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有太多不顺，我开始梦想体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在我办公桌最上层的抽屉里，一直放着有关重大业务问题的备忘录和我父亲以前写给我的信，现在我往里面加了一张秘密清单，我会在没人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上面都是我想进行的探险：攀登马特洪峰，学开直升飞机，去东非进行一次狩猎远征，去北极航海，驾船环游合恩角，单枪匹马做一次探险——不管去什么地方都行。我还想花时间陪陪妻儿，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我对工作的兴趣迅速地消退。我们已经将IBM建成了一个年利润70亿美元的庞然巨物，在我内心深处，我觉得我能对它做的已经到了尽头。我已经56岁了，我的生活就是不断地忙碌，忙碌，再忙碌，忙着作决策，忙着推动IBM一路向前——解决一个又一个危机、参加一个又一个公司聚餐、走访一个又一个工厂。每年都有数不清的会要开，数不清的话要讲，数不清的公开场合要出席。我每天晚上都在考虑某个决定、练习某个演讲，就连回家路上都不得放松。我已经这样生活了15年，而我父亲终其一生都是这样度过的，但我已经从骨子里厌倦了这种生活节奏，也不想再自欺欺人地觉得自己对这种生活甘之如饴。在一个繁忙的星期，我飞去芝加哥作一次演讲，在演讲前我为自己留出的半个小时准备时间里，一个想法突然浮现在我脑海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出事了。”但我随即将这个想法抛诸脑后。

1969年年中，尼克松时代的经济衰退开始了，其持续时间之长和影响之深都超出了人们的预料，IBM公司也出现了自我执掌以来的第一次严重倒退，不仅销售额停滞不前，利润也开始下跌——这还是二战以来的第一次，以至于让华尔街得出IBM的辉煌岁月终于开始走到尽头的印象。在1970年的前八个月里，我们的股票一跌再跌，最后股价跌到了原来的一半。尽管我竭尽全力地想让公司重焕活力，但随着时间推移，情况看上去只是越来越糟。

在IBM苦苦挣扎的同时，我的孤独感也与日俱增。三月份的时候迪克从IBM辞职，接受了美国驻法国大使的职务。在System/360项目进行过程中发生了那些事情之后，他对公司再也没有建立起什么好感。我知道父亲肯定会为迪克出任大使而感到骄傲——看到我弟弟被委以重任，我也卸下了心头的一个重负，因为我的处理不当，曾经深深地伤害了他，而他现在走上了我们家从未有人达到的高位。可我随即又意识到当我退下公司一把手位置时，便没有姓沃森的人接掌IBM了，这个想法让我十分心痛。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妹妹简因为罹患癌症，正一步步走向生命的尽头。她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春天的时候不得不接受手术切除脑部的肿瘤。手术之后她的身体便每况愈下，每隔几个月便住一次院。

当年她卖掉她那份IBM股票后，我同她便很少来往，但在她的病痛面前，我那受伤的骄傲变得不值一提，我渐渐养成习惯，每个星期都会去探望她几次。她是个顽强、体贴、坚韧的女人，她奋勇地与癌症作着斗争，尽管已经病得卧床不起，仍然会挣扎着起来参加社交活动、举办晚餐聚会。当尼克松任命简的丈夫——杰克担任副国务卿时，简已经病得没法去华盛顿了，但她知道这份工作对杰克有多么重要，力促他接受任命。我去看简的时候，她总是很开心。在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们兄妹俩变得十分亲近。我用日复一日陪伴在她病榻前这种方式向她表达着这一感受：尽管我们过去有着种种分歧，但我依然敬她、爱她，对她即将离开人世感到无比难过。

这些事情接踵而来，重重压在我的心间，我无处逃避。要是我没有戒酒，当时肯定会因为借酒消愁喝到酒精中毒而送命。休假也于事无补。我跑去滑雪——仅仅1969年一年，我就进行了十多次滑雪之旅——当天气转暖后我又跑去驾船航行。但当我休假结束回到IBM时，精神依然像出发之前那样紧绷。到1970年秋天时，我的负面情绪开始在外表显露出来。与我共事的人都说我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像是用什么方式铲停车场上的积雪这种小事都能让我大发雷霆。11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三，我待在办公室里，我的行政助理简・卡希尔（Jane Cahill）走进门来，接着一下子愣住了，因为我趴在了桌上，她紧张地问：“您还好吗？”

“我很好，我只是累了。”我说。简提议说开车送我回家，但我告诉她我自己能开车。我妹妹的病情更加恶化了，而且就在前一天，我还接到了我在大学时最好的朋友尼克・卢肯的死讯。他已经病了好几年了，但在我的记忆里他还是那个快活的家伙，喜欢搞恶作剧，总能逗得我乐不可支。我打算次日清晨前去参加他的葬礼。

就在那天晚上，我伴随着胸口的一阵疼痛醒来。疼痛本身倒不是很厉害，就是一直消不下去。奥莉芙当时正和朋友们在加勒比海度假，于是我自己开车去格林尼治医院的急诊室，他们给我带上了一个心脏监测器。到早上的时候我确信自己已经好了，便对一位前来为我作检查的生说我想出院。他说：“你哪儿也不能去。你这是心脏病发作。”

“这不可能！”我想，“父亲从没得过心脏病。”但他们把我推到重症监护病房，放进了氧幕里。接着医生想往我胳膊上插静脉输液管，针头断了，他冲着护士大声嚷嚷，叫她再去取一个针管来。我还在想她有点太紧张了。这时又进来了好几个医生。氧幕里有个麦克风，于是我对他们说：“你们这么多人都围在这里干吗？”我的声音非常虚弱，因为我正在慢慢地失去知觉，接着我又说：“哦，我知道了——这样你们每个人都能向我收医药费了。哈哈……”话音未落，我便失去了知觉。

如果我父亲当年是以这种方式倒下的话，IBM公司可能会陷入瘫痪状态，因为IBM是他一个人在挑大梁。但我病倒之后，公司的业务依然进行得十分顺利。维恩・利尔森到重症监护病房来看我，我顺势把IBM公司交给了他，直到我康复为止。我可不想在医院的病床上办公。接着我给阿尔・威廉斯打了电话，他现在是公司董事会的高级董事，我告诉他说我们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主治我的内科医生纽伯格大夫是个精力充沛、招人喜爱的人。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他经常和我长谈，告诉我心脏病发作是怎么回事、我的病情有多少严重、我得花多长时间才能恢复等等。最后他开玩笑地说：“现在你对心脏病的了解比我遇到过的其他病人都要多了。”

“我会尽量避免心脏病再次发作的。”我说。

“好吧，既然说到这里，你出院后打算做什么呢？”

我说：“我不知道——回去工作，然后过几年退休。”

纽伯格大夫直盯着我的眼睛说：“那你为什么不现在退休呢？”

我被他的话惊得目瞪口呆，那天余下的时间我的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我意识到经营IBM公司的紧张压力会让我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现在就有一个光荣退休的机会摆在我面前。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阳光从窗外照进来，觉得几十年来心情第一次这么好。我决定了，只要自己还在住院，就绝不去操心IBM的事情。我派人把那份已经在我办公桌抽屉里静静躺了许多年的探险清单送来。对一个刚得过心脏病、正在恢复之中的人来讲，清单上绝大部分计划执行起来都十分费劲，根本不用考虑，但我觉得驾船出海这事还是可行的。没过多久，我就开始琢磨设计一艘适合远航而不考虑航速的新船，这个想法让我乐此不疲，我把美国游艇设计师协会主席，也就是国际航海比赛规则委员会主席的奥林・斯蒂芬斯和“巴拉望号”的船长保罗・沃尔特（Paul Wolter）找来，我们就在医院着手绘制设计图。我开始重读儿时爱不释手的库克船长的日志。其中有段话我特别喜欢，几乎能够默写下来。库克船长在经历了十年的航海生活光荣退休，到英国的格林尼治进行地图测绘工作，他给他的朋友写了封信，那段话就摘自这封信：

“我的命运驱使着我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几个月前南半球浩瀚无际的大海在我眼里都不够开阔，而现在我却要被束缚在格林尼治，对我这样思想活跃的人来说，这个地方实在太小了。但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很好的养老之处，而且收入颇丰，只是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放松下来，享受退休生活，也许时间会告诉我答案。”

发完这些牢骚后不到一年，库克船长便设法获得了两艘船的指挥权，启程进行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伟大航行。既然库克船长都能从退休后的低落情绪中走出来重返大海，我想我也能够做到。知道我的雄心壮志后，迪克送给我一幅巨大的油画，画的是一艘19世纪的英国航船远航归来，正徐徐驶入朴茨茅斯港。他在随画送来的便条上写道：“希望这是你收到的最大一张慰问卡片。”对此时的我来说，IBM已经遥远得像是另一个星球了。

心脏病发作后一个月，我出院了，回家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参加我妹妹的葬礼。她是在当年的最后一天逝世的，年仅55岁，不过我觉得家里人对她的去世都有心理准备，毕竟她得的是绝症。接着我就得面对自己病后复健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了，这种痛苦既有身体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当你经历了一次心脏病发作，你就会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是多么脆弱。我感觉我的身体一下子垮了，简直变得手无缚鸡之力，好几个月里我都会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暴跳如雷。奥莉芙首当其冲地成了我坏脾气的受害者。她怕我没有力气爬楼梯，便在我们家的一楼为我收拾出了一间非常舒适的房间，房间里放满了我喜欢的书、画等等。第一次走进这个房间时，我看到她甚至在床头柜上放了一只小哨子，就是篮球比赛中请求暂停时吹的那种哨子。“这是干吗用的？”我问。

“要是你觉得不舒服，就吹一下哨子，我们马上就会来。”

我试着吹了一下，哨子里面可能塞住了，所以只发出“噗”的一声轻响。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下子就生气，我嚷嚷道：“见鬼，奥莉芙，你能听见吗！”我大发了一通脾气，我这样做实在太令人讨厌了，她显然花了许多时间和心思布置这个房间，我应该感激她而不是表现得像个愤怒的傻瓜。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闭门谢客，一门心思设计我的新船。保罗・沃尔特在我们房子后面的车库里造了一个1:1大小的船体模型。我本来还不该下床走动，但我经常偷偷溜到车库去看那个模型，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一边想象这艘船真正的模样，一边同保罗讨论应该做哪些改动。

转眼便过了几个月，我回到IBM，告诉大家我正在考虑退休。董事会竭尽所能地挽留我。他们或是单独前来，或是成群结队地来：“你对公司如此重要，你可以调整一下日程安排，减少些工作压力，但是请不要辞职。”IBM有着全世界最好的董事会，但所有的董事会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毛病：如果董事长表现出色，董事会就不愿意推举接班人，除非出了什么问题——要是真的出了什么问题，他们通常会急急忙忙地从公司外面找个新面孔来担当此任。尽管如此，我还是试着按他们的建议留了一段时间。医生曾告诉我要多走走路，以便逐步增强心脏的功能。于是我会离开办公室绕着我们总部大楼周围的空地没完没了地走。医生还告诉我午饭后要躺一两个小时，于是每天中午我吃过饭后便会老实躺下。但你没法这样子掌管一个庞大的公司。于是我会从办公室里间的沙发上爬起来，看看外间，却看到人们带着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坐在那里苦苦等待。这可不是我想树立的作风。两个月之后，我终于召开董事会，告诉他们这样不是办法。我知道我作的决定是正确的。相比掌管IBM，我更希望自己能活下去。如果是我父亲，肯定不会作出这样的选择，但我想他肯定会尊重我的决定。

现在我纠结的问题是，让谁来接替我掌管公司。一年之前，当迪克离开公司前往巴黎时，我曾决定让弗兰克・卡里做我的接班人。弗兰克可谓众望所归。他是IBM国内计算机分部的负责人，尽管他的管理风格与我截然不同，但他身上有着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弗兰克有着出色的商业分析头脑，遇事冷静，处事公正，而且非常自信。他很少在开会的时候发言，像我和利尔森那样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不是他的风格。他没做过什么英雄壮举，也没犯过什么明显的错误；但他遇到问题时，会很淡定地拿出解决方案。许多人将弗兰克这种不疾不徐的风格归功于他来自加利福尼亚洲的事实——他是阿尔・威廉斯在1955年翻遍整个公司寻找工商管理硕士时发掘出来的那些青年人才之一。有段时间弗兰克在芝加哥担任地区经理，我曾飞到那里去视察工作。我第一眼看到他时觉得此人其貌不扬，但我随即发现他在同我谈话时神态自若，一点也不慌张。当我揪着某个问题刨根究底时，他的回答简单明了，态度十分冷静。之后我给阿尔打电话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小伙子调到东海岸来。”弗兰克一到纽约便开始大发异彩，而且是在全然没有我或者阿尔为他撑腰的前提下。他一开始大概是处在管理层的第四级，在遇到我们之前已经得到了许多位上级的交口称赞。

我的心脏病突发将我安排弗兰克做接班人的计划完全打乱了，因为这个计划制定的前提是我还会在公司待上三年多的时间，直到年满60岁，也就是所有高层主管协商后一致同意的退休年龄。如果事情按计划发展，比我年长的维恩会比我先退休，弗兰克走上IBM权力顶峰的道路就畅通无阻。可我在此时决定引退，维恩才58岁，还得过一年半才到退休年龄。尽管卡里是我们挑选出来的人选，但维恩干了这么多年，作出了这么多成绩，论资排辈的话也得是他。最后我将维恩任命为董事长及总经理，任期十八个月。

我在6月底向董事会递交了辞呈，同意继续担任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就像阿尔・威廉斯当初退休时做的那样。信孚银行董事长比尔・摩尔当时是我们公司薪酬委员会的负责人，他问我：“你想拿多少薪水？”我不禁莞尔，因为相比父亲刚刚去世的那个时候，现在我对薪水问题的心态已经放松了许多。我告诉他说，这一年我拿全薪，接下来的一年拿半薪，最后一年，也就是达到公司规定退休年龄的那年继续工作，但不拿薪水。我不想因为拿了薪水而感到有义务到办公室来上班。

我终于可以开始圆我渴望已久的远航之梦了。我想当时我并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如此急切地想去远航，也不清楚自己内心的情感激荡达到了何种程度。突然之间，我生命中那么多重要的事情离我远去——我的IBM生涯结束了，我的飞行执照因为我的心脏病被暂时吊销了——隐藏在我意识深处的其实是对死亡的恐惧，我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活不到父亲那么久，而会像简那样早逝。只有现在回想起来，我才能看到当时的自己有多么恐慌。但在当时，我只是直觉地意识到远航能够拯救我。纽伯格医生曾经说过：“你要么做个心脏病人，永远不敢离开医院太远，时刻准备着再次病发住院；要么你就努力忘记病痛和医院。”我选择了忘记，为了做到这一点，我要去一个偏远得没有医院存在的地方。我叫上保罗・沃尔特，一起驾驶“巴拉望号”绕过纽芬兰岛向北航行。

我们带了几个年轻人干船上的重活，我的一位老朋友艾德・索恩（Ed Thorne）也同我们一起，他是一名优秀的水手，曾获得过航海比赛的冠军。艾德知道自己将与一位随时可能心脏病发死去的船长同行，但他依然欣然加入。我们出发之前他去见了纽伯格医生，纽伯格医生用一个橘子作示范，教他怎样在危急时刻给我注射吗啡。我随身带着吗啡，因为我知道心脏病发作时极其疼痛。我们出海之后，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十分担心自己会奄奄一息地醒来，而方圆几百里内根本找不到医生。碰巧有一天我们在纽芬兰大北方半岛停泊时，面前正是格伦费尔教会医院，当时一个念头划过我的脑海：也许这是我最后活着离开“巴拉望号”的机会了。但我随即将恐惧抛诸脑后，我很高兴自己这样做了，要是时时心怀恐惧，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天气很差，我们走了一个月，整个旅程比我料想的要顺利许多。但实际上我的身心依然十分脆弱。

我们返回北天堂岛时，奥莉芙正在那里等我。自从得了心脏病后，我的所作所为给我们的婚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我肯定是觉得自己得靠自己好起来，因为当时我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地把她从我身边推开。我表现得自私固执、粗鲁无礼、对她的体贴与善意毫不买账——据说这在心脏病人身上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奥莉芙不断设法让我开心起来，但一有什么事情不合我的意，我就会勃然大怒：“你不知道我有心脏病吗，我怎么能做那件事情呢？”我从纽芬兰远航归来时，我们的婚姻已岌岌可危。奥莉芙九个月来的压抑终于爆发出来，她与我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她说：“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

“好，”我说，“我也忍不下去了。”我拂袖而去，同几个朋友启程前往西部地区。

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结婚已经差不多30年了，她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来适应我的臭脾气，现在她觉得自己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退休生活似乎只是让我的脾气变得更差。她向我提出了离婚。

我花了好几个星期才意识到自己正在犯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我立即赶回东部，请求她回心转意，她已经从我们在格林尼治镇的房子里搬了出去，在曼哈顿找了间公寓。知道此事的朋友都觉得此事无可挽回了。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她不会回来了，所以别再浪费时间了。”另一位朋友看到我在奥莉芙离开后如此消沉，说：“她是个出色的女人，你这是自作自受。”

我联系不上她。她不回我的信，也不接我的电话。很快我们分居的消息便出现在八卦专栏里，让事情看上去更像已成定局，奥莉芙雇了一位最好的离婚律师。我知道我得采取点极端措施了。于是我跑去找那位律师，请求她的帮助。我说：“奥莉芙的态度不会那么肯定的，我想要她回来。你愿意当我们的调解人吗？”

这位律师非常实在。“我会帮你，我告诉你是为什么，”她说，“我曾经见过你父亲。当时我刚参加工作，还是个年轻的非合伙律师，一次我去他在纽约的住处送文件，那天晚上下着大雪，他签完文件后把我送到大门口，叫来他的专车，让我坐进去，又在我膝盖上盖了一块小毯子，然后告诉司机把我送回家。所以看在你父亲的分上，我会去劝劝你的妻子。”奥莉芙知道了以后气得要命，但那位律师的确好好地劝了她一番。

我像个绝望的少年那样恳求奥莉芙回心转意，又过了好几个星期，她依然不为所动，于是我同我妹妹海伦前往英国散心。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在伦敦的河岸街散步，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这完全是心理压力导致的，但我以为自己大限将至。我马上回旅馆结账，直接返回美国住进了格林尼治镇医院。我对医生说我觉得自己的心脏疼得好像碎成了一片一片。“我猜那是因为你太想你的妻子了。”医生说。

我派我的秘书前去告诉奥莉芙我病了。奥莉芙半信半疑。“他能挺过去吗？”她问我的秘书。

“我觉得他会挺过去的，沃森太太，但他真的很难受。”秘书回答道。于是奥莉芙马上赶到了我的病床前，这是我们重归于好的开端。没过两天，我们便在前往欧洲的路上了，我给IBM董事会发了份电报。

那些说我们离婚的报道纯属夸大其词。我们正前往瑞典度第二次蜜月。

汤姆与奥莉芙

我们费了很大工夫来修补我们婚姻中的裂痕，这些裂痕主要是我造成的。有一段时间我们差点又走到分手边缘，于是我决定去看心理医生，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踏进心理医生的诊所。“我们需要帮助，”我对医生说，“但我没法把奥莉芙带来，因为她不喜欢剖析情感问题。”

他说：“谈谈你自己，谈谈你们的问题。”于是我把自己的一生简单介绍了一下，接着谈了谈我们的婚姻情况，他时不时会插进来问几个问题，像是“你们有没有在吃早餐的时候发生过争吵？”“你们有没有为孩子的问题发生过争执？”我们的确为孩子的问题发生过激烈的争吵，于是我着重谈了谈这个方面。当第三个话题谈到一半时，我对他说：“我猜你是想告诉我说，女人总是竭尽全力地想证明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而我从不让她，每次吵架只想着如何吵赢。我猜我在吵赢的同时也失去了某些东西。”

“这么想就对了。”他说。对于如何做一个好丈夫，我要学的还很多，但我至少明白了不能用经营IBM的那套办法经营自己的生活。

尼克松执政期间的经济衰退结束了，维恩・利尔森短短的总裁任期内，IBM发展良好。到1973年1月弗兰克・卡里接任总裁一职时，公司再次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年收入逼近百亿美元大关。我专心致志于身体的复健，在维恩担任公司一把手期间，我很少感觉到自己已经放弃了执掌公司的大权，维恩所作的决策往往同我的想法颇为一致。但当卡里接任总裁后，我真真切切地体会到这样一个事实：沃森王朝在走过将近60年的时间后，即将抵达终点。弗兰克年仅52岁，不出意外的话，他将担任8年的公司一把手，从我的个人经验看来，8年时间已经足够一个公司领导人永远改变公司的面貌了。

弗兰克走马上任时，我让他抽时间和我一起到佛蒙特州我的滑雪小屋里待上几天。我告诉他说有些经验我想传授给他，尽管他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但这些经验他可能并不知道。世界上没有哪本教科书能告诉你怎么当好IBM的一把手，我拥有的最重要的经验都是我父亲传授给我的。一开始弗兰克似乎有点勉强，我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我敢肯定他是以为我会对他长篇大论地说教一番；当年我对我父亲也有着同样的想法。最后他还是答应了。于是在3月中旬的时候，我们一起飞往斯托。滑雪的季节已经过去，滑雪小屋里空无一人，正是远离尘嚣的好去处。

我没有固定的话题，只是把脑子里能够想到的每一点建议都告诉了他。在谈到企业领导者应如何处事时，我把父亲说过的一句话告诉了他：“行动起来要像个乞丐，自我感觉要像个国王。”这句话的思想是，当你同别人打交道时，态度要谦虚，要以感情来打动他；外表要独立自主，内心要充满自信。弗兰克・卡里本能地做到了这一点，我告诉他，他这样做是正确的。

我还告诉他，对他来说，真正的考验是他能不能让IBM在保持现在这种规模的同时避免失去人情味。我很担心他能不能将那些细微之处的关怀举动继续做下去，我和我父亲都十分看重这些小小的举动：给员工的太太送花；记下他们的生日；用亲笔书写的字条告诉员工你将他们的工作成绩看在眼里并且十分赞赏。“这些事情并不费钱，结果却很划算。”我说，“IBM公司是一个服务性质的企业，你越是表现得有人情味，员工和客户回报给你的就越多。”

我们谈到了IBM的方方面面，从公司的着装标准一直到如何游说国会。身为公司一把手，必须广交天下朋友，不仅要结交政界人物，也要结交那些有影响力的人，包括报纸出版商和其他企业家。我告诉弗兰克，结交朋友最得体、最有效的方式是建立私人情谊，而让职业说客跑去华盛顿上下疏通关系则是最糟糕的做法。

我觉得代表IBM同外界打交道可能是弗兰克的一个弱项。迄今为止，他的成功主要局限在公司内部，我希望他能认识到自己现在已经是个公众人物了。我和我父亲都强烈地感觉到，企业家有责任为社会做些事情，而不应该只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忙着赚钱。我从自己参加的各种公众活动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只除开每年作为纽约地区男童军委员会负责人去帕利塞德州际公园露营时度过的那些个孤单夜晚。我告诉弗兰克，维护这个“服务社会”的传统是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还告诉他应该如何去参与这些活动：“你现在是个大人物了，你会被邀请去参加各种活动。选择两三个你觉得真正有意义的社会组织，花时间认真投入进去。你必须在公司之外赢得你的位置，就像你在IBM赢得自己的位置一样。”不过很快我就发现，弗兰克对成为“国民偶像”没什么兴趣。相反，他加入了一些大公司的董事会，并逐渐开始在“企业圆桌会议”及其他商界精英组织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开始我有点失望，但我知道弗兰克的这个总裁当得很不容易，他得在我父亲和我投下的影子里经营IBM，我能够接受他想以自己的方式经营IBM的事实。努力让自己声名远扬是沃森家的人会做的事情，但不是弗兰克・卡里的风格，事实证明，在他执掌公司的8年间，IBM发展得同以往一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