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5日，周恩来在梅园新村驻地接待了英国驻华代办华仑格先生一行。

华仑格先生是昨天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应邀出席美国驻华大使馆庆祝美国独立170周年纪念活动时碰面的。周恩来主动邀请华格前来梅园新村座谈，华格先生欣然应允赴约，他也希望通过座谈，进一步了解国共和谈的进展以及中共的对外政策。

在时局面临转换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十分重视和注意分析国际社会的舆论差异，重视对外国友好人士联络和对新闻媒介的工作，以向国际社会揭露美国借调停之机，扶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的阴谋，宣传中共在与蒋介石谈判中的立场和主张，建立国际间的和平民主统一战线。

与国民政府不敢把谈判的事实真像告诉人们，实行新闻封锁相反，周恩来多次主动约见记者，约见外国人士，耐心热情地向他们介绍中共的主张和政策。

无论记者何时来到梅园新村，都能得到中共代表团的热情接待，得到最新版《新华电讯稿》。对重要的外国记者，只要有空余时间，周恩来都抽时间亲自接待。因而，连马歇尔都说，中共代表团实际上成为对外发布谈判进展情况的窗口。

会谈在梅园新村17号会议厅里举行，洁白的桌面上摆放着二盆含苞待放的鲜花，显得典雅大方。

中共代表团成员董必武、廖承志及王炳南、章文晋等同志出席了会议。

身着白色西装的华仑格和他的助手一走进梅园新村就受到中共代表团的热情欢迎。

周恩来今天也特地穿了一套比较新的中山装，他十分高兴地与华格握手后，首先把参加会议的中共代表团人员董必武、廖承志和章文晋等一一向华仑格作了介绍。他高兴地对华仑格说：“我很感谢你的到来，并愿意把近来国共谈判及和平建国的情况择要告诉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也请你转达贝文外相。”

这是华仑格代办第一次与中共代表接触，周恩来首先向他介绍了国共双方会谈以及马歇尔将军参加调停的基础，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及整军协定的由来。

在谈到东北冲突时，周恩来说：“我们一直都承认国民党可以接收他们和苏军接连的地区，但国民党却要求他们有权接收他们要接收的，而现在已是解放区的地区。这样，冲突便停不下来，国民党便继续攻击，4月15日以后，苏军完全撤退了，情况起了变化，战事更加严重化了。经各方调解之后，我方从四平街和长春撤出了。最后才达到了6月7日的休战。”

针对华仑格关于东北内战的深层原因的疑问，周恩来说：“第一，当签中苏协定时候，苏联只是和国民政府定条约，它不管中国内部的事，而国民党也不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第二，当日本投降，中国军队要到日本占领的地区去受降时，中共的部队包围了80010以上的日军，但国民党却下令不许中共的部队参加受降，要我们的军队停于原地，而他们则靠飞机、海运去平津、济青、京沪等地受降。第三，9月以后，因为国民党还要从陆上接收，双方之间的冲突因而不断，于是内战爆发。”周恩来又把国民党却在拒不接受1月停战命令，而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大打出手，以及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前一直有部队在东北地区坚持斗争的情况作了说明。他说：“连日本人都承认我们在东北的东部和北部都有游击队。”

“休战后的谈判有可能达成新的协议吗？”华仑格问。

“这次谈判由蒋委员长提出了3个问题来讨论，即东北正式停战、修复铁路和整军的补充方案。在这三个方案上我方做了重大让步。”周恩来一一举例说明了蒋委员长的无理要求，他说：“蒋介石觉得苏北对他是个威胁，虽然过去整军方案中他曾承认我们在苏北整编的第一期可以驻三个师，第二期驻两个师，现在我们愿意第一期驻两个师，第二期驻一个师，而且这一个师将编入他们的军队中。有许多地方蒋委员长也感觉是威胁，如长江北岸、津浦线两旁、淮南、胶济线、胶东北等地。这些问题，我们都做了让步。在这三个问题以外，蒋委员长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即承认美方的最后决定权。我们觉得，如果承认了这事，对国家的地位和国际关系都是不应该的。后来又改名说这是仲裁权和多数表决权。实质都还是一样。”

华仑格饶有兴趣地插话说：“现在的主要矛盾在哪里？”

周恩来笑笑说：“在6月23日到28日之间，许多问题都已谈好，终止东北冲突之训令、恢复华北华中交通线指令、解决执行小组交通小组北平军调部中某些争执之条款三个协议都通过了，最后的一个文件也大致上没有多大的距离了。然而，蒋委员长仍然不赞成，他一定要3个问题一道解决，而且又提出了一个地方行政问题，这实质是一个新的接收问题。”

“中共方面认为是美国对华政策方面出问题了吗？”华仑格又问。

周恩来把美国从年初开始先后把54万国民党军运到解放区前线，6月14日，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通过《军事援华方案》，供给蒋介石飞机1000余架，各种火炮7000多门以及其他军火，批准《美蒋秘密军事协定》，赠送舰艇271艘，同时准备将8亿美元战争剩余物资“让售”给国民党政府的事实向华仑格作了详细介绍。他毫不迟疑地说：“蒋和国民党所以还敢这样去想，这完全是由于美国政府政策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是在帮助中国建立和平，另一方面却又帮助国民党军火、海运、借款，把租借法延长10年。这样便鼓励了国民党的军人，使他们总觉得有美国在后面帮忙，于是便总想进行内战。这是美国政策的错误的一面，是应该予以批评的。如果美国停止这样的援助，便可停止中国的内战。我曾坦白地告诉马歇尔，这种政策一面要和平、贸易、投资，另一方面却鼓励中国打内战。”周恩来补充说：“我们没有外援，我们的地方比较小，而且大部是在乡村，我们无意推翻国民党。我们是愿意和平的，半年来我们随时主张无条件停战。”

华仑格尖锐地问：“是否特别重视与苏联政府的合作？”

“简单地说，一、中国是要同一切国家合作的；二、因美国无论就资本、技术、交通、资源而言，都占绝对的优势，所以单纯的门户开放政策对于别的国家自然要带来打击。因此，我们需要在某些地区使别的国家较占优势，如在华南，英国有历史的关系，在东北和新疆，苏联有历史的关系，都应以合作的优先权。三、像华北一带的中共区域，和英美的传统的友谊，我们也愿意同这两国合作。至于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也不愿意仅仅同一个国家合作。”

“阁下认为，英国政府能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做些什么？”谈到中英关系，周恩来说：“我们希望三国都要遵守三国公告，使中国不致走到内战和独裁的深渊。请你转告贝文外相，中国是必须同国际合作的，尤其需要同与中国有关的各国合作。中国首先要同美国合作，但同时也同英苏法合作。因此，我们拥护三国公告，反对任何国家以武力来帮助内战，独占中国。”

“英国也有责任根据三国公告，提醒美国不要执行错误的政策，违背三国公告。我觉得香港政府比国民党政府要贤明自由得多。无论就经济、文化或商业而言，我们都愿意同所有的盟国平等合作。”

虽然这是华仑格和周恩来的初次会见，但是周恩来渊博的知识、深刻地判断给华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对中共的立场也深表同情。

不久，周恩来又会见纽约《先锋论坛报》记者斯蒂尔，并强调指出：到6月30日所以不能签订协议，在于国民党不仅要我们退，他们还要进。美国政府给国民党的军援，使中国无法获得和平与民主。我们并不反对美国人，但反对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

7月7日，中共中央为纪念“七七”九周年通过《解放日报》和延安广播电台对外发表宣言，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助长我国内战，停止武装干涉，停止派遣军事顾问团，立即撤走一切在华美军。呼吁国民党停止冲突，重开政协会议，实行政协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打败中外反动派，实现独立、和平与民主。周恩来以南京局的名义电报指示重庆、武汉、香港等地党组织及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的委员：广泛宣传中央“七七”宣言，对美施加压力。

7月9日，初夏的南京刚下过一场雷阵雨。

梅园新村17号的院落里，摆放着一张覆盖白色台布的小方桌，看起来随意，却是精心摆放的藤椅。

周恩来要在这里会见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裴。

抗日战争期间，中美苏英结成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后，美国学者开始重视对亚洲，特别是对中国的研究。由于中国是一个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战前长期军阀割据，列强逞凶，经济落后。战后重建，中国问题又是夹杂在美苏争霸漩涡之中。因此，许多美国学者不远万里，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周恩来知道，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所是美国研究亚太地区社会历史的重要民间学术团体，其研究成果将直接影响着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

上午9时许，裴裴挎着照相机带着一位助手走进梅园新村。

周恩来、董必武、廖承志等热情地把裴裴迎进来。

周恩来首先说：“欢迎裴教授来中共代表团访问，不知道这样环境你是否喜欢。”

“很好，南京是个迷人地方。这个小院也很美，这种环境使人很自在。”裴教授高兴地说。裴裴教授首先困惑地说：“最近，我看到了中共毛泽东先生关于纪念七七事件的声明，对声明中提出的反内战、反独裁，对中共要走和平、民主建国道路，我深表同情。我想问，中国和平、民主的阻碍在哪里？国民政府蒋介石先生能控制或左右和平、民主吗？”

周恩来简单扼要地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民主建国的一贯主张，以及国共两党和平谈判的局势及面临的困难。在介绍到蒋介石的独裁体制时，他说：“国民党的最后决定权是操纵在蒋介石的手中，但蒋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受他下面各集团影响的。每一个集团都在他之下，都非操有全部的权利。这权利是分割的，如党务操在CC的手中，财务操在宋子文、孔祥熙的手中，军事操在黄埔系的手中，行政方面则政学系手中。每个集团都对蒋有影响，其中又以掌军事、党务的两个集团权利最大，影响最深。军事方面高级将领都是主张打的，因为如果一整编，他们便失去了权势。党务方面的人士也只是想如何同中共作对，想一党专政对他们的各种便利，如果中共可以在国民党区域中有自由，这是他们怕极了的事，这是一个极复杂的斗争。过去蒋被迫签订政协决议，但随即又反悔了……他们每次进一步便总要退二步。”

战后世界格局的变化，使包括裴裴教授在内的相当一部份美国人担心中共会受苏联政策的影响，蜕变为苏联的附属国。针对这种认识，周恩来说：“关键在于中国不要置身于一个国家的影响之下，以致成为一国的工具。中国应起把同盟国综合起来的作用，至少中国要成为美苏合作的桥梁。美苏关系的不好，常影响到中国的内政，这是事实。但从中国的立场看，并非没有办法可以自处了。如果国民党的政府是聪明的话，它应该自动地负起桥梁作用，不要甘心地做一国的工具。或者如果中国的国民政府按照政协那样去改组成联合政府了（按照政协那样去做），与一切盟国都保持友好关系，则中国不致完全受一国的影响不能自拔，而且可以反过来积极影响国际间的合作。”

针对裴裴地的担心，周恩来又说：“在中国，今天有两种恐惧。一种恐惧是，怕中共的政策受苏联左右，但另一方面在中国人民之中却有一种更大的恐惧，这便是怕国民党对美关系上的那种无批判地接受的政策。这种政策并非站在本国的立场，仅是完全适应美国的要求而已。中国人民的这种恐惧心是很大的，因事实上这将使中国成为依赖美国的殖民地。”

周恩来说到中国人民更大的恐惧来自美国，在裴裴看来是第一次听到，他有点吃惊地请周恩来详尽谈谈。

周恩来联想到民主人士乃至中共代表团的一些青年人，对美国也存在的片面看法，就展开来说道：“目前，美国在运输力、资源、技术水准等方面都握有绝对的优势。有了这种优势，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必然要向外发展。……中美之间经济的差别是很大的，一个是已经发展到能生产原子弹的经济，而另一个却还是停留在封建基础上的经济。你到过上海便可知道，几乎一切都已经美国化了。美国在上海简直可说是旁若无人。这样不仅使苏联怕，就是英、法也不能不怕。加之，美国在军事上在中国已建立了海空军的基地并驻有军队，又训练了中国的军队，控制了中国的交通，而且借款给这个‘坏政府’。这样的一幅图画必然使爱国主义者都预见到中国将是一个殖民地的前途。”

周恩来列举了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美国学者拉蒂摩尔等美国知名人士对中国以及中共的认识，来说明健康的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农业改革、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他说：“中国如果成了富强的国家，美国才能向中国大量地输出，大量地销售美国的物资，对于美国经济的发展只有好处，而无坏影响。美国对中国不应再采用19世纪的办法，相反的，中国需要大量的工程技术，这些都是美国可以帮助的。中国富强了，美国便可以更为富强。因此，我以为中美的关系是有出路的。这样并不会把中国变成社会主义，相反的是中国仍然属于资本主义，仍然是自由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制度，这对于美国毫无可怕之处。”裴裴睁大了眼睛，细心地体味着博学多才而又谦逊的周恩来的谈话。他压根就没想到面前的这位共产党代表竟有如此渊博的世界历史知识。两个人的谈话，很快由充满敌意转变为友好愉悦的气氛中进行。

“对于美国政策的不好的部分，我们要尖锐地批评，何况我们对于自己的不好的事情，都还可以公开批评得体无完肤。其目的，即在于使美国的民主人士和美国政府觉悟。片面地、无条件地帮助国民党是鼓励国民党内战。这种政策应该修正。因为这样不能使中国民主统一，这样的政策目的只能是使国民党成为美国的工具。”

时间不知不觉地流逝，天色将晚。

周恩来打住谈话，坚定地对裴裴教授说：中共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因此它的政策目标只能是如何把中国领到独立民主自由的路上去，而不能是把中国领到与美国对立的路上去，如果这样做便是糊涂。我们的做法不同于国民党的无头脑的政策和手段。

裴裴教授十分感谢周恩来接受访问，访问使裴裴和他的助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晚上，民盟政协代表担心延安的“七七”宣言会增加国共双方会谈困难特地赶来与周恩来交谈。

由于常客，钱之光就招呼梁漱溟、沈钧儒、罗隆基等人随意地坐在周恩来的小会议室里。

没有多少客套话，大家就七嘴八舌地先谈论开来。

“贵客光临，蓬荜增辉呵！”周恩来草草吃了两口饭，擦了一把脸走进来说。

梁漱溟摇着扇子说：“大家都很关心谈判的进展，一时无事就跑来了。”

“昨天，我们到参政会听邵力子说协议很快可以签字了？”沈钧儒关切地问。

“恐怕不会那么简单吧？”周恩来把五人会议最近休会及争论的焦点扼要地向几位作了说明，并说：“中共一再让步，蒋委员长得寸进尺，他们想把中共逼上绝路呵。”

罗隆基说：“前两日，走访了马歇尔，看到马大帅最近也很憔悴。中共的‘七七’声明对他很刺激。”

周恩来解释说：中共对美国的态度没有变化，也是一致的。对于美国是既要合作，又要批评其政策中不对之处，这样的态度才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无保留意见地依赖美国。他又说：抗战末期，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时候，罗斯福总统和史迪威将军是采取平行援助的政策的，他要帮助中国两方面的武力来打日本，使中国达成民主。我们帮助他执行了这种政策，并且是作出了努力。这是有目共睹的！

“美国人现在得罪不起呵。”沈钧儒不无焦虑地说。

“我们对于停战、恢复交通、整军三问题基本上都接受了马歇尔将军的建议。从三人会议到各地的执行小组，我们都愿意美国人来参加，甚至愿给美国人较多的权利。当然，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同意给美国人最后决定权，我们允许美国的记者到没有严重冲突的地方去。对于美国在华的传教士我们也欢迎，也未曾予以阻挠。因此，几乎可以说我们总是和美国合作的，未曾予以拒绝。但我也不能对美国的政策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我们批评美国政策的不好的部分，其目的即在于使美国的民主人士和美国政府觉悟。”

会晤，使民盟朋友对中共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