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严冬时节，母亲去世了，享年82岁。她去世前已经病了好几个月，所以对她的离去我们已经有所准备。迪克非常伤心，因为他是母亲最小的孩子，同母亲最为亲近，而且母亲去世前几个星期他刚被解除负责IBM生产技术事务的职务。为了向母亲致哀，我带着奥莉芙去了科罗拉多州，在那里我亲笔写了数百封吊唁信，发给世界各地的亲朋好友。我们在那里待了差不多两个星期，虽然时间不够抚平内心的哀痛，我却不得不回去工作。那时我们经营上的危机已经解决，但为了完成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计算机订单，我们还得埋头苦干。我的工作依然像过去那样紧迫——但我正在逐渐丧失经营公司的热情。母亲逝世了，迪克退到一边了，阿尔正在逐渐减少工作量准备退休，我发现自己正处在想象不到的孤独境地。

在提升利尔森之后，我把自己明升暗降。我仍担任着董事长，但已经不再操心公司的日常事务。公司所有的高级主管，不管是属于直线指挥系统还是参谋辅助系统，都直接向利尔森汇报。毫无疑问，利尔森这个总裁可谓实至名归。他为攻克360项目组建的领导团队，集合了IBM有史以来最好的技术管理人才——鲍伯・埃文斯（Bob Evans）、弗雷德・布鲁克斯、吉恩・阿姆达尔（Gene Amdahl）。尽管利尔森有着“铁面”之称，还是赢得了这些人的忠诚和尊敬。他把这些人称作“男孩子们”，他们工作十分出色，凭借这些新型计算机，公司前途一片大好。

但我花了很长时间调整心态，才真正接受利尔森作为我的二把手。我很不喜欢之前他对待我弟弟的那种生硬做法。不过就算是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脾性的差异也会使我和维恩・利尔森之间难以建立我同阿尔・威廉斯之间的那种信任关系。阿尔和我几乎无话不谈，从公司战略到孩子的教育，不一而足。IBM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我们的随意谈话中作出的，在这样的谈话中，我们甚至会把脚搁在咖啡桌上。相反，维恩则喜欢独自工作，尽管他机智、果决、有魄力，但他完全不像阿尔那样心思细腻、有条不紊。他尽可能地逃避开会，不重视参谋辅助系统的作用，赏识像约翰・奥佩尔那样知道怎样通过组织路线来走捷径的管理人员。我同利尔森共事已经15年，他从一开始就极其讨厌办公流程。记得20世纪50年代，阿尔还是财务主管，利尔森还是销售总经理的时候，阿尔就领教过这一点。当时维恩喜欢搞一种被阿尔称为“假摔动作”的备忘录，因为那些备忘录都是在阿尔没注意到的情况下悄悄放到他办公桌上的。利尔森觉得送出那些备忘录就算是通知阿尔了。每当阿尔质问他为何不打招呼就做了某件事情时，利尔森会说：“这件事情你知道的，我在10月28日给你发了备忘录的！”

阿尔会回答说：“我根本没收到这样一份备忘录！”但当他在桌上堆积成山的文件里翻找时，没错，那份备忘录就压在底下。于是我父亲让阿尔为维恩动用的某项支出负责，而此项支出阿尔根本没有批准过。如此数次之后，阿尔终于告诉维恩说，任何维恩送来的备忘录，只要他没有读到，没有在上面亲笔签名，就不算数。

阿尔和我经常会出入对方的办公室，而维恩和我通常只在管理评审委员会的例会上碰面，一个月不过四五次。他主持的例会每次流程都安排得很紧，直线指挥系统的主管人员和参谋辅助系统的专家一个接一个地发言——预算案、定价决策、产品策略、人事政策，我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这可以放在教科书中作为“精确管理”的典型例子，IBM就是以这种管理方式而著称的。而我在主持这种会议时采取的方式则会让绝大多数商科学校的教授大吃一惊，在他们看来，我的方式绝对称不上科学。我会利用这些会议了解公司情况，让问题自己冒头，我希望这些会议达到的效果更接近于我父亲的想法，只不过父亲是通过把人叫到自己办公室里随意布置任务来达到这些效果的。打个比方，要是当天的报纸报道有个贝尔实验室的物理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我就会打断会议议程，发起为何IBM的科学家未能获得此项殊荣的讨论。就像父亲一直所做的那样，我不断想办法让我们的主管人员着眼更高的地方。

一直到阿尔担任总裁的时候，我的这种做法都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阿尔就像一个理想的地面领航员，每当我偏离航向时，他总能以一种让人很舒服的方式轻松地将我拉回正确航道；而在我作出正确决定时，他总能坚定、默契地配合我。可到了维恩担任总裁时，委员会的气氛就变了。他生性多疑，又没有耐性，眼光不够开阔。他从没公然对我表示过对抗，却经常会表露出这样的想法：我所做的决定他早就想到了，或者我浪费时间关注一些同IBM的经营完全无关的事情。

维恩同阿尔一样，很善于自我约束，绝不会挑起一场自己毫无胜算的战争，所以他从来不在公司直接挑战我。他把发起挑战的地点放在了公海之上。我的业余爱好是参加航海比赛，就在我提拨他担任总裁的那年，维恩也开始参加纽波特-百慕大的航海比赛，我已经参加这一比赛好些年了。他没有多少深海航行的经验，但他是个不错的水手，擅长驾驶小型赛艇。我曾在一次管理评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开玩笑地跟他说，要是他还想在IBM待下去的话，最好别在航海比赛中赢过我，但维恩直言不讳地表示他打算击败我，击败所有人。他买了一艘全新设计的Cal40游艇，并将这艘游艇的设计师招募为自己的船员。他研究了比赛的历史，发现一艘船曾获得过三届冠军，于是将此船的领航员找来。那年6月的比赛中，我的“巴拉望号”发挥正常，拿到了第24名——而他的“雷鸟号”则名列第一。

这件事情对我的刺激也许比我意识到的要大，因为在两年后的又一届纽波特-百慕大航海比赛中，我无意间挑起了同维恩的一次冲突。当时像“雷鸟号”那样的船已经相当普遍，尽管在比赛中使用这样的船依然颇有争论。这些船速度很快，而且船主每年都无所不用其极地让它们变得更快一些，但还是有一大帮像我这样持传统观点的人认为这些新式设计过于追求速度，忽视了船只的适航性和安全性。那年比赛开始前两天，我同美国游艇设计师协会主席暨国际航海比赛规则委员会主席奥林・斯蒂芬斯（Olin Stephens）一起在纽波特的码头上散步。

“人们对游艇的改装太过头了，你们居然一点都不管。”我跟他说。当时我们附近的水中正好停着一艘“雷鸟号”那样的Cal40游艇，你能清楚地看到那艘船的龙骨和艇舵都不符合传统设计。我朝那艘船做了个手势，说：“你看那艘船。它的设计就钻了比赛规则的空子。”

奥林是个非常温和的人，他说：“唔，没错，这种设计很巧妙，不过你为什么会反对这种设计呢？它的适航性很好嘛。”

“因为要是我们由着这些人违反比赛规则，”我说，“他们就会变本加厉，直到最后船只完全达不到适航性的规定标准，比赛中就会出事。”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拿来做反面例子的那艘Cal40游艇正是利尔森的“雷鸟号”。我话音刚落，便听到一个愤怒的声音：“你说什么？”接着维恩的身影从船体的阴影处冒出来，双拳紧握，看起来足有9英尺高，“我的船违反了比赛规则？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误会了，维恩，”我赶紧解释，“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你的船。我只是在和奥林说，他的委员会现在允许船只进行非常规改装的尺度越来越大。我这人比较传统。”

“哼！”他怒冲冲地说，“你是想把我踢出比赛，你没有这个权力！”

第二天的赛前会议上，我找到维恩，企图向他解释说他完全误会了他无意间听到的那段对话。但他压根不听我的解释，径直走开。奥林・斯蒂芬斯也试着向他解释，受到了同样的冷遇。IBM的两位最高领导者在航海比赛场上结下梁子的事情肯定会让那些喜欢小道消息的人大为兴奋。我希望我能将这件事情就此过去，但我们两人都太要面子了，反应都有点过激。我们参加了比赛——“雷鸟号”再次击败了“巴拉望号”，维恩得了第13名，而我排在了第20名。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们回到公司，可维恩还是对我不理不睬。好几天里他没跟我说过一句话，甚至不回我的电话。过了一个星期他才冷静下来，想起我们是在共同执掌一家大企业，董事长和总裁总得进行交流。我觉得他始终没有相信我的解释，即使奥林为我作证，不过最后他还是接了我的电话，同意放下这件事情。

如果再发生一次类似这样的事情，维恩和我的合作关系也许就到头了。但在这段时间，IBM的发展十分喜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维恩的管理才能以及他对System/360项目的出色完成。经过20世纪60年代初的停滞不前之后，IBM再次达到接近30%的年增长率——一个处于初创阶段的企业达到这样的增长率不足为奇，一个身家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做到这样可是史无前例的。

到1965年时，我们已经跻身全美十大企业的行列，两年之后，我们股票的市值已经超过通用汽车公司。我为我们取得的成绩自豪不已，但我有种感觉，我不过是在做重复的事情：巨大的成功、飞快的增长、频繁的重组、不断招聘培训更多的人。站在企业权力顶峰的压力真的让我筋疲力尽，我的生活节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疯狂，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发现自己没法再像父亲刚刚去世时那样一心一意地投入到照管IBM的工作中去。也许对于IBM，我是不可或缺的，但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

我生平第一次觉得我的生命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以前每当遇到危机时，我总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我相信自己能够打造完美无暇的职业生涯。通过运用我手头的全部工具——金钱、权力、威望——我知道我比绝大多数普通人有着更为强大、深远的影响力，因此我十分自信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能处理好一切事情，不管是我自己的事情，还是我的家庭乃至IBM的事情。可现在我陷入了一个始料未及的复杂境地，就好像突然之间一切事情都没那么简单了，一切事情都不对头了。

360项目危机过去后，我不是IBM里唯一一个开始进行自我反思的高级主管。离婚开始在IBM变得司空见惯——在父亲那时候，高层主管离婚的事情可是闻所未闻。还有许多人面对自己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子女束手无策，他们竭力想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20世纪60年代末动荡社会的影响，结果只是徒劳无功。吸毒问题引发了不少悲剧。一位经理的儿子正处于青春迷茫期，他听说致幻药LSD能让人了解真我，于是琢磨着吃一片效果不错，那么吃上两三片效果肯定会更好，于是他吃了一大把LSD，结果彻底疯了。他的父亲没有办法，只能将他送进精神病院。

我的孩子们也到了十多岁的年纪，我同他们之间同样出现了问题，只不过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966年春天，我的一个女儿宣布打算从寄宿学校退学。好几个月里，我每个星期都有一天是在大轿车的后座上处理公司事务——我得跑到新英格兰去劝说她放弃这个打算。好在我最后劝服了她：后来她顺利从寄宿学校毕业，进了大学。不过我之所以能说服这个孩子，部分也是因为我理解年轻一代的困惑。我在年轻的时候也经过漫长而艰苦的努力才找到自己的方向，我能理解那些在传统眼光看来一无是处的孩子。于是我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大学应该给这样的孩子机会，让他们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

1968年，我在弟弟妹妹们的支持下，启动了一个不寻常的奖学金计划：“沃森奖学金”，这项奖学金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资金来自我父母的遗产，面对的正是像我年轻时那样的孩子，表达了我对我父亲以及布朗大学无尽的感激之情。这个计划每年会从全国各地的小型文理学院中挑选75名应届毕业生，我们找的不是那种成绩全A的“高材生”，而是要求学校推荐那些有特长、有自己兴趣、有创造潜力的年轻人，给他们一个发挥自我的机会。我们资助这些孩子去国外深造一年，几乎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他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专业方向，只要是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比方说，第一年有个学生便在巴黎学习绘画，另一个则研究西方文明对古希腊法制体系的继承，还有一个学生则研究美国对亚洲及南美国家医疗援助行动的影响。这些选择反映了罗伯特・舒尔兹非凡的眼光和想象力，他是布朗大学的前校长，“沃森奖学金”计划的第一任执行理事。

我们为解决代沟问题作出的这一积极举措让我感到很是骄傲，但我不得不承认，同20世纪60年代数百万年轻人巨大的不满之声相比，这个奖学金计划的反响微乎其微。当时动荡的迹象无处不在——你能在电视上看到大学生们占领校园、要求革命。那些抗议之词让人十分不安——听起来就好像美国的民主进程已经到了崩溃边缘——不过也的确让我静下心来思考引发这种现象的社会弊端。作为一个开明的民主党员，我感觉自己有义务去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但我不知道该从何入手。我不断寻找途径让自己发出更大的声音，甚至一度动过投身政界的念头。在不同的时期，肯尼迪家族和其他重要的民主党人士都曾表达过希望我出来竞选的意思。尤妮斯・肯尼迪・施莱佛（Eunice Kennedy Shriver）和萨金特・施莱佛（Sargent Shriver）曾到佛蒙特州拜访过我们，尤妮斯当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汤姆，你知道我们是怎么想的，你是个天生的政治家。我见过你怎样让人折服，你一旦下定决心便能无往不利。你为什么不从政呢？”罗伯特・肯尼迪当时是纽约州的参议员，他力劝我参加1966年的州长选举，同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进行角逐。第二年爱德华・肯尼迪则将我作为可能的参议员候选人介绍给新英格兰地区有影响力的民主党人士。但每当这样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总是同奥莉芙商量一番，然后决定婉言谢绝。我不想离开IBM，而且我觉得自己既没有那种抱负也没有那种热情走到大众面前赢得他们的选票。

不过，要是罗伯特・肯尼迪最后入主白宫的话，我可能会愿意将自己的前程赌上一赌——不管是出来竞选或是被指派到某个职位上——以便帮助他将国家引入正轨。我在1967年夏天就表示了对他竞选总统的支持，哪怕当时看来他当选最少也是5年之后的事情。林登・约翰逊当时在总统位子上坐得很稳，没人指望罗伯特・肯尼迪会在1972年之前宣布竞选总统。但我告诉他国家没有取得我所期望的进步，所以我觉得他会是最好的总统，我愿意竭尽所能地支持他。我敢肯定同样的话他已经从很多人那里听到过了。他当时只是简单地回答说：“你的这番话对我意义很大。”除此之外再没说过什么。

我见过罗伯特・肯尼迪许多次。每年冬天他都会到斯托去，夏天则到北天堂岛去。我每年会把“巴拉望号”借给他一个星期，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在北天堂岛待上一两个晚上，然后驾船出游。他的朋友们会把橡树岭农场的每个卧室住满，那都是些很有意思的人——电视台记者桑德・瓦诺克尔（Sander Vanocur）、专栏作家罗兰・埃文斯（Rowland Evans），还有宇航员约翰・格伦（John Glenn）。

在我看来，林登・约翰逊的敌意反而是罗伯特・肯尼迪遭遇的最好事情。当约翰森在1964年清晰地表达了不希望罗伯特成为自己施政伙伴的意向时，罗伯特开始迅速地成熟起来。在他担任参议员期间，他发展出了强大的实力，要是他真的当上了副总统，反而做不到这样程度。他很欣赏我，尽管他不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有时候甚至会表现得很不友好。我还记得一次同他一起在北天堂岛散步。我们一边走一边闲聊，这时起了一点雾，我没有在意，可他突然生硬地打断我说：“你打算什么时候往回走啊？”

“你说什么？”

“下雨了。”

“我们可不会管这叫作下雨。”

“在我看来这就是下雨。我们回屋子里去吧。”

我可以想象同约翰・肯尼迪进行轻松惬意的谈话，但要是罗伯特，我完全想象不出来。他对小孩子极好，但同大人谈话时总是非常严肃，他比绝大多数美国人更关注自己对国家的责任，从不松懈。我觉得他同我待在一起的时候也不是特别自在。不过在他当上参议员不久后做了一件事情，对IBM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我们在斯托，我们待在我的那间滑雪小屋里，在谈话的间隙，罗伯特突然说：“汤姆，你为肯尼迪家族做了那么多，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呢？”

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我下意识地知道自己该怎么回答。罗伯特在司法部的团队之前刚刚解散，那些人可着实了不得。“你能推荐一个律师到IBM来担任法律总顾问吗？”我问。考虑到IBM的规模以及在计算机行业的垄断地位，我确信我们将来肯定还会面对反垄断诉讼。

“我手头只有两个值得你考虑的人选，”罗伯特说，“伯克・马歇尔（Burke Marshall）和尼古拉斯・卡岑巴赫（Nicholas Katzenbach）。只要你得到任意一个，对你们公司都会大有好处。”卡岑巴赫曾接替罗伯特出任司法部长，马歇尔曾担任司法部民权司司长，是美国南方废除学校种族隔离运动中的关键人物。我去了华盛顿，拜访了他们两位，马歇尔立即答应加入IBM，卡岑巴赫则在为约翰逊担任数年司法部长和副国务卿后，也来到IBM公司工作。

作为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有意增进同工商业界的来往。这事本来毫无希望，但我费尽心思地拉拢那些工商业界的温和派人士，在纽约安排晚宴和午餐会。这些举动收效甚微，因为罗伯特只有在感受到听众的热情时才能发挥出最好一面，同企业家们在一起时，双方都没什么热情。只有一次我看到他得到了企业界人士的好感，那是在1966年，当时他决定整治布鲁克林的贝德福德-斯图文森非洲裔美国人聚居区。那是纽约最贫困的地区，比哈莱姆区更大，也更疏于管理，长年充斥着暴力与犯罪。1965年夏天，洛杉矶的沃茨地区发生种族暴乱，大家都不希望看到种族骚乱在全国范围扩散开来。

罗伯特的构想是成立一个由白人企业家组成的委员会，同一个由黑人组成的社区委员会协同合作，提供管理咨询和资金渠道。只要罗伯特对某件事情付诸热情，听众无不群起响应。他成功地说服了纽约市长林赛和参议员贾维茨参与此事，接着又招募了一支由两党企业界头面人物组成的队伍，其中包括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比尔・佩利、《时代》杂志社的安德鲁・海斯克尔（Andrew Heiskell）、花旗银行前身——第一国家城市银行——的董事长乔治・摩尔（George Moore）、拉扎德投资银行的资深合伙人安德烈・迈耶（AndréMeyer），以及来自华尔街J·H·惠特尼风险投资公司的本诺・施密特（Benno Schmidt）等人。罗伯特会专程从华盛顿飞到纽约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和其他那些名头响亮的荣誉性委员会不同，我们的委员会真的在干实事。白人与黑人同心协力地探讨如何解决就业问题、进行住房改造、提供社会福利，以求给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带来新的面貌。委员会取得的成绩微不足道——但同其他那些最终以失败告终的贫民区改造计划一比较，这一成绩还算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在1967年那个“漫长炎热的夏天”，美国数十个城市爆发了种族暴乱，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却一直风平浪静，这其中罗伯特的功劳不小。

在布鲁克林区改造中，IBM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我们在那里建了一座新厂。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开始讨论“企业的社会责任”——利用大企业的财力改造社会的一些弊端——在我看来，IBM这样做是责无旁贷的。没人指望一家年利润不过几百万的企业能对社会造成多大影响，但当你一年创收好几个亿时，再忽略公众的看法就要小心了。几年前约翰逊总统发表“向贫穷开战”的演说时，IBM便已作出积极响应。我们以一家子公司的名义在马萨诸塞州新贝德福德市罗德曼营——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建了一个大型就业中心。我们计划每年培训750名“长期失业者”——来自贫民区、从高中退学后便从未找到过工作的黑人。罗德曼营就业中心经营了很多年，其中的经验促使我们进行了一些深刻的自我反省，因为我们遇到的问题比预期的要多太多。一开始接受培训的人会在晚上成群结队地到新贝德福德市里游荡，接着便发展成同当地黑帮发生械斗。情况越来越糟糕，直到六名警察在一次这样的械斗中受伤，市议会向约翰逊总统上书，请求关闭就业中心。我们撤换了辅导员，完善了纪律制度，但基本的问题从未得到解决：接受培训的人员已经太多年没有工作，很多人有酗酒、吸毒的问题，没有真正的人生动力，因此将他们培训成上岗人员实际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IBM最后雇佣了少量罗德曼营就业中心的“毕业生”，我怀疑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公司雇佣这些人了。其他的就业中心也处于同样的困境，政府最后只得放弃了整个计划。

解决失业问题的关键显而易见：我们必须避免让人们沦落到去就业中心接受上岗培训的地步——这就意味着改善他们生长的环境：贫民区。我曾作为约翰逊“反贫穷委员会”的一员去过那些贫民区，1967年爆发的那些暴乱并未让我感到意外，因为我能够理解人们为什么想要砸毁烧掉那些贫民区。我同辈的一些企业家依然认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爬上美国的上层社会，但对我来说，事情却是这样的：在少数族裔聚居区，即便你努力工作，到死也依然身处社会底层。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在那些社区重新建立诚实劳动与个人所得之间的对应关系。这就是“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改造计划”的核心理念。通过与罗伯特・肯尼迪的谈话，我开始确信少数族裔聚居区需要的是工厂——人们能够在里面学到技术、赚得体面的工资、享受福利待遇，从而树立“劳动光荣”的心态。要是IBM能够证明建立这样的工厂是可行的，其他企业也许会效仿我们，量变引起质变，最后少数族裔聚居区就会焕然一新。

我们租了一栋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大的房子——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正中心诺斯特兰大道上一栋脏兮兮的砖石结构库房，房子有8层高，我们打算雇佣500名工人——不是将他们看作没有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者，而是看成真正的IBM员工，有体面的薪水、良好的福利、培训计划和晋升的机会，他们甚至能够通过调到IBM别的工厂而跳出贫民区。500名工人不算多，IBM在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的工厂就有3500名员工。但我们进驻的是一个充满未知数的地区，之前也有少数别的企业在贫民区办过工厂，结果很不理想。比方说，加利福尼亚洲的美国通用航空喷气发动机公司曾在沃茨地区雇佣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年轻人为越战生产帐篷，该公司对这项业务一无所知，工厂最后亏了几百万美元，不得不以裁员而告终。

为了避免陷入同样的窘境，我们决定生产我们熟悉的产品——用在我们计算机上的缆线和其他部件——而且得让经验丰富的IBM经理来管理工厂。我挑选的人是欧内斯特・弗赖德利（Ernest Friedli），我们在金士顿市有个大型工厂，他是那里的副经理。弗赖德利是白人，但他出身于布鲁克林贫民区的一个移民家庭，所以他把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叫作“我的老邻居”。他这人十分直率。在计划建厂的过程中，我曾问他是否应该在这间工厂安装空调，当时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别的企业都没有空调，我不希望我们的工厂显得太特殊。弗赖德利立即毫不客气地回答我说：“你把自己放在工人的位置上想想。假设你到恩迪科特接受培训，发现那里的工厂都装了空调，然后回到这个破破烂烂、没有空调的厂房，你会怎么想？”我点头同意。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让这里的工人感觉自己像二等公民。弗赖德利是个真正的好领导。他转遍了IBM的各个工厂招募管理队伍，最后招到4名黑人和2名白人，弗赖德利告诉他们调去新工厂并不是进身之阶，因为这是一个需要献身精神的工作，而这六个人都表示愿意前往。

最棘手的问题是要不要在这间工厂的大门上挂上IBM的牌子。我们可以通过中间人来给这间工厂挂牌——找个黑人企业家，给他提供资金，同他签订合同，让他给我们提供零部件。我们的研究表明，如果采取这种方式，这间工厂在一年之后就能收回成本，只要我们找的中间人足够节省，削减IBM工厂的一些标准配置——比方说一个同社区有所关联的经理、一个心理咨询顾问、内勤部，乃至前台接待员。维恩・利尔森和其他高层主管倾向于这种做法，我一开始也是如此，因为这样更为保险，也更加省钱。但后来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注意到其他公司都是通过中间人在贫民区设厂，我觉得这样只会让当地居民加深这样的感觉：没人愿意相信他们。我想既然我们作出在贫民区设厂这样一个勇敢的决定，就要做好面对风险的准备，于是最后这间工厂还是挂上了IBM的牌子。

我们在公司内部对这个办厂计划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也许我们做的最明智的一件事情就是始终将它作为一份商业提案来分析。比方说，我们是在考察了其他的少数族裔聚居区之后才决定将厂址设在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的，对这个地区进行改造的意愿只是得出最后决定的诸多因素之一。罗伯特・肯尼迪本人从未要求我建工厂，而我也是在建厂计划最后确定下来之后才告诉他的。我们还研究了是否应该招聘那些长期失业者，就像罗德曼营就业中心培训的那些年轻人——最后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正如弗赖德利指出的那样，我们建这个厂的首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经营下去的厂子，而不是接收太多社会包袱，导致工厂不堪重负，关门了事。他雇佣了200名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当地居民，其中112人是失业人员，40人有过犯罪记录，但他毫不客气地将那些有着酗酒和吸毒之类严重问题的应聘者拒之门外。弗赖德利的判断十分正确，因为这个工厂的生产情况比我们预期的要好很多。当初我们预计这个工厂基本不会有什么利润，后来却发现这个厂生产的电缆和其他计算机元件的成本比我们的其他工厂还要稍低一些，贝德福德-斯图文森区的工厂就这样成为了IBM公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要是罗伯特・肯尼迪能够看到这个计划获得成功，一定也会感到骄傲。但这项计划尚未公之于众，他便在1968年4月将注意力从纽约的政绩转到了总统大选上去。我同他之间的最后几次会面，谈的也都是关于大选的事情。我还清楚地记得2月下旬的一天，他到我办公室来就竞选总统一事探询我的意见。我们聊了大概一个小时，主要在谈越南战争的事。谈话发生在越南的春节攻势之后，这次进攻引发美国舆论哗然，国内反战情绪高涨。我问他美国对此应该作何反应。

他说：“汤姆，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合情合理、简单易行的解决办法。一个也没有。唯一可行的举措就是将我们的人撤回来。”

“怎么撤回？”我问。

“要是我的话，会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从越南撤军。我觉得越南战争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不管撤军会让美国在国际上丢多大面子，面临何种困境，都比继续待在那儿要好得多。所以呢，不管要道多少歉，作出多少承诺，我都会让越南的所有美国军队在六个月内撤回来。”

我为他的话感到十分震惊；他的想法要比我激进得多。我还停留在考虑如何向我们的南越同盟交代的阶段，我们可是对他们做过那么多的承诺。不过罗伯特对讨论撤军的细节兴趣寥寥——他说不管我们怎么撤军，都将是一片混乱。对他来说，怎么撤军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他是在用长远的目光看待这场战争对我们国家的影响。

就在罗伯特・肯尼迪宣布竞选总统后三个月，加利福尼亚州预初选结束的那天上午，一位IBM经理打电话告诉我罗伯特遭到刺杀。我无法想象肯尼迪两兄弟会以同样的方式离开人世，所以我一开始安慰自己说他可能只是受了一点轻伤。我原本计划在那天和伯克・马歇尔一起去西海岸出差，伯克同罗伯特・肯尼迪的关系非常亲密，他听说罗伯特遇刺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于是说：“我能不能给他家打个电话，看看他家谁要顺路搭乘我们的飞机？”我说行，他打了电话，发现杰奎琳和她的妹夫斯塔斯・拉齐维尔（Stas Radziwill）要搭乘飞机，我便安排了一辆车从城里将杰奎琳他们接到肯尼迪机场，从伦敦赶来的拉齐维尔将在那里下飞机。碰巧当时肯尼迪机场的副主管是我二战时的老战友，于是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是个悲剧。我打算带着杰奎琳同我一起去加利福尼亚。我想先把她送上飞机，然后我们的飞机滑行到斯塔斯搭乘的飞机旁边直接接他上机。”

接到他俩以后，飞机起飞了，因为我在驾驶飞机，所以我们基本没有交谈。我们中途在位于美国中心的内布拉斯加州格兰德岛停留休息时，找了《苏格拉报》的汤姆・麦凯布（Tom MaCabe）和一群刚从俄勒冈州为尼尔森・洛克菲勒加油助威回来的共和党人打听情况。但没人清楚罗伯特・肯尼迪的情况究竟如何。当我们在洛杉矶降落时，查克・斯波尔丁（Chuck Spalding）在机场与我们会合，和我们一起开车进城，他是肯尼迪家族的密友，杰奎琳问他：“查克，情况到底怎么样？我要听实话。”

查克说：“唉，他不行了。”没过多久噩耗便传来了。

这是肯尼迪时代的终结，尽管肯尼迪家族天赋异禀，能够从灾难中一次次站起来继续前行。他们甚至一度打算让我接替罗伯特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竞选。就在罗伯特・肯尼迪遇刺后不久，我到海恩尼斯去，当我走下飞机时，一群肯尼迪家的小孩穿过停机坪向我跑来，他们穿着黄色的运动衫，上面印着“汤姆・沃森竞选总统”的字样。这是杰奎琳的手笔。我和她坐进汽车，车上还有罗伯特的遗孀埃塞尔，我说：“你们是当真的？”

“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呢？”她们回答。不过我们都清楚我根本没有希望获胜。几天之后，肯尼迪家族的一位专栏作家朋友打电话问我到底会不会接替罗伯特・肯尼迪参加总统大选，我告诉他说，我那点竞选总统的野心已经被我自己扼杀掉了。

两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大学校园多次发生大规模反战运动，目睹这一切后，我开始接受罗伯特・肯尼迪对越战的态度。1970年6月，我被传唤到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面前作证，他们希望探讨越战给美国经济造成的影响，但我决定利用这个讲坛陈述美国应当立即从越南撤军的有力理由。我说只要这场战争继续进行下去，必将打击年轻一代的士气，损害我们在国际上的声望，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最终将对我们的社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我们不可能想出办法将撤军进行得有效、有序又不伤尊严。但我们必须在这场灾难将我们彻底拖入泥潭之前将它结束掉。”其实我不过是在重复很久以前罗伯特・肯尼迪对我说过的话——但对一个社会知名人士来说，对撤军发表如此坦白直率的看法还是很不寻常的，所以《纽约时报》在头版引用了我的话。这只能说明罗伯特・肯尼迪远远地走在了我们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