三绝碑中的第二、第三绝。”

周恩来如数家珍地又说，可我看，三绝碑的内容并不止这些，你们看，分列在志公像左右两侧的还有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题写的《宝公菩萨十二歌》，而碑最上面的“净土指南”四个字，则是乾隆皇帝第二次下江南时书写的，因而从书法造诣和作者身份来说，后来的两处补刻也称得上二绝了，因此三绝碑当为五绝碑。

对三绝碑古人也是有描写的。清末名士甘熙曾亲抚其碑，并留诗曰“有碑屹立古殿北，岿然三绝追李唐”，按时间推算，当时碑上已是“五绝”俱成，为什么甘熙诗中称三绝呢？原来这和三绝碑数次毁刻有关。最初刻有唐代三大家真迹的原碑保存时间是最长的，一直到宋末元初才被战火毁坏。元代时重刻并增赵孟頫《宝公菩萨十二歌》，此后明人笔记中就称作“四绝碑”了，于是随着碑的被毁和重修，人们都习惯称为“三绝碑”了。

浓郁松林间，一张铺有白布的桌子正中，坐着的是李勃曼。而系着领带、身着西服背带裤的周恩来，却坐在桌子的右侧一角。周恩来那谦虚、以礼相待的外交风格，使谈话的气氛十分和谐、友好。章文晋、吴青、吴展等坐在圆桌的四周。在阐述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时，周恩来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深刻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鸦片战争以来，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政治危机，是造成中国经济落后，民不聊生的重要原因。他在分析了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的弊病和失败的原因后，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周恩来还根据国民党每一时期包括的阶级成份及其所代表的利益，把国民党的历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即辛亥革命以前的兴中会、同盟会；辛亥革命时的国民党、中华革命党；1924年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四一二反革命事件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抗战开始到现在，以地主、官僚、资本家和上层军人阶级为代表利益的国民党。

周恩来说，国民党发展的前3个时期，应该讲都是革命的党，后两个时期由于阶级成份和它所代表阶级利益的变化，就走上了它反面，违背了孙中山先生建党的初衷。

接着，周恩来在回顾1924年他回国以来个人的斗争经历后，重点回顾了1944年5月以来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他指出：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的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华，因蒋介石反对，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

周恩来在回顾美国政府在二战期间相互支持和友谊的同时，以措辞严厉的言词批评了美国政府援蒋内战政策。他说：马歇尔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但在1946年3月东北问题产生以后，我们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是，我们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周恩来透彻的分析、独到的见解、敏锐的判断，不仅再次折服了在场的中共代表团成员，而且也令李勃曼敬佩不已。李勃曼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远大抱负，看到了中国的未来，胜利一定会属于人民，属于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