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曾对7月初的谈判寄予厚望，他们以为，在国民党可能发动全面进攻的压力下，共产党一定会在地方政权、整军等问题上进一步让步。

一次，王世杰、邵力子很乐观地同梁漱溟谈论过与中共代表达成协议的前景。

王世杰说：“‘七七’可以签字了。”

邵力子颇有把握地加了一句：“假如‘七七’签不了，7月12日总可以签字了。”

然而，共产党并不是武力所能吓倒的。

在五人小组会上，由于国方坚持原定方案，中共坚持不再让步，所以未获任何结果。蒋介石原以为可以在五人会议解决的问题又回到了他的面前。

7月12日，蒋介石在总统府专门听取了陈诚、王世杰、邵力子等人的汇报。

蒋介石终于忍耐不住内心的寂寞，他说：“在南京，余一天都待不住了，明天就上庐山。”他放出凶光的眼睛盯住陈诚说：“下一步，就看你的了！”

“按原定计划行动！前方将领就是因为和谈、和谈，丧失斗志！”陈诚当即站起来狂妄地吹嘘：“可以保证，在两个月内消灭苏北中共军，5个月内在军事上解决整个中共”。

“要彻底消灭共匪，必须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各方面，对共匪发动全面的斗争！”受陈诚豪言壮语的影响，蒋介石斩钉截铁地布置说：“不达此目的，余就不回南京。”

第二天，蒋介石飞往了他的庐山行营，在那里他要静心思考和方便地指挥战争。这样，就可避免了马歇尔无休止的停战调处。

当天，报纸上评论说：“蒋介石此行表明政府决心以武力消灭中共的强硬态度，和平谈判陷入停顿状态！”

7月的南京，微风吹不散蒸腾的暑气。

梅园新村30号，更是分外闷热，厚厚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

12日深夜，周恩来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他刚刚审定了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总部的函电。在这封电报里，他重申：解放区受灾人数占全国受灾人口60%，而所得救济物资只占联总运往中国的0.6%。并提出，出席联总远东大会应有中共代表。

按日程安排，第二天，他还要和马歇尔会谈。厨恩来又开始作会谈的准备，虽然，情况和问题都在他的脑子里，但还要思考每一个细节以至每一句话。在非常时候必须以非常的细致来对待。

秘书轻轻推门走进来说：“刚接到消息，李公朴昨天在昆明被暗杀。”

周恩来抬头，异常吃惊地站起身问：“消息可靠吗？”“可靠。”秘书说：“民盟已经在为他安排后事了。”“这是军统的特务干的。太卑鄙了！”周恩来搁下笔，在房间里不安地踱着步，讲话语气里透着压抑不住的愤怒。秘书站着没动，等着周恩来的吩咐。

周恩来没有马上再说什么，他心里很沉痛。

李公朴是一位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著名学者，民主同盟的中央委员、救国会的七君子之一。1936年，宋庆龄在创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时，他被选为执行委员。救国会成立后，他不顾个人安危，在上海大声奔走呼号，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与红军议和、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他还亲自主持了鲁迅先生的丧事，又参与和组织了纪念孙中山诞辰70周年的活动。因此，受蒋介石的指使，上海国民党警察会同租界巡捕非法拘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七人，成为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西安事变”时，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建议中有一项就是“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七君子……”抗日战争暴发后，在中共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才释放了他们。抗战期间及胜利后，他经常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的群众运动，更积极地投入民主运动。6月下旬，随着国民党大打内战，昆明各界人士组织了争取和平联合会，发起争取和平签名运动。昆明国民党当局散布谣言，说李公朴等人“要搞暴动”。李公朴家门口经常有可疑人出现，但李公朴毫不退缩，仍然为和平天天奔走。终于，李公朴于7月11日晚于昆明街头遭枪击，于次日清晨去世。

周恩来还记得，在1946年2月10日的校场口事件中，他受伤住院后，对前来看望的周恩来说：“我受点伤算不了什么，我要更加坚强起来，力争人权、民主和自由。”

“一个为民主革命而献身的战士啊！”周恩来缓缓抬头，痛惜地说。

周恩来放下手头的工作，悲愤地起草了给李夫人的唁电：

“张曼筠女士礼鉴：惊闻公朴先生被特务暴徒暗杀，不胜悲愤！公朴的牺牲必然激起全国人民反法西斯暴行及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高涨，敝代表团誓为后援。兹先电唁，并希节哀。周恩来、董必武、李维汉、廖承志叩。”

唁函发出后，周恩来心想，内战开始了，国民党举起了屠刀，暗杀了李公朴，还会指向其他人的。

7月14日，周恩来冒着滂沱大雨来到上海。

上海思南路107号，大门上已钉上一块铜牌，镌刻着三个大字“周公馆”。铜牌下端还有一行英文字，直译就是“周恩来将军官邸”。

这是周恩来在南京谈判期间第一次来上海。昨天，他根据得到的情报，知道国民党军将于本月15日进攻我苏北解放区后，立即与马歇尔会谈，要求马歇尔敦促国民党全面停战，同时，指出黄河问题情势紧急，建议派执行小组去监督，或亲自前去解决。他同时也知道，在蒋介石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与马歇尔的谈话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周恩来这次来上海，除参加联总、行总及黄河委员会的联席会议，紧急会商黄河问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谈判斗争的需要。蒋介石以避暑为名离开了南京，只留下作不了主的几个代表应付谈判，掩护内战的烟幕。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就得向中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彻底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

在周公馆，周恩来对邓颖超、华岗等同志说：“我不能继续呆在南京，去客观上帮助蒋介石制造一种谈判还在继续，谈判还有希望的假象。”

邓颖超早些天也到了上海，她在为开展群众工作而忙碌。在与郦颖超谈到五人会议的争论时，周恩来说：“国民党以为我们怕他们，逼我们割地求和订立城下之盟。可我们偏不吃他那一套。所以，我干脆离开南京了。我来上海，就是要让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和谈受到了挫折，正处在僵局、停顿状态。我一天不回南京，就表明谈判还没有恢复。”

晚上，周公馆的工作人员在时事政策学习时，争论起蒋介石最终会选择“战”还是“和”的问题。讨论热烈，发言踊跃。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有的同志认为：“对蒋介石来说，不打，还可以拖它若干年，打，则明摆着迅速导致彻底毁灭。蒋介石是个聪明人，他总不至于愚蠢到自找死路吧？”

周恩来说：不要替蒋介石设想他是聪明些还是不大聪明些，他是不大可能按我们共产党人的逻辑办事的。他站在反动立场上，只能妄想消灭我们，只能打。他别的事情可能是聪明的，但在这样一个历史性选择的大问题上，他不可能聪明，只能是愚蠢的。

针对国民党特务对民主运动的压制和对民主人士的迫害，周恩来说：“国民党特务开了杀戒，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不出周恩来所料，7月15日，从昆明又传来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消息。

就在李公朴治丧委员会召开大会的当天下午，民盟中央常委闻一多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袭击，身中10余发美制冲锋枪子弹，当即死亡。

闻一多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清末秀才。他于192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随即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回国后，一直在大学任教。抗战后期，目睹国民党官僚的贪污腐败，人民水深火热，闻一多拍案而起，走出书斋，投身于民主运动。1944年参加民盟，1945年9月成为民盟中央常委委员。

抗战胜利不久，闻一多就说：“今天，我们第一要停止内战，第二要停止内战，第三还是要停止内战！”国民党当局对闻一多恨之入骨，不断对闻一多进行造谣、威胁和恐吓。李公朴被暗杀后，闻一多没有退却。7月15日上午的李公朴追悼会上，闻一多拍着桌子厉声说：“反动派！你们看见一个人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万个站起来的！正义是杀不光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下午5时半，闻一多在离宿舍大门10来步的地方，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特务冲锋枪射击，中弹倒地，他的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中数弹。

“李、闻血案”立即在中外人士中引起强烈反映。中共、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都对李、闻家属致电悼唁，并强烈谴责国民党当局的罪恶行径。加拿大、美国等国爱好和平人士，也纷纷致电或举行集会，声讨国民党的暴行。

7月17日，周恩来和董必武、李维汉、邓颖超、廖承志联名电唁闻一多的夫人高真女士：“中国法西斯统治的狰狞面目，至今已暴露无遗。一切政治欺骗，已为昆明有计划的大规模的政治暗杀枪声所洞穿。中华民国已被法西斯暴徒写下一个永远不能洗掉之污点。中国法西斯暴徒如此横行，虽极猖獗疯狂，实法西斯统治的最后挣扎，自掘坟墓。中国人民将踏着李公朴、闻一多诸烈士的血迹前进，为李闻诸烈士复仇，消灭法西斯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和平与民主，以慰李、闻诸烈士在天之灵。”

午后，周恩来在上海周公馆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反对扩大内战与政治暗杀的严正声明》。声明说：“中国目前最严重的最急迫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内战，二是政治暗杀。”

在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愤怒地说：“从沧白堂扔石子，校场口打人，到捣毁《新华日报》，到处进行暗杀，现在竟发展到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这一连串事件都是有计划的其严重性不亚于内战，因为这是大后方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工业家、新闻记者和文学家，这真是无耻之极！国民党特务黑名单上列有许多民主人士，准备逮捕、殴打，绑架和暗杀他们。民主人士的名字都在陈立夫手上，更不要说我们共产党人了！”

周恩来大声疾呼：“现在已经不是抗战以前的时候了，我们要伸雪！我们要控诉！希望记者先生们用笔和口来控诉，以制止这种卑鄙无耻的暴行！”

国民党当局暗杀李、闻，目的是想恐吓第三方面压制民主。果然，有一部分人感到害怕，有的逃到昆明的美国领事馆避难，有的干脆离开了昆明。但更多的人通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激起了革命志气，他们毫不退缩地说：“有第三颗子弹吗？我就在这里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