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渐渐展露的头角开始让父亲不安。他想让我成为IBM未来的领导者，又不甘风头被我抢去。所以他对我的态度颇为矛盾。我不在场的时候，他会对我大夸特夸，告诉人们有朝一日我肯定会接掌公司。可要是他看到我做成什么事情——像是我上台讲话而他在底下做听众，或是他在报纸上读到我成为某个慈善协会董事的消息——反而会不置可否。我沿着他期望的方向走下去，到头来却发现他对小汤姆・沃森扬名立万这事感觉不是很舒服。我从不知晓父亲还有这样一面。在我读书那些年里，我成日浑浑噩噩、成绩堪忧，他给予我的全是爱与支持。当我成为一名初出茅庐的推销员时，他给予我那么大的帮助，简直让我局促不安。当我步入商界，他悄悄地关照我，让我一路顺风顺水。但当涉及到了权力——将千万人命运握于掌心的真真切切的权力时，父亲可谓锱铢必究。

这就是1948年时我为何如此沮丧的原因——当时在我看来，父亲似乎有意将半个IBM传给我的弟弟。那时我已是IBM的副总裁，而迪克在从部队退役后回了耶鲁念书，主修国际关系，拿到了学士学位。毕业后他进了IBM，父亲表现出此等意向时，迪克在公司的时间尚不足一年，还是个刚刚起步的推销员。我自然将他看成公司里的小字辈。但父亲年纪渐长，自感来日无多。他梦想着将来两个儿子能够同心协力地经营IBM。当75岁生日渐渐临近之时，他感觉可能没有时间让迪克接受我所经历过的那种艰难历练了。他必须尽快为迪克铺好路，既能让我们兄弟俩一起工作，又不至于产生太多争斗，因为总有一日他不能再担任我们之间的仲裁者。

在我作出了一些自己的成就之前，许多年里，我一直为迪克比我出色的念头困扰。尽管他比我小5岁，但我觉得他在很多方面都比我强。他进了耶鲁，而且成绩比我在大学的表现好了不止一星半点。他在运动方面也比我出色。他生来就能言善辩，待人接物让人挑不出毛病——同我相比，他举止优雅，大方得体，富有魅力。他能说会唱，嗓音优美，聚会表演总少不了他。看到迪克如此出色，总让我觉得自己很不成器。我想人们之所以对他赞不绝口，是因为他达到了父亲的期望，而我没有。但当我在战争期间取得了自己的成就后，便不再那么嫉妒迪克了。此时的我有着自己的远大抱负，同时也对迪克满怀手足之情。他是我的弟弟，我希望他也能有所成就。我的不满只针对父亲——他看待我们兄弟俩似乎毫无二致，这让我相当恼火。要知道战前我就已经在IBM干了三年，战后又干了将近三年——这些年我过得可不总是很愉快，但我觉得多少能在我的资历上添上一笔——而迪克，来公司不过八个月，父亲就把整个世界放在盘子上端给他。

父亲的想法是把IBM在美国的业务交给我，其他的都归迪克。为了给迪克设一个位置，他把我们在六个大洲的办事处和工厂合成一个子公司，称为“IBM世界贸易公司”，父亲晚年为之倾注了极大心血。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是父亲漫长的商界生涯中最令人惊叹的成就之一。迪克正如父亲希望的那样担负起经营它的重任，表现得无可挑剔，使其处处符合父亲期望。而我在父亲首次提出这一想法时就以比往常任何时候都要激烈的态度站在他的对立面。我的反对如此强烈，以致父亲差点与我断绝关系。

二战末期，我们在国外的生意相当冷清。当时IBM在海外的办事处和工厂数目颇为可观——在78个国家设有办事处。不幸的是，这些办事处取得的收益远不如它们的数目来得让人印象深刻。打个比方，1939年IBM的利润只有1/8来自那些海外办事处，不用说，在战争期间这一比例更是一路下滑。所谓的“海外部”的业余同我们国内业务的一派欣欣向荣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父亲却不这么想。我还记得在1946年春天的一次会议上亲眼看到查利・柯克和乔治・菲利普斯因为我们海外业务的悲惨境况而遭到父亲的严厉指责。父亲将之称为“奇耻大辱”，这么说其实并不公平，因为海外销售量最大的份额总是来自欧洲，而欧洲当时已是一片废墟。会议结束时，父亲宣称我们必须把海外部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子公司，使其自负盈亏。但他没有下达具体的指令，因此大家都觉得他不过是说说气话而已。

几个月之后我想出了一个主意，能够解决我们欧洲市场不景气的局面。我们遇到的问题并非产品没有市场；我们有许多客户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他们急需穿孔卡片机。而我们的海外办事处却发现自己对此几乎无能为力——因为物资紧缺和各国普遍实施的进口管制，这些办事处没法弄到新的机器，都处于瘫痪状态。一天午夜我躺在床上，突然灵光一闪。我坐起来说道：“现有的机器！”美国军方之前向IBM交还了他们已不再需要的穿孔卡片机，我们将这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机器——有些上面还带着战场的硝烟尘土——送到欧洲的工厂进行翻新。起初大家还担心我们海外办事处的雇员会觉得拿这些脏兮兮的二手机器出去卖很丢人。但当他们看到这些机器经过几个小时的整修，再上了一层新漆后，俨然很拿得出手的样子，便欣然接受了。

对父亲设立一个世界贸易子公司的想法，我没再多想。但过了一两年，也就是迪克进了IBM后，我忽然注意到我们国外的办事处将大部分利润用于重新投资而不是上交到纽约的总部。我是因为公司需要资金发展国内业务才发现这件事情的——扩大机器租赁业务需要大量现金。当时负责海外部的是个身材高大、为人和气的人，名叫乔・威尔逊（Joe Wilson）。我把他找来，问他海外办事处的利润都到哪儿去了，他回答说我父亲给他下过指示，要他努力扩展海外业务，使之尽快达到国内业务的规模。我觉得这实在愚不可及，但父亲对我的意见充耳不闻。没过多久，我又听到父亲再次谈起将国外业务独立出去的想法。他希望海外子公司有自己的行政部门、自己的董事会以及极大的自主权——好去做他所期望的那些大事。他提出一个天马行空的想法：“美国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6%，世界上其他地区占了94%，总有一天IBM世界贸易公司将比IBM美国公司做得更大。”

许多人，比如说我的朋友阿尔・威廉斯，觉得这个看法十分深刻，而我却认为父亲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太天真了。在美国国内，我们机会无穷同时风险很小，而在国外的话，很难想象我们能有所作为。比如说拉丁美洲，似乎就是个无底洞，那里许多国家施行的经济政策使我们几乎难以赚回一块钱。在欧洲，虽然那些二手机器大受欢迎，但我们的业务离正常开展还差得远。欧洲的贸易依然处于瘫痪状态，马歇尔计划还在构思阶段，我们连什么时候可以重新开始制造机器都尚未可知。

父亲为此想出了不少解决办法，从中可以看出他是个多么足智多谋的人。他专为IBM在欧洲的办事处想出一招，让它们自己进行跨越国界的自由贸易。他经由IBM建立起了一个共同市场，要比历史上欧洲共同市场的建立早了10年——而且不像欧洲共同市场，父亲建立的这个共同市场从一开始就运转良好。我们设在欧洲的工厂不像设在恩迪科特或波基普西的那么规模宏大；最大的一个厂子大概只有二百个工人，其他那些与其说是工厂倒不如说是车间。在父亲的安排下，这些小厂子互为倚靠。他制定了一条简单的规则：每家工厂制造的部件不仅供应本国市场，还要出口。具体说来就是法国生产穿孔机部件的工厂其产品60%用来制造供应法国市场的穿孔机，剩下的40%则出口至其他国家的装配线——比如说意大利或德国。通过出口这些产品部件赚取的外汇信贷资金，可以用来进口其他种类的零部件，比如一家设在荷兰的IBM工厂所生产的零部件，因为关税壁垒如此之高，我们只将完整的机器出口至一些没有设厂的小国家，而很少有IBM的机器全部是在最后组装成型的那个国家里生产出来的。比起那些局限于一个国家的公司，这种跨国贸易的方式能使我们的经营规模更大，效率也更高。

在把世界贸易公司交给迪克之前，父亲作出的第二个重大创举是雇用了许多落魄贵族，利用他们的人脉关系重新开拓我们在海外的业务。父亲一向对出身高贵的人颇为属意，而到那时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名望，能够吸引那些人在需要工作时加盟IBM。尽管欧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政体都发生了变化，但父亲知道贵族的名头能促进我们产品的销路。有时他找来的人是彻头彻尾的废物，但大部分都很不错。负责整个东欧地区的业务是一位罗马尼亚的达贝克男爵（Baron Daubek），他的来头如此之大，甚至敢飞进“铁幕”之后，向那些接管我们分公司的家伙收取租金。我们雇佣的另一位贵族是克里斯蒂安・德・瓦尔德内男爵（Baron Christian de Waldner），他是个法国胡格诺教徒，后来成了著名的“法国IBM先生”。他外表柔弱、内心坚韧，把IBM法国分公司办成了法国最大的公司之一。只要是为了他眼中的公司利益，德・瓦尔德内先生敢同任何人战斗。他甚至说服我父亲IBM要想在法国成功，就得顺应当地习俗，比如在咖啡馆的自助午餐会也要供应葡萄酒。

父亲一直没有把他在为弟弟扫清障碍的事实大肆渲染，直到1948年底他带着迪克前去欧洲考察。那是父亲战后第一次前往欧洲大陆。他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月，安排工厂的生产，与老熟人重新接上关系，全程他都让迪克紧随左右，向大家介绍说迪克是他的“助手”。这让每个人都看清楚了谁将是未来负责IBM国际业务的人。

我多么希望当时自己能够回顾一下刚进入IBM做推销员时，得到的那些特殊待遇，进而意识到迪克的难处。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他承受着重重压力。他要应对的不仅有父亲的赫赫威名，还有比他早踏入商界五年的我。此外，父亲一向最为宠爱的孩子是我们的姐妹简，这也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迪克是在非常不易的处境下长大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两兄弟与父亲的相处模式颇为不同。如果父亲对我嚷嚷，我会嚷嚷回去，我们两人就会吵起来。迪克的脾气同我一样倔强，但他似乎相信要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那么不管父亲怎么嚷嚷，他都得受着。这般委曲求全给他带来不少痛苦，他有哮喘病，有时他会被父亲骂得喘不上气，甚至得打肾上腺激素针才能缓过劲来。

我对迪克向父亲让步的程度吃惊不已。比方说，他们去往欧洲的那次旅程，其实本应是迪克的蜜月之行。1948年6月迪克同一位来自纽约锡拉丘兹的姑娘结婚，新娘名叫南茜・海明威（Nancy Hemingway）。他们本来打算乘船去英国渡蜜月，这时向来强势的父亲问迪克，是否能让他和母亲也一同前往。我认为父亲可能是觉得自己来日无多了，而迪克肯定对这个将自己的蜜月同公务出行合而为一的提议有所顾虑，但他还是答应了。于是他们四个一起乘船出发了。这还不算完，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一天晚上他们在斯德哥尔摩大酒店等着同瑞典国王共进晚餐。快要出发时，父亲注意到南茜穿的不是拖地长裙，于是问她：“你连条长裙都没有吗？”南茜紧张地解释说自己没有带。父亲便很不客气地训斥她道：“你会让我和我的家庭蒙羞的！”南茜的眼泪夺眶而出，迪克终于忍无可忍，他说：“听着，爸爸，您随便怎么说我都行，因为我是您儿子，但别那样对南茜说话。她是我妻子，和您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父亲被惊住了，他道了歉，南茜就这样穿着短裙同国王共进了晚餐。

他们在十月份的时候结束了此次旅行，父亲一回来就找到我，跟我说了他打算怎样划分IBM在世界的业务。迪克的世界贸易公司将负责美国以外所有地区IBM机器的生产和销售业务；美国的IBM公司由我负责，业务仅限于美国本土，不过做为母公司，美国IBM也负责IBM所有与融资、研究和开发相关的事务。父亲准备亲自担任世界贸易公司的总裁，任命一个叫哈里森・昌西（Harrison Chauncey）的资深主管做第二把手，而迪克则是副总裁——同我的级别一样。我告诉父亲将世界贸易公司独立出去是我听过的最差劲的主意，我恶狠狠地说：“要是你这么干的话，总有一天会后悔的。”

父亲一脸无辜地看着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反对这件事情？”

我能举出许多说得过去的正经理由，但他这么一问，弄得我措手不及，一时间脑子里想到的居然是这么一个私人考虑：“那样我就没理由出国旅行了，我喜欢旅行！”

我的回答让父亲禁不住微笑起来。“好吧，”他说，“这好办，我会把阿拉斯加、夏威夷和波多黎各给你，你可以到那些地方去旅行。”

我难堪极了，只好答应下来，悻悻地离开他办公室。那周晚些时候他又把我叫去讨论这件事情，这次迪克也在。我开始一一陈述出于业务考虑的反对理由。我说设立世界贸易公司只会造成机构重叠和浪费，我还预言世界贸易公司一经独立便会开始研发自己的产品，势必严重影响生产IBM产品的效率。迪克正襟危坐，一言不发，不过我能感觉到父亲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让他终于忍不住爆发的是我的逼问：加拿大应该归谁？我们在加拿大的生意很好，每年有大笔现金入账，我不想失去它。在我看来，实在没什么理由把加拿大划给世界贸易公司，除非他们比我们更需要现金。这是父亲计划中的软肋所在。我看出父亲已经气得胡子都翘了起来，但我还是不管不顾地说下去：“任谁都能看出加拿大的业务应该归国内公司！要是世界贸易公司没了加拿大就经营不下去，那你也许根本就不应该把它独立出去。”

父亲拍案而起，咆哮道：“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就这么不愿意给你弟弟一个机会么？”这可真是很要命的一句话——它把我推到我亲弟弟的对立面，而我弟弟本人就坐在这儿。父亲总是会不假思索地说出这种话，因为他实在太好胜了。要是有时间细想的话，他还是会遵循《昆斯伯里规则》，可要是他被逼至墙角，什么风度、体面就全被他抛到脑后了，他满心想的只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说出这话以后，我实在无话可说了。

我和迪克陪同父亲坐电梯下楼，将他送到等在大门外的豪华轿车上。他上了车，摇下车窗对我们说道：“记住，孩子们，要同心协力。”我只觉得挫败不已。我和迪克返身上楼后，忙不迭地跟他说我并非针对他个人，想这样弥补我们之间的裂痕。而赢下这一局的迪克也表现出足够的大度，没有再揪住此事不放。

老爷子继续着手实施他的计划，在1949年初组建了IBM世界贸易公司，并在一年之后正式将其作为一个全资子公司分立出去。事实证明我的绝大多数顾虑都是立不住脚的。世界贸易公司没有扯IBM的后腿。它利用欧洲经济复兴的时机，通过自己的利润和国外贷款进行融资，发展势头同美国IBM公司不遑多让。父亲并没有把迪克放到跟我一样的级别上，那样实在太让我感觉被打脸了。他是让迪克当了副总裁没错，但他也把我往上大大提了一级，把那个我辛勤工作以谋求的位子给了我。1949年9月，我成为IBM的执行副总裁，也就是柯克死前担任的职务。我甚至没有错过梦寐以求的欧洲之旅。其时欧洲尚有大批美军驻扎，他们使用的穿孔卡片设备归美国本土的IBM公司负责，所以我有许多机会到欧洲各地视察。

当我弟弟在世界贸易公司日渐头角峥嵘时，我作了许多努力，既不去挡他的路，又向他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帮助。我退出了国际商会，这样他就能接替我的位置；我带他去参加美国销售管理人员协会的会议，将他介绍给大家认识，我还回避一切同欧洲业务或国际业务有关的讨论。在他急需懂得如何制定经营策略并获得良好成效的管理人才时，我把手底下最优秀的一些人才派了过去——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之前的行政助理吉尔伯特・琼斯（Gilbert Jones），几年之后迪克选他作为自己的续任者，出任世界贸易公司的董事长。我觉得迪克非常能干，我们在工作之余走得很近。我们经常会带上各自的妻儿一同进行滑雪之旅，南茜和奥莉芙也成了好朋友。

但这些事实都不足以缓和我们家的紧张气氛，父亲一直怀疑我在私下拆我弟弟的台，而迪克呢，受到父亲这种想法的影响，总是对我有所保留。他会同父亲讨论世界贸易公司的事情，却从来不会和我讨论。这一状况使得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父子三人共事起来相当别扭。世界贸易公司的一些业务是美国本土公司必须参与的——像投资、产品规划之类的重大决策问题——因为它是我们的子公司。但每当父亲、迪克和我聚在一起讨论IBM的未来规划时，总是会争吵不断。即便是我的观点同迪克存在一丁点儿分歧，都会让父亲怀疑我的动机，从而引发更激烈的争吵——这样的争吵总是发生在我和父亲之间，迪克只是一言不发地坐在一边。这些争吵通常发生在关着门的情况下，不过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在公开场合对他们叫嚷了起来。当时我们正在大都会俱乐部里，父亲跟我说，我对于欧洲业务的观点，不用给他说了，自己留着就好。我大为光火，告诉他们一家企业里容不得两个老板，我高声咒骂着父亲和迪克，夺门而出。整件事情的细节我已不太记得，但后果却记得很清楚，因为我以为这件事后，我在IBM的路就算走到头了。

那天晚上我因为自己不分场合的爆发而懊恼不已，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天早晨，父亲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年轻人啊，”他说，“要是你在IBM或者生活中一败涂地，肯定是因为你的脾气使然。”说完这句话他就让我离开，连一句话也没容我说。其实那样也好，因为当时我们的关系已经危如累卵。我们已经走到决裂边缘——我和父亲都意识到了这一点——谁也不想迈出那不可挽回的一步。父亲当时差点就要开除我了。多年以后，他已不在人世，我发现了一张当时他草草写就的便条。他用铅笔在一张午餐会的菜单背面写了这样一段话：

“我对你和迪克之间的关系想了很多，我决定，如果你们过去那些分歧继续下去的话，我必须把你和他分开。我写这些是希望你在作出选择前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考虑。”

幸好他从没把这张条子给过我，否则我肯定会觉得大受打击，不过更可能的后果是我们之间的争执升级。我肯定会去找他说：“你这是在威胁我。那我们现在就摊牌吧。”我同父亲在一起时总是特别容易生气，我经常会想这是因为我生性大胆呢，还是因为自恃长子身份觉得有权这样对他。我从未得出过答案。而父亲知道任我经受负罪感的煎熬对他达到自己的目的更有利。我对自己控制不住脾气发怒的事实想得越多，就会越发痛苦。

唯一能切实结束我们之间争斗的办法就是书面沟通。我手头留存了不少道歉信，都是战后那些年里我写给他的。大都会俱乐部那次插曲后，我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

亲爱的爸爸：

对您所说的我的脾气会坏事的话，我想了很多，我相信您的确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的缺点，这个缺点很可能会让我葬送大好前程。不能很好控制自己的脾气、不假思索信口开河——这些毛病的确影响了我在待人接物方面的表现，不仅对您和我自己的家人如此，对商业伙伴和朋友们也是如此。这次我在大都会俱乐部的所作所为、我对您的那些不敬之言，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永远不能原谅自己。我一直以来都希望能同您和迪克坐在一起像家人那样说话，可当这样的机会第一次摆在面前时，我却彻底毁掉了它，为此我欠您一个道歉、欠迪克一个道歉……

您提到……您多么希望看到我愿意并且能够以长子的身份成为凝聚整个家庭的核心，要是我真的做到了这一点，我的抱负也能得以实现。当然，除非我能向您证明我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可以做到三思而后行，否则您是不会相信我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您是位务实的商人，因为IBM是您脚踏实地建立起来的，而不是凭空画出来的饼……

请您相信，我已经发自内心地认识到大都会俱乐部发生的事是我的错，我必须也愿意为我的所作所为负责。如果您还愿意看看从今往后我的表现，我保证会作出改变，决不让您失望。我会时刻注意克制自己的脾气、不再表现出愚蠢的妒忌，我会改过自新，做个好儿子和好哥哥。

谨致以最诚挚的敬爱

汤姆

这是我们之间最严重的冲突之一，不过我和父亲几乎每个月都要大吵上几架。每次吵完后我们会和好如初，继续努力合作，可过不了多久他又会在我作出某项决定后大放马后炮，或是在我对某件事情发表看法后告诉我说那不关我的事，于是我们又会开始争吵。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这些争执肯定给父亲带来了莫大的痛苦。他去世时留下的另一份文件，是他在75岁生日前后写下的沉思录。从文中可以看出，他为我说过的一些话深感痛心。我曾明确地指责他将有能力的管理人才驱赶出IBM，以便让自己身边环绕的都是那些对他唯命是从的人。而实际上那些曾在IBM任职而后去世了、辞职了或是被解雇了的人的名字总是环绕他的心间，让他感伤不已。他觉得我和迪克都迫不及待地等着他让位——而对这件事情，他表现出了相当激烈的抗拒之情。

没人敢说比我对IBM的了解更深，我为它足足奋斗了35年。要是当年能有个经验丰富的人为我指点来路，我能作出的成就也许能比现在大上许多倍。

我将竭尽全力，给IBM留下足够多我信赖的管理人才。乔・罗杰斯、弗雷德・尼科尔、查利・柯克、泰特斯和奥格斯伯里都曾是我的得力助手——后两个人觉得我制定的政策不好，他们的所作所为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所以我不得不解雇了这两位副总裁。这是我在IBM工作这么多年里作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但我别无选择。

我之所以还在坚持我的工作、我的事业，只因为全世界杰出的实业家和银行家似乎一致认为，我在建立一家发展势头良好的企业，我在创立某些政策的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成就。这些政策被证明有益于全体IBM雇员，从而也有益于我们服务的公众及信任我们的股东——而他们并非这些政策仅有的受益者。我想说的是：一直以来，我的梦想和期望就是我的两个儿子能有这个抱负、有这个决心，将IBM公司发展壮大，将“沃森”这个名字在业界、社会与经济领域中现有的地位提上一层楼。这样的话，他们将有更多的机会为他们的家人、亲友以及各个地方值得资助的社会事业机构和需要帮助的人们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为两个儿子感到同样的骄傲，我也为他们在短短时间内就在公司里各自的岗位上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我知道他们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经验是最好的老师。

我很庆幸自己当时没有看到这篇文章，否则我肯定会愧不能当，也可能会疯掉。因为父亲在这篇文章里传达的意思似乎是我们的“学徒期”将会永远延续下去，我肯定会因此再次同他发生争执。

有件事情当时我没有想过，但现在我很是怀疑：所有那些我同父亲的争执中，有些可能是我的妹妹简所煽动的。父亲总能听进她的话，而在当时，她和我的关系并非十分融洽。她总是从竞争的角度看待世界贸易公司的问题，因为她这个人就非常争强好胜。如果一定要在沃森家的儿女们里面挑出个性最强、最桀骜不驯的人，简和我实难取舍。她是个端庄美丽的女人，个子高挑，一头黑发，老早就在华盛顿和纽约的社交圈里为自己闯下了名头。她继承了父亲结交上层人物、颠倒众生的魅力，可我和她一直花了二十多年时间才学会如何共处。

父亲对简的感情非常复杂。我从未看明白他对她的期望，也许他自己也不清楚吧。他似乎从未想过让她成为一位职业女性，创下自己的一番事业，尽管当时女性成为企业管理人员已非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实际上IBM就有一位女副总裁，负责管理各地分部的机构相关事宜。可父亲似乎又不想把简嫁出去，她直到33岁才结束单身生活，在我看来她差点因为父亲的缘故毁掉了自己的一生。她曾有过数位追求者，可都被父亲赶跑了。直到二战后简才找到一个堪堪入我父亲法眼的人。此人名叫约翰・欧文二世（John Irwin II），他身材高大、颇有魅力，可能是我见过的跳舞跳得最好的人。约翰不抽烟不喝酒，男孩爱好的那些事情里，他只喜欢跳舞。他大学念的是普林斯顿，四年里一直担任班长和校田径队队长。他在战时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在麦克阿瑟将军手下任职，一路直步青云，退役时是上校军衔，比我整整高了一级。战后他成为了一名律师和外交官，前途不可限量。

简结婚时我一度满怀希望，觉得我们也许能够从此和平相处。简、约翰、奥莉芙和我的确共度过一些美好时光，我们一同去佛蒙特州滑雪、一起去参加玛格丽特・杜鲁门在白宫举办的宴会。但我在IBM的任何作为，似乎都会点燃简这个火药桶。我是在1950年春天到她家做客时才终于发现她对我怀有多么强烈的对抗情绪。她家里到处都是约翰的照片和奖杯——赛艇好手约翰、田径明星约翰……约翰这个、约翰那个。简知道我对约翰有那么点儿嫉妒之情，因为我年轻时候错过的所有机会全都被约翰迎头赶上了。她看到我正盯着约翰军旅生涯的纪念品，便开口说道：“汤姆，你知道吗？约翰可当过正经上校呢。”这话就像一根尖针扎向我，因为我没能升到那个军衔。我一下子火冒三丈，说：“哼，我当然知道他是个正经上校。不过我还驾驶飞机飞遍了全世界呢！”

总有些事情能让父亲在十秒钟之内找到理由把我训斥一顿。这个发生在简家的小插曲就是其中之一，父亲告诉我说要对简好一些，还让我把约翰当作自己的榜样。事实上约翰和我相处得挺不错，但父亲从不相信我是真心待约翰好。他总是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喜欢你的妹夫。他是个思虑周全的人，开口说话之前总是经过仔细考虑。”他的言外之意很明白：约翰有着我所缺乏的自制力。我这人太冲动，为这话暴跳如雷。

在那些年里，我和父亲还是有相处得颇为不错的时候——通常都是他放手到足够程度，让我能以自己的方式管理IBM的事务，这些事情我知道自己能处理好。作为执行副总裁，此时的我实际上可以说已是IBM的第二号人物，尽管父亲事先已作了安排，让乔治・菲利普斯充当我们之间的缓冲剂，这也许是非常明智的做法。父亲是这样做的：他在管理层进行了一些洗牌，将菲利普斯提升为总裁，自己明升暗降，出任了新设的董事长职位。

出任新职位后，我负责的方面远不止销售业务这一块。我得监管IBM全部的生产工作，这意味着我必须想办法迅速成为在9000多名工厂工人眼中说得上话的角色。这些工人对我父亲无比忠诚，对柯克也很拥护，对我却几乎一无所知。父亲看到了这可能成为一个问题，于是在我上任六个月后，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递给我一封信。“这是个机会，能让你得到工人们的喜爱，”他说，“为什么不亲自去同他们谈谈呢？”

那是封匿名信，投诉我们一家工厂的工作条件。信里写道：“我们50个人挤在一间厂房里干活，这地方设计的时候原本是要做仓库的。厂房里一点也不暖和，而且只有一间厕所。让IBM的工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干活简直丢人。”我第二天便前往那个工厂，到了以后发现情况果然属实。不知是谁觉得5月时已经足够暖和，用不着取暖，可以对锅炉进行大修了。就在锅炉被拆得七零八落之后，一场倒春寒来袭，工人们就惨了。我想了想父亲在此种情形下会如何行事，然后开始着手。抵达工厂一个半小时后，我便让人安装好了临时取暖设备。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已经让人在厂房后面开挖新厕所的地基。接着我把所有的工人聚集起来，我搬过来一架梯子，爬到上面，对底下的工人们说：“我想给你们念一下这封信。很遗憾上面没有署名，因为我想表扬、提拔写这封信的人。我真希望他能对我足够信任，能在信里署上自己的名字。不过他做得很对。那些拿着手提钻的人正在为你们加盖八间厕所，我们还将彻底改善厂房的供暖设施。”我很高兴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始行使我在生产方面的监管职责，而对我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的描绘很快传遍了IBM的所有工厂。

当我回到纽约告诉父亲自己在梯子上的表现时，父亲很高兴。这件事情让他看到我正在努力学习经营之道。而早先我作出的一些决策开始让IBM大赚其钱的事实更是让他心情大好。比如说，归功于查利・柯克去世一年后我作出的一项人事调整，我们打字机那一块业务即将收获第一桶金。自从父亲在1933年收购电气自动打字机公司（Electromatic Typewriter Company）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向美国企业推销电动打字机的优点。父亲觉得这笔买卖肯定稳赚不赔，因为电动打字机打起字来又快又整洁，还不会让女办事员们在打字的时候损伤她们精心修剪过的指甲。但电动打字机要比普通的打字机贵上好几倍，直到二战结束后它们都没流行起来。我们电动打字机的年销售额只有1100万美元，年年亏损。所以在1947年初的时候，我告诉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诺曼・科利斯特（Norman Collister）说：“我宁愿马上把这块业务卖掉也好过年年亏本。”我这话说得很尖刻，不过他的回答也毫不示弱。

“我们还在起步阶段。”

“这话很难让我相信，因为我们已经起步了足足13年了。”我说，“我们有着庞大的分销系统，有着训练有素的推销员队伍，用在研发上的经费也从没短少过。要是能够在这上面盈利的话，现在正是时候。”

“我真是没法跟你聊这个，汤姆，”他说，“你不明白打字机业务。”

这话相当于告诉我说我们吃定这个哑巴亏了。于是我跑去找父亲，跟他说：“你不能再用这个家伙了。让他负责这块业务只会亏钱。我们找别人来试试吧。”当时我脑子里已经想到一个合适的人选——H·威斯纳・米勒（H.Wisner Miller），此人我在战前便已认识，他比我大几岁，我很佩服他，因为他是个面对逆境勇往直前的人。他出身相当不错，但他刚考入普林斯顿大学时，恰逢1929年股市大崩盘，他的父亲在此次股市动荡中倾家荡产，威斯纳不得不辍学。开始时他能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就是在纽约北边的布朗克斯区挨家挨户推销真空吸尘器。IBM的一位董事认识他，将他介绍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很喜欢威斯纳的劲头，于是雇他推销打字机。

选择威斯纳负责打字机这块业务可谓冒险之举，但父亲同意了我的提议，这意味着要将威斯纳从一个相当低的职位一下往上提拔好几级，直接越过那些父亲更了解的人。但威斯纳的推销策略正好是推销这些打字机所必须的。IBM用于推销穿孔卡片设备的方法过于偏重分析，并不适合推销电动打字机。你没办法把打字机这玩意儿说得有多复杂。但威斯纳的推销策略直接明了、充满热情、易于上手。我很喜欢看他在销售会议上激励手下人。他会把一台打字机单独放在台上，用聚光灯照着，然后他穿着蓝色的毛哔叽西装走上台去，端详一番那台打字机，然后伸出一根手指拂去上面一粒不存在的灰尘，接着他后退一步，开口说道：“这台打字机真是棒极了。哪怕上面有一点灰尘都是我不愿意看到的。它那么漂亮。”他教手下的推销员用如此这般的甜言蜜语打动那些女秘书，他还将打字机做成不同的颜色，像是红色或是褐色。他甚至做了一台白色的打字机供我父亲赠给教皇派厄斯十二世。许多人都觉得米勒又老土又肤浅，但他的确是IBM最杰出的销售主管之一。1949年电动打字机开始在市面流行，之后数年间这块业务的销售额以每年30%的增幅上涨。我作出的第一次重大人事调动取得了完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