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年中，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Sergeyevich Khrushchev）即将访问美国的消息，我立刻想到一个足以让IBM吸引眼球的点子：邀请赫鲁晓夫到IBM的工厂进行参观。在发出邀请前，我给国务院打了个电话，想确定一下这种做法是否会违背外交礼节。接电话的是一位协助安排赫鲁晓夫行程的官员。我问他：“我们希望邀请这位总理访问IBM公司，不知国务院是否同意？”

他说：“没问题，但他不会去的。”

于是我直接给克里姆林宫的赫鲁晓夫办公室发了封电报。我在电报中说：“我诚挚地邀请您参观我们公司先进的电子工厂。我们在纽约的波基普西和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有许多这样的工厂，您可以只作短暂的访问，不过我们的建议是，如果您想真正了解我们的产品和生产人员，最好是上午来，用完午餐再走。”

过了好几个星期，一点回音也没有。我撒下了一把种子，不过并没有指望真的长出一棵树来。一天，圣何塞工厂的厂长加伏・考伦（Gav Cullen）给我打来电话，他说：“您打算对我们干什么？”

“你说什么？”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们这儿来了两位苏联军官，他们想检查我们的工厂！”于是我知道，赫鲁晓夫接受了我的邀请。

一个月前我刚去过莫斯科。那年是冷战期间一个短暂的解冻期，艾森豪威尔总统和赫鲁晓夫都在努力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美国在莫斯科的索科尔尼基公园举办了一次大型的日用消费品及科技产品展销会。IBM公司将RAMAC送去参展，展示这种机器在记忆存储方面的出色表现。展销会为期六个星期，250万名苏联人蜂拥而至，争相一睹美国的最高科技的产品。我记得有一个展位展出的是美国现代家庭模板间，里面摆放的都是最新款的家用电器，就是在那里，赫鲁晓夫和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进行了那场著名的“厨房辩论”。辩论的主题是：美国展出这些展品是不是想愚弄俄国人——普通的美国家庭根本用不起这些东西。

抛开两国之间的暗潮汹涌不谈，我发觉在莫斯科的街道上漫步是令人十分难忘的体验，这是我在二战结束后第一次来莫斯科，住的还是俯瞰红场的莫斯科国家大饭店。很多年来，它对入住的西方人有着相当多的限制，但我却被安排住进了列宁套间——1917年列宁从流放中回来时就住在那个套间——让人十分不可思议。这间房间对苏联人来说就像一个“圣地”，不过我对它可是十分熟悉——我随同布拉德利将军来苏联时就住在那里，1942年的许多个夜晚，我们就待在那里打扑克牌。

IBM公司为了赫鲁晓夫的来访准备了好几个星期。按照行程，他将参观好莱坞的一家电影制片厂、一所大学和一家农场，而美国大企业中只有两家有幸接待他，那就是生产农业机械的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 Corporation）和IBM。工商业界对他的来访多持观望态度，部分是因为苏联和美国意识形态的差异，另外一部分是出于“恐惧”。已经有许多人因为试图改善与俄国人的关系而遭到批评，所以许多工商业界领袖人物唯恐引火烧身。所以在赫鲁晓夫的日程表上，只有另外一位美国企业家将会见赫鲁晓夫，那就是罗斯威尔・加斯特（Roswell Garst），他来自艾奥瓦州，同苏联人做玉米种子生意。

我做的第一件准备工作就是到联合国请了一名俄语翻译。赫鲁晓夫到的几天前，我去了圣何塞，在一家酒店里设了接待处。我预想了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和突发情况。比方说，我意识到我们肯定有些雇员对他不满，但我得确保不会因此出现什么暴力事件。于是我在工厂的布告栏上贴了张告示，上面写道：“我邀请赫鲁晓夫总理来访，考虑的是通过此次访问增进美国的利益。如果有人不想看到他，可享受两天带薪假期。”最后大概有20名员工接受了这一带薪假期。

我们打算让赫鲁晓夫看的计算机演示非常有意思。我们为RAMAC设计了一套程序，能让它变身“电子历史百科全书”。你可以用10种语言问它从公元前4年一直到当代发生的全部重大事件。当然有些年份并不像别的年份那样大事频发，但我们还是为每一年都找了些内容。比方说公元30年，当你问它的时候，计算机就会显示“莎乐美要求获得施洗者约翰的头颅，并得偿所愿”。而且我们尽量让这些内容同赫鲁晓夫的来访相契合，比方说如果问1917年，它就会显示“俄国革命”。我很喜爱这个演示程序，因为这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我们从洛杉矶分部挑选了一位程序员来操作RAMAC进行这番演示，那是一位硬朗的波兰移民，能说流利的俄语。他自称埃迪・考文（Eddie Corwin），但我在1937年上IBM推销员培训学校时就认识他了，那时他还叫作埃迪・索哈茨维斯基（Eddie Sochaczewski）。希特勒入侵波兰时，埃迪作为波兰骑兵部队的一员奋勇作战，在第一个星期的战斗中不幸被俘，随后在一所纳粹战俘营里关了6年。

在赫鲁晓夫到达的前几天，我到工厂核对接待事宜。我问埃迪：“你的演示要花多长时间？”

“算上提问环节差不多15分钟吧。”

“但我们给这一项分配的时间是20分钟呀。剩下的5分钟干吗？”

他直视着我的双眼回答说：“我打算跟他聊聊波兰难民在苏联的境况。”

我说：“埃迪，你很清楚你不能那样做。”

“这对我非常很重要。”

“赫鲁晓夫是我们的客人，除非你以名誉担保不这么干，否则我不能让你来进行演示。”

他移开目光，怒容满面，最后答应了我，所以我仍然让他来进行计算机演示。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第一站是东海岸，然后前往洛杉矶。我关注着所有的电视和报纸报道，心里七上八下，不知道我为IBM争取来的这次访问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他在华盛顿对记者团口出不逊；在埃莉诺・罗斯福家中做客时表现得很无礼；当洛杉矶市市长告诉他基于安全考虑他不能去迪斯尼乐园参观时，几乎引发国际冲突。根据报纸报道，当时赫鲁晓夫拍着宴会桌嚷嚷道：“为什么不能去？你们在那里藏了火箭发射台？那里有霍乱病流行？那里是黑帮的地盘？简直难以置信！我怎么向我的人民交代！”我开始担心他会借参观IBM的机会公开指责美国的生活方式。我日思夜想，琢磨着要是赫鲁晓夫说出什么无礼之词时，我该以何种外交辞令得体地应答。但他离开洛杉矾后，却好像一下变了个人。不知是不是受到美国人民热情的感染，虽然他说的还是那些话，态度却发生了突然的转变：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他在旧金山一家酒店入住时，曾走到窗前向外面的群众挥手致意，引发了一阵热烈的欢呼。第二天上午，在前来访问我们工厂的途中，他突发奇想地跑去参观了一家旧金山超市，引起不小的骚乱，接着又心血来潮地临时决定在一家码头工人工会设立的职业介绍所作短暂停留。

最后终于轮到我们了。他的专车正好在午饭前到达，车上下来的正是赫鲁晓夫总理本人，一个圆滚滚的小个子，穿着一套皱巴巴的棕褐色西装，看上去有几分滑稽。他戴了一顶纯白的码头工人帽，是他刚刚在那家职业介绍所用自己的帽子同别人换的。他的官方陪同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我不是很熟。随行的还有两国的一些官员和密密麻麻的记者。奥莉芙和我走上前去向他表示欢迎——赫鲁晓夫夫人留在了旧金山购物——接着我们簇拥着他走进工厂。

赫鲁晓夫喜爱美食，所以我们作了安排，先请他赴午宴，正是此举打破坚冰，让宾主双方在随后的参观过程中相处融洽。那个星期早些时候，我已经对食堂负责人作了详细指示。我说：“我们要向赫鲁晓夫展示的是工厂的普通一天。不用作特别安排。平常的菜色就好。”他安排的菜色果然十分平常，但精美程度真是我生平仅见——色味俱佳的加利福尼亚拌菜和冷肉拼盘简直可以直接放在华尔道夫菜谱中当范例。我给了赫鲁晓夫一个托盘，自己也拿了一个，然后我们开始从长长的餐台上拿取食物。自助餐所用的盘子和碗都很小，目的就是为了限制每次所取的量。但这并不能阻止赫鲁晓夫。我注意到他不停地往碗里堆食物。我拼命地忍住笑，因为周围都是摄影记者。我可不希望让他们拍下我嘲笑总理大人的照片，那就太尴尬了。但是赫鲁晓夫肯定是看透了我的想法。他把碗盛得满满的，食物堆出碗口足有三四英寸，然后朝我眨了眨眼，给了我一个会心的微笑，我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当然不会错过这一幕，第二天这张照片就登在了报纸上。

美味的午餐看来给总理带去了愉快的心情。他对我说：“你很懂得心理学嘛，把我带到这个餐厅作为我们互相了解的开端。”他的翻译叫作维克多・苏柯德瑞夫（Viktor Sukhodrev），比我从联合国请来的那个家伙强太多了——那家伙在边上一句话也插不上。我毫不在意，因为苏柯德瑞夫的翻译显然很准确可靠。午餐过后，我带赫鲁晓夫前去参观工厂，他在参观过程中说：“我们苏联也有这样的工厂。”接着他脸上显出一丝困惑的表情，又说了一句，更像是自言自语：“我们苏联也必须有这样的工厂。”我一直不知道苏柯德瑞夫为什么把这句话也翻译了过来。

在经过工人们身边时，赫鲁晓夫不断地同他们握手或是拍拍他们的肩膀。虽然他参观工厂的时间很短，却给每位员工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我所知，这个世界上只有另外一个人能做到这样，那就是我的父亲。我们对参观的整个行程做了严丝合缝的安排，但赫鲁晓夫会走着走着，突然向几个工人走过去，同他们每个人谈话。“你做的是什么种类的工作？”“你的薪水多少？花在食物和日用品上的钱是多少？”“这里的工资普遍都是这个水平吗？”苏联在这一年刚刚成功地发射了“月神号”月球探测器，赫鲁晓夫在参观时亲自动手给工人们别上了“月神号”纪念章。不过他一走开，我就看到工人们把纪念章从衣服上拿下来看。有的看完以后别了回去，有的人嘟哝一句“狗娘养的”，然后随手扔进垃圾桶。

最后，我们走到记者面前接受采访，赫鲁晓夫感谢了我们对他的热情款待，然后发表了一番讲话。这个讲话当时被大肆报道，因为这是赫鲁晓夫在美国逗留期间发表的最友好的讲话。他说，苏联愿意同美国人民及美国政府成为朋友，他不会对两者加以区别。他的讲话中只有一句含沙射影的话我不是很喜欢。那句话是这样说的：“当我会见企业家时，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分歧，但在会见一些别的人时，比方说工会领袖或某些政客时，事情就没那么顺利了。”我觉得这是在含蓄地攻击艾森豪威尔总统，因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之前刚在戴维营同赫鲁晓夫就柏林问题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艰难会谈。虽然我想做一个好的主人，但也不能对他的这一举动视若无睹。所以当他讲完话后，我说：“女士们，先生们，赫鲁晓夫总理感受到了美国人民带来的友好气氛，虽然他将此归功于我，但我得说，真正递出橄榄枝的人是艾森豪威尔总统。”赫鲁晓夫没有继续纠结这个问题，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至此，赫鲁晓夫对IBM的参观圆满结束，他在IBM的自助餐厅里没有再来一次“厨房辨论”，让我大感欣慰。

我开始产生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的想法。并不是说我想成为政治家——我没有这么想过，至少当时是没有——但我想让自己的名字因为政绩而为人们熟知，我想在华盛顿干出一番事业，就像我现在成功经营IBM公司那样。要想在成就上超越我的父亲，为政府工作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尽管我父亲曾经同罗斯福总统走得很近，还帮助总统组建了工商业界咨询委员会，但因为他平时忙于IBM公司和国际商会的工作，所以他对政府活动的参与仅限于一些仪式性场合。而我，既对积极参与政府活动的前景很看好，对经常往来于纽约和华盛顿也没什么意见，其他那些曾让父亲在政治舞台前裹足不前的因素也不曾让我感到困扰。一个企业家，即使是一个处于事业巅峰的成功企业家，当他走出自己的公司想在政府部门谋求一席之地时，就得放弃很大一部分已有的权力，像个新人那样从头来过。当然，也可能是因为政治本身对父亲没有什么吸引力，IBM就像他的王国，他把待在这个王国里进行统治看得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但我还算是相当年轻，而且只要能学到东西，我并不介意被人看作生手。

作为20世纪50年代未商界为数不多的自由派人士之一，我挑起过大量争议性话题——对此我既感到惊讶，也相当乐在其中。举个例子，在赫鲁晓夫来访两个月后，全国制造商协会在华尔道夫饭店开会，我在会上作了发言，提出应该增税，与会的人都大为吃惊。我指出，如果我们想保持对苏联的领先地位，更多的资金也许是必不可少的。

“我们必须认识到作出一些牺牲是必要的。为了美国的利益，有许多事情是必需和必要的，但我们不可能包揽每一件——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我们只能做好自己身为企业家的本分。如果必要的话，我们首先要作出的牺牲就是自发自愿地接受增税，这是为了一个光荣而宏大的目标：保持美国在各个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

为了说完就走，不必再回到台下就坐，我一早就作了安排。我从讲台上下来，从后门出去，钻进一辆早就在等我的汽车前往机场，然后直飞欧洲。我很快就发现我的那番讲话引起了何等骚乱，《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都在第二天的头版作了报道：沃森发表“最本分的”观点，猛烈抨击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税收立场。

协会主席甚至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会上解释说，我其实是在说反话，全国制造商协会的立场当然是希望国会作出切实的努力以增加政府收入——通过减税来刺激经济。

我努力为IBM所有的主管人员树立榜样。麦卡锡的那些听证会过去才几年时间，我不断敦促他们身体力行地参与到民主化进程中去。我跟他们说：“你们在IBM公司的职位为你们提供了一个面向社会发言的平台。站上去，运用你们的影响力，推动国家往好的方面发展。”当时正值艾森豪威尔统治的末期，美国的学术界、企业界和工会的重要人物都开始考虑以一种更加振奋人心的新方式思考美国的未来。艾森豪威尔在执政的最后一年，成立了“国家发展委员会”，任命布朗大学荣退的校长亨利・里斯顿（Henry Wriston）担任主席。艾森豪威尔将一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这个委员会：为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方向绘制蓝图，这份发展纲领涉及国家事务的各个关键性领域：人权、外交政策、失业问题、城市改造，一百余人参与了此项工作，从国家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主席乔治・米尼（George Meany）到杜邦公司的总裁克劳福德・格林沃尔特（Crawford Greenewalt），都参与其中。我也担任了一个专家小组的组长，我们这个小组专门研究科技变革，成员包括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沃尔特・卢瑟（Walter Reuther）、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后来成为财政部长的他，当时还是个年轻的经济学教授、查尔斯・珀西——在他担任贝尔-霍威尔电影器材公司的总裁时便与我相识，以及和我一样来自IBM的曼尼・皮埃尔（Manny Piore）。

尽管这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是艾森豪威尔指定的，但委员会的最终成果实际上成为肯尼迪总统制定“新边疆”政策的指南。委员会对多个问题提出的解决思路得到两党的一致支持，从对文艺工作提供国家资助到如何使用联邦政府的权力，乃至强制执行投票权。最终报告在肯尼迪当选后数日面世。我还记得当时CBS的时事评论员霍华德・K·史密斯（Howard K.Smith）作了如此评价：“如果不是有大量证据证明肯尼迪参议员最近一直忙于其他事情，人们肯定会认为这份报告是他亲自操刀写就。”

肯尼迪的当选让我在商业界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就像当初罗斯福当选改变了我父亲的商界地位一样。在肯尼迪当选之前，绝大多数企业家将我看作一个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少数派”，他们之所以容忍我或多或少是因为IBM的成功。现在我一下成了个重要人物。比方说，工商业界咨询委员会以前好像一直忘了有我这么一个人的存在，现在却将我提到副主席的位置上，而且我很快发现，自己正逐渐成为大企业和白宫之间的桥梁。

肯尼迪家族第一次进入我的生活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是1952年，我和奥莉芙正要前往达沃斯，我们在瑞士一个火车站的月台上等候换车，注意到一大堆看上去非常昂贵的行李包。奥莉芙仔细看了看标签，惊喜地说：“是肯尼迪一家！”过了一会儿珍妮・肯尼迪（Jean Kennedy）和帕特莉西亚・肯尼迪在（Patricia Kennedy）跑过来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她们也是要去达沃斯。在达沃斯的那个星期，我们还见到了他们家的不少成员。我们晚上一起出去玩，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人。一个星期结束后，他们便急急忙忙地赶回家去了——为首次竞选参议院席位的约翰・肯尼迪加油鼓劲、举办茶话会拉票。

接着我们开始经常在斯托遇到肯尼迪家族的各个成员。他们没有在我们的滑雪小屋住过，不过经常在那里举行聚会。帕特莉西亚总是和我的一个好朋友比尔・麦克道格尔（Bill Macdougall）一同露面，比尔是泛美航空的飞行员，当时正在同帕特莉西亚约会。约翰・肯尼迪的弟弟一家，罗伯特和艾塞尔每次来都会带着一大帮孩子，我们曾经在小屋里安排过25个孩子的座位，楼梯上面都坐满了，想穿过屋子都得侧着身子走，我们会放电影给孩子们看。肯尼迪家族的孩子精力旺盛，但都是好孩子。我们举办聚会时，常常会翻来覆去地玩一个游戏，但肯尼迪家的人都很喜欢这些傻乎乎的游戏。

我直到1958年才真正见到约翰・肯尼迪，我是在纽约至华盛顿的短程航线上偶遇他的。我上前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我们聊了聊各自的家庭。多年来我从我妻子和约翰的姐妹们那里听了那么多对他的赞誉之词，所以一开始对他有点抗拒心理。但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他同尼克松的辩论时，对他所持的保留态度一下子烟消云散。第二轮选举过后，我便认定他将赢得最终的胜利。我给他写了封信说：“我支持你。”随后，他的一位助理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向媒体公开表达对约翰的支持。因为同IBM有生意往来的既有民主党人士又有共和党人士，而我又是IBM的老板，所以我只得拒绝了他。但我告诉这位助理说，对于我会把选票投给谁这事不用保密，要是他们想宣扬这件事情，尽可以去做。我为肯尼迪的竞选出了不少力：捐款、写信，甚至以个人名义为他拉票。在企业界他很不受欢迎，那些听说了我所作所为的人都觉得我疯了。在大选前夜，奥莉芙和我前去参加工商业界咨询委员会的一次宴会，发现几乎找不到什么人愿意跟我们说话，大家都对我们敬而远之。

肯尼迪最终获胜时我很高兴，甚至有点被兴奋冲昏了头脑。那年冬天我在百分百俱乐部年会上讲话，对推销员们说：“在选举结果出来之前，我不得不闭紧嘴巴，但现在肯尼迪成为了美国人民的总统，我可以畅所欲言了。我想你们都会同意我们应该为自己干上一杯，因为我们选出了一位了不起的总统。”这番话招来了百分百俱乐部年轻成员们的不满，他们纷纷表示这些话我留给自己听就好。不知怎么的，我忘了一个关于人性的基本事实：如果一个小伙子出身贫寒，靠半工半读才读完大学，然后迅速地挣到了许多钱，那他肯定会成为一个极端保守主义者。一个年轻的IBM推销员如果足够聪明，入行5年之内便能做到年入2.5万美元——在当时可是不小的数目。我自欺欺人地认为我可以兼顾企业老板和自由主义者的身份。经过这件事情，我认识到，如果我想从政，最好是辞去总裁一职，要是我想继续当IBM的老板，就得谨言慎行。其实我持何种政治观点从来都不是问题的关键，不过从那以后我再没做过类似的公开发言了。

奥莉芙和我开始频繁地被邀请去白宫做客，就好像我们和肯尼迪一家是近邻一样。我们参加了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交活动——我记得一次晚宴上帕布罗・卡萨尔斯做了演出。那是他自西班牙内战后在美国第一次举行正式的演奏会。奥莉芙和我还被邀请参加白宫举行的私人舞会，其中有一次舞会是为肯尼迪总统的连襟兄弟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办的，大家唱唱跳跳一直到凌晨五点才兴尽而归。在那次舞会上，奥莉芙的座位被安排在紧挨总统的右手边，这样的荣幸使得那个夜晚成为我们家族“典故”中一个永恒的话题。

在肯尼迪当政的那些年里，我得到不少了解、接近国家权力中枢的机会。我在总统名下的众多委员会里占有一席之地，其中包括劳资政策咨询委员会以及掌管“和平队”事务的委员会。不管从哪个角度说，我对为总统效力都感到十分荣幸和骄傲，但我从不自欺欺人地认为我是什么重要角色，也不认为自己已经成为了真正的“政治动物”。我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而存在。

绝大多数大企业家自然是反对肯尼迪总统的。他入主白宫还不到六个月，工商业界咨询委员会就正式同政府撕破了脸。这次事件摧毁了自罗斯福以来政府同商界的和谐关系，我也被卷入其中。工商业界咨询委员会由65位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企业家组成。它成立的目的用官方的表述是在经济问题上对商业部长提供建议，但其真正的作用要在危急时刻才能表现出来。比方说二战期间美国参战时，这个委员会就承担起了战时生产委员会的职责。在和平时期咨询委员会的确没有太多事情可做，都快变成“老男孩俱乐部”了。

肯尼迪的商务部长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前州长卢瑟・霍奇斯（Luther Hodges），一个温和的自由派人士，比总统大20岁。当他刚被任命时，大家都觉得他会同时赢得商界和国会的欢心，但他虽然有着和蔼可亲的外表，实际上却是个顽固透顶的“老傻瓜”。霍奇斯认为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政府同大企业走得太近了，他将为这种亲密关系画上句号。他告诉工商业界咨询委员会主席，他觉得这个委员会并不能真正代表美国的工商业界。这话让每个人都惊呆了。接着他又禁止我们在没有政府官员参与的情况下关起门来开小会，并且责令我们从小型企业中选出代表加入委员会。没过多久，委员会里就怨声载道。

从私人感情方面而言，我对这个委员会其实一点好感都没有。委员们每次开会都选在度假胜地，比方说温泉市，日程表上写着要讨论五件事，但他们会把每个下午的时间用来打高尔夫球，聚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就胡侃一通生意经，当真正谈到政府的问题时，他们可谓“英雄所见略同”：都强烈反对政府插手商界事务。但除开这些，我觉得打压这样一个在危急时刻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组织实在是非常愚蠢的行为，我也不能理解被视为该委员会代言人的霍奇斯为什么会对它如此不友好。

1961年，随着“柏林墙事件”的升级，我相信卢瑟・霍奇斯同商界的紧张关系已经不是总统心中考虑的首要问题了。尽管如此，当咨询委员会开始讨论是否应该终止同商业部的从属关系时，我还是跑去见了肯尼迪。我说：“如果这事真的发生了，我觉得对你倒是不会有什么特别不利的影响，但你要是能采取积极措施，总比听之任之的好。”肯尼迪马上唤来一位特别助理拉尔夫・邓根（Ralph Dungan），吩咐道：“我完全不知道此事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你马上同汤姆一起介入此事，不要让事态更加严重。”邓根使尽浑身解数想要说服霍奇斯转变态度，但霍奇斯就是无动于衷。于是在6月6日，工商业界咨询委员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同政府脱离关系。

咨询委员会为肯尼迪政府做过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为总统的援外项目提供志愿者。我负责招募事宜，这项工作被大家戏称为“大款行动”。当时美国正在源源不断地向国外提供巨额的援助资金，相应地，肯尼迪希望援外项目的工作能由商界人士承担。他的想法是请50家大企业派出最能干的副总裁及主管人员到海外工作一年——一支由管理人才组成的“和平队”。我调动咨询委员会的力量来进行这项工作，邀请了四位资深理事负责各个地区的人员招募工作，其中包括美国机械铸造公司的卡特・伯吉斯（Carter Burgess）及柏克德工程公司的老史蒂芬・柏克德（Stephen Bechtel Sr.）。他们招募到了一些非常能干的人，可接下来我们又得同国务院的那些官僚主义者作斗争，那些人坚持认为，为了避免利益冲突，志愿者必须在赴海外之前从原来的公司辞职。不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富有奉献精神，所以最后有35名志愿者冒着损害自己前途的风险同意了这个要求。我记得博格华纳有限公司老板鲍勃・英格索尔（Bob Ingersoll）的弟弟去了菲律宾；IBM的比尔・劳利斯（Bill Lawless）去了扎伊尔，他之前是阿尔・威廉斯的助理，还有一个来自IBM的小伙子替我统筹整个项目计划，他名叫斯坦・麦克尔罗伊（Stan McElroy）。

我在新成立的劳资政策咨询委员会也占有一席之地，这个委员会同工商业界咨询委员会形成了鲜明对比。劳资政策咨询委员会在肯尼迪执政期间极其活跃，几乎完全取代了工商业界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它由19位来自商界、工会和教育界的领袖人物组成——像是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约瑟夫・布洛克（Joseph Block）、乔治・米尼和沃尔特・卢瑟——肯尼迪总统本人也经常前来参加委员会的会议。在这个委员会中，我感觉自己是真真正正地走在伟人身边，我们对许多问题看法一致，也让我惊喜不已。总统要求我们重点关注失业问题，因为当时经济的不景气使得美国的失业率攀升至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最高点。因为这个缘故，新生儿出生潮也让大家担忧不已——这些孩子长大后，我们要怎么给他们提供工作岗位呀？

我在委员会里专门负责研究失业问题同自动化之间的关系。IBM在这个问题上一直走的是强硬路线——我们出售的穿孔卡片机能够取代的人工越多，卖得就越好。父亲对此曾做过辩解，他指出现代科技的发展将提高工业生产率，因而促进经济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且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但现在我开始意识到，在这个过程中，将有大批工人被抛上街头。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是在1960年，当时我参加了爱德华・默罗（Edward R.Murrow）主持的一个电视访谈节目，我去那里是要向观众们谈谈IBM的一些理念，但给我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是节目的开场部分。默罗开场谈的是肉类加工业，他先用他特有的那种沉静有力的方式介绍了背景情况，然后采访了一个弯腰弓背地坐在自家门廊的失业工人，那个家伙原本在一家屠宰场工作，但后来他的工作被机器取代了。他大概只有45岁或者50岁，却再也没办法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他的绝望与沮丧仿佛充斥了整个电视屏幕。我被这个悲剧惊呆了：一个肢体健全的人坐在那里诉说自己对工作如何求而不得，之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工业技术的发展。

沃尔特・卢瑟也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人管他叫“共产主义分子”，因为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和他弟弟在苏联一家汽车制造厂做过工。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我相信他称得上是美国的一位伟人，当他在1970年因为飞机失事而去世时，对整个国家而言都是极大的损失。在默罗之后，是他让我对许多事情有了新的思考。沃尔特・卢瑟深入浅出地为我讲解失业问题造成的危害，他说如果别克汽车公司决定关闭底特律一家设备老化、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工厂，然后在南部地区修建一家现代化的新厂，原来在那家底特律工厂工作的5000名工人便会流落街头；南部地区，比如田纳西州的就业机会对底特律的工人没有什么意义。保守派人士可能会辩称说这种事情在自由企业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那些失业工人的家庭就像随着碾米机的欢快转动飘落到泥地上的谷壳。但我并不这样看。劳资政策咨询委员会当时还研究了欧洲实行的就业保障手段。我们曾特别就瑞典的做法进行了长时间的研讨：瑞典政府联合工业界和工会施行合作项目，将高失业率地区的工人聚集起来进行再培训，然后将他们举家迁至有就业机会的地区。肯尼迪总统对在美国实行类似合作项目的想法很感兴趣。

正是在这个委员会里，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隐隐约约的感觉：也许我最终能在政府里作出一些成就。工会领袖喜欢我，因为我的自由主义观点；商界人士佩服我，因为我事业有成；学术界人士则觉得我思想开明，能够接纳新想法。但我依然只是个新手，我在加入这个委员会的第一年里就意识到，如果我想正式被华盛顿接纳的话，还有大量的功课要做。

当时委员会里正在就如何使广大美国工人得到就业保障的问题展开辩论。保守派一如既往地认为应该减少企业税收以刺激经济发展，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自由派人士则希望进行政府改革，出台新政策，例如提供失业保险。我让IBM的一位经济学家写了份报告，以表达我的观点，他同我谈了谈，然后迅速地写了一篇极端自由主义化的文章。我错在没仔细通读就冒冒失失地把文章送给了所有委员看。看完以后，工会领袖喜笑颜开，而企业家们惊骇不已——这篇文章中的主张实际上是回归到了罗斯福的“新政”。亨利・福特二世手下的首席财政官写了一篇严厉的回应文章，痛斥我的文章既荒谬又毫无价值。尽管我觉得他说得有点太刺耳了，还是不得不承认我这篇文章的确十分幼稚。

委员会里有些人认为，如果劳资双方能够通力合作，美国就可以像瑞典那样想出合理有效的经济政策。如果肯尼迪不曾遭遇不幸的话，我们或许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但肯尼迪遇刺不到一年后，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就发起了针对通用汽车公司的大罢工，双方最终达成的和解协议其实是违背国家利益的。为了使工人复工，通用汽车公司作出了非常大的让步，包括以远超政府反通货膨胀方针限度的幅度给工人加薪。这也给我上了另一课，使我认识到，即使一个大工会和一个大公司达成一致，结果也未必是好的。只有联邦政府的权力才能保护劳资双方的共同利益。

肯尼迪总统遇刺那天，我正在纽约和一批工商界人士共用午餐。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老板比尔・佩利（Bill Paley）被叫了出去。他回来之后走到宴会主人旁边小声说了几句话，后者站起来说道：“总统刚刚在达拉斯遇刺。他的伤势十分严重，可能挺不过去了。”我们的酒立刻醒了，纷纷起身准备赶回自己的办公室。我当时坐在麦克唐纳飞行器公司老板麦克・麦克唐纳（Mac McDonald）旁边，他说：“我今天下午的日程安排正好是同你碰面呢。”

我说：“麦克先生，我都忘了这件事了。要不我们过一两个星期再找个时间碰面？”

“不，不行，我想现在就谈。”

我被总统遇刺的消息震得不知所以。我心想：“搞什么呀，他想谈，那我们就谈吧。”我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原来他想购买我们的维修服务部，这个部门拥有自己的计算机中心，可以租给客户使用，按时间收费。我浑浑噩噩地同他谈了二十分钟，他走了以后我便立刻回家。我到家后没多久——肯尼迪家做事总是井井有条——就接到了罗伯特・肯尼迪手下打来的电话，通知我们说总统已经去世，丧礼正在筹备当中。那天晚上，我拿出几张纸，给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写了封信。我只在白宫见过他几次，但我想告诉他，我能体会此事对他的打击，理解他将面对怎样的艰难处境。

亲爱的总统先生：

现在自由世界最艰巨的工作落到了您的肩上，我在此祝愿您取得成功，我坚信您一定能做到。

我很荣幸在过去的两年半中与您结识，我亲眼目睹了您的才干、机智和外交能力，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敬佩。由您出任新一任总统是美国的幸运，也是整个自由世界的幸运，尤其是在这样充满挑战的艰难时日。

如有需要帮忙的地方，请尽管开口。我将坚定不移地追随您的脚步。

您忠实的

小汤姆・沃森

第二天早上，我派人把这封信送到白宫，交由林登・约翰逊本人。我知道，尽管写这样一封信不过是举手之劳，但对当事人来说则是莫大的支持。大约在中午时分，我们又接到一个电话，是曾经肯尼迪总统的手下打来的，邀请奥莉芙和我与参议员及最高法院的人一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令人悲痛的场面。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幕，是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亲自站在白宫东厅旁边的楼梯拐角处向刚刚瞻仰完遗体的来宾依次致谢的情形。谁也不曾想到这样一位出身望族的天之骄子会亲自做这种事，实在令人感动。当轮到我们时，罗伯特同我握了手，给了奥莉芙一个长长的拥抱，他们两人都泣不成声。

约翰逊接任了总统，许多人告诉我说，他把我的信给他们看过。他把那封信带在身上好几个星期。我想它对他来说肯定很重要，因为它表明他已经得到了众人的支持，甚至是肯尼迪拥趸的支持。不过这封信也表达了我对他的感受。由于我们个性的差异，我觉得我没法为他工作——尽管他后来邀请过我出任商业部长，我还是婉言谢绝了——不过我知道，他会竭尽全力地完成肯尼迪总统的未酬之志，而我愿意尽一切力量支持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