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到京的是安徽督军倪嗣冲。由于徐树铮在游说时曾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嘱咐倪嗣冲在参战问题上维持中立，所以倪嗣冲不仅发电维持中立，而且动身时又发表了反战讲话，说对德宣战一定会引起亡国后果云云。

倪嗣冲也不是北洋嫡系，对府院之争的内幕不太了解。到了京城后他还拎不清行情，以为总统比总理大，于是就先去拜见了黎元洪，同时还保举其侄儿和儿子分别晋升中将、少将。

黎元洪明知段祺瑞召集军事会议是要对他进行施压，心里已经很不痛快，又见倪嗣冲态度恭顺谦卑，当即便决定拿这个“软柿子”开刀立威。只见他沉下脸来，大声呵斥道：“怎么，你到北京来是为你的侄儿、儿子谋功名富贵的吗？他们配当中将、少将吗？授官是总统的大权，你身为省长，有什么资格求官？”

倪嗣冲被骂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慌忙退出了总统府。

接着倪嗣冲去谒见段祺瑞。段祺瑞对倪嗣冲的反战言论很是反感，一问才知道是他受了徐树铮的影响，本人其实笨笨的、傻傻的，除了知道要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实力外，并无什么确定的政治主张。

针对倪嗣冲的心理，段祺瑞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说明宣战不仅不需要派兵出国，而且还可以获得日本的借款、军械以及其他优待条件。

如倪嗣冲这等粗鲁少文的武人，你给他讲高大上的政治理论，他根本无法领会，但做某事只有大把好处而没有什么坏处，他立刻就能听懂。再加上黎元洪不给面子，相比之下，段祺瑞却和蔼可亲，于是倪嗣冲马上由反战派变成了最积极的主战派，他向外界大声疾呼：“应当无条件加入，加入愈快愈好！”

湖北督军王占元与倪嗣冲遭遇相仿，他当即表示：“前此有电请维持中立者，系徐树铮示意，今日来京，方知参战之必要。”其他陆续来京的督军在被段祺瑞逐一开导后，也都对宣战投了赞成票。

1917年4月25日，段祺瑞亲自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督军、督军代表共二十余人，这就是所谓的督军团。

段祺瑞事先准备好了一张签名单，上有“赞成总理外交政策”八个字，与会者一致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大名，而后这张签名单便被送往了总统府。

段祺瑞业余爱打牌，每天晚饭后都要准时过上一把牌瘾。督军团进京，令段公馆的牌桌进入了史上最热闹的时代——督军们常聚在段公馆开会，开完会就来上几桌麻将。

倪嗣冲等人在北洋军中号称勇将，他们在战场上究竟勇不勇，段府家人也不知道，但亲眼所见，这些人在赌博场上倒真的都是以一当十，颇有英雄气概。那时候每天的输赢都有千八百块，光段公馆抽的“头钱”（即抽头）积累下来就是一个颇为可观的数字了。

督军们把赌博场上的英雄气概顺延到了“参政议政”上，连国务院的内阁会议他们也要参加。当时内阁成员因为辞职、请假、免职等各种原因，一共只剩下三人，可列席的督军和督军代表倒有二十多个，讨论议题时，三个阁员连插嘴的机会都没有。

有督军团助力，参战案很快就在内阁会议上得以通过。会后，段祺瑞拿着这个方案请总统核准。因为在绝交案风波中，黎元洪已经答应不会反对内阁已经确定的方针，于是只得同意将参战案提交国会讨论。

国会才是真正难办的。梁启超、汤化龙的研究系议员是全体赞成参战的，但他们在国会中并不占多数，占多数的是国民党议员。

说起来，民初的议员老爷们与官僚相比较并没有什么两样，甚至在食利方面还有过之。就国民党议员而言，他们对孙中山的崇拜，也仅止于崇拜孙的地位，其实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打算。也因此，当时的国民党议员中有所谓“南孙北张”和“大孙小孙”一类的名词。

“北张”指的是张继一派，该派直接就摆出要与孙中山分庭抗礼的架势。“小孙”指的是孙洪伊的“小孙派”，从在字面上看，这一派还谦虚一点，自称“小孙”，起码是要与孙中山分出大小，以示不敢并驾齐驱之意。

不管出自于“北张”还是“小孙”，这些所谓的国民党议员都只有一个“政见”，那就是拥黎反段。国会会议还没召开，他们已在其党派内做出决定，要“先倒段再议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