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局势的不断恶化，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人们无不担心东北战火向华北华中蔓延。

各地反内战，要和平的呼声也在不断高涨。

在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代表团驻渝办事处的宣传鼓动下，5月26日，重庆各界人士举行座谈会，发起和平签名运动。罗隆基等90人发表宣言，呼吁和平，指出中共军队既撤出长春，双方应立即停止军事冲突，一切问题由政治协商会议综合小组求取全盘合理解决。

5月27日，昆明13个人民团体及闻一多等98名文化界人士，致函美国会议员，呼吁和平，希望美国不要以贷款方式援助不民主的国民党政府。

当日，军调部中共军事顾问滕代远由延安取道北平来南京。下午，周恩来召集了南京局领导成员会议，听取滕代远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南京谈判的意见。

董必武、邓颖超、陆定一、李维汉等一起挤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为防止国民党特务的窃听，特地在办公室的外间将收音机的频率调到延安广播，声音开得很大。

滕代远首先介绍了各根据地反击国民党军队武装挑衅的情况，传达了中央关于积极准备应对内战危机，避免挑畔，拖延时间的方针，以及争取在国统区发起要求美国执行莫斯科三国会议决议的运动。

董必武说：“半年来，美国表面调停，实际援助蒋介石。莫斯科三国会议的有关决议被破坏无余，我们要通过各种必要的方式揭露这一不公正的做法，照会英美苏三国政府直至联合国安理会，以增加国际压力，促使制止中国内战。”

周恩来说：“逼美压蒋需从各方面进行。向三国或安理会控诉美助蒋内战需有步骤地进行。另一方面是进一步发动人民反对内战。”

“除在南京进行外，还应派人至沪动员各界人士。”陆定一说。

“内战已临全面化边缘，除非马歇尔给蒋介石压力或我军在战场上给蒋介石以决定性打击，恐难有挽救可能。”周恩来对滕代远说：“我们准备电请中央告各地，加紧准备，提高警觉，随时准备还击和大打。”

会议讨论得十分热烈，联系到马歇尔在商谈中的态度，大家一致认为：内战虽不可避免，但尚有缓和与推迟爆发的可能，我们的方针仍是避免挑畔，推迟战争爆发，积极准备反击。

李维汉正讲着话，童小鹏进来报告说：“民盟总部已迁到南京，黄炎培、沈钧儒等也将明天抵京。”

“好呵，明天我们一道去拜访一下。”

第二天，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齐燕铭等一起来到民盟总部——蓝家庄15号。

蓝家庄，坐落在南京国民党政府考试院对面，京市小铁路北侧的菜园地里。这是幢二层楼，围着楼房扎着一圈篱笆。民盟政协代表梁漱溟、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等正在忙碌着。周恩来一行的到来，使他们措手不及。

留着美公鬓，个头不高的沈钧儒1875年出生，字秉甫，号衡山，清光绪进士，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民主同盟中央常委。他先后参加过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曾任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浙江省临时政务委员兼秘书长、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执业律师。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12月领导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宣言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主要领导人之一。1936年11月与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一起被国民党反对派逮捕，抗日战争爆发后始出狱。出狱后，他不改初衷，组织平民法律扶助会，为被迫害的抗日军人家属及进步人士义务辩护。1941年，他倡议并参预组织了中国民主政团联盟，后代表民盟参加政协会议。

黄炎培1878年出生，江苏川沙（今上海市）人，字任之，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1905年加人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省议会议员，1915年赴美国考察。1917年在上海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理事长。次年创办中华职业学校。抗战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参与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7月访问延安。同年底，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

梁漱溟1893年出生，广西桂林人，原名焕鼎，字寿铭。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早年参加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佛学，1917年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讲印度哲学。1924年到山东自办教育，从事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后参与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并任其机关报《光明日报》社社长。

章伯钧1895年出生，安徽桐城人。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1920年毕业于武昌国立高等学院，任安徽宣城师范学校校长，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1926年10月，任武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宣传科科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兵农联合会主席。1928年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1930年与邓演达、谭平山等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后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代表、福建人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委员兼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失败后流亡日本。1935年回到香港，参与筹建中国国民党临时革命行动委员会后改名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担任主要负责人。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与救国会、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1941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

双方在客厅坐定下来后，周恩来对民盟从重庆顺利迁回表示祝贺，并对民盟的政协代表来京参与国事商讨表示欢迎，并简单扼要地介绍了近段时间与国民党及马歇尔会商的情况。座谈中，大家一致认为：苏联红军已经撤走，东北已无所谓主权接收问题，应立即停战。

次日，民盟5代表在会晤马歇尔后，致电蒋介石：请即刻返回进行南京和谈。

5月31日，陆定一向记者发表谈话：中共退出长春，本意在留有恢复谈判的余地，但得到国民党的答复是提出一连串的条件，中共已让步再三，让无可让了。

周恩来当天在接见记者时也发表谈话，提出不分关内外，不受时间限制，停止一切冲突，静候调处的主张。

6月3日，周恩来在会见马歇尔时，重申中共关于立即无条件停战，政治协商解决一切问题的主张。

黄炎培、沈钧儒等人也积极活动，奔走马歇尔公馆和国民政府代表处，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战。

就在蒋介石兴致勃勃地游览沈阳北陵时，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开来，一个中校参谋向杜聿明长官敬礼，递上手中皮夹子，杜聿明看过用眼角掠过身边的蒋介石，他合上夹子说：“待会儿办。”

蒋介石侧身过来问道：“光亭，是马歇尔来电？”他想大概是共产党答应他的条件了。

杜聿明胳膊夹着皮包，语塞一下说：“校长，是共军在辽南向鞍山、海城发动进攻。”

蒋介石接过文件夹看一眼，脸色苍白，方才游兴一扫而光了，半晌说：“回去吧。”

回到康宁街临时官邸，蒋介石立刻召见杜聿明商讨辽南战局。他知道辽南要是稳不住，丢掉鞍山、海城，沈阳、锦州都不会安定。他劈面问道：“我想共军是为了停战，向我逼进一步。第184师的潘朔端是不是太慌张了。”当然他心中有数，如果第184师在辽南顶不住，沈阳门户洞开，万一共军来个奇袭，沈阳没有精锐部队，会把他抓住的。

杜聿明沉住气说：“校长，184师是云南第60军的部队。”他没有深说，这是当年龙云的滇军。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以统一领导抗战为名，编为国民党第60军，开赴中原。龙云被蒋介石逼出云南下野后，兵权也不握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令由美国海军运送到葫芦岛，赴东北内战前线。第184师在新六军撤往四平街时，接替了鞍山、海城、大石桥、营口的防务，在中长铁路线上成了护路警，处在挨打的地位。军部电话线三天两头被东北民主联军割断。军长曾泽生有时很气闷，第60军在云南何等荣耀，曾经是龙云的支柱，现在成了国民党堵窟窿的部队了。这些情况杜聿明一清二楚，所以他当蒋介石的面旧话重提，非蒋嫡系部队，不能不防上一二。

蒋介石心里明白杜聿明的担心，但他认为第60军离家太远，又在他的重兵之下，不至于会出事的。于是说：“光亭，他们受共产党宣传不多，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第184师不敢轻举妄动。”

“共军在辽南摸着我们在该地区兵力薄弱这一环，是要搞一手的。”杜聿明是话中有话，因为在东北的兵力太少了，是顾南顾不了北，拆东墙补西墙，日夜奔波，兵疲将懒要打败仗。

蒋介石瞪大眼睛沉思一会，调来东北的7个军都是他的精锐之师，再多调，他的战线就没法铺展开了。于是说：“光亭，用则信，不用则弃。”

“形势紧张，万一援救不及，丢了鞍、海会影响全军士气。现在我已下令从北线，抽调第60军第182师两个团，新一军30师、38师、93军暂编20师迅速增援南满，由孙立人军长指挥，曾泽生军长随同第182师前往督战。”杜聿明特意强调由孙立人来指挥，这就是说要以新一军的两个师为主力。

蒋介石眉头一皱说：“余已允许孙立人休息3天，3天后再调他增援，相信不会出大事，如果真有围可解，也不算晚，应令第184师死守待援。”

杜聿明在心中叫苦说：“老头子，老糊涂了。”他有些委屈地说：“鞍山、海城如果出乱子，沈阳也将危急。”

“不要紧，第184师会守得住，给他们拍份余的手谕。”

杜聿明对蒋放纵孙立人，贻误战机，非常不满，但事已至此也无可奈何。他知道东北战场出了问题，首先蒋介石要拿他问罪。他见蒋介石在闭目养神，只好悄悄退出。出门后，他赶忙命令在本溪的第52军抽调部队前往增援。

拂晓，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奉总部命令向鞍山、海城发动进攻。

林彪、罗荣桓看出国民党军攻占四平、长春，蒋介石亲自飞到沈阳策划指挥4个军，战略目标直指北满，北线形势十分紧张。为了钳制和调动国民党军队，他们决定发起鞍、海战役，给正在得意忘形的蒋介石一记铁拳。

第184师师长潘朔端和参谋长马逸飞从东北民主联军撤出本溪就心神不安。共军活动区域就在他的四周，随时有把他们围起来吃掉的可能。潘师长几次给杜长官拍电，声称共军有可能在辽南制造一场战役。留守在鞍山、海城和营口一线的国军，战线太长，区域太大，兵力薄弱，请杜长官格外重视。并说出如果丢掉鞍、海中长路一线，沈阳也就无防可守的利害关系。

杜聿明虽然同意潘师长的意见。但是他又认为：共军在本溪、四平、长春等重要城市的战场惨败，士气低落，一时不会再有发起新战役的力量。电话中，他说：要防备共军的诡计多端，以防为主是你师的首要任务。

放下电话，潘朔端对参谋长马逸飞说：“老马，我们辽南这阵子看来很安定，这不正常，我觉得大战临头。”

马参谋长点点头说：“共军是很机灵的。我看老头子督战是北攻心切，咱们这里就吃紧了，兵力太薄弱了。”

“不用说共军拿出一个纵队来攻击咱们的防区，他们就是集合地方武装来攻击，我们也会吃紧。”潘朔端打开地图，用手划拉一下说：“共军要是从辽阳直往沈阳方向把我们割开，我们只能死守，不会有出击的力量。”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辽南一分区、安东三分区的部队已对鞍山、海城的潘朔端部形成包围，军区决定由四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副政委欧阳文统一指挥这场战斗。

午夜，韩先楚副司令员召集战前会议。他看着在座的各分区领导，坚决说：“首先要拿下七岭子，不准漏掉，争取把他们全部就地歼灭。”

“没有问题，经过一夜隐蔽行动，他们还没有发觉呢。”“鞍山外围全部肃清之后，就向鞍山市发起总攻！”

“打响的时间——拂晓！”

韩先楚副司令员刚刚部署完，林彪就打来电话指示：“鞍山海城一定要打下来，不得有误！”

鞍山外围七岭子守敌还在梦中就被枪声惊醒了，在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击下，还未来得及还击，就被全歼了。

经过一阵激烈战斗，唐家房守敌也被全歼了。当下石桥守敌听到枪炮声时，也已经被围得走投无路了，只得打出白旗向东北民主联军投降。

鞍山外围据点被拔除之后，东北民主联军向鞍山市发动总攻。各部队大胆迂回穿插，迅速地攻占了国民党市公署大楼，一下子把敌指挥所打哑了。残敌大部龟缩在一所中学顽抗，东北民主联军集中一阵大炮猛轰，炸破了高墙和铁丝网。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大部分敌人缴械投降，小部分完全被歼灭。

守卫在海城的潘朔端急电杜聿明：“共军是有意组织了这次鞍、海战役的，鞍山的失守，海城就岌岌可危了。如不迅速增援，后果不堪设想。”

杜聿明把潘朔端海城告急的情况报告给蒋介石。一时两个人都很沉默。半晌，蒋介石说：“光亭，鞍山兵力薄弱，海城有潘朔端，一时是能顶住的。要新一军火速前往增援，我看还是来得及。”

杜聿明没有多言语。

孙立人接到杜聿明命令，迅速集中向海城进发。可是，在新一军第50师赶到辽阳时，鞍山已被共军占领。

杜聿明急冲冲赶到蒋介石行宫，他向校长报告：“海城，已经叫不应了，潘朔端也没有再发来电报，只是收到他的部分阵地已被共军突破的电报。”

蒋介石故作镇静地说：“潘朔端是能够顶得住的。”

蒋介石不知道，早在云南时，中共云南省工委就已经开始对潘朔端做工作了，潘朔端早就有了起义的念头，只是时机未到而已。

5月30日，潘朔端在东北营口率部起义。次日，通电全国，反对内战。

夜里，蒋介石收听到安东电台的广播，播放着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答记者问。记者问：“国民党军第60军第184师起义的意义如何？”

林彪答：“第184师在云南时，就是主张民主，反对独裁的。此次被国民党强迫调到关外来进行内战，是违背184师官兵意志的，故在海城战斗中，潘朔端将军亲自率部起义，这对那些内战的狂热者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以此看出，国民党所指挥下的部队，有些是不愿内战的。潘将军等起义，使被迫参加内战的部队，有了榜样和出路，鼓励我们坚决反对反动派扩大内战的行动，消灭进攻者。如内战继续下去，这种起义还会更多……”

国民党军第184师起义后，震动了整个国民党军队，也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的嚣张气焰。

当杜聿明的北进军队占领永吉后，蒋介石才把压在心头的郁闷驱散一些。

杜聿明亲自向蒋介石报捷说：“校长，我们占领了永吉，拿下小丰满水电站！”

蒋介石看着地图说：“光亭，准备一下，余要去长春巡视！”在长春廖耀湘的作战室，蒋介石看着地图说：“建楚，你要派个加强团，把拉法拿下来，固守！固守起来！”

廖耀湘、杜聿明脸上没有表情地说：“是！”

蒋介石在长春没停留多久，在飞往北平前，与杜聿明、廖耀湘握手话别时还强调说：“拿下拉法要固守。我已经请夫人给马歇尔将军写信了，告知我们在整个东北站住了脚跟。”蒋介石边走上舷梯边说：“等待你们的胜利消息。”

为了迎接蒋介石的光临，国民党北平当局于5月29日封闭了77家舆论机关，中共北平的《解放报》及新华社北平分社同时被封闭。

31日，叶剑英在北平军调部举行记者招待会，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联名致函政府代表，分别就此事提出抗议。

蒋介石到达北平之后，当晚召见李宗仁、傅作义、孙连仲，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天津市副市长杜建时、平津市党部主委吴铸人等人时说：“东北之行的巨大收获，占领四平街，占领东北首府长春，兵进松花江北岸，夺得了东北小丰满水电站，东北工厂的机器不日即可转动。”

马歇尔不高兴了，他在5月29日通过宋子文转给蒋介石的一封措词强硬的电报：

国民党军队在满洲继续前进，你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以停止冲突，与你经蒋夫人5月24日信中所提条件全不相符，使我作为一个可能的调解人的工作陷于十分困难，也许不久实际上陷于不可能了。

隔一天，又直接发电报给蒋介石，“我再一次请求你立即发布停止政府军队前进、攻击或追击的命令，并准许军调部前进指挥所立刻出发到长春去。”

蒋介石虽然很不乐意，但又害怕和马歇尔搞僵，断绝了美国的援助，同时知道他的军队已进到松花江边，东北形势已基本稳定，便于6月3日飞回南京，在马歇尔的一再催促下，准备与周恩来商谈休战。

6月3日，马歇尔与返回南京的蒋介石商讨东北停战问题。希望国民党军停止在东北的进攻。

由于国民党军也需要时间为新的行动做准备。因此，蒋介石同意军调部派前进指挥所（又称军调部执行分部）去长春，在东北地区休战10天。

马歇尔当即把商谈的情况向周恩来说明，周恩来说：“停战10天太短，至少20天。”次日商定15天。

6月6日，蒋介石发表了东北休战声明：

从6月7日起，东北停战15天，商谈停止东北冲突、恢复交通和实施整军3问题。

周恩来读过蒋介石的声明，让陆定一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他关于东北停战的公报，声明中共是无条件停战。关于东北休战的谈判，希望国民党方面能有诚意，使过去一切协定见诸实施，并使暂时休战成为长期休战，永远停止进攻。

当日，在与马歇尔会谈时，周恩来驳斥了蒋介石“凡是苏军驻过、现在是共产党军队驻守的地方都必须退出来”的要求。他指出，这是做不到的，这是东北问题的关键，东北主权属于全国人民，非属国民党。在会见了军调部美方代表奚尔上校时，针对国民党提出的恢复交通问题，周恩来说：“恢复交通不仅是铁路、水路、邮政，同时，要拆除各铁路、公路及交通沿线的碉堡工事。”

同日，周恩来决定第二天回延安，他要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研究这一新的形势及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