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夏天，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一年，我正坐在北天堂岛我的书房里面计划一次环绕合恩角的远航，电话响了起来。电话那头是新上任的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他说：“赛伊和我觉得你应当来华盛顿干点事情。”他口中的赛伊正是当时的国务卿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我从IBM公司退休时，他们两人都是公司的董事，和我很熟。

“哈罗德，”我说，“我现在正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欣赏着窗外美丽的树林和佩诺布斯科特湾。我为什么要去华盛顿呢？”

“卡特总统希望你前来主持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咨询委员会（简称GAC）。”他答道。

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到过这个组织，哈罗德解释说，这是一个经过挑选的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就核战略问题向总统提出独立的建议。它是在肯尼迪入主白宫时建立的，直接向总统报告，是社会杰出人士进入军方幕后、了解军备竞争真实情况的一个途径。布朗和万斯显然都觉得我是领导军备控制和裁军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合适人选。我是一个自由派人士，整个职业生涯都涉及高科技领域。我还在苏联待过足够长的时间，先是作为军人，之后是作为企业家，因而我并不陌生苏联人看待问题的方式。我将苏联人看成有责任感的民族，他们同我们一样不想看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同他们协商、制定裁减军备的协议是行得通的。

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提议，事后想来连我自己都有点吃惊。在我心脏病发作之前，对于华盛顿发来的邀请我都是敬谢不敏的。我当时认为，离开IBM的做法是不对的，而且我也不想因为涉足一些我完全不了解游戏规则的领域而败坏自己的形象。但现在我退休了，好几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进行探险远行。现在执政的是民主党——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这能让我有机会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同许多美国人一样，自20世纪60年代初之后，我对第三次世界大战没有想过太多。我还记得古巴导弹危机时那些可怕的日子：每个人都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旁等着最新的事态报道。当时我给自己家建了个防核尘地下室，还在IBM推行了一个“家庭防空洞建设贷款计划”，每个想在自己家建防空洞的员工都能得到一笔贷款。但当越来越多的人建起防空洞，整件事情看起来反而越来越没有道理。你可以在防空洞里躲上三十天，可当你出来的时候，又会看到什么呢？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无数掠夺成性的人，你和你的家人还是没有安全可言。我们都在防空洞里准备了手枪和步枪，但整件事情开始显得荒谬了。很快人们似乎就认识到，如果核战争真的爆发，想方设法幸存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

哈罗德・布朗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往那个防核尘地下室里补充补给品了。从心理学的角度说，现在这个时候想把军备竞争的危险从脑中撇去要比那个时候容易很多——尽管我知道这个危险依然存在，IBM也在为武器实验室提供着计算机。时至今日，军备竞争已经升级了好几次。我们部署了新一代的“民兵”式洲际弹道导弹；我们在苏联周边部署了北极星式核潜艇；我们往所有的导弹上装上了多重弹头。苏联人自然也是紧追慢赶，不甘落后。而控制军备的工作则远远滞后，现在看来一场危机一触即发。第一份《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已经过时，《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尚在协商之中，与此同时，苏美两国的军备竞争正处在另一次升级的边缘。

我把去巴塔哥尼亚的计划收起来。接下来的6个月里，我将主持召开第一次GAC的会议。我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穿梭往来，尽可能多地学习关于谈判、政策和核武器的知识。我听取了军备控制及裁军处、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防部国内安全处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办公室的简要汇报。我花了无数个小时听军事分析家用假设语气谈论核进攻、核反攻、数千万乃至数亿的伤亡。那样的情形让我感到十分震惊。这些人谈起核灾难总是使用术语，所以一场几个小时的谈话下来，很可能连一个人的死都未曾提及。我觉得他们看待事情的方式整个就是错的。

我必须掌握的信息量之大把我吓坏了。但同时我尽力去理解我所听到的与技术相关的内容，我决心把握住事情的真正意义。在我看来，事情的真正意义就是我们人类不应该自掘坟墓。我估计军方对此会有不同意见，他们会认为，只有时刻做好核战争爆发的准备，核战争才永远不会爆发。可正是这一想法在推动着军备竞争。我相信那些毕生致力于战略规划的专家们会认为我的看法过于天真，所以我尽量把这种看法放在心里。但对一个像GAC这样的咨询委员会而言，运用常识看待问题是个大前提。在任何技术领域，特别是像核武器这样危险的领域，专家们关注的往往只是很小的方面，你在考虑问题时必须跳出他们划下的狭窄框框。

在任命GAC委员人选的问题上，白宫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还没到华盛顿，委员会的成员已经选好了——但这些人选既有趣又有能力。卡特任命的委员既有共和党员又有民主党员，既有科学家又有企业家和律师，甚至还有一位神职人员和一名劳工领袖——总共13个人。其中一半都是有着突出贡献的平民，对核武器知之甚少；另外一半则是国防和外交政策的专家；但几乎所有人都把GAC的职责看得很重。他们之中有曾为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为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现任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主任、核物理学家哈罗德・阿格纽（Harold Agnew）。还有曾为政府效力多年的杰出科学家沃尔夫冈・帕诺夫斯基（Wolfgang Panofsky）和保罗・多提（Paul Doty）。“平民”委员则包括来自南方浸礼会领袖会议的欧文・库珀（Owen Cooper）；来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玛格丽特・威尔逊（Margaret Wilson）；肯塔基州前任州长伯特・库姆斯（Bert Combs），他现在是一位联邦法官；联美公司的老板亚瑟・克里姆（Arthur Krim），他是民主党的重要人物；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财务处长莱恩・柯克兰（Lane Kirkland），他是我们之中最大的主战派。

在最开始的几个月里，我必须拜访40位参议员，建立一个人际关系网，委员会要想有所作为，会很需要这个关系网。我从GAC的执行理事比尔・杰克逊（Bill Jackson）那里得到了很大帮助，他曾是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Alan Cranston）在外交政策和国防问题方面的首席法律助理，对国会的行事规则十分了解。杰克逊当时40岁左右，个子不高，脾气很急，手里老是拎着一个大大的公文包，他十分有热情，有时候甚至有点过头，反而不能将自己的想法用简明扼要的方式表达出来——至少不是IBM要求的那种方式。但他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有着敏锐的政治直觉，所以我改变了自己IBM式的行事方式，依照他的方式行事。在杰克逊的安排下，我对各位国会议员进行了礼节性拜访，从像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那样的自由派人士到像斯库普・杰克逊（Scoop Jackson）那样的强硬派人士。我还会见了许多苏联问题专家，以寻求建议，像是银行家、前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和约翰・J·麦克莱（John J.McCloy）——他是该委员会在1961年创建时的第一任主席。

我不知道该怎么玩政治，但我渐渐开始认识到，政治从某些方面来讲，同做推销员并没有太大区别。我在推销穿孔卡片机时学到的那些东西也能用在这儿，像是绝不要浪费顾客的时间，永远同秘书们搞好关系，等等。

委员会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做，所以比尔・杰克逊和我规定委员们每个月必须抽出两天时间开一次会。委员们参加会议全凭自愿，而且两天时间可不算短，所以我以每次到会的委员数目多少来衡量我的工作成绩。我会在会议前安排一些热身活动，像是请曾经参加过第一颗原子弹设计工作的物理学家来作报告。每次开会的时候，13个委员中总有10到11个到场，说明大家对这些会议还是很感兴趣的。每次会议对我而言都是一次挑战，因为我从一把手位置上退下来已经七年了，委员会里又有那么多的专家，我感觉我只要说错那么两三次话，委员们就再也不会信任我了。所以每次会议前，我都会和杰克逊找个旅馆碰面，花上一天时间把开会时的问题先过上一遍。等到真正开会的时候，我已经对会议内容胸有成竹，主持起会议来从容有序。我这辈子都没有像这样专注过一件事情呢。

主持GAC同经营IBM并不完全一样。我在IBM工作的整个期间，单凭我的名头就能将各地的人们聚集到一起开会，但GAC是个顾问团，不是IBM的主管队伍，我的任务是让委员们畅所欲言，以寻求共识。所以我不断地收敛自己。在听取简报的时候，我会坐在那里给自己写诸如这样的话提醒自己：“别说太多。确保每人都有发言机会。注意那些还没发过言的人，记得询问他们的意见。”

我的任务就是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想办法将它们整理成一致的报告。我知道，在像麦乔治・邦迪那样才华横溢、经验丰富的人面前，外行想不被唬到都不容易，古巴导弹危机期间，麦乔治・邦迪可是一直在肯尼迪总统左右出谋划策。所以我明确规定，专家委员在发言的时候要尽量保证能让其他委员听明白。同时我又想到，对于核弹，民间有许多不同看法，让专家委员们见识见识其中那些激进的看法肯定也会有所帮助。于是我为委员们安排了一次放映会，放映了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天才讽刺之作《奇爱博士》。当身为美国顶尖军事战略家之一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听说要在会上放这部电影时，忍不住说：“你怎么能给认真地想要了解核武器的人看这种不切实际的电影！”我承认影片中飞行员头戴牛仔帽骑着氢弹飞行的场景确实有些牵强。但我觉得影片的其他部分还是很真实可信的——所有那些因为防护措施不当导致的事件。它让我们清楚地看到，那些手指放在核武器引爆开关上的也只是有血有肉的人，影片中那样的灾难真的可能发生。

GAC经常在美国国务院的一间安全室里开会，那里有一张椭圆形的大桌子，房间墙上镶着棕色的镶板，地上铺着绿色的地毯，头顶是日光灯。当军方的高级官员开始向我们进行军备情况通报时，像亚瑟・克里姆和伯特・库姆斯这样的平民委员就会表现得相当激动。在听取国防部关于巡航导弹或中子弹的最新报告时，会有一个中场休息时间供大家喝喝咖啡，委员们会在这个时候跑到我跟前面色凝重地说：“你能想象这帮人打算将我们置于一个怎样的境地吗？我们辛勤工作、积极纳税，而他们给我们设计的未来里面大家都得死！”尽管如此，委员会里却没有一个人支持单边销毁核武器或是彻底销毁核武器。绝大部分委员只是希望找到办法缓解当前同苏联僵持不下的局面，减少两国的军备储量。

没过多久，委员当中真正的思考者开始显现出来。沃尔夫冈・帕诺夫斯基指出军备控制工作中存在一个可怕的悖论：科技发展的速度要比缔结协议的过程快，所以我们一边不断签署协议削减已经过时的武器，一边变着法子制造更为先进的武器。亚瑟・克里姆是我见过的最有远见的人之一，他指出下面这种想法绝对是谬见：我们能发明出某种俄国人望尘莫及的武器。美国一次又一次地升级军备竞争，每次都以为我们远远地赶在了前头，可苏联人用不了几年就会追上来。这个观点我特别能理解，因为计算机行业也是如此，就像“跳山羊”一样，你从我背上跳过，我再从你背上跳过，谁也不曾真正领先，区别只在于计算机不会伤人性命。

我觉得委员们除非亲眼看看核武器，否则将很难就这个问题作出明智的思考。于是杰克逊和我将委员们带到新墨西哥州，参观了原子弹的诞生地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以及位于阿尔布开克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桑迪亚国家实验室由能源部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共同管理，进行核弹组件的开发。我们在那里参观了一个能源部的历史展，其中就有当年投到日本广岛的那颗原子弹“小男孩”的全尺寸复制品和投到日本长崎的“胖子”的复制品。接着我们又参观了位于桑迪亚的一个武器库，我们坐在那里，各种各样的核武器用橡胶轮推车无声无息地推出来让我们过目。推车的技术人员穿着很像IBM的员工：深灰色的西装、白衬衣、黑皮鞋。这些核弹都是最新研制的型号，个头不大，看起来只是些6英尺长的圆柱体，但它们其中一些的威力要比“胖子”大上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我永远忘不了一种叫作“当量可变式炸弹（Dial-a-Yield）”的核武器。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想要调整一颗核弹的爆炸威力，也不知道在核战进行当中他们怎么有时间或是意愿去调整一颗核弹的当量。不过某些工程师可能会想当然地这么说：“你看，我们只是不想把所有东西都炸上天。让我们设计一种当量可变式炸弹吧。要是我们把它的当量调小，它的爆炸威力可能就非常小；要是我们把它的当量调大，它的爆炸威力就非常巨大。”整个委员会的成员看到这些东西之后都说不出话来，即使是莱恩・柯克兰和其他的强硬派人士。当你面对整整一屋子的核武器时，都会情不自禁地担忧起未来。

在听了几十次军方高级官员做的报告后，我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达成一个共识：军方不会像普通百姓那样看待核战争。军方的人成天谈论核战争、成天为核战争制定计划，但他们却拒绝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核战争中将会真正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委员会的人曾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核战争过后美国将有多少人幸存下来？”军方专家的回答有很大分歧，有的说大概不到10%的人能活下来，有的说超过50%。当我们问到核战争后地球上还会不会有一个像现在一样的美国存在时，他们的回答只有一个：“我们会慢慢重建一个的。”

我觉得我们给卡特总统的第一份报告应该得到委员会的一致通过，但当时在委员里有着各种各样的意见，很难达成统一。绝大多数委员赞成通过谈判来叫停军备竞争。莱恩・柯克兰却总是给大家泼冷水。他总说：“同那苏联人签的协议屁都不是。”他同斯库普・杰克逊走得很近，斯库普・杰克逊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资深成员，主张美国应该积极发展军备，对苏联持强硬态度。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主任的哈罗德・阿格纽则有点故意搅局的意思——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就是不明确表达自己的态度。开会的时候他会默默地坐在一边，然后突然对我们正在讨论的某个想法发表一通尖刻的评论，然后又坐回去继续一言不发。斯考克罗夫特的态度也很含糊，尽管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才干、头脑最清晰的军方人士。

我们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都不一致，但在美国空军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新的MX导弹计划之后，我们终于达成了共识。实施这一计划等于开启了新一轮的军备竞争，美国空军打算在沙漠地区挖掘数千个发射井，将导弹放到发射井里，这样苏联人就很难进行空中打击。每二十个发射井中只有一个装备真正的导弹，其余的则会装上假导弹混淆视听。这个导弹计划规模巨大，包括了300枚新型MX洲际战略导弹（每枚导弹配置10个弹头）、数百台用于运送导弹的巨型拖车、5700个假导弹及600个导弹发射井，预计花费500亿美元。我们在1978年夏天听取了关于MX导弹计划的简报。国务院对此项计划持反对态度，中央情报局则派了个人来告诉我们这个计划所谓的“障眼法”有多么荒谬。他说：“我们对怎么瞒过敌人的耳目略知一二，那些假发射井可骗不了任何人。”

招致各方批评后，空军方面又把计划拿回去做了一些回炉改造。要是在IBM，我是绝不允许这种不成熟的计划拿到台面上来的，其他的GAC委员也有同样的想法。9月底的时候，我们向总统递交了一份报告，指出MX计划不切实际，不应予以执行。我觉得卡特总统已经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他一直把这个计划挂在嘴边当作谈判的筹码，但在他任职期间，这项计划一直没有真正实施。

卡特似乎觉得我们的工作卓有成效，于是在1978年底，他要求我们对新一轮核武器裁减工作提出建议。尽管《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尚未签署，还得经过一番艰苦的斗争以求得参议院的通过，但卡特已经在考虑第三轮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了。政府中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也许会将此斥为“典型的卡特式理想主义”，但在我看来，卡特此举却是出于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他认识到了核武器的危险性，认识到了科技发展是怎样让已经达成的协议很快变得过时。我们向他提交了一份长长的建议书，其中包括逐步停止在导弹上装备多重弹头。但我们最重要的观点是，限制战略核武器协议的制定过程太慢了。《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的制定历经三届总统，6年时间；在此期间，武器实验室都研发出好几代新的导弹、轰炸机和中子弹了。我们告诉卡特总统说，精简谈判过程的唯一办法就是两国首脑积极、持续地进行直接对话。

截至1979年春天，GAC还对许多其他国防项目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帕诺夫斯基就洲际弹道导弹计划的前景为白宫书写了一份绝密的研究报告，亚瑟・克里姆开始在民主党重要人士中间展开游说，鼓动他们支持一份禁止所有新式核武器的协议。我们的会议成为军备控制的一个重要论坛，得到了各界杰出人士的响应——不管他们持有何种政治思想——不管是弗雷德・伊克尔（Fred Iklé）那样的鹰派人士，还是埃夫里尔・哈里曼那样鼓吹“缓和”战略的人士，乃至国务院的马歇尔・舒尔曼（Marshall Shulman）。而且这些事情全都没有向媒体透露过一丝半毫，这也是许多人愿意来跟我们对话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则是我们被大家看作卡特总统的“耳朵”。当中情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Stansfield Turner）希望提请总统注意美国备用的间谍卫星数目已降至1颗的时候，便是跑来跟GAC说的。就连苏联人也注意到了我们的存在：三月份的时候我接到一个邀请——到莫斯科去参观，并到一所苏联外交学院谈谈军备控制的前景——我谢绝了这个邀请。

卡特似乎很赞同我们关于双方首脑直接对话的建议。1979年6月，当他前往维也纳参加首脑峰会、签署《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时，向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提出了一连串引人注目的建议，希望加快第三轮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的进程。他手写了一份单子交给勃列日涅夫，上面是两国应该削减的主要军备，还告诉勃列日涅夫说，在第三轮谈判中，美国愿意逐项实施达成的协议，而不是等整份协议签订后再统一采取行动。他的这些举动肯定让苏联人好好琢磨了一番，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机会听到他们的回应。苏美两国之间不断加剧的紧张气氛以及美国参议院对《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的否决使得整个谈判功亏一篑。

负责GAC的工作让我乐在其中，我很乐意在卡特总统任期结束前一直待在委员会里工作。奥莉芙也很高兴看到这份工作给我带来的影响；她说自从我离开IBM以来，她还是第一次看到我这么开心、这么放松。可是在1979年5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消息，说美国驻苏联大使马尔科姆・图恩（Malcolm Toon）即将退休，埃夫里尔・哈里曼推举我接替这个职位。这个消息是奥莉芙先看到的，她因此变得很不开心。她说：“这意思是说我们要去苏联啦？”想到要和自己的儿孙分开，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去，她真的吓坏了。“给我看看那条消息！”我说，“这太荒唐了！我们不会去莫斯科的。没人跟我提过这事。”

几天之后，万斯给我打来电话，说卡特总统真的决定让我接替这一职务。原来政府认为我到莫斯科去能让很多事情办得更顺利。现任大使图恩在福特政府时期出任此职，留任至今。他鼓吹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我在准备前去主持GAC时曾同他见过面，觉得他是那种古怪、粗鲁的人。当他谈到苏联时，经常有些很有见地的想法，但接下来却会用诸如“哼，当然了，我恨那些狗娘养的”之类的话把话题引向对苏联充满敌意的方向。他反对签署《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II》，对“缓和”战略也充满怀疑。苏联人不喜欢他，卡特希望我能接替他的位子。

虽然这个提议让我很是受宠若惊，但我没有外事工作的经验，所以要是接受了这个工作，又得开始大伤脑筋。而且，我在许多基本问题上的看法同图恩的差异并不是那么大，尽管我没有他那么好斗。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确定接受这个工作对奥莉芙是否公平。她真的很沮丧——她越听别人说关于莫斯科的事情，就越是不喜欢我出任驻苏大使的主意，直到塞勒斯・万斯打电话告诉她大使官邸斯巴索府有多么漂亮、我们顺便就能把朋友们和孩子们接去参观之后，她的情绪才有所好转。奥莉芙和我就这件事情进行了大量的讨论，最后我说，我想试试看。我真的希望能够促进苏美两国的关系和军备控制的进展。我告诉奥莉芙说，这对儿孙们将是最好的事情——不管是我们自己的儿孙还是其他人的儿孙。

距离正式任命还有很长时间，我却发现自己成为了一场大论战的中心。许多外交政策专家认为我是一个错误人选，认为驻莫斯科大使应该是图恩那样会说俄语、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而不是一个具有良好意愿的外行。驻莫斯科大使被普遍认为是对人选要求最高的外事职位之一，三十年来一直由专业人士出任。还有报道说，如果卡特总统继续考虑让我出任这一职务，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中的实权人物将采取行动，同我竞争这个职位。许多持反对意见的人不知道我在军备控制方面的经验；他们以为卡特总统突然决定开始对苏联采取温和态度，所以派出一个IBM前董事长，不过是为了开启两国之间的贸易大门。我的支持者们也发起了一场游说行动，一一辩驳这些说法。他们公开了我在GAC的工作经历，指出我曾多次去过莫斯科，对我的任命符合派遣商人政治家担任大使的光荣传统，像哈里曼就曾在二战期间出任驻苏联大使。

事情看来前景大好，可就在这时我犯了一个非常丢人的错误。7月的时候，就在我的任命即将正式公布前夕，我作为GAC的主席与卡特总统一起参加了维也纳首脑峰会。在旅馆的时候我接到一位记者打来的电话，我并不认识这个人。他在电话里说：“我和一位同事在前台大厅，我们想同您谈谈您被任命为驻苏大使的事情。”

我回答说：“我还没有听到任何关于正式任命的消息，所以我想我没有立场谈这个。”

“好吧，那能让我们上去同您谈谈您的人生经历吗？”

“噢，那倒没什么关系。”我说。我没有细想，只觉得应该表示得友好一些。GAC的工作是完全向公众保密的，多年来我们在IBM同媒体打交道的时候也非常谨慎。这次采访总共进行了15分钟，我们谈得十分顺利，他们也同意只在报纸上刊登我的一些个人经历。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其中一人问道：“你大拇指上那是什么东西？”

那天晚上我准备去听歌剧，打算顺便在那里找图恩大使见个面。为了提醒自己，我在大拇指上用小小的字样写了“图恩”两个字。

“哦，那个呀，”我说，“我的小女儿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记事的。她管这叫作‘拇指记忆法’。今天晚上我打算去听歌剧，我用这个办法确保自己别忘了找图恩大使见个面。”

我不知道到底是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将这件事情添油加醋地登了出来。很快又有一篇文章冒出来说我是个记性很差的糟老头子。我倒是没觉得这些文章会给我带来什么毁灭性的影响，只是很烦人而已。可等我回到华盛顿的时候，马歇尔・舒尔曼把我叫了去。当时他是国务院苏联问题的头号权威，也是在参议院中为我摇旗呐喊、支持我出任驻苏大使的人之一，他说：“这篇文章真的对你竞争这一职位很不利啊。”

“你们是在开玩笑吗？”我说，“说不定哪天我鼻子上有点脏东西，有人也会就此捣鼓篇文章出来。要是这种事情就能影响到我是否出任大使，我觉得我还是回家好了。”我表现得如此激动其实是因为我不想承认自己对那两个记者说的话有多幼稚。舒尔曼没有放弃对我的支持，最后我的任命终于得到通过时，我真是大大地松了口气。

当我离开GAC时，亚瑟・克里姆和他的夫人玛蒂尔德在他们位于纽约的漂亮房子里为我举办了一个聚会。麦克・邦迪代表委员会致了欢送辞，并送给我一套殖民地风格的白镴汤匙。我永远忘不了他风趣的发言：“当你看到这套汤匙时，汤姆，你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当你用它们同朋友们共享筵席时，它们就太长了；当你同恶魔坐在一起喝汤时，它们又太短了。也许你在莫斯科用它们长短正好。当你看到它们的时候，请记得此刻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诚挚地爱你，我们的爱将与你同在。”这是我经历过的最美好的送别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