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末，报纸上到处都是关于实验性计算机的报道，这些计算机有着古怪有趣的名字，像是BINAC、SEAC、MANIAC和JOHNNIAC。以电子技术和计算机应用为主题的科学会议场场爆满。IBM原本并没有制造此种机器的计划，但关于这类机器的研制计划不断传入我们耳中，致力于此的既有英国、美国的高等院校，也有像雷神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这样大名鼎鼎的公司，还有一些此时籍籍无名后来名声如雷贯耳的科研新秀。这些新机器通通又庞大又笨重，而且十分昂贵，设计的目的都不是为了商业销售，此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之中只有ENIAC——也就是我和查利・柯克跑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参观的那台著名机器——是真正投入正式运行的。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能自已地猜想这些“巨大的电子头脑”对于人类将意味着什么。

当然了，甚至早在中国的算盘发明之前，人们就已经在生活中运用到各种计算设备了。早些时候，也已经有少量能够胜任多种数学计算工作的大型计算机器存在，像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IBM为哈佛大学制造的马克一号。但这些设备的工作原理就像人用手指头计数一样。它们的内部构造是电子管和机械的结合，同一台普通的穿孔卡片机并无二致。ENIAC的面世之所以引起轰动，正是因为其工作原理与之前的计算机有着本质的区别。ENIAC没有来回运转的机械部件，只有电子在它的真空管里以接近光速的速度穿梭。这些电流回路所做的全部工作实际上不过是计算1加1，但它们需要做的也就只有这些。科学界和商场上最复杂的问题其实常常能被分解成加减、对比、排序这样简单的算术和逻辑步骤，只不过要得出最终答案，你需要将这些步骤重复数百万次，在电子计算机发明以前，没有任何机器能够以足够快的速度完成这一工作。我们的穿孔卡片机中速度最快的继电器，每秒钟也只能完成四次加法运算。而即便是像ENIAC这样原始的电子计算机，其电路每秒钟都能完成5000次运算。

这一运算速度的极大提高向每个同数字打交道的人预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他们的生活从此将彻底改变——我曾听一位工程师将这比作手握一块钱和坐拥百万美元的差别。一位参观了ENIAC处女秀的《时代》周刊记者这样写道，它“轻盈灵活的电子”开启了一片全新的领域。到此时为止，世界上已有许多科学和工程方面的理念广为人知，但无人加以实际应用，因为投入实用需要太多的计算工作。打个比方，在理论上，飞行器设计师们很清楚该如何预测风阻，但进行这些计算实在太麻烦了，所以他们宁可用一个不那么精确的办法，也就是制造按比例缩小的飞行器模型，拿到造价高昂的风洞进行测试。所以ENIAC一经面世，人们便开始展望美好未来，希望能够在计算机的帮助下突破音障、预测天气、解开基因的秘密乃至设计出比原子弹威力更为巨大的武器。

父亲一开始觉得，从商业角度看，电子计算机不会对IBM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在他看来，穿孔卡片机和大型计算机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席卷而来的计算机革命也许会让整个科学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会计室里，穿孔卡片机仍将立于不败之地。

父亲就像一位国王，眼看着一场革命在邻国兴起，却觉得事不关己，一直等到自己的子民开始骚动时才大吃一惊。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个旧时代已经终结，一个新纪元已经开启。

此时的IBM处于这样一种典型境地：因为现有的成功而抱持井蛙之见。正是由于很多其他行业也抱着这种心态，这个时期里，电影错失了进军电视屏幕的机会，因为它觉得电影是电影，娱乐业是娱乐业；铁路也渐渐式微，被公路运输和航空运输赶超，因为它觉得火车是火车，交通运输是交通运输。我们的业务范围其实是数据处理，而不仅仅是穿孔卡片数据处理——但当时在IBM，没人聪明到能想到这一点。

倒不是说父亲完全忽视了电子计算机面世所带来的威胁。他只是相信，说到制造用作科学研究的大型计算机，没人能够打败IBM，而在他看来，那些新的计算机正是用作此途，他开始着手证明这一点。1947年春天——那时我还只是个副总裁，大部分精力花在销售方面——他把那些曾为哈佛研制过马克一号的工程师们召集起来，告诉他们他想要一台新的“超级计算机”，要是“最好、最快、最大的——要比给哈佛研制的那台机器更好，自然也要比ENIAC更好”。工程师可以使用真空管，只要真空管能让计算机跑得更快，不过父亲希望工程师们在8个月内完成这个工作。

这些工程师一直以来都对父亲心存畏惧，因此也不敢要求时间上的宽限。他们全力以赴，把手头其他所有的工作搁置一旁，在1947年余下的时间里几乎不分昼夜地工作，花费了差不多100万美元——制造出一台能够实际运行的机器。它叫作可选序列电子计算器（Selective Sequence Electronic Calculator），也被称为SSEC，它是一个古怪的庞然大物，电子元件和机械部件不协调地组装在一起，就像现代计算机和传统穿孔卡片机的“杂交体”。它全长120英尺，有12500只真空管和21400只机械式续电器。它在1小时内完成的计算用纸笔运算得花上10年。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台机器是极具创新意义的：它作为第一台可运行软件的大型计算机而在计算机工业史上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它的这一创新，使得它比ENIAC实用许多：你只需要将指令输入SSEC的存储器中，就能让它开始计算一个新的问题，而要改变ENIAC的解题程序，你需要用手重新连接其控制台上的数百条导线。尽管如此，因为有着机械式的内部构造，SSEC成为了一只“科技恐龙”——它天生就比全由电子元件构成的ENIAC要慢，而用户希望得到的，正是速度。

为了确保SSEC获得同ENIAC一样多的公众关注，父亲将其安装在IBM曼哈顿总部一楼的产品陈列室里，只要是路经此地的人都可以一睹其全貌。要是你走的是第57大街，甚至能透过橱窗看到它的工作过程。

SSEC堪称都市中的一道奇景——三面长长的墙，嵌满电子仪表和控制面板，到处是指针、开关、表盘以及在机器进行运算时不断闪烁的指示灯。每天有数以百计的人驻足观看SSEC，好些年里，当人们听到“计算机”这个词时，浮现在脑海中的都是它的样子。当好莱坞开始在科幻电影里加入计算机这个元素时，它们的样子看起来总是很像SSEC——尽管说起来SSEC算不上是真正的计算机。父亲将这台机器捐赠出来“供全世界科学研究使用”。SSEC投放社会是非盈利性质的，任何人，只要有“纯科学”问题想解决，都可以免费使用它；而那些不是出于这个目的的用户——像是需要对某块正在钻探中的油田进行数据分析的石油公司——我们每小时收取300美元，以维持机器运行所需要的开销。

为SSEC不遗余力进行宣传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很有影响力的天文学家，名叫华莱士・埃克特（Wallace Eckert）。在20世纪20年代末，埃克特。率先将穿孔卡片数据处理方式应用于科学问题的解决之中。他个子很小，不爱交际，单凭外表很容易被人低估。但在二战期间对抗德国潜艇的战斗中，他通过计算出空前详细的航海表，扮演了一个幕后英雄的角色。这些航海表能够让在北大西洋遭受德国潜艇袭击的舰队，非常迅速且精确地确定自己的位置并通过无线电呼救。埃克特是IBM薪水册上第一位有着博士头衔的科学家。战后，我父亲聘请他来主持IBM的理论科学部，并在哥伦比亚大学旁边为他建立了一座研究室。他的工作让许多科学家第一次看到了由机器代替人工进行计算的可能性，并吸引了大批人士前来关注SSEC。

父亲真的觉得SSEC就是最好的计算机了，其他同类产品在它面前简直不堪一击。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的确是事实。SSEC就好比我曾拥有的一款老式汽车，斯坦利蒸汽汽车——在它所处的时代卓越超群，却并未拥有能够最终制胜的科技含量。SSEC标志着IBM一个时代的终结：它是一群极具才能的发明家所取得的最后一项伟大成就，这群发明家贡献了他们的一生为我的父亲效力。他们曾设计出穿孔卡片机，IBM正是在此基础上逐步获得了成功，现在他们又研制出有史以来最为先进的机器之一。但是，尽管他们已经走到了通往计算机时代的大门边，却只有少数几个人真正迈进了那扇大门。SSEC是在极其封闭的环境中研制出来的，其设计完全对外保密，所以尽管它大获成功，却没有改变多少IBM在技术界的形象。新一代的电子技术工程师们依然将我们视为固步自封的公司，认为我们紧抱着穿孔卡片机和过去死不撒手。

当ENIAC的研制者埃克特和莫奇利辞去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工作，在费城的一处店面开起自己的公司，开始同IBM角逐时，父亲对他们的前景表现出极大的怀疑。但没过多久，清晰的事实就摆在了我们面前：这两个家伙不仅是杰出的工程师，还是优秀的推销员。他们将即将推出的新机器命名为“通用自动计算机”，简称UNIVAC，宣称它不仅适用于实验室，也适用于会计室。尽管第一台UNIVAC要数年时间才能真正制造出来，但埃克特和莫奇利仅凭一纸产品说明书，就赢得了我们十个最大客户中的两家——国家人口调查局和保诚保险的资金支持——此外至少还有一家别的保险公司有意投资。当父亲知道此事时，他的怀疑变成了熊熊怒火。

1947年劳动节前的那个星期三，我走进父亲的办公室，发现他正在对着我们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弗兰克・汉密尔顿（Frank Hamilton）大发雷霆。在场的还有一位秘书，正逐字逐句地记录他们的谈话内容。父亲一开口便说：“我听说好些保险公司给那几个造出ENIAC的家伙提供资助，让他们研制计算机。我们为什么不制造一种符合它们要求的机器呢？”

“我想我们正有此打算。”汉密尔顿回答说。他表现得有些不悦，因为我父亲忘了汉密尔顿和其他的工程师们正在夜以继日地研制那台超级计算机。此时父亲变得愈发生气。

“我们不能光想，光打算，保险公司已经投钱给那些家伙制造机器了！我们等不起了！我们的生意光靠想、光靠打算是成不了事的！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用最短的时间赶在他们前面研制出符合那些公司要求的机器？”

“最好的办法就是考察一下那些公司的需求，看看它们想要什么。”

“我们知道它们的需求，我们已经浪费了三个月了。要是我们造不出来，那干脆退出这行好了。要是我们造得出，那就去造，而且要保证造出来的机器售价是那两个家伙永远提供不了的优惠。我们的基础比别的任何人都要好，要是我们没办法在这个基础上造出这样一种机器提供给客户，那我们就根本没资格在这行待下去了。让那两个家伙得到那些保险公司的资助，简直就是打在我们IBM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啊！”

汉密尔顿终于意识到我父亲有多么生气。为了免遭池鱼之殃，他只好开始附和我的父亲。“没问题，我们能造出来，”他说，“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知道，最让父亲郁闷的是UNIVAC的设计。他觉得那是对我们的主营产品——IBM穿孔卡的一种挑衅。埃克特和莫奇利宣称穿孔卡片已不再适用于现代电子设备。UNIVAC将取而代之，将数据存储在新的媒介上——磁带——当时这种东西已经应用于早期的录音机上了。这个方法基本上还没有得以实证，但几乎所有的新型计算机设计都用到了它。埃克特和莫奇利向客户们解释说，磁带同穿孔卡片相比，有着极大的优势。首先，用它处理起数据来速度很快——在大型计算机中，使用磁带录入和输出数据的速度几乎可以与电流的速度相媲美。其次，它很小巧。像菜盘子那么大小的一盘磁带可以储存一家保险公司一整个业务大区的保单记录，而要是用穿孔卡片的话，得用到大约一万张卡片，摞起来足有好几码高。

我估计那个劳动节弗兰克・汉密尔顿是没的休息了。节后的那个星期二，他带着一脸憔悴出现在了我父亲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会议在我父亲办公室隔壁的那间镶着胡桃木墙板的大会议室召开。IBM所有的主管都参加了，与会的还有公司的保险业财会事务专家。汉密尔顿在会上提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计划，打算研制一种机器用以对抗UNIVAC。这种机器将同时使用磁带和穿孔卡片，研发费用预计为75万美元。大家闻言都止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从研制一部穿孔卡片机的角度来看，这实在是一笔惊人的花费。当时我们投放市场的设备平均造价大概是2万美元，月租金800美元。这么算起来的话，一台造价为75万美元的机器月租金得有3万美元了！

父亲表扬了汉密尔顿费心费力想出这个点子，然后把他的计划书撕成碎片。显然，他不喜欢汉密尔顿设想的机器，因为这个设计很像UNIVAC。父亲是在穿孔卡片上建立起自己的事业的，他本能地对磁带保持怀疑态度。

“当你把一则信息记录在一张穿孔卡片上时，它就是永存的了。你能亲眼看到它，能把它拿在手里。即便是保险公司里数量巨大的资料也总是能够被文员亲手抽样检查。可要是你用磁带呢，那就等于把你的资料储存在一种设计出来就是为了清洗和再利用的媒介上面。”父亲站在客户的角度设想这些，然后继续说，“想想看吧，你某天着手记录资料，满心以为那些磁带把你的数据都记录下来了，可等你想要把资料拿出来用时，却发现那上面什么都没有！”弗兰克・汉密尔顿的计划在会议桌上就夭折了，父亲还告诉市场部的人给保诚保险公司打电话，说服他们投资UNIVAC项目是不明智的。

在那个时候，对于研制像UNIVAC那样的计算机——或是放弃穿孔卡片转而使用磁带——这样的想法究竟有没有商机在里头，我不是很肯定。那些新型计算机又笨重又复杂，造价极其高昂，设计中采用了那么多异乎寻常、未经检验的技术，使得它们实际上可能并不具有适用于商业用途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父亲的许多顾虑我也有，不过我不得不为电子电路那极快的速度而叹服。我们的603电子乘法器大受顾客欢迎，这还是父亲在我的不住催促下推向市场的。它同UNIVAC相比，就像一只小老鼠之于大象。603电子乘法器设计出来就是为了配合普通的穿孔卡片数据处理设备使用，月租金仅需要350美元。但它很成功——我在IBM的第一次成功——我觉得它也许预示了我们将来的方向。在波基普西市的IBM工厂，我们有一支由电子工程师组成的小小队伍，正在研制603电子乘法器的升级版，我们称之为604，但我开始担心我们做的可能还是不够。我怀疑我会这么想，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我不过33岁，而我觉得再过个10年或者20年，IBM就会“字符串操作空间不足”了。

1948年的时候，我变得愈发不安。我的朋友雷德・拉莫特从华盛顿办事处给我寄了封信，信里写道他派了一个人参加全国各地的工程类会议。据此人报告，至少有19项关于计算机的重大项目正在进行——其中绝大部分将采用磁带。雷德说这事让他感到很是不解：“鉴于IBM在计算机设备领域的领导地位，它难道不应该积极参与该领域的活动，对所有的动态了如指掌么？”

同时，我也开始收到来自客户的警告之词，大家都在说穿孔卡片就要被淘汰了。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吉姆・梅登（Jim Madden），他也是我父亲的朋友，某天他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汤姆，”他说，“你们快要失去我们这儿的生意了，我们已经把这栋楼里的三层用来装穿孔卡片了，可还是不够。我们再也没法负担额外的存储空间费用了。有人告诉我说，我们可以用磁带来保存资料。”《时代》周刊的总裁罗伊・拉森也对我说了类似的话。我曾在纽约医院基金会的募款活动中为他工作过，他的公司也是我们的大客户之一。他对我解释说，《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之所以如此热销，是因为它们能在每周发生的新闻热度尚在时，便送达数以百万计的读者手中。《时代》周刊杂志社用IBM的穿孔卡片设备处理订户名单和投递地址，但记录一位订户的信息就需要三张穿孔卡片，而每个月新增加的订户数以千计，我们的机器几乎都快处理不过来了。“我们有整整一栋楼里放满了你们的设备，”拉森说，“人都快下不去脚了。要是你们不能承诺给我们来点新东西的话，我们只好另寻他途了。”

我可不认为跑去跟父亲说穿孔卡片要完蛋了是个明智之举。他只会把我丢出办公室。我用了一个循序渐进的法子，我知道这会对老爷子管用。1949年的时候，我从公司最好的计算机系统专家中抽了18个人，组成一支工作小组，研究我们是否应该在产品目录中加入磁带。改进产品的建议应该来自客户——这一理念对于我父亲来说如同宗教信仰。当然了，客户们提出的要求并非总是一致——有的希望机器更快；有的希望打印出来的东西更整洁、能复印更多份复印件；有的希望机器运转起来噪音小些——要是你紧张兮兮地想要面面俱到，下场就是破产。你需要甄别哪些改进是有意义的，而且能真正回本。这个工作组花了3个月时间研究磁带是否可行。当他们回来汇报时，说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就会计工作而言，穿孔卡片是最好的东西了，IBM不会有磁带的立足之地。我再次作出努力，把顶尖的推销员们召集进来，向他们描绘了一番磁带的功用，但他们最后也都是大摇其头，觉得穿孔卡片更好。从他们那里我没得到任何可以拿去说服父亲的东西。

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了解，当你需要采取某项行动时，不要去征求大多数人的意见，即便他们是此中行家。你得自己体会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然后作出自己的决定。这纯属直觉，因为当时我还不够自信，所以没能坚定自己的想法，但我打心眼里知道，我们必须进入计算机和磁带的领域。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的这个想法得到了公司总部里某个人的响应，而且他还不断督促我付诸行动：此人就是柯克的哥们儿比肯施托克。在柯克去世后说服比肯施托克打消辞职的念头是我做过的最明智的举动之一，因为在将IBM推进至电子计算机市场的过程中，他比任何人做的都要多。他从销售总经理的位子上下来后，被派遣到一个叫作“未来需求”的小部门中。这个部门的工作就是不断听取顾客的意见，从而帮助调整公司的产品结构。比肯施托克只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将“未来需求”部变成了IBM未来方向的“监视器”。他本人不是工程师，但他对机器方面的东西有种天然的领悟力，并且有能力将其清晰地表达出来。

比肯施托克不断告诉我说，穿孔卡片注定要被淘汰，要是我们不醒悟过来的话，我们也会是同样的下场——淘汰。顾客们想要更快的速度，而我们的机器已经到达极限了。当我们将我们的穿孔卡片机运转速度加快时，它们的磨损速度也变快了；当我们将我们的高速分拣机的速度从每分钟分拣600张卡片提至800张卡片时，卡片本身就开始裂成碎片。他不断地提醒我，让我注意电子应用领域所有的动向，并且问我是不是真的想错过这个机会。时时刻刻听着这些念叨真是让我非常头疼，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服我父亲。但我也知道，要是我把他的这些话当耳旁风，那我就是个大傻瓜。

没过多久，我有了一个想法：IBM要想前程无虞，聪明的做法就是雇用电子工程师——大量的电子工程师。不管我们最后是否得通过电子计算机和磁带赚钱，IBM总归需要了解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电子应用领域犹如一块新开辟的战场，战线既多，战场上的形势又瞬息万变，所以我觉得一小支电子工程师“部队”肯定不够用。我们需要足够多的相关人才，才能做到“量变引起质变”。不过我的这一想法产生于父亲任命我为执行副总裁之前，当时他手下那些研发人员没一个听我的。IBM的主实验室设在恩迪科特的北大街上，那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地方。虽然在那里工作的人有三四百之多，但其核心却是七位高级工程师，父亲将他们称为他的“发明家们”。这七个人多半是自学成才，跟随我父亲已有数十年之久。尽管实验室设有一位主管，公司里也有一位主管工程技术的副总裁，但这些“发明家”都直接向我父亲报告。父亲实际上等于“总工程师”。当他有个关于某种产品的点子，就会在这几个“发明家”中叫来一两个，把自己的想法描述一番。接着这些“发明家”就会回到实验室，试着把父亲的设想——用他们的话来说——“用金属造出来”。这几个“发明家”每人都有自己的工作间和助手，每当父亲有某个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时，他总喜欢让两支或者更多支这些“发明家”领导的工作组互相竞争。“没人能聪明到先知先觉。”他过去常常这么告诉我。父亲的这种做法很费钱，不过对改进产品而言非常有效，后来我自己也采用了这种办法。

不巧的是，父亲的这些“发明家”里面没一个懂电子技术的。比方说，设计SSEC的那个人就不知道要如何连接真空管，他真的是去外面雇了刚从学校毕业两三年的年轻工程师来完成这项工作。这些“发明家”这么多年来获得了如此多的成功，所以做起事来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我因为我们缺乏电子技术方面的专家而忧心不已，他们却对我的这种担忧嗤之以鼻。那个主管工程技术方面业务的副总裁也日渐让我感到头疼。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拥有电子工程学的学位，1930年就加盟了我们公司。他本人挺有创意的，在向科学计算领域推广IBM设备这件事上建树颇丰。当时穿孔卡片机在解决科研小问题时很有用，我们的一款穿孔卡片机在科学家中极受欢迎，甚至被称为“穷人的ENIAC”。这个副总裁的问题在于，他做起工程师来比做起高级管理人员来更为得心应手：尽管他本人对电子科技也很有兴趣，却从未真正明白这一点：IBM要想充分开发电子科技，必须在公司发展方向上作出根本转变。

当时我们仅有的电子技术专家处于公司的边缘。他们的实验室设在波基普西市，位于一栋可以俯瞰哈得孙河的乡间老宅中，而且他们还不得不同附近IBM打字机厂的工程师们合用这个实验室。这些电子工程师们绝大多数有过参与战时国防项目研发的经验，像是雷达什么的。他们的头儿拉尔夫・帕尔默（Ralph Palmer）曾经参与过国家安全局前身的机密项目，研制电子线路。1947和1948年，波基普西实验室的主要项目是改进我最爱的机器：603电子乘法器。同时这个小组还开始试制UNIVAC式计算机和磁带，但当帕尔默向那位主管工程的副总裁申请人力和财力支持以扩展这项工作时，那位副总裁拒绝了他。那位副总裁认为这一工作只会耗费原本可以供恩迪科特主实验室用来改进穿孔卡片机的资源。当时恩迪科特的人正对数个项目寄予厚望，他们研发出了一种能够使用巨型穿孔卡片的机器。这些巨型卡片尺寸是普通穿孔卡的两倍，能够容纳更多的信息，他们指望靠这种巨型卡片来留着《时代》周刊杂志社这样的客户。

在研发电子计算技术方面，IBM内部阻力重重，以至于相比之下，直接收购埃克特和莫奇利的公司反而来得更简单。讽刺的是，这样的机会曾经真的摆到过我们面前。1949年，埃克特和莫奇利的主要资助人在一场空难中丧生，没过多久这两位发明家就弹尽粮绝，只得来找我父亲。他们来访时，我也跑去了父亲的办公室。我之前从未见过莫奇利，所以对他很是好奇。结果我看到的是一个瘦高个男人，穿着随便，看上去好像对这次会面很不屑一顾的样子。埃克特则刚好相反，穿着非常整洁。走进办公室后，莫奇利立即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把脚翘到茶几上——要是他打算对我父亲表示一些尊重的话，这副样子可算糟透了。埃克特开始陈述他们的成果，不过我父亲已经猜到了他们的来意，IBM的律师已经知会过他，想要收购埃克特和莫奇利的公司，是不可能的事情。UNIVAC是IBM为数不多的竞争者之一，根据反托拉斯法案，我们不能并购他们。所以我父亲告诉埃克特说：“我不该让事情到这一步的，我们不可能同你们作出任何形式的约定，要是让你们产生了这种想法，会很不公平。根据法律，我们已经被告知我们不能那么做。”埃克特很明白我父亲的意思。他站起身来，说：“不管怎么说，感谢您花时间见我们。”莫奇利自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话，他没精打采地跟在站得笔直的埃克特后面出了门。几个月后，传来消息，他们的公司被吉姆・兰德（Jim Rand）收购了。我们在穿孔卡片机市场上的老对头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Rand）现在将完成6台UNIVAC机器的订单。

604电子乘法器也大获成功，这让我更加坚信电子工业的发展将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快。604电子乘法器同其前辈603电子乘法器一样，是为安装在普通的穿孔卡片机上设计的——就连它那笨重的、维多利亚式的黑色金属外壳都同603电子乘法器如出一辙。但这个金属外壳里面的机器构造一点儿也不老旧过时。帕尔默和他手下的人作出了一种全新的设计，惊人的简洁，将以前经常会烧坏或出毛病的真空管变得不再是个问题。他们将每只真空管及其配套线路安装在一个标准化的插入装置上，这种装置可以以极低的价格大批量生产。通过这种方法，每只真空管都可以在安装到机器上之前进行彻底检验；要是机器使用过程中真空管坏了，更换也很方便。这种设计也使得我们能够在顾客开始竞相抢购604电子计算器时很轻松地提高产品产量。

当我们在1948年年中首次将604电子计算器推向市场时，当时最乐观的打算不过是能卖掉几百台。但到了1949年底，我们已经安装了差不多三百台这种机器，而市场需求量明显突破了千际大关。604电子计算器的月租金是550美元，同高级机械制表机价钱差不多，但它能处理除法以及其他一些运算，要是用机械方式来做花费会让人咂舌。

但纵观当时的IBM，帕尔默的工作属于异数。1949年我一接过执行副总裁的担子，就对我们全部的研发项目作了一个彻底的盘查，最后得出结论：IBM仍然处在“黑暗的中世纪”。我终于对父亲开口说，我们需要做些改变了。当时我非常沮丧，于是以十分激烈的言辞批评了他设在恩迪科特的研发机构。我对他说：“你在那儿的人全是些蹩脚的工程师，他们做的事就连猴子拿个扳手都能做到。你还不明白么？对着金属块敲敲打打制作机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现在要想在这一行干下去，你得用示波器，你得明白电子管中电流是怎么运动的、波束扫描是怎么回事。你得做些理论性的工作，你得同有能力做这些工作的人共事，他们的背景同我们现有的那些人是不一样的。你得聘用工程学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聘用很多很多。”

我所抨击的正是父亲倍感骄傲之处。他总是告诉人们，IBM拥有全世界最了不起的工程部，他全心全意地信赖这个部门。不过他没有直接回应我的话，而是按铃叫来秘书，要求召见主管工程的副总裁。大概两分钟之后副总裁来了，父亲对他说：“我儿子告诉我，说我们没有任何像样的研发机构，是这样吗？”

副总裁想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说出他的回答，好显得诚恳些：“我们有着全世界最出色的研发机构。”这一刻，他这个人像在我心里的印象就算完了。每个在商场打拼的人，终其一生都在会某个时候被问到类似这样的问题。他要么勇敢地作出回答，然后或是被开除，或是被提拔；他们也可以选择做个懦夫。这位副总裁刚刚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我父亲来日无多，而等我当上了一把手，身边肯定不会有这个副总裁的位置了。要是连我都知道我们缺乏必需的科研机构，他不可能不知道。他知道研发是怎么回事，他知道工程设计是怎么回事，他应该能看清形势，了解到我们正处在一个不妙的境地。

我觉得他是不敢太过于刺激父亲；也许他感觉到父亲并不希望他那么做。但他明明可以通过很多办法做到两全其美。他可以说：“两位沃森先生，你们两个都是对的。对我们迄今的产品结构而言，我们的工程设计部门的确非常优秀。不过我们将来必须采用真空管和电子线路，现在我们公司几乎没人了解这些东西。”

要不是阿尔・威廉斯，我都不知道我和父亲会因为工程设计问题而僵持多久。阿尔当时仍在负责财务事务，他做了一项研究，将IBM用于研发的费用同RCA（美国无线电公司）、通用电气公司以及其他成功的公司做了番比较。结果显示我们大大落后。平均看来，这些公司将总收入的3%——即每100美元销售额中的3美元——用于研发。而我们只拿出2美元25美分。

威廉斯拿着这些数据去找我父亲。“沃森先生，”他说，“我不知道您是否意识到这件事情：我们在研发方面大大落后了。”父亲当时没有表态。不过第二天，他召集了一次主管人员会议，在会上他说：“先生们，我一直在想我们在研发方面的工作，我们下的工夫还不够。我希望你们回去后把这事抓起来。坐在那里的那位威廉斯先生——他是我们的‘钱袋子先生’。他可能会跟你抱怨说花费太多。不过不要听他的。我希望你们把这方面的工作做起来。”

之前威廉斯去找我父亲的事我全不知情，但我在会上听到父亲的话时十分高兴。父亲心知肚明他的这一决定，意味着IBM将大力开展电子技术研发工作。我望向会议室另一边，那位主管工程技术的副总裁就坐在那里，我开始考虑用谁来取代他。帕尔默并不是合适的人选——将波基普西实验室那群特立独行的家伙的负责人放到这个位置上，对父亲在恩迪科特的那些“发明家”将是个侮辱，这没必要。此外，波基普西实验室也实在离不开帕尔默。我花了好些天才确定了一个人选：沃利・麦克道尔（Wally McDowell），恩迪科特实验室的负责人。麦克道尔同我父亲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因为他的父亲是康宁镇上的医生，那个镇子距离我父亲成长起来的地方不过四十英里。他还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当时公司里这样的人才只有寥寥几个——他同那位主管工程技术的副总裁同一年进入IBM工作，公司里那些“老顽固”都很尊重他，但他富有远见，这一点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尽管他在招聘电子工程师方面没有任何经验，但我觉得他能把这事办好。在提升麦克道尔和撤换那位主管工程的副总裁这件事上，我没有走正式程序，而是等待着，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直接向父亲提请。

时机终于来临了，那是1950年的5月，我和父亲来到恩迪科特参加百分百俱乐部年会。户外活动日那天，我和父亲到IBM乡村俱乐部观看体育赛事。我发现麦克道尔正站在网球场边上，于是对我父亲说：“父亲，我们真的应该着手加强我们的研发工作了。我觉得我们应该从沃利开始。再没有别的合适人选了。他有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位，这是其一；第二，我觉得现在主管工程设计的那个人既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远见负责这件事情。”

父亲显然已经考虑过这件事情，觉得换人是必要的。他回答我说：“这个主意不错，你过去跟他谈谈？”

我绕过网球场走到麦克道尔面前，问他是否愿意调到纽约，大规模地招聘工程师。“你说的‘大规模’是什么意思呢？”他问，“几十个？那样的话我在这儿也能干。”

“不是的，我是说最少几百人，也许几千人。”

沃利大吃一惊，不过他还是接受了，我们任命他为工程设计部的主管。麦克道尔的前任保留了副总裁的职位；讽刺的是，将负责工程设计部的职责从他肩上卸下好像反而让他浑身轻松了许多，他成为了电子技术研发工作的积极鼓吹者和强力支持者，特别是在晶体管的应用方面。与此同时，麦克道尔开始了大规模的招聘工作。一开始IBM想要吸引顶尖的电子技术人才并非易事，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毫无建树。我们不能说：“来看看我们有什么！”我们的定位更多是“来听听我们打算做什么”。不过我们还是招聘到了不少人，因为我告诉麦克道尔，只要来应聘的人有那么一点点可靠迹象表明将来能干出点成绩，就来者不拒。我对于应聘者来自何处也全无要求。所以他网罗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美国人、欧洲人、埃及人乃至印度人。一些有着同我们全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干起活来差点意思——来自英国和美国的应聘者作出成绩的比率要高些。不过，在我们网罗的人才数量达到“临界点”之前，这些都无关紧要。电子计算方面的问题种类多样、数量繁多，除非我们有了足够的人手，否则根本干不成什么事。等我们有了足够的人才，就能对他们进行分类筛选。多亏麦克道尔的辛勤工作，在6年时间里，我们的工程师和技师数量便从500人增加到了超过4000人。

公司里那些老资历的销售主管和营销策划带着极端怀疑的态度看待这次大规模的招兵买马，那都是些在市场上久经考验的人，是IBM的核心所在。在他们看来，在穿孔卡片机就像刚出炉的蛋糕那样热销时急急忙忙地踏足电子科技领域实在很说不通。他们给我们招来的那些麻省理工毕业生们取可笑的外号，像什么“四眼”“书虫”。

不过我父亲放手让我们去做自己的事情，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他一直非常密切地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沃利・麦克道尔调到纽约之初，每天中午11:30的时候都会有个送餐员将两盒午餐送到他的办公桌上。11:35的时候，我父亲会走进他的办公室，坐下来，一边打开其中一个餐盒拿出三明治来吃，一边开始问沃利问题。父亲几乎每天都会同麦克道尔进行这种午餐会议，持续了好几个月，而当时我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们终于开始研制计算机。那是1950年6月，当时我父亲正在欧洲忙于建立IBM世界贸易公司的事情。他给杜鲁门总统发了封电报，提请将IBM的资源供政府任意使用，并指定我为此事的联络人。我将比肯施托克派至华盛顿，让他看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我知道他会自告奋勇地提请政府让IBM研制一种供战时使用的计算机，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在我看来，要是我们能够同政府签订合同生产一些独一无二的计算机，我们就能在这个新领域中占得一席之地。整个1950年的秋天，比肯施托克拜访了五角大楼的各个部门，四处参观政府名下的实验室，走访各个国防承包商，了解他们在计算方面的需求。他随身带了一位数学家，是在1949年从橡树岭原子能实验室跳槽到我们公司的，名叫卡斯伯特・赫德（Cuthbert Hurd）。赫德了解一切关于科学计算的事情——实际上，他曾在将穿孔卡片机推广至工程实验室和工场的活动中充当了先锋。

他们考察了许多国防相关的领域——原子能、导弹、密码分析、天气预测、作战演习等等。他们发现工程师和科学家们迫切需要高效的计算机器。因为朝鲜战争，当时美国境内弥漫着一种严峻的危机感。距离二战结束不过五年时间，美国已经大规模裁军——士兵们退役复员，舰艇入库封存，坦克和轰炸机被切割成了废铜烂铁。当国内仅有的常备军被朝鲜战争全面牵制时，人们开始担心苏俄会乘机进攻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于是在1950年秋天，美国匆忙地进行了动员和征兵。就在比肯施托克和赫德四处走访时，朝鲜的局势不断恶化——11月，中国志愿军参战，将美国军队赶出了北朝鲜，美军只得困守朝鲜半岛南部三分之一的地区。

在这严峻的局势下，比肯施托克和赫德提出了一个比我预想的要大胆得多的计划。他们说我们应该研制一种通用科研计算机，可以应用于他们之前考察过的全部国防领域。“也许它不能解决百分之百的问题，但它将解决百分之九十的问题。”赫德这样告诉我说。他觉得我们能找到三十家愿意为这种机器掏钱的客户。

这个主意相当激进，理由有两个方面。首先，从技术层面说它是激进的，因为当时存世的计算机大概只有十多台，而除开埃克特和莫奇利，绝大多数设计者的想法仍然建立在设计专用计算机的初衷上。其次，这个主意从耗资方面来说也相当大胆，因为比肯施托克和赫德希望我们自己支付研发费用。比肯施托克指出，要是我们接受政府资助，就不得不将大量相关资料上交给政府，那样的话我们就永远没法拥有牢靠的专利权。

“要是我们自己出钱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我问。

“研发过程加上制造一台样机的话，要300万美元。”他回答，“但整个项目算下来得要这个数的三到四倍。”

他提出的这个计划耗资之多达到迄今为止IBM历史之最：父亲研制SSEC的花费不过它的十分之一。我要求进一步了解此种机器，于是1951年元旦后不久，我们在我的办公室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人士中，只有我和威廉斯不是专业技术人员。赫德、帕尔默和比肯施托克把他们的公文包放在桌上，拿出这种新型计算机的示意图——用电线连接起来的一堆黑盒子，看得我实在摸不着头脑。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终于迎来了这一关键时刻。我们出得起这笔钱；我知道我能说服我父亲和其他的主管接受这个计划，只需要简单地告诉他们这种计算机对于战争制胜至关重要。我不打算征求推销员或是市场调研人员的意见，因为他们要是看到我们打算干什么的话，只会大声反对。我也没想着能同父亲讨论计划中的每个细节——因为很多细节我自己都是一知半解，肯定没法回答他会提出的那些问题，所以我只能靠自己。我有一屋子才华横溢的技术人员，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不过这可是一次押上300万美元的豪赌——这笔钱的数目等于IBM过去两年间研发费用的总和了。于是我对比肯施托克说：“我们开干吧。不过我希望你能帮我个忙，把这些计划书整理一下，你和赫德带着它们出去转转，看看能不能接到订单。”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来自推销员方面的疑虑，我们为这种新型计算机取了个充满爱国热忱的名字：“国防计算机”。

在比肯施托克和赫德启程去推销此种计算机之前，我们得先给它定个价。当时IBM里没人知道怎么给电子计算机定价，于是帕尔默带着手下人算了一下购入真空管将要花费多少，在这个基础上增加50%，得出一个数字：此种计算机的月租费应为8000美元。随后比肯施托克和赫德拜访了他们之前去过的所有那些国防实验室，大力推销“国防计算机”，宣传它的全新功能。客户们非常踊跃，不到两个月时间，我们已经接到11份订单，此外还有10个潜在的客户。有了订单在手，威廉斯和我便有底气将项目计划书提交给我父亲，他没提任何问题就批准了。

许多人都有这样一个印象：我和父亲在关于电子技术的问题上从未达成一致，这都是因为那次他把那位主管工程的副总裁叫去办公室所导致的。不过这样的事情也就那么一次，事实上，父亲和我唯一没有争论过的重大问题就是电子技术。这挺奇怪的。我倾向于这样认为：就算我不曾大力推进此事，父亲最终也会将IBM引入电子时代，因为他对运算速度也很着迷。在国防计算机的计划尚未提出时，父亲参观了他资助的一家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那家实验室当时正在研制高速电路。父亲回来后去了我的办公室，我能看出他有多兴奋。他说：“你应该去那儿看看那玩意儿。我不清楚它是什么，不过那些家伙用它在一秒钟里做了20万次运算！”

不过就像事实证明的那样，我觉得父亲是打定主意要将IBM全面电子化的机会留给我，而“国防计算机”是他让我以公司领导者的身份所做的第一次重大冒险。

这个项目一经启动，生产新型电子计算机的想法便俘获了我的想象力，我从没想过经商能如此吸引我。我在心里将国防计算机项目想象成类似于莱特兄弟壮举的事情。他们想飞上蓝天，却遇到了无数阻碍。他们面临着动力问题、如何用机翼提升机身的问题、如何控制机翼的问题，他们面临着如何离地起飞的问题。他们必须研制高效的螺旋桨，当他们试图依照轮船螺旋桨仿制飞机螺旋桨时，发现根本行不通，因为水和空气完全是两码事。他们遇到的这每一个问题各不相同、毫无联系，要是其中有一个他们没能解决，他们是永远没法飞上天空的。而这两个人，在七年时间里逐一解决了这些问题，唯一协助他们的只有他们自行车铺子里的一名助手。

我们面临的问题同样复杂，尽管我们的人手比他们多好几百倍，可支配的金钱也多得多。我们将放弃穿孔卡片，一种我们十分了解但是速度相对较慢的存储媒介，转而采用一种速度快百倍但我们一无所知的存储媒介。我们得设法开发逻辑电路、记忆电路、磁带控制装置、读写头、穿孔卡-磁带数据转移技术，而且还得联合其他制造商改进真空管和磁带本身。帕尔默的实验室迅速壮大，那栋乡间老宅已经装不下了，我们只得租用了另一栋建筑，就在哈得孙河边，离那座老宅不远，曾经是一家腌菜厂。我们将其改建成进行真空管和电路研发的实验室，而所有关于磁带方面的研究工作仍在原来那栋乡间老宅里进行。从本质上说，我们正在进入一种全新的行业。

在我看来，这个全新的行业既奇妙又惊人。那时你只要踏上波基普西的土地，就能感觉到工程技术领域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在恩迪科特的实验室总让我觉得像个古板沉闷的博物馆——那里的新点子相当鲜见，而且都被当成宝贝那样小心翼翼地保守着，很少公开。而波基普西就像一块广袤开阔的原野——那里的新点子就像空气一般寻常，你能感觉到无限的未来正在自己面前展开。恩迪科特的那些老“发明家”喜欢单干，而在波基普西，人人都相信合作才是能将复杂的电子技术项目推进下去的唯一途径。在波基普西，你目光所及之处皆是奇思妙想。我还记得有一天我走进那座乡间老宅，发现一个真空吸尘器被安装在某个磁带机的底座上。我问工程师詹姆士・威登汉姆（James Weidenhammer）这是干什么。他告诉我说他想出个点子，用吸尘器的吸力吸住松松垮垮的磁带，免得它们乱成一团。这是个十分聪明的构思，直到今天，所有的高速磁带驱动器依然根据这个思路来进行设计。

随着“国防计算机”项目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IBM部门参与进来。这个项目赢得了一些重要的支持者，包括雷德・拉莫特，此时他已经当上了主管销售的副总裁；此外还有穿孔卡片机部门的销售经理维恩・利尔森。我一直等着父亲就这一项目评头论足，但他从没这么做。相反，他在这个项目的进度过半时，对它进行了公开的祝福。他在1952年4月召开的股东年会上宣布，IBM正在研制一种电子计算机，“要比SSEC快上25倍”，这种新型机器将同我们的常规产品一同出租并享受售后服务。他将这种机器称为“IBM701”，就像我们其他的产品一样，而不像给它取个诸如TOMMIAC之类的名字，我对此十分感激。我敢肯定当时他心底肯定有着疑惑——那年3月，他曾同整个董事会一起到波基普西参观“国防计算机”的样机。负责展示样机的工程师有些激动过了头，说出了“未来属于电子计算机”之类的话。我后来才知道父亲当时对电子计算机获得如此美誉相当不悦。不过他从未对我提及此事。要是在一年之前，他肯定会说：“就没个人来告诉这个年轻人，我们公司的未来仍然属于IBM穿孔卡片？”我想他是有意识地在将我和我的机器推上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