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日晚，国共两党的代表在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举行了第一次“五人会议”。

国防部设在黄埔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内，由原军事委员会和军政部等改组而来，成立于当年6月。国防部在组织系统上隶属于行政院，现任国防部长白崇禧承行政院长之命掌管军政事宜，参谋总长陈诚承国民政府主席之令掌管军令事宜。

作为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的陈诚，在他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事项，就是组织了50多万的兵力向中原、苏皖解放区进攻。

在国共两党的交往史上，陈诚作为中共将领的一名宿敌，深深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是，他与中共的领导人之间，也曾有过许多和平礼貌的交往。

抗战前期，他以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的身份，同周恩来合作共事两年半时间。

抗战胜利后，在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他曾与毛泽东同桌共宴，摄影留念，并以蒋介石代表的身份，到机场为毛泽东送行。出席今天会议的除陈诚、周恩来和董必武外，还有王世杰、邵力子。

陈诚一身戎装，主持了今天的会议。

会谈首先围绕蒋介石要中共退出苏北、安东、胶济线和承德以南地区等几个地方政权的政治问题展开。王世杰说得比较多，除谈到苏北、安东、承德问题以外，又提到铁路、接收和热河南部的问题，但说得含糊其词不清不楚。

王世杰1891年生，湖北崇阳人，字雪艇。幼读私塾，曾参加辛亥革命，1938年1月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兼政治指导委员06月，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等职，坚持执行亲英美、反苏反共政策。王世杰是国民政府的首位立法委员，又是一个醉心政党政治的学术权威，主张政党政治，他一直认为中共问题应该政治解决。虽然他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但他发表的文告中，从未使用过“共匪”字样，在私人谈话中对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都称“先生”。同样，他不主张消灭“异党”，强调以“选票”而不是武力解决问题，鼓吹“军队国家化”。

短胖身材，圆圆的面孔，学者气息浓厚，架着一幅黑边眼镜的王世杰解释最多的还是要中共让出苏北及其他几地，他说：“政府在东北对接收主权问题已经让步了，承认了中共在黑龙江、兴安岭、嫩江的地位，所以中共理应把苏北和其他几地移交政府。”

周恩来说：接收问题已经过去，东北问题发展的经过，也是按政协的原则解决的。苏北问题也应该，或者说只能按政协的办法求一解决，不能简单地让中共把2000多万人口及解放区政权交给国民党。

与王世杰差不多身材，浙江口音很重的邵力子说：“我们承认，如照政协决议，当时即应改组政府，一气呵成，情形要好得多。不幸，当时未改组政府，以致局势变坏彼此更不信任了。现在只有你们在这方面让步，才能解决目前的苏北问题。”

邵力子1882年出生，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1921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黄埔军校秘书长。中共原本让他去做蒋介石的工作，但他却被蒋介石拉去，于1925年退出共产党。1927年后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甘肃省、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驻苏联大使等职，现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

王世杰说：“我想，既然坐下来谈判就要互相理解，我承认现在要中共退出这些地区是有些困难，但是，政府的困难更多，中共要体谅政府的困难。”

陈诚言不由衷地说：“作为参谋总长，我特别表示不主战而主和。但要照顾全国军队，为他们的困难着想。二月整军方案签定时，政府军的困难比中共多，现在则中共军的困难比政府军多。整军问题，政府并非不替中共着想，但问题最好弄得简单些。先弄好了苏北的事，其他就好谈了。”又以不无威胁的口气对周恩来说：“你和蒋见面后，蒋叫我们去吃饭，他要我们在与你谈话时一定要讲清政府方面的困难。他觉得能经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问题，不打仗最好。”

周恩来当即表示：“我十分怀疑政府一面谈，一面又要用武力夺取这些地方。如在李先念将军的中原地区，行动的目的很清楚，既要消灭我部队，又要占领我地方。”周又说：汤恩伯占了苏北的东台黄桥镇，而且这一消息是昨天国民党报登的。据我所知这些是准备更大进攻的布置。在陇海线上，来了战车队，由徐州向东海前进。更大的战事是在胶济线。前天政府第八军从潍县向西攻，占了青州、昌乐两个城，济南政府军又从西向东攻，占领了很大的明水车站和东边章丘和另一个地方。

陈诚说：“据我所知，在湖北你们只有3万人，要消灭很容易，但我并未下这样的命令，反而听到你们到了铁路车站附近占了一个火车站的消息。”

董必武插说：“过去谈判中政府说要长春，以后又要哈尔滨，现在又把关内牵连在内，又扯到行政问题。”他又问道，你们在休战问题上一次又一次提出许多问题，解决了一个问题同时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来，是否政府有意把问题弄复杂？王世杰未回答。

陈诚则说：“我们要求很简单，仅提到苏北。”

邵力子说：“我们希望能在‘七七’前把所有的事情都解决，给公众一个好印象。”

三位的发言均未提及全面停战的时间表，周恩来明显地感觉到国民党政府对谈判根本没有诚意。

时间不知不觉的过去，已近深夜。

周恩来说：“我看今天是谈不完的，明天可以继续谈。不过请你们把一切要求都提出。”他希望知道政府到底要些什么，不能一个个地提。他说，一我要知道你们全部的要求。二是要集中时间把已知发生问题的地点和事情解决好，否则，事情闹大了，军事解决，就不必谈了。我提议，如果真要解决问题，最好请你们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方法，在商谈期间使冲突不致再扩大。

第二天，五人会议休会，周恩来又来到马歇尔公馆。

马歇尔最近为调解国共和谈，伤透脑筋，身疲心懒，他对来访的梁漱溟说：“周恩来是我碰到的最利害的谈判家。”

坐下来后，周恩来坦率地把昨天五人会议的情况向马歇尔作了详细的介绍。

周恩来知道，马歇尔已有退出调停的意思，但同时，他又知道，就马歇尔的个性和履历来看，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主动退出的。从现在来说，还有可能通过他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在介绍了昨日五人会议的会谈情况后，周恩来重点讲了政府代表对这次会议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且政府军在各地扩大了军事行动。他说：关于东北问题，自白鲁德上校等努力后，情况要好一些，但关内更严重起来了。我认为，在召开五人会议的同时，三人会议也要积极准备，争取使东北停战、恢复交通和关内停止冲突的命令早些发出，好让大家放心。周恩来同时指出，政府虽然发表了声明，但声明的话可有各种的解释。可说停，也可说不停，休战可说是长期的，也可说是有限期的，也可作为政府发动进攻的借口，如“自卫”、“维持社会秩序”、‘恢复交通’等，特别是用“抵抗”、“驱除”等字眼，就可以以此把中共“驱除”到无限的程度。

见马歇尔在沉思，周恩来又说：可以预料，五人会议的商谈不会得出结果。我想，政府军已作好扩大内战的准备，以至发生了政府军在陇海和津浦线的行动。我们的行动绝对不超过报复，而政府的行动实际已超过了报复。但不管如何，我将尽我的力量和他们谈，希望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据我所知，山东的冲突似乎是中共首先挑起的。”马歇尔半天搭一句腔说。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讨论冲突起自何方，也不是讨论一地二地，而是整个的局面。政府照预定的计划在打通胶济线，这是大的动作。因为原来很多地方也并不在政府手中，本在我们手里。政府新的计划，还在发展中，不仅在胶济线，而且在湖北、同蒲、苏北、陇海等处。”

争论没有再继续下去。最后，周恩来对在马歇尔的干预并提供3艘舰艇的情况下，使2500多名东江纵队含珠江纵队、韩江纵队中共抗日武装在6月30日于广东大鹏湾分乘美军登陆舰起程，顺利抵达山东烟台一事表示感谢。

按照国共“双十协定”，我党在华南的抗日武装应在国共和谈期间，分期分批从华南撤退至华北、东北解放区，而国民党政府妄图就地消灭我遍布在华南地区的抗日游击部队，在安排撤退中拒不承认韩江纵队及华南的游击部队。5月11日，周恩来电示香港中共广东区党委副书记梁广，要韩江纵队迅速南下，与东江纵队会合。指示香港要疏散的干部，一部分可到南洋，一部分可到上海、苏北等地。5月20日，又派出中共代表廖承志、方方、曾生、尹林平，在广州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50天的谈判，最后终于达成广东中共武装人员北撤山东的具体协议。东江纵队抵达烟台后，编人华东军区，后编入第四野战军序列，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聚歼阴谋。

五人会议的谈判尚没有结果，又传出国民党决定召开“国民大会”的消息。7月3日，国民党方面未与中共及其他民主党派商量，即由国防最高委员会单方面宣布11月12日召开国大。

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和通过国家宪法是1946年1月31日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的五项决议之一。当时通过的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中明确记载：“第一次国民大会之召集方法由政治协商会议协议之”，“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由国民党政府单方面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显然不符合政协决议。因而，当然遭到包括中共代表团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坚决反对。

在7月6日召开的五人小组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对此表示了坚决反对，并提议立即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商讨补救事宜。

但是，周恩来的良好愿望遭到政府代表拒绝。

自7月2日至7月6日，五人小组会议结束了它的短暂的使命，自此以后没有再续会。

国共谈判又陷入僵局。

周恩来在会见马歇尔时指出：国民党方面未经商量，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大，违反了政协协议，完全是分裂态度。同时，建议他督促国民党政府立即召开政协综合小组会议，商讨补救事宜。然而，坚持独裁、内战立场的国民党政府对此建议，根本不予理睬。

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所及时提供的大量准确情报和建议，于7月2日致电各解放区：照原定计划，加紧准备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同时，对执行部及小组工作，仍取积极态度，适应边打边谈之情况。

6日，中共中央又向各解放区发出了“对国民党的态度是，彼打我打，彼停我停”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