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中山路上《新华日报》筹备处的同志们正在整理着刚刚空运到的新一期新华日报，有的忙着给分销的报贩数数，有的忙着去把阅报栏更新。

突然，周恩来乘坐的汽车到门前停了下来。

原来，他是专程来看望中原军区在突围前转移出来干部和战士的。这20多人中，多数是在“汉口协定”签定后，通过合法的渠道离开了中原解放区的伤员，也有少数是参加中原突围后辗转来到南京的。通过合法的渠道离开中原解放区的总计有约700多人，多数是伤病员和部队家属，其中也插入了一部份必须转移的干部。到了南京，中共代表团把他们专门安排这里的二楼暂住，等待合适的机会再送往解放区。

周恩来走上楼，亲切地看望大家，并与大家一一握手。他给大家介绍了形势，说明此刻的国共谈判已陷入僵局，全面内战实际上已经开始。我们只是利用合法阵地，揭露美、蒋阴谋，扩大党的影响，教育国统区人民，争取更多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又说道，原计划由上海利用联总去山东解放区，看来也去不成了，只有另想办法。

周恩来说：“形势可能急剧变化，办事处机关内不宜人太多。为了安全计，大家要到社会上找关系，分散隐蔽。”

当一切都安排妥当，天已经很晚了。周恩来依依不舍地和大家道别。

夜已深了，周恩来办公室桌前的台灯依然散发着柔和的光线。

周恩来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一封从苏州监狱传出的求救信。

蒋介石一直没有放弃其独裁、反共政策，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各级监狱中，依然关押了大批抗日爱国将士和民主人士。

营救遭国民党无理拘捕的革命战友和民主人士是中共代表团的重要任务。周恩来利用国共谈判的有利条件营救被捕的新四军、八路军及中共人员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1946年3月，张治中由重庆即将赴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时，周恩来、邓颖超曾登门拜访，希望他释放关押在新疆的中共党员，并嘱咐与张同往的屈武协助解决。

张治中1890年出生于安徽巢县，字文白，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任黄埔军校学生团团长、学生总队队长、军官团团长。历任国民党第5军军长、第4军总指挥、第9集团军总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等职。他也是蒋介石比较信任、善辩的将才。谈判是冷酷无情的斗争，从抗战期间到战后和谈，周恩来与张治中多次代表国共两党利益唇枪舌剑。

在谈判桌上，双方既为共同抗战协商，更为本党利益坚持力争。

周恩来冷峻、机敏，坚持原则，不含一丝一毫私情的人格魅力使张治中十分敬重。他们从抗战后期一直谈判到抗战胜利，他俩既是对手，又是谈判主角，在那激烈波折迭起的谈判中舌战中周恩来那力争和平建国的态度，坚持共产党与人民利益的立场以及高超的谈判艺术，令包括张治中在内的中外人士钦佩赞赏。

“双十协定”签字后，蒋介石派张治中到新疆处理伊犁和塔城的纠纷案。周恩来得知立即想到关押在乌鲁木齐国民党监狱的同志。他们是抗战初期我党派去的干部，苏德战争爆发后，军阀出身的原新疆省主席盛世才错估了形势，由亲苏到反共，于1942年、1943年两次将他们全部逮捕入狱。张治中临行前，周恩来把营救这批同志的事托付给他。

周恩来诚恳地说：我们有一批同志被盛世才逮捕，至今生死不明，释放政治犯的事已写入“双十协定”，请你到新疆后设法把他们放出来，并派人送延安。

张治中慨然应诺，并说：只要恩来你交办的事一定照办。

张治中到新疆后立即派人到狱中探望，狱中同志得知周恩来的朋友到了新疆，心中升起希望。1946年3月，张治中到任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后，先后3次致电蒋介石，要求执行双十协定，释放这批中共人员。

蒋介石最后不得不同意。

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张治中立即把护送这批同志的任务交给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陶峙岳交待给交通处长刘亚哲。

张治中不仅亲自审批护送计划，而且临行前把刘亚哲找去叮嘱：“这是护送而不是押送，要注意礼貌，你护送到兰州，将有人接替。从乌鲁木齐到兰州路途遥远而又混乱，一定保证他们安全，每到一地都要来电，有困难请示，只要遵我指示办，一切由我负责。”

然后，张治中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陕西省主席祝绍周、陕西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发报，强调这批中共人员是由蒋委员长批准释放的，由行营派人护送回延安，请沿途放行妥善接待。同时，张治中又把这件事及他们动身的日期电告周恩来，以便延安方面接应。

周恩来立即致电张冶中表示感谢，并请其派人将由新疆返回的中共人员直送交道镇。同时，又致电中共中央派车去接。

1946年7月8日，131位同志终于平安回到延安党的怀抱。

写信的是身陷囹圄的中共吴县黄桥区区委书记、区长兼武工队指导员李觉。信中写道，他们一批抗日战争中的英勇战士、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坚持地方斗争中，不幸被捕。现被国民党政府以“杀人犯”的罪名，投入监狱，面临死刑的判决。监狱里还同时关押着200多名中共党员、新四军和地方武装干部战士。

周恩来看到信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逮捕、屠杀共产党人的罪恶行径无比气愤。这段时间正是周恩来最繁忙的日子。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在中原、苏北、晋察冀等解放区大举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这几日，真可谓日理万机。但是，他决心不顾一切困难，采取措施，把这批革命同志从敌人的屠刀下抢救出来。

周恩来伏案奋笔给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写信：

敝方人员李觉、杨阿考二君……于本年1月13日在苏州县属保安队拘捕，曾解江苏省高等法院按政治犯办理，现又解苏州地方法院，则以破坏交通、杀人等罪名于6月28日提起公诉，闻有处死可能。至希急电苏省王主席转饬苏州地方法院，即予释放为荷。

这封信，被火速送交邵力子手中。

邵力子即于7月23日以“午梗电”，请国民党江苏省主席王懋功“转电释放”。但是，王懋功仅作了官样文章，将这封信转给国民党政府江苏省高等法院。高等法院坚持认为李觉等人不属于政治犯，坚持按刑事犯罪加害中共党员和被捕的中共人员。在高等法院的指使下，国民党吴县地方法院不顾李觉等人的申辩和抗议，一审仍判决李觉、郑重死刑。

8月14日，在狱中的李觉又写一封密信，用上次相同的方法，藏在送食品的网袋里交给妻子宿惠芳，要她火速赶到南京面交周恩来。

宿惠芳怀抱着2岁的孩子。手提一篮麦饼，再赴南京闯入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的大门。在小小的会客厅，一位女工作人员热情接待了她。宿惠芳掰开麦饼，从中取出密信。几分钟后，周恩来来到会客厅。当工作人员介绍这就是周恩来时，宿惠芳像见到亲人似的哭了起来。

她把李觉等人被判处死刑的消息告诉了周恩来，恳求救救她的丈夫。

周恩来犹如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一面倾听着她的哭诉，一面非常亲切地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慢慢讲。”当他听说宿惠芳7月初曾来过一次梅园新村而未敢进来时，他万般无奈地说：“我们也是在熊穴狼窝中斗争啊。”

周恩来细心地询问起狱中同志们的情况，抚摸着孩子的头，关切地问起她的家庭生活，并让钱之光取来一叠现金，他亲手递给宿惠芳说：请下次去监狱时告诉狱中的同志们，党组织一定会想办法营救他们的，还要告诉他们向国民党高等法院上诉，并想办法请一个律师帮助辩护。

送走宿惠芳，周恩来思考再三，决定再给邵力子一封信，其主要内容为：接到李觉等人家属来信讲，李觉、郑重二人均以杀人罪判处死刑，滕小良亦将以杀人罪名同样判处死罪，不胜惊异。李、郑、滕三人既系新四军工作人员，即应以政治犯案处理，予以释放，绝不能假借杀人罪名，而判处死刑。要求邵力子先生急电江苏王主席，立即电饬苏州地方法院，停止李觉、郑重二人死刑之执行及滕小良死刑之判决，并照政治犯一并予以释放。如果当局一意孤行，必欲置三人死刑，势必影响敝方于贵方被拘人员之处置。时机急迫，希即紧急办理。

周恩来在给邵力子写了第二封信后，又给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徐永昌写了一封抗议信，揭露国民党政府玩弄阴谋，将政治犯变成普通刑事犯或他罪犯，“苏高等法院的新四军政治犯即达300余人之多……虽经敝方迭向政府要求释放，但毫无结果，近更将李觉以杀人罪判处死刑”。周恩来在信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停止对李觉等人的死刑。

邵力子接到这封信后，深感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将这封信抄转给王懋功，要求他“迅予转函苏法院，对该三人死刑暂缓执行，免起重大纠纷。”王懋功接信后，于第二日又写信给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孙洪霖、首席检察官韩涛，并将周恩来的抗议信和邵力子的函一并抄转他们。

以后，周恩来又两次写信给国民党吴县地方法院，为滕小良出具证明书证明滕小良为新四军工作人员，驳斥国民党政府强加于滕小良头上的杀人罪名。营救活动，在社会各界引起很大有反响，《中央日报》、《苏州日报》、《锡报》等都先后以“中共代表周恩来函苏高院，为杀人凶犯李觉缓颊”为题作了报道，一些民主人士和正直的记者也为李觉鸣不平。

经周恩来的多次交涉、抗议，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国民党政府最后被迫改变了对李觉等人的判决，终于从敌人的屠刀下，救出了同志们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