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李济深的联络员高兴亚与中共代表团的秘密安排，周恩来与冯玉祥、李济深约好下午在新街口的一家酒楼会晤。为防被琐事缠身，也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的跟踪，周恩来和邓颖超早早地就离开了梅园新村。

在新街口一家冷饮店，周恩来刚点了一份冷饮。突然，邻座的一位身穿国民党空军服装的年轻人走过来：“周先生，您好！”周恩来连忙客气地起身让座。

原来，这位青年叫林雨水，是菲律宾华侨，早年留学美国，曾就读于美国航空西点军校，抗战期间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先后参加89次空战，打下过5架日本飞机，多次重创敌机。

林雨水兴奋地说：“我们久仰周先生大名，不想今天在这里又见到了您，我们感到万分荣幸。”

邓颖超不解地问周恩来什么时候认识林雨水的，周恩来回答：“我曾坐过他们的飞机！”这句话让林雨水心头一热，他不禁回想起周恩来每次乘飞机后都会和蔼可亲地向机组人员问候。而这样的事，在国民党的军官中是从未有过的。

林雨水气愤地说：“我们都是归国华侨，回国是参加抗战打日本的，现在日本人被打败了，可是国民党又要打内战，我们不愿意自相残杀。”

周恩来点点头，高兴地说：“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很爱国，我们解放区有许多像你们这样的爱国青年。”周恩来侃侃而谈，从国际形势讲到国内，从眼前讲到将来，分析精辟，高瞻远瞩，使林雨水胸中的反战爱国之情汹涌澎湃。

周恩来讲到祖国的前途、人民的利益，一字字，一句句，情真意切，使林雨水感到越听眼睛越亮堂，心中的疑惑豁然开朗。

周恩来说：“为了实现我们国家的和平民主，我们正在与国民党进行谈判。”

林雨水说：“我们决不打内战，迫切希望国共谈判成功，万一谈判破裂打起内战，我们就离开国民党空军！”

周恩来感动地说：“你这个人很进步，希望你们有机会到解放区去看一看。”

临别，林雨水和与他同来五位飞行员很想请周恩来签名留念，可是身上没有带笔记本，于是掏出五张全新的印有孙中山肖像的500元一张的法币请求签名，周恩来欣然应允，掏出一支国产新华牌黑色自来水笔，在5张法币上一一写下了“周恩来”三个字。

周恩来亲切地与他们握手，又一次热诚地说：“欢迎你们到解放区去。”

五位飞行员拿着法币恋恋不舍离开了冷饮店。值得一提的是，就是这次偶遇，使林雨水一直牢记周恩来的教诲，珍藏着那张法币，使他和许多青年在全面内战不久毅然脱下了军装。后来，他到香港当了一名民航飞行员，并在1949年11月9日在香港参加了著名的“两航”起义，毅然决然地带着家属冒着生命危险回到祖国的怀抱。

大三元是南京久负盛名的老字号酒楼兼茶社。这里的水煮干丝、七色汤团、鸭血粉丝、老卤茶干、金勾豆腐脑、猫耳朵水饺等茶点，有“金陵八绝”之称。

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到这家酒楼的包间时，冯玉祥、李济深已经坐好一会了。

周恩来与李济深和冯玉祥是老朋友了，在重庆时他们曾多次见面交换对时局的看法。1941年，在重庆参加冯玉祥60大寿的庆典时，周恩来生动概括了他的历史功绩：焕章先生60岁，中华民国30年。单就30年说先生的丰功伟绩，已举世闻名，自滦州起义起，中经反对帝制，讨伐张勋，推翻贿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直至张垣抗战，坚持御侮，在在表现先生的革命精神。

冯玉祥1882年出生于安徽巢县，字焕章，行伍出身，曾在北洋陆军任职。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发动北京政变，将所部改组为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经徐谦、李大钊介绍，依据孙中山联俄政策，邀请苏联顾问团帮助训练国民军，接受三民主义。1926年9月，当国民革命军攻抵武汉时，在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誓师，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加人中国国民党。1927年5月，在西安就任国民党第2集团军总司令，曾与蒋介石换牒盟誓，因年长蒋介石5岁被蒋称作大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赞成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独裁政治。1935年5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张家口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1936年到南京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7年2月，同宋庆龄何香凝等13人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第3、第6战区司令官，后被蒋介石撤职。抗战胜利后，继续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立场，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政策。这次，蒋介石找了一个很好的借口，为复兴中华，委派他率团出国考察水利建设事业。

冯玉祥在重庆时与李济深同住巴县中学，两人既是一二·八淞沪抗战时坚决反对蒋汪投降主义的同志，又是主张团结抗战到底的挚友。

李济深1886出生，原籍江苏，生于广西苍梧。字任潮。早年留学日本，北京陆军大学毕业。1920年任粤军第1师参谋长，代师长。1924年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党一大中央委员，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留守广州。1933年11月，联合国民党第19路军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失败后遭国民政府通缉，流亡香港。抗战爆发后，响应中共号召，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卖国政策。后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南办公厅主任等职。

刚坐下，身高马大，性格直率的冯玉祥就拿出一封信给周恩来看：“这是我昨天托俞大维转交给蒋介石的临别赠言，你瞧瞧！”

周恩来接信说：“焕章先生，还是这样快言快语。”

冯玉祥在信中说道：“言和平天经地义，如果和了，均有办法；打了，有至痛至惨的结局；和平为不二之计。希主席（指蒋介石）握得牢，立得稳，不可放松和动摇。”

周恩来不禁读出声：“只怕你那个委员长老弟，这次更不会听你的金玉良言了。”

“当说就说，听不听在他，说不说在我。”冯玉祥又说。

周恩来十分了解冯玉祥的直脾气，同时也知道正因为他不分场合的大讲团结抗日，大讲民主建国，甚至在蒋介石面前和国民党中常委会上也直言不讳地发表正义的讲话，得罪了蒋介石和国民党内的一大批右派势力，特别在校场口事件以后，陈立夫派了特务几次围攻冯在重庆的办事处，并给冯写了匿名恐吓信。冯的许多老部下和挚友都劝他早点出国才能保证安全。

坐在一旁的李济深慢条斯理地说：“蒋介石这次还是给他的金兰义兄一点面子，还加封了一个中华民国特派水利考察专使的头衔。我担心，蒋会很快后悔的，建议他趁蒋没来及后悔前，走的越快越好！而且，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有人在国外是最好的！”

周恩来点点头说：“对，冯将军如果能够在国外，把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的真相告诉国际友人也是对中国争取民主和平立下一大功。”

周恩来把国共谈判的进展情况作简单介绍，并不无担忧地说：“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蒋介石越发嚣张起来，全面内战一触即发。在这转折关头，还望2位老将军从国民党内部鼎立相助呵。”

李济深说：“周公月前的来信，辗转几回才收到。最近，我已在广东建立了民主促进会，高兴亚作为我联系旧部和各地民主力量的联系人，华北有鹿钟麟，西北是石敬亭，华北是李兴中，西南为高兴亚。我的老部下多数是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政策的，只是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下敢怒不敢言。”

冯玉祥也说：“西北军中，冯治安与我沾点亲，前几天他来看我时，我也和他说，要认准今后的方向。你们可以以我的名义再找他谈谈。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也不赞成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但顾虑家人的安全，这样的情况比较多，请周公给予考虑。”

谈话不知不觉2小时过去了，候在门外的副官何谦走进来，提醒周恩来汽车已在门前等候。

回到梅园新村，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多做西北军旧部冯治安等人的工作。又致电中共中央、叶剑英、罗瑞卿：请告徐冰，安排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的家属到张家口，使张克侠可以自由活动。

不久，国民党96军军长吴化文，通过李济深、章伯钧及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王寄一找到中共代表团，表明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政策，准备在适当的时机率部起义。周恩来表示欢迎吴站到人民一边来，并于是日电告陈毅，派人与吴化文联系。7月1日，陈毅与吴化文部秘密达成临时停战7点协议。

晚上，周恩来召集南京局留在南京的领导研究分析时局发展。为了应付日趋恶化的形势，会议决定由钱瑛同志尽快设法开辟通往解放区的交通线，有计划地组织撤退和疏散人员。同时，报告中共中央，拟在谈判时提出召开三人会议，宣布东北长期停战，协商恢复交通、整军复员及东北整军的具体补充办法，并请示对执行小组内美方代表有调查决定权问题做出让步，争取谈判有所转机。即日，得到中央同意。

根据南京局决定，钱瑛派王志、郭端正赴山东曹州，开辟通往冀鲁豫解放区交通线。7月19日至8月12日，南京局先后安排6批人员通过此交通线安全撤至解放区，这是后话了。

就在国共谈判进入关键的阶段，又一件中共不愿意看到，而使蒋介石坚定内战、反共立场的事情发生了。

6月1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将国务院已通过的《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方案》提交国会审议。17日，《中美处置租借物资协定》签订，美国将价值5170万美元的军用品交国民政府。这无疑是火上加油，为国共谈判的脆弱基础，带来一股浊流。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巨大军援，是中国内战的根本原因，中国人民必将反对到底。

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对局势发展的分析和判断，致电各解放区负责人：“观察近日形势，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6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毛泽东，以及周恩来高瞻远瞩、知微见著的卓越见解和立足准备大打、战胜敌人的必胜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