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父亲已年逾古稀，精神和体力都日渐衰退。他早上到公司的时间越来越晚，午饭后还要在办公室隔壁的休息室里小睡上一两个小时——他在那里放了块毛毯，午睡时好盖在身上。秘书们替他保守着这个秘密，因为父亲希望在人前保持精力充沛的形象。在公开场合出现时，他堪称一位完美的演员：即使身体不适，他的腰板依然挺得笔直，走起路来同比他年轻三十岁的人一样矫健。有时他真的好像能从工作中汲取能量。比方说我们一起开会，他跟我说他累得要命，必须躺下休息一会儿，可要是在走去电梯的途中遇到了某个久未谋面的人，他就会开始跟人家谈起事来。他会站在那里一气不歇地聊上二十分钟，就好像谈话让他完全恢复了精力。

可我知道，父亲的身体大不如前了，我开始关注他的健康状况。我们一起乘火车出差时，要是我半夜醒了，总会去看看他是否一切安好。我记得在一次从印第安纳到华盛顿的旅途中，我探身进他的包厢看他，他却不在那儿。我穿好衣服四处找他，最后发现他正沿着过道走过一节节车厢，身上穿着整套商务西服，系着领带。我问道：“你没事吧，爸爸？”

“没事。我就是觉得有点不对头，所以想最好起来走一走，不过我现在没事了。”

也许他夜里惊醒，觉得自己就要离开人世了。现在我知道所有上了年纪的人在某个时候都会产生这种感觉——在睡梦中突然惊起，惶惶然不知自己的生命是否已经走到了尽头。我想父亲是需要通过散步驱散这种感觉。

1950年的一个晚上，我同他一起参加一个晚宴。就在那次宴会上，父亲做了一次极其失败的演讲。宴会在巴尔的摩饭店举行，共济会将在宴会上给我父亲颁奖。而他为答谢词所作的准备只有草草写下的几点提纲，他觉得自己能够就这几点提纲展开演讲，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76岁的人力所不能及的。我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台上徒劳无助地翻弄那张提纲，替他感到窘迫不堪。后来他问我：“我的讲话怎么样？”

我说：“还行吧，爸爸。不过你要知道，像您这把年纪，作长篇大论的演讲实在是太劳累你了。你真的应该少作些长篇演讲了。”我向他说，他在商界有着如此崇高的地位，用两三分钟的精辟发言代替长篇大论岂不是更符合他的形象。在那之后，我尽己所能地避免让他在公众面前陷入尴尬境地。当次年的IBM年会临近时，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说，要是那些专好挑刺的家伙提出过分的问题，就交给我处理好了。父亲完全同意——他也意识到自己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虽然私下里他还是希望所有事情都由自己说了算，但每一年的年会上，他都让我发挥比上一年更大的作用。

我从没在心里想过这样的问题：“这个老家伙什么时候才会拱手让位呀？”我记得有一次乔治・菲利普斯跟我聊天时说道：“你知道吗，汤姆，你父亲已经77岁了。好多人还没到这个岁数就得心脏病或者癌症死掉了，而你父亲挺到了这个年纪。要是那些毛病会找上他，早就找上他了。他可能会长命百岁呢。”我心想：“哎呀，要是那样岂不是棒极了？”我从没有感觉说：“噢，上帝呀，要是他还要活那么久，那可真要了命了。”大多数时候，我的生活因为他而变得充实丰富，因为现在我能给我的老父亲些许帮助，并因此得到他的感谢和赞赏。只有当我们之间发生极大的摩擦时，我才会回家对奥莉芙抱怨说：“我希望老爸赶紧退休。”总的说来，我希望父亲留在公司。后来我和IBM的马士基・摩勒（Mærsk Møller）私交甚好，他的处境几乎同我如出一辙：都得顶着自己父亲的压力费尽心力地运营公司。他的父亲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创建了A·P·摩勒-马士基有限公司（A.P.Møller-Mærsk Gruppen），那是世界最大的船舶公司之一，马士基从父亲手里接过了这家公司。老摩勒先生大概已有90岁了，身体日渐衰弱，不得不住进医院。但他会从病床上一跃而起，径直冲到办公室，将马士基之前下达的指令通通撤销。马士基的妻子曾经跟我说，要是老摩勒先生再活上几年，住进医院的人就该是马士基了。但马士基默默无言地忍受了这一切，因为他和我一样，都对父亲有着不变的忠诚。

我希望我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我能走进他的办公室，把脚搁在茶几上，同他分享我对IBM未来的思考。到1950年左右，我觉得我已经学会经营之道了。我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我有威廉姆斯和其他年轻人才的通力协作，我清楚我要让IBM沿着什么方向走下去。但父亲依然不肯放手让我一个人走。我依然只是个执行副总裁，而且他非常明确地表示，要是我想担负更大的责任，必须同他斗争到底。一次我忍不住抱怨他对我的苛刻，这时父亲咆哮道：“我没有多少时间教你了，这是我知道的唯一能在短短时间里教会你一切的办法。”他下定决心继续这样对待我，直到我通过了他的检验，如同生铁淬火，成为依照他的模子锻造出来的又一个他。

父亲经常会在我辛苦工作一整天，快要下班时把我叫去见他。他真的是卡着下午五点那个点这么干，要是我想赶上回格林尼治的火车，就得在那个点下班。我正要拎包出门，蜂鸣器响了，接下来我就得坐在那里，浑身疲惫不堪，听父亲宣布一项决定，比如：“我打算派法韦尔到卡拉马祖市去。”而毫无疑问，这肯定是同前一天我们商量好的结果截然相反。

我会说：“爸爸，你看，这件事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我们都觉得派法韦尔到卡拉马祖市去不是个好主意。”

“嗯，但我又想了想，改了主意。”

“可是我已经告诉了法韦尔——”

“你就不该那么做！”他会说。于是，一场激烈的争吵就这样展开了。

我们最激烈的争吵不是发生在办公室——办公室外面的人可能会听见，我们最激烈的争吵都是发生在东75大街我父母的房子里。要是我晚上需要在市内参加宴会到很晚，或是第二天清早有个会议安排，有时我就会留在爸妈那里过夜，而不是急匆匆地往返于格林尼治。我会睡在战前属于我的那间卧室。现在回想起来，我不是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一直那么做。要知道，对父亲而言，那所豪华的房子代表了他一生的所有追求；而对我来说，它带给我的只有我身为一名IBM推销员时不愉快的记忆。

爸妈晚上还是常会出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不过我有钥匙，能自己开门。一贯节俭的母亲依然不留仆人过夜，除了门廊里一个昏黄的10瓦的灯泡以外，房子里其他的灯也都关着。所以我进门后总是先打开几盏灯。客厅里有着漂亮的大理石旋转楼梯，墙上挂着大幅油画，风格都是父亲喜欢的——暗色调的风景、懒洋洋的奶牛。二楼有间很大的起居室，起居室有着镶板墙壁，放着大大的扶手椅，罩着酱紫色的椅套，当然了，还有必不可少的波斯地毯。桌子上满满地摆着家庭成员的照片和世界各国领导人题赠给父亲的照片。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温斯顿・丘吉尔首相的照片被尊敬地摆放在壁炉台上。

我的房间在第三层，它布置得很简单，但十分舒适；看上去就像一间普通的客房。我总是直接上床睡觉，等爸妈参加完晚宴回家时，我早已沉入梦乡。父亲会借道晚安的理由把我叫醒，他会在我床边的椅子上坐下，问问我这天过得怎么样，寒暄几句后他会话锋一转，说：“顺便提下，儿子，我想再跟你讨论一下西部销售区的那件事情。”

我也许已经在这件事情上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刚刚把它给解决掉，但父亲从来不管这个。他会这么说：“我对这事的处理方式一点也不满意。”这就像我千辛万苦一砖一瓦搭好了一堵墙，然后他毫不留情地推上一把，于是整面墙就在我面前轰然倒塌。我深爱着坐在我面前的老头，他知道这一点，但我实在没有时间或是精力重新搭建他不管不顾推倒的墙。所以每到这时，我会立刻从睡梦中清醒过来，准备迎战。

赢得这场战斗的最好策略也许是让他自己偃旗息鼓。要是当时是上午9点，我刚刚休了一个星期的假回来，也许我能心平气和地跟他说：“让我再考虑一下。”可事实经常是我言辞激烈地进行反击，于是引发一场彻头彻尾的大战。他会气得满脸铁青，下巴不断哆嗦。所有的旧账都会被翻出来，他会毫不留情，而我也寸步不让。

母亲会听到我们愤怒的吵嚷声——“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些事情！”“不许那样跟我说话！”——这可能是在凌晨1:30，最后母亲不得不从床上爬起来劝架。我还记得她站在我卧室门口的样子，穿着睡衣，头发睡得乱蓬蓬的。她从来不偏袒任何一方。她只会说：“你们就不能各自去睡觉么？”

这样的争吵经常在泪水中收场。父亲和我会互相拥抱——然后筋疲力尽地各自上床睡觉。我们总是发誓再也不这样吵架了，但不出两三个星期，我和父亲之间又会出现意见不合，继而不断升级，直到爆发又一场白热化的争吵。有时想想我会觉得很奇怪，两个人能够如此互相折磨，却从未想过罢手。

我记得一次，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和父亲爆发了一场恶战，最后我夺门而出。走廊尽头是查利・洛夫（Charley Love）的办公室，他是我父亲的一个远方表亲。我推开查利・洛夫的办公室门，一头扑倒在长沙发上泣不成声，完全不管查利本人还坐在他的办公桌前。查利肯定大吃了一惊，不过他是个善解人意的家伙，于是开口问我出了什么事。

“查利，你在成长过程中同你的父亲大吵过吗？”

他回答说：“当然了。”这个回答让我心里舒服了很多。

父亲不断地想改变我，而我也试图改变他。我希望他成为一个亲切随和的父亲，而他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他则希望我能够更顺从他，别总是只想着反抗。我们都想从对方身上得到对方给不了的东西，而我母亲则尽其所能地去平息我们之间的争执。有时她会私下跟我谈话，她会说：“我比你父亲年纪小很多，所以能够深深体会他是个不好相处的人。我也知道你不得不在几乎每件事情上服从他的意愿。但你要记住，他年纪已经非常大了。让他大动肝火对他的身体没什么好处。要是你们吵架的时候他出点什么事，你会一辈子后悔的。我不知道你们每次都是怎么吵起来的，也不知道你要怎么做才能让他消气，不过我恳求你一定要尽你的全部所能，试着把你们的争吵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事实上对于母亲的要求，我能做的并不是很多，这也就是那些争吵为何让我深感不安的原因。那些争吵不知所起、激烈狂暴、不可阻遏。父亲很爱我，希望我越来越好；我也爱我的父亲，希望他安享晚年，没有痛苦，没有窘迫，没有危害健康的工作压力。但尽管我一直在努力达到他的期望，他却从不满意，因为没有哪个做儿子的能够完完全全地让自己的父亲满意。而每当他对我评头论足时，我发现要想忍气吞声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个时候，我对自己运营IBM的能力已经相当自信。我更关心的事情是自己能不能应付得来我的父亲。我们在生意上的分歧多半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对于IBM不断扩大的势头，我相当满意，而他颇为不安。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我从战场归来的时候，IBM的年盈利额是1.4亿美元，到1952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已经增长了一倍多。父亲不断地在下述两者之间纠结：一是开始出现在公司账目上的巨额数字，一是当年他的老板帕特森不在时他代管那家小型现金收纳机公司的经营方法。他会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你和阿尔・威廉斯管理销售业务的办法真是错得离谱。”我问他指的是什么，他说，对部门经理和大区经理来说，掌握业务动向的唯一途径就是阅读“访问报告”。所谓的“访问报告”就是推销员同一位潜在客户接触后交上的报告书。父亲在现金收纳机公司担任地区经理时，就曾通读了所有的“访问报告”。我不得不跟他解释说，他的要求在今天是不可能完成的：我们的推销员平均每天要接触4位潜在客户，在一个比较大的销售处，推销员的数量是40人；就一个销售大区而言，每天的“访问报告”数量可能将近4000份。要是一位经理把它们通通读一遍，就根本没有时间干别的任何事情了。“IBM现在是家大公司了，大公司有大公司的难处！”我不断这样告诉父亲。

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从不乐意贷款。我们当时正在新建工厂、制造供出租的计算机，这些机器将在短短几年内为我们赚回大把钞票。而这个项目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父亲乐见于公司发展壮大，但他痛恨债务。一生中经历过数次经济大萧条的他，总觉得我们手里应该留有足够的流动资金好偿付任何到期的贷款。1950年的时候我们欠了8500万美元的债——考虑到我们只需要偿付2.5%的利息，这笔债其实并不算多，我们租赁业务的稳定收入就能把它抵销掉。但父亲不停地在开会时念叨这笔债务。他说：“我没法不去想那笔8500万美元的债，它像块石头一样坠在我胃里。它可不是什么能够一笑置之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时刻想着点它。”

在为IBM的发展寻求资金来源的问题上，父亲的意见是将公司所得的利润重新投入生产。这做起来并非易事，因为他坚持给IBM的股东不菲的分红。许多年里，父亲依靠巧妙的财会手段规避着这个两难的境地。他用股票而不是现金来支付红利，也就是说，如果你手持100股IBM的股票，到年终分红的时候你会得到额外5支股票。与此同时，父亲会让手下的会计们在IBM的资产负债表上为这些新增加的股票标上一个名义上的价格，比方说IBM股票的市价是200美元一股，那么给这些新增加股票标注的价格就只有5美元。通过这个方法，公司只需要动用一小部分利润，就能将资产负债状况平衡过来。

这一招相当漂亮，我们的利润增长如此之快，所以股东们无需承担任何风险，但这个办法却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佬们十分不安，要是某个经营不善的公司也像IBM这样用新增加的股票进行分红，以掩盖其无钱可分的事实，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大佬们可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证券交易所的总裁埃米尔・施拉姆（Emil Schram）开始对此进行严厉打击。他制定了一条新规定：作为红利发行的股票，价格必须同其市价一致。

父亲对此从不买账。每年春天，当公布年度分红的时候来临时，父亲总会收一收自己的腰带，说：“好吧，我得到华尔街去一趟，找埃米尔・施拉姆摆平这点账目上的破事。”大概1949年的时候，他带了我一起去。“要是你想一起去的话，没问题，”他说，“不过别乱说话。”

到了施拉姆那里，父亲开口说：“埃米尔，现在我想给你看看我们公司去年的经营状况。”施拉姆是个高大魁梧的家伙，他拼命想阻止父亲的这一套，但不知道为什么，父亲总能舌灿莲花地把他说服。施拉姆会说：“真想不通我为什么能一直容许你这么干，这下我只能容许别的公司也这么干了。”

“我的公司可不像别的公司！只要看看我们的资料就知道了！”

最后施拉姆会让父亲这么干一年。1951年，施拉姆退休了，纽约证券交易所走马上任了个新总裁，名叫基思・芬斯顿（Keith Founston），他是康涅狄克州哈特福德三一大学的前任校长。我同芬斯顿在一年前的一次商务午餐会上有过一面之缘，他上任后，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底下的人给我讲了你父亲用股票分红的事儿。我仔细调查了一番，花了好几个小时琢磨这事，最后认为我们不能任由你父亲再这么干了，所以请他不要再到我们这儿来。我不希望，我上任的第一次争吵留给在本地备受尊敬的一位企业家。”

我把他的话转告了父亲，父亲说：“那真是荒唐！太荒唐了！”当时我很识相地什么也没说。过后我再去找他，然后再一次。最后他说：“好吧，这次由你去华尔街，尽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从那以后，他提到基思・芬斯顿时一直很不客气。他会说：“你知道那个叫芬斯顿的家伙，他那人脑子不太灵光。我想他根本就不懂金融。”但我很欣赏芬斯顿的勇气，父亲过世后，我还邀请芬斯顿加入了IBM的董事会。

我们需要贷款，因为即使父亲成功地将我们赚到的每一分钱都重新投入生产，也还是不够用。IBM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如果父亲对借贷这事有着更大的容忍度，许多事情会变得顺利很多。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威廉斯、拉莫特以及其他的人纷纷来找我诉苦：“怎么办，你父亲不肯再贷款，而我们需要资金。”

没人敢去找他说这事，所以只有我上了。可我一去找他，他就会说：“我们需要贷款的唯一原因，就是你们这些人花起钱来一贯大手大脚。”我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突破口。我说：“好吧，爸爸，我们不贷款了。不过我们得暂停雇用推销员了，因为我们收到的订单眼下已经足够我们忙活了。”

这对他简直就是致命一击，因为他自己就曾是一个推销员，他相信推销员的队伍越是壮大，就说明企业越是兴旺。他只好说：“让我再看看那些贷款数目。”接着他指示秘书同保德信金融集团联系，替我们约好时间去借更多的钱。

我和父亲遇到过的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反托拉斯行动。杜鲁门政府对大型企业颇为苛刻，每次反垄断的案，司法部都大获全胜。1945年它打破了美国铝业公司对铝业市场的垄断，几年之后又强迫联合制鞋机械有限公司分成数家小公司，并迫使它们忍受来自国外制造业的竞争。我们知道政府迟早会找上我们。几乎每家数得上名的美国公司，其财会部都有我们的机器，政府对此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每个政府部门也在用我们的机器。我们凭借优质的服务收取高额的租金，公司的增长速度和利润都引人注目——多年以来，我们的税前纯利润率保持在27%的水准。可是，尽管这一行如此有利可图，我们遇到的竞争对手却少得可怜，我们占有着90%的穿孔卡片机市场。对司法部而言，所有这些都是IBM垄断市场的铁证。早在二战刚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对我们展开调查，如同嗜腐的秃鹫般四处窥视。有时那些调查仿佛不了了之，但等下一年我们创下了一个利润新高或是反垄断委员会赢了某个大案子时，他们又会盯上我们。

父亲面对这个问题时心态并不是很好。他在现金出纳机公司时因为违反了反托拉斯法而被判入狱的痛苦经历从未让他真正释怀。35年过去了，那件事情依然如同一道翻卷的伤口横亘在他的自尊之上。他发誓要“斗争到底”。大多数企业家都对他的立场表示支持。IBM之所以赢得成功，不是因为我们将别人挤出了这个行当，而是因为我们有着优质的产品、优秀的推销员以及大批满意的顾客——其中甚至包括了联邦政府本身——因为我们一直致力于穿孔卡片事业。父亲不明白这些怎么就不对了，制定用以遏制一家伟大企业崛起的法律算怎么回事呢？要是我们所做的这些并不违法，那为什么IBM会遭到围剿呢？在反托拉斯法案里，父亲最不能接受的一点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做任何错事，法律就可以判定你是有罪的。司法部之所以会盯上我们，只因为他们觉得市场上面我们的竞争对手太少了。

父亲对自己的立场坚定不移。他在报纸上包下的整版广告位用来大肆赞美自由企业制度，他告诉政府我们会全力配合他们的调查，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东西。他上交了数千页的文档资料供政府检查，花了许多时间同政府方面的律师会谈，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他的经营理念以及IBM的运营之道。时不时地，司法部就会干出点挑战老爷子忍耐极限的事情来——比方说有一次，他们派了些反间谍专家来，把我们的外贸记录翻了个遍。但父亲满心希望政府最终能够看清事实。他不仅希望政府停止对IBM的调查行动——他甚至希望政府发布一个公开声明，宣布IBM无罪。父亲在一次开会时对我们这些IBM的高管说：“要是他们肯承认我们没有违法的话，最好是能够就此发表一份声明，其中应该提到我们光明磊落的经营策略，包括为我们的用户提供优质服务以及为我们的雇员谋求更高的薪酬和其他福利……这样的一份声明能够向公众证明，当司法部了解事实真相后，它会站在正义的一方。”

但调查还在没完没了地进行着，最后父亲要求面见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父亲觉得我们也许可以说服他叫停对IBM的穷追猛打，免得最后弄上法庭。像许多反垄断的案子一样，这个案子的关键实际在于你如何定义“市场”的概念，父亲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为了便于司法部长大人理解，我做了一张大大的示意图，把整个财务用品市场用金字塔的形式描绘出来：

穿孔卡片机

加法机、邮政机、银行柜员机

铅笔和分类账簿

道理很简单，要是你将全世界商业活动中同计算有关的部分定义为我们的市场，那我们的竞争对手简直数不胜数，而且这个市场中的大部分份额属于纸、笔的制造商。相比之下，IBM简直微不足道。为了表述清楚我的观点，我举了一些政府给出的数据：隶属国会管辖的一个委员会曾做过这样的估算：在美国，只有16%的财会工作是运用IBM的机器来完成的；根据商业部的数据报告，在整个“办公及商业机器”生产工业中，IBM工人的工时只占到全部工时的9%。在我们自己的估算中——也就是父亲的估算——美国商业行为中所有同数字运算相关的部分，IBM只占到大概2%。我告诉司法部长说：“我们不是垄断者，实际上，我们只刚刚沾到了市场的边而已。”

父亲则指出，他已经无数次拒绝了收购这座“办公设备金字塔”中其他竞争对手的机会。多年以来，人们不断试图将各种机器的专利权卖给他。他曾有过收购安德伍德打字机公司、埃克特-莫奇利计算机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机会。1922年约翰・H·帕特森去世后，国家现金出纳机公司的投资银行曾提议让我父亲将该公司同IBM合并经营。父亲将所有这些机会通通拒绝了，他告诉司法部长说，这足以证明自己并非一个垄断资本家。

当然了，对司法部来说，所有这些都无关紧要。但这些事情反映了我父亲思想方面一些非常重要的特质。就像一次他跟我母亲说的那样：“我不是什么天才。我聪明的地方只有几个——但我牢牢地立足于这些地方。”他一直关注着其他的公司和产品，但他始终坚信穿孔卡片机是最有前途的。他总喜欢用一句箴言来概括他的人生哲学：“思不出其位。”如果没有他对穿孔卡片机的这份热爱，IBM可能就会失去发展的重点，成为像雷明顿-兰德公司那样的大杂烩企业。不过有时候父亲“思不出位”得有点过了——举个例子，1941年的时候，父亲拒绝了收购静电复印术专利的提议，我们差点因此失去了整个计算机市场。静电复印术的发明者，来自皇后区的切斯特・卡尔森（Chester Carlson）随后找到一个买家，那家公司后来成为了鼎鼎大名的施乐公司。这是我家老爷子一生错失的机会中最让人感到惋惜的一个。

我的金字塔图并没能说服司法部长，我不能怪他，因为连我自己都不是很相信。可能当时房间里全心全意地相信我们那些陈述的人，就只有我父亲一个。那是因为只有他有着那样的视野，能将那个金字塔看成一个巨大开放的市场。他真的相信穿孔卡片机在财会方面的应用有着无限广阔的前景。他会告诉你说，终有一天，这些财会用的机器会取代纸和笔——而这正是今天的个人电脑所做的事情。但汤姆・克拉克并不这么看。他听完我们的陈述，然后只是简单地说道：“我们认为穿孔卡片机行业是一个单独的行业。”当然了，如果这么说的话，我们在这个行业中的确处于垄断地位。

如果父亲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更理智些的话，也许我们当时就把它给解决了。司法部认为我们需要竞争对手，但他们并没有提出任何过分的要求，像是将IBM分成几个公司。只要我们稍稍放开对市场的掌控——像是向其他生产商发放生产我们某些专利产品的许可、在提供租赁业务的同时也出售机器——他们就觉得行了。市场竞争自然而然会完成剩下的事情。这意味着我们的运营方式将发生一些复杂的改变，但我觉得这些改变对我们的损害肯定比不上同联邦政府对簿公堂。1930年以来，90%的反托拉斯案件，政府都是赢的那方，要是我们闹上法庭最后输了官司的话，法庭很可能会判决将IBM分成数家公司。但当我向父亲提议接受庭外和解时，父亲却决不让步。在他看来，庭外和解同承认有罪没什么两样。

而我们的律师更是让我们雪上加霜。IBM长期合作的律师事务所知道我们应该接受和解——起初正是他们说服我接受和解的——但他们面对我父亲时并没有如我期望的那样据理力争。要告诉我父亲“他错了”，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他被这个反托拉斯的案件弄得焦虑不堪，任何一个同意他观点的人都被他引为知己。他在华盛顿又聘请了一位律师协同与司法部进行交涉。此人名叫约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是位退休的联邦法官，实质上却是个专事钻营的卑劣之徒。他跟我父亲说：“这种事情总是能解决的，沃森先生。”然后寄来一张数额极大的账单。但调查还在继续。1950年前后，父亲聘请了第三位律师，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这位律师名叫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terson），曾是杜鲁门政府的首任陆军部长，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一走进门来便告诉我父亲，在这种案子中，暗箱操作是没有用的，基南必须走人。

父亲将帕特森安排进了公司的董事会，我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说服我父亲。1950年父亲去欧洲时，帕特森也飞过去同他待了段时间，他启程时，我请求他找机会同我父亲聊聊接受庭外和解的事。他同我父亲待了半个夏天。但我没有得到来自他的任何消息，等他终于回来了之后，我邀请他共进午餐。“那么，你说服了我父亲没有？”我问。

“老实说，”他回答，“我没有说服他。”

我气愤极了。“你在开玩笑吗？你在那边待了六个星期！你都干什么了？”

“汤姆，”他说，“当你父亲不想被说服的时候，想说服他可真难啊。”我能理解这一点，但我一直寄希望于帕特森能够替我搞定这块“硬骨头”。也许帕特森最终能够说服我父亲改变主意，但他最终没有得到这个机会。1952年1月21日，司法部对IBM正式提出诉讼。就在第二天，帕特森死于空难。

父亲和我像是对我们之间的这种争吵上了瘾，就连我晋升为IBM总裁这件事，都被我们拿来当作由头发起了一场争执。到了1950年，公司的日常事务实际上是由我和阿尔・威廉姆来掌管的，父亲只是时不时插上一脚，检查检查我们的工作情况或是作出某个重大决定，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世界贸易公司那边。像以往那样，乔治・菲利普斯充当着我们和父亲之间的缓冲带，也正像以往那样，这样的安排实际上没什么好处。每次我和威廉姆准备做某件事时，我们会先把一切都安排好，然后告诉菲利普斯，菲利普斯会说：“那就去干吧。”但随后他会把这事告诉我父亲，而我父亲会说：“这是我听说过的最荒唐的事情了！”于是老菲利普斯就会返辔收帆，改变立场。我从未真正埋怨过菲利普斯；他对我父亲忠心耿耿，每个人身边都需要有几个像这样的人。但到了1951年春天，当时我正在全力以赴地推动国防计算机项目的进程，这样的事情又发生了。现在我已经不记得具体是什么事情了，我只记得我一阵风似的冲进父亲的办公室。“该死的！”我嚷嚷道，“你干脆让你的秘书当公司总裁好了！我要做点什么事情，他先是说好，然后跟你一谈，就翻脸不认账了！”父亲让我去他午间小憩的休息室等着，然后把菲利普斯叫来。两人说了一番不知所云的话，然后他再次把我叫进办公室。我一走进去，两人都转过身来看着我，然后我父亲开口说道：“我们决定让你担任总裁一职。”我原本准备跟他接着吵下去的，这个突如其来的宣布让我一下子不知所措了。父亲能够看出我吃惊得说不出话。“怎么？”他戏谑地说道，“难道你不想接受这个职位？”

我希望能够从他身上感受到这样一种情绪：他把我继任总裁看成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大成就，就像他成功赢得我母亲的芳心以及他这么多年来在IBM创下的卓越业绩。可相反，他看起来好像只是为了避免又一场争执的爆发而作出这个决定。我觉得很受打击。父亲似乎也很失落，作出这项宣布后他便出差去了，临走前一句话也没跟我说，甚至连张字条也没留。他只是让菲利普斯给我送了封信，证实那场谈话并非我的幻觉。尽管如此，父亲还是为交接事宜做了妥善安排，于是，在1952年1月，我继任了IBM的总裁。与此同时，菲利普斯也得到了提升，担任了公司的副董事长——这样父亲就能继续拿他当缓冲器使了。继任总裁后，我比以前有了更多的决策权，但在诸如财政问题之类的重大事务上，我还得通过菲利普斯征询父亲的意见，而父亲也依然通过老菲利普斯来放马后炮。

在我正式上任的前一天，怀着担任总裁能够让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平顺和谐的美好愿望，我给老爷子写了封信，对他表示感谢，并试图在我们之间营造一种新的氛围。

亲爱的爸爸：

我深深地感谢您所做的一切。我热爱我的工作，也热爱这家公司，此外，我相信这个安排会让您的生活变得轻松愉快许多。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您就是“IBM先生”，而且永远都是。我之所以能够胜任现在的工作，90%得益于您给予我的建议和忠告。我衷心希望您能继续担任IBM的总裁，在公司方针和重大决策上对菲利普斯先生和我予以指点，而将那些琐碎的细节工作交给我们来完成。

同您一样，我相信我们的公司能够持续快速发展。我有许多理由好好工作——高薪、股份等等，但就算没有这些，我依然热爱我的工作，因为我心中有这样一个信念：IBM是你的公司，而我是您的儿子……

我一直将我成为IBM总裁的这一天看作我实现抱负的一天。在这天我当然会很开心，但如果我从您的脸上、您的眼中看不到对我的工作和成绩的满意，我是不会觉得真正满足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做儿子的对他父亲的信任如同我对您的信任那样深切。

爱您的汤姆

敬上

可事实上，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同父亲的关系反而急转直下。IBM刚刚突破了年利润2.5亿美元的大关，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太多的决定要下。我忙得不可开交：联络重要客户、开拓电子技术方面的市场，同时还在努力压下那桩反托拉斯的案件，以免它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危害。在工作之余，我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参加童子军的活动以及各种公益活动。我的新职位包括了许多仪式性质的工作内容——在年会上致辞、走访全国各地的办事处，同当地职员们共进父亲称为“家庭晚宴”的活动。

行政方面的工作占据了我太多时间。打个比方，当时公司每个职员的薪酬都得往上涨一涨，一部分是因为通货膨胀，另一部分是因为父亲知道在其他行业，工会已经通过斗争取得了大幅加薪。要是其他任何公司，这时候只会由总部简单地下达一个普遍加薪的通告。但父亲不会这么干。他觉得这样会破坏工人同上级主管间的关系，给工会一个突破口，让他们给职员灌输联合起来同公司讨价还价的想法。所以在IBM，加薪必须根据个人绩效分别进行，每个职员的表现如何由他们的上级主管来评定。一个部门的经理不能简单地通知自己手下的20个人说大家都获得加薪了，他必须同这20个人分别面谈。他得跟每一个人都说这句话：“你干得不错，这是你的加薪。”当我们决定把整个公司员工的薪水都涨上一涨时，公司上下要进行数万次这种绩效考评谈话，公司的业务一时间都陷入了停顿。当然了，员工们对我们正在做什么心知肚明——这个时候的IBM，可能会让他们其中一些人回想起军队中一板一眼的生活。

同父亲共事的挫败感使我对其他人的态度变得颇为苛刻。每当视察某个销售办事处时，我绝不会像个好糊弄的糊涂老板那样走走过场，对看到的每件事情点头称是。我心中压抑的怒气使我变得极为敏锐，我会找出各种不对的地方，把心中的怒气发泄出去一部分。不过通常只有一点儿。我知道，这些办事处的人我可能两到三年才会见上一次。所以我会注意克制自己的脾气，原因很实际，要是我对他们太不客气的话，就会在他们的心里留下负面情绪，这种情绪会一直留存，越积越多，最后危害到公司的业务。我最后往往是将我的怒气带回家中，我的妻子和孩子便成了最直接的受害者。到这时奥莉芙和我已经有了四个孩子，汤姆、珍妮特、奥莉芙和辛迪，最大的孩子8岁，最小的才2岁。奥莉芙整天都在照顾他们，等我下班的时候，她会把孩子们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地欢迎我回家。而我一踏进家门就会说：“那个孩子的袜子没有提好。那个孩子的头发没梳。这些盒子放在客厅里是要干吗？它们早就应该寄出去了。”我的态度就同我在公司里时一样吹毛求疵，这让我的妻儿都很不好过。

我觉得父亲并没意识到他已经把我逼到了何种程度。有时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就要精神崩溃了。那个夏天，公司打字机部的一位经理在加利福尼亚去世了。他在IBM资历很老，但他娶了个心胸狭窄的老婆。不知为何，他妻子一直认为自己的丈夫在IBM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当他去世时，她告诉别人说她准备起诉公司，因为自己丈夫的心脏病是因为搬运沉重的打字机而导致的。当我听说此事时，觉得如果亲自前去参加这位经理的葬礼，对他的家人表示沉痛的哀悼之情，可能会让事情有个好的结果。在当时，这意味着我将坐在一种名为“星座号”的螺旋桨飞机上飞上九个小时。就在我准备启程前往机场时，我父亲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我们又大吵了一架。最后我说：“我不能再跟你说了。我得去赶飞机了。”然后我夺门而出。

父亲也下楼钻进他的豪华轿车，不知怎么的竟然赶在我前面到了机场。和我同去参加葬礼的是打字机部的主管威兹・米勒（Wiz Miller），正当我们抵达拉瓜地亚机场，朝停机坪上的飞机走去时，我看到了父亲。那时他已经非常老了，78岁，我还记得他蹒跚地从候机楼投下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样子——他的汽车就停在那里。当时我只觉得他是在打年龄这张牌，好让我心软。他慢慢地穿过停机坪向我走来，不少人驻足围观这古怪的一幕，他不顾周围人的眼光，伸出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来抓我的胳膊。我一下子彻底爆发了。“见鬼，老家伙！你能别再缠着我了么？”我嚷嚷着。我没有打他，但我狠狠地抽出胳膊，转身登上了飞机。

那次飞行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九个小时。我魂不守舍，生怕他在我再次同他说话之前死去，那样的话，我的整个余生都将在我诅咒了自己父亲的悔恨中度过。飞机一落地，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去给他打电话向他道歉。

如同之前我们所有的争吵一样，这场争吵最终也平息了，但它给我带来的震动十分深切。我想那是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意识到我的父亲终将死去。在某种程度上，它也让我开始认识到，我再也承担不起像少不更事的毛头小伙一样行事的后果了。那年秋天我带着全家人去度了个假，虽然我接任IBM总裁还不到一年，但我们都需要一点时间放松和调整。我们去了一座位于康涅狄克州海岸线附近的小岛，在一栋小木屋里度过了两个星期的安详时光。我同儿女们嬉戏玩耍，同时想了许多关于父亲的事情。接着我又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驾船沿着东海岸航行，同行的有威廉姆、利尔森和其他一些我颇为倚赖的主管人员。这段旅程给了我更多时间整理思绪。最后，在登岸后几天一趟搭乘火车的旅途中，我拿出一本黄色拍纸簿，诉说了我对我家老爷子的全部爱与温情。

亲爱的爸爸：

从我启程前往切萨皮克市的那一刻起，我就在构思这封信了。在同IBM的兄弟们一起航行的旅途中，我开始回想我和您一起度过的38年岁月。那些回忆好像让我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一直以来，您对我有多么爱护、多么关怀、多么理解。我一直都能感受到这些，但直到我有了自己的儿子后，我的感受才变得愈发清晰起来。我只希望当他长大后想起我时，心情如同此刻我对您的一样。当然，我希望他不会跟我顶嘴、跟我吵架，就像我经常对您做的那样，因为我知道这有多伤一个父亲的心。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在肖特山中学给您惹下的麻烦，当时您是校董会的成员，我到卡特雷特高中上学后，有一次偷偷跑回肖特山中学，发起了一场扔泥巴大战，这事被捅到了校董会。您耐心地教育了我——要是我恐怕没有那份耐心。

接着我又想到我那一直让您头疼不已的学习成绩，而您从未对我在学校里令人失望的表现发过火。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我们从卡姆顿出发，满心希望找到一所愿意接收我的大学。最后是布朗大学这么做了，我那么高兴。再然后我又迷上了飞行，然后是一路至今我们之间大大小小的风波——每次我们意见不统一，您从不简单地禁止我去做某件事情，而只是跟我讲道理。我衷心希望在汤姆的成长过程中，我也能做到这点。

我很遗憾自己在很多方面都称不上是个好儿子。您和妈妈一直为我树立着优秀的榜样，但我仍然在努力，让你们二老为我感到骄傲是我永远的目标。

过去这三周里，我们共处的点点滴滴不断浮现在我脑海，汇集成一道彩虹横亘我的心间。我们曾经吵过那么多架，冷静下来想一想，我相信90%的时候您是对的，而另外10%的时候，如果我是个好儿子，就该管住我的嘴。

爸爸，我已经给您写过许多次信了，每次都会跟您说我将做得更好，可不知为何，这次来南方以后，我感觉有些不一样了。此时此刻，我是如此希望让您满意。

我想说的是，我深深地爱您、敬重您，希望我还有机会再次向您证明这一点。公司就是您的化身，我希望我能让它一直保持现在的状况，发展下去。我希望得到您的指点和建议，这种心情就同之前我拒绝您时一样迫切和强烈，当您在公司的时候，我很乐意将大部分时间放在同您共处上。只要我们能想办法做到这一点。

这封信也许不能述尽我心中的感想，但不管怎样，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我最想说的是，再没有哪对父母能比您和妈妈更好地关爱、支持自己的孩子了。现在，我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努力，好让你们为我感到骄傲。

爱您的儿子

汤姆

我很高兴自己写了那封信，因为我想那是我带给父亲的最快乐的一刻。

亲爱的汤姆：

读了你的信，我心里说不出地高兴，我这就回家，让你妈妈也读读这封信，和她一起享受这安详、快乐的一刻。我们会为你送上最美好的祝愿，祈祷上帝保佑你幸福快乐，为你的小家和整个沃森大家族干出一番事业。我知道我们能够互相扶持、互相关爱。

今天就写到这里了，不过你能想象得到我的心情，一会儿等我回家给你妈妈看了这封信后，她的心情也会跟我一样。愿上帝与你同在，并保佑我成为一个对你和奥莉芙而言更好的父亲。

深深爱你的

爸爸

这封信并没有终结我和父亲之间的争斗，但之后我们再发生争执时，双方都收敛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