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危急关头:为和平而呼号 四、董必武上海之行

南京开往上海的夜班快客,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带着沉重的露水徐徐开进上海车站。车停稳后,董必武一行4人缓缓走下车厢,在站台上,董必武深情地停顿了一会,环顾四周说:“上海,已经快20年没来了。”

董必武1886年出生,原名董贤琮,号壁伍。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01903年赴黄州府应试,中秀才。1905年从武昌普通中学堂毕业后,任黄洲中学堂英文教员。1911年10月参加辛亥革命,并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1913年,参加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人东京大学攻读法律。1920年六七月份发起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参加组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派驻在湖北省,负责指导党务。大革命失败后,转道日本人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32年回国,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大学干部队政委。1933年2月,当选为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委员、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最高法院院长。1935年长征抵达陕北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代主席。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民运部长,负责群众和统战工作。1938年10月,率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部分人员前往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书记,统战委员会主任等职。

片刻,中共代表团驻上海办事处的2位同志急匆匆地迎了上来。

汽车行驶在上海的马路上,坐在董老身旁的范长江关切地问:“董老,你一夜连瞌睡也没打,累不累?”

董老笑着说:“还好,年纪大了,瞌睡自然也就少了。”

是啊,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内战一触即发,和平危在旦夕。董必武此次上海之行的任务就是要使中共代表团在上海立住脚根,冲破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封锁,同时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具体了解上海和平请愿代表团赴京请愿事宜。因为周恩来近日太忙,实在分不开身。

上海马思路107号(现为73号),是一幢坐北朝南的西班牙建筑风格的楼房。楼房为一底三层,原为日伪义品洋行的资产,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中央党部接收,国民党要员黄天霞使用,国民党还都南京后,黄举家迁往南京。中共代表团外事工委通过龚澎的妹婿徐畹球(汤恩伯的秘书)花了10多根金条买了下来。开始作为《新华日报》社上海筹备处工作人员的宿舍,后作为南京局上海工委机关所在地。上海工委书记华岗、副书记刘少文以及许涤新、章汉夫和一些工委委员就住在这里。

楼房南面有一个篮球场大小的独立花园,隔花园与京剧大家梅兰芳公馆相望。自中共代表团的先遣人员住在这里后,除面向梅公馆的这一面外,其它三面,都被国民党的特务眼睛盯上了。这里,过去是法租界,是很安静的高级住宅区,没有店铺,更没有叫卖的小摊小贩。可自从代表团一住进,门前突然热闹起来。马路对面还有个从不见人光顾的皮鞋修理摊。一些拉三轮的,装腔作势地候在门口。卖香烟的小贩,剃头挑子,也总在门前晃来晃去。一眼就看出是些蹩脚的“演员”。周围好几家房子,也被特务机关强行“租”下供作监视点。对面的上海妇孺医院,上海警察局黄埔分局设立了秘密监视据点,派出专人每天详细上报情况。正对门的一间屋内,还设有摄影机,可以拍下进出周公馆每一个人的形象。

周公馆靠北的楼上住着陈家康、徐克立夫妇。窗外下面是一条僻静的小巷。从市区归来,首先看到的是徐家康房间的窗台。为了安全,在这个窗台上,摆着一盆菊花作信号。每当有敌特或地痞流氓来捣乱时,就把花盆撤掉。

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是反动黑暗势力的大本营,也是我党开展外事工作、统战工作、社会工作、宣传工作、文化工作等方面工作的重要基地。

中共代表团到南京的第二天,周恩来就委派陆定一持周恩来亲笔信由南京专程赴沪,与公开身份为新华日报总编辑的章汉夫找上海市长钱大钧要求批准《新华日报》在沪出版,以及提供房屋,设立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事宜。均遭到国民党上海当局的“婉言拒绝”。

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上海工委的同志们毫不退缩,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对民主人士、国民党中上层的统战工作,宣传我党的主张,揭露国民党破坏政协、破坏民主的罪恶行径。

滴滴滴……

汽车驶进思南路。董必武神态怡然地走下汽车,立即被同志们团团围住。自重庆分手,才短短1个多月,同志们像许久不见一样。这毕竟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相逢呵!董必武深切理解大家的心情,亲热地与大家一一握手问好,在小客厅,董老拉着一个青年战士的手,一道坐下来,询问工作、学习和生活。华岗关切地对董老说:“下午开会,我们再详细汇报,您先休息一会吧。”

中等身材,略偏瘦的华岗,1905年出生,原名少峰,浙江衢县人。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时,任宁波学生联合会代表,后任共青团宁波地委宣传部长、南京地委书记、上海沪西区委书记、江浙两省联合省委宣传部长、浙江省委书记。1927年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顺直省委书记。1928年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和团的五大。在团的五大上被选为团中央委员,并任宣传部长。

“不要紧,在火车上我已睡了好几个小时,还是准备开会吧。”董老环顾左右猛然发现章汉夫、潘梓年不在场,问道:“汉夫、梓年怎么不见?”

华岗气愤地说:“国民党不准我们出版《群众》杂志,他俩被黄埔警察分局‘请’去了!”

“这里的火药味也很浓嘛。”董必武冷静地点点头。

待同志们坐定下来,董老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南京谈判的形势和局势的发展,他说:“东北休战期满,蒋介石已做好了大打的准备,全面内战看来不可避免。从现在起,同志们在思想上都要做好准备。最近,中共中央来电认为,必须全力以赴地动员群众投入反内战、反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使人民逐步认清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本质。”董老望着大家严肃起来的神隋,加重语气说:“毛主席来电说,内战即使避免不了,我们也要通过群众工作,推迟它的爆发时间,从而,教育群众,教育人民,认清国民党的反动面目。”

董必武喝了警卫员递过来的茶,又接着说:“南京局慎重地研究了华岗同志提出组建上海和平请愿团的建议,认为利用目前上海高涨的爱国民主力量,适时开展一次爱国民主运动,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是可行的。恩来同志强调,在群众热情高涨的时候,必须注意不要提过‘左’的口号,要与地下党的同志密切配合。”

华岗同志激动地说:“请董老放心,保证完成任务。还要报告一个好消息,在上海地下组织的努力下,今天上海全市大、中学校将要成立上海市学生争取和平联合会!”

“上海各学校的反内战热情可高了,参加会议的学校预计能超过百所!”一个同志抢着说。

“像一把干柴,一点即着。”又一个同志接着说。

“这也说明,抗战胜利后,和平、民主已成为社会的主流,党的七大确立的建立和平、民主、独立、富强的新中国的口号已经被人民所接受,党中央关于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政策是十分正确的。”董必武高兴地说。

正在这时,章汉夫、潘梓年一路小跑地来到客厅。章汉夫说:“我们真担心国民党特务会在途中对你下毒手,这帮反动派现在连遮羞布也顾不得要了!”

董必武十分愤慨地说:“什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全是愚弄人们的幌子!国民党的本质决定了他们是不会轻易放松舆论阵地的。”他捋了捋胡子,鄙视地又说:“舆论阵地我们也一定要争,要善于利用他们目前还不敢公开宣布谈判破裂的心理。”当华岗、章汉夫等同志汇报到与国民党上海当局多次交涉设立中共代表团上海办事机构均遭拒绝后,大家沉默下来。董老站起身说:“我们在这里已经有了立足之地,既成事实,至于他们同意不同意,是另一回事。”

董必武边说边踱到窗前,问道:“对面那幢漂亮的小楼是谁的房子?”

“是梅公馆,梅兰芳公馆。前几天,我遇到梅先生,他还间什么时间董老、周恩来到上海,要请周副主席看戏呢。”章汉夫忙说。

华岗接着说:“我这两天与办事处的同志琢磨,这里干脆也以‘周公馆’的名称对外公开。请董老决定。”

“好主意,公开的称呼还是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对内仍是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员会,对国民党当局就说是周公馆,周副主席的私人公馆,这样国民党当局也没办法了。”董必武坚定地说。

午后,经上海工委事先联系,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常务理事马叙伦先生前来与董必武会晤。

马叙伦1885年出生,字夷初,浙江杭县人。前代理教育部长、原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建人,当时为民主建国会中央理事。6月8日,马叙伦、陶行知等164人曾致函蒋介石,情真意切地呼吁停止内战。周恩来收到的当天,就以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的名义给马叙伦、陶行知回了一封信:“……中国政事之败,民生之困,于今已达极点,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之好战分子,犹然恃美国武装之资助,全面进行反共之内战,设使此辈得逞,则域内势成糜烂,是以敝党于国内一切冲突夙主无条件停止,盖惟有停止国内武装冲突,民主团结方有途径可循,谈判以来即坚持此旨,以此之故,卒在广大人民群众之呼吁与马歇尔将军努力之下,获得东北停战十五日之结果……尚祈诸先生再接再厉,制止内战,挽国运于阽危,张民主之大纛……”

董必武代表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向马叙伦教授转达了敬意,表明我党在谈判中的立场,并商谈了马先生带队代表上海各界赴京请愿的策略和细节,以免国民党从中破坏。

傍晚,天空忽然淅淅沥沥地下起了细雨。华岗、许涤新原定陪董老参加一个“双周聚餐会”,此刻,犹豫起来。双周聚餐会是上海工委为广泛联系各界名流开展统战工作而创造的一种特殊形式。聚餐会的时间、地点、出席对象都没有严格的规定。大多数是以请客吃饭为名,组织统战对象畅所欲言,共同探讨大家关心的问题,交换认识。因而,这种形式深受大家的欢迎。

看到华岗、许涤新犹豫不决的神情,董老爽朗地甩甩自己的胳膊笑着说:“别为我这个老头子担心,各部位运转正常,说不定还比你强呢!”

华岗与许涤新相视而笑。“好,回来咱俩比个手腕!”许涤新说。

不一会儿,轿车在赵主教路(今五原路)包达三寓所停下。

包达三是上海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兼信仪地产公司总经理,在上海工商界颇有一些声望。由于上海工委和上海地下党的多次工作,包达三对蒋介石破坏民主和独裁统治一再表示不满。这些聚餐会就在他家举行。今天,包先生分外精神,身着一袭白色西服,深蓝领带。听见汽车的鸣笛,急忙迎出门外。许涤新正要引见,包达三眼尖口快地拱手抱拳:“董先生驾到,有失远迎,失敬,失敬!”

客厅里正在闲谈的客人,听说董必武光临,顿时离坐迎接。包达三带着浓厚的浙江口音,忙不迭地将在座的客人一一向董必武作了介绍。

虽然是家庭形式的聚餐会,天气也不大好。但是,由于国共南京谈判的消息时好时坏,使人们心头始终蒙上一层阴影。工商界的人士都比较关心政局的变化,因而,今天还到了不少知名人士。浙江兴业银行董事长、四明医院董事长、蒋介石的拜把兄弟蒉延芳夫妇,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科药厂董事长盛丕华夫妇等都应约而来。

由于党的秘密工作原则,周恩来多次强调不允许上海地下党与周公馆发生横的关系。因而,今天,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刘晓也以上海金笔厂董事身份参加了聚餐会,借机与董必武、华岗会晤。

尚未坐定,一个青年实业家就迫不及待地发问:“董先生刚从南京来,能否透露点谈判内幕。”

董必武笑着说:“谈判的进展,想必诸位已从报上见到了不少。至于内幕嘛,我想重申,中共的态度是明确的、坚定的,也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那就是,无条件停战,以政治方式解决政治问题。可是,国民政府自恃有美国大老板撑腰,始终不肯放弃武力压服中共。以致在谈判中,国方不断地提出新的条件,屡屡使谈判陷入僵局。”

董必武打开了话匣子。从重庆政协会议,谈到1月停战令的颁布,从中原调停,谈到东北、苏北的局势,列举了一个个事实,说明中共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一再做出了让步,以谋求和平的实现。并强调指出,蒋介石宣布的所谓东北停战15天,是在调整计划进行新的打击,是扰乱人们视线的骗局。董必武语重心长地说:“诸位致力于实业救国,追求民主,和平民主建国愿望的实现,还望各位先生鼎立相助。”

“董先生言重了,我们这些生意人,对政治问题向来不敢妄加评论,更有何能之有?”一位操着闽南口音的长者谦恭地说。

华岗见在座的客人大多被董必武的侃侃而谈所吸引,即向刘晓座位移去,闲谈几句后,轻轻向他传达了南京局和周恩来的指示,商量起工作来。

“听说国军在东北节节胜利,张家口、哈尔滨指日可待……请问,此话是否属实?”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咄咄逼人问道。

“是国军胜利,还是共军不支,我不想多说。但是,诸位知道,从1927年开始的10年内战中,国民党的报纸连篇累牍地说共产党被剿灭了,口口声称共匪流窜了。到抗战爆发,共产党是被剿灭了,还是强大了,有目共睹。8年抗战中,共产党与国民党有合作也有磨擦,先后又较量近10年,共产党是失败还是胜利,是强大了还是软弱了,大家心里自然也明白。”董必武说到这里,激动起来,他又说:“中共方面非常感谢各方面人民群众对我们的关心,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共十分理解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华民族要尽快结束战争,维护去年10月我党毛泽东主席与蒋委员长共同签定的政协决议和今年1月达成的停战协议。”

“贵党提倡民主,主张无条件停战,鄙人十分赞成。但有消息说,贵党在苏北一带对父老乡亲采取极端措施,对殷实富裕之户进行斗争清算,此间议论甚多呵。”蒉延芳笑着说。“实现‘耕者有其田’是孙先生的遗训,也是国共两党及其他党派在政协会议共同制定的决议,敝党在苏北民选政府率先实施,应该说是按照‘三民主义’的宗旨,遵循政协协议光明正大的举措。究竟执行的如何,建议各位不妨抽空去实地看一看,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但有见教,欢迎惠赐,敝人可以转呈党中央。”

“谈判艰难,和平前景更难预测呵!”盛丕华先生搓搓手,感慨万分地说。

“只有不讲价钱,无条件停战,实施政协协议,才能奠定长期和平的基础。”许涤新语调坚定地说。

“诸位请入座,边吃边聊,”包达三殷勤地邀请大家入席。蒉延芳是浙江实业界知名人士,民主意识比较强,又与曾蒋介石拜过把兄弟,席间,刘晓对蒉延芳说:“争取国共和平解决政治问题乃国家幸事,也是我们实业界的幸事,蒉先生应该当仁不让,代表上海各界人民呼吁和平。”

“我资格不够,很少过问政事。”

刘晓说:“蒉先生与蒋委员长是宁波老乡,又是把兄弟,如能促成此事,乃是兴国之功呵!”

华岗见时机成熟,用手碰碰包达三说:“主人该发表高见了!”

还是包达三直爽,他举杯说:“为和平建国,先干了这杯再说。”一仰脖子,他先干了一杯,检查完各位客人的酒杯后又说:“国民党不能不讲信用,中国没有共产党不行,凡有爱国之心的人,都不主张内战,我可以为此牺牲一切!”

“包先生如此豪爽,必武感动之至,来,为了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我们再共同干一杯。”董必武站起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