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因为在《美国名人辞典》（Who's Who in America）中占据着迄今为止最长的篇幅而赫赫有名——他名下的词条有16英寸半那么长，也就是40厘米。小号的精美字体罗列着他在各个俱乐部、协会、基金会中担任的头衔以及名誉学位、授勋情况。我怀疑以后是否能有人打破他的这个纪录，我自己更不用说了。经营IBM大概只占用了他一半的时间，其余时候他都在从事社会活动，打着世界和平或者IBM公司——乃至他本人，托马斯・J·沃森的旗号，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此时现实生活中的他显赫得就像我在儿时想象出来的那个父亲形象一样，但他依然没有停下趋奉达官显贵的脚步，比方说，J·埃德加・胡佛（J.Edgar Hoover）。几年前我得到机会翻阅了父亲在FBI的档案卷宗，里面绝大多数是二战后他同这位FBI局长大人的通信。看过之后我不禁哑然失笑。我父亲对胡佛的恭维之词简直如同连珠炮一般——又是祝贺他获得了英王乔治的授勋，又是恭喜他获得了荣誉学位，就连他被一个儿童慈善会评为1950年“年度好哥哥”也写信去道贺一番。父亲空闲的时候，总喜欢拿着报纸琢磨，一旦发现哪位显要人物有什么好事就立马发去贺电，其中有些人他甚至都还没见过。还有一件他乐此不疲的事情就是，每当IBM发行的报刊提到了某位名人，他就会把那期报刊寄去一份给那位名人。当然了，所有这些都只是一种推销技巧，而父亲终其一生都在这么做。

不过父亲在社会活动中取得的绝大多数成就都是实至名归，都出自对全人类利益的真诚关怀。他对联合国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认为它能在国际联盟和国际商会未竟的事业上有所成就。二战一结束，他又开始为“以世界贸易促世界和平”的运动四处奔走。他说：“如果商品和劳工能够在各国之间正常流通，就没有必要派遣士兵跨越国界线了。”他在《思考》杂志上发表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社论，在其中的一篇里，他把第一届联合国大会的开幕比做全人类的“第一天开学”。他这样写道：“全世界每一个人都应该清楚地了解，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国际会议。”

父亲从未担任过联合国的任何职务，但多年以来，不断有政治家、外交官前来向他讨教，借助他巨大的影响力促成许多事情。他不断地作为东道主为联合国成员举办招待会和晚宴，IBM公司的职员也常常为联合国的事务奔忙——从筹划公共教育实施计划到为来访的达官显宦排定宴会的座次、安排欣赏百老汇演出的包厢，大大小小，不一而足。联合国最早的两位秘书长特里格韦・赖伊（Trygve Lie）和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ld）都曾亲临IBM公司，到父亲的办公室拜会过他。1946年的时候，甚至连温斯顿・丘吉尔都点名要见父亲一面。他们在佛罗里达州碰了面。父亲当时正在那里度假，而丘吉尔则是经由此地前往密苏里州富尔顿——他就是在富尔顿发表了那篇著名的铁幕演说：“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了。”

父亲与罗斯福总统私交甚笃，却对杜鲁门入主后的白宫敬而远之。父亲和杜鲁门有许多共同之处——二人都是出身贫寒农家，都有着坚定而朴素的思想，推崇勤劳、诚实的价值观——但我觉得父亲似乎把杜鲁门和他那些粗鲁的密苏里州朋友们视为整个国家不进反退的象征。父亲在表面上还是对杜鲁门很尊重的，但同大多数不希望杜鲁门在1948年大选中获胜的美国人一样，父亲私下底刻意保持着同他的距离，甚至在杜鲁门击败了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成功连任总统后也是如此。不过我家里其他人都与杜鲁门家很熟。我妹妹简在战争末期认识了杜鲁门总统的独生女——玛格丽特・杜鲁门，她们两人很快成了朋友。1949年简出嫁时，玛格丽特为她举行了婚前派对，并在婚礼上做她的伴娘。我弟弟迪克战后回到耶鲁念书，当时正在完成最后一年的学业，也同玛格丽特玩得很好。他曾在纽约陪玛格丽特看戏，还在许多个周末去华盛顿看她，报纸上那些八卦栏目没少拿这些事做文章，但他们真的只是单纯的朋友关系。

杜鲁门当政的那些年里，父亲努力经营着同另一个人的关系，此人在他看来同罗斯福一样伟大，那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1946年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艾森豪威尔不满足于美国陆军参谋长的职位，各大势力都在竞相拉拢他。资本家们高薪聘请他去经营公司，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有意提名他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没有一个人知道艾森豪威尔的政治意向——事实上，在罗斯福总统去世后，其遗孀埃莉诺・罗斯福和孩子就曾试图让艾森豪威尔代表民主党参加竞选，就连杜鲁门也表示了对此事的支持。但艾森豪威尔对所有的提议通通回绝。他不想步入商界，又说自认为职业军人不宜位居高级公职。

父亲在战争刚刚结束时经人介绍认识了艾森豪威尔，两人一见如故。艾森豪威尔对商界人士素有好感，而且他对美国未来的乐观看法与我父亲的观点十分契合。而我父亲从这位将军身上看到了众人未曾了解的闪光之处：艾森豪威尔胸怀抱负，还不是一般的抱负——他感觉自己背负着美利坚给予他的极大恩德，他想寻找一种最好的方式来报答这恩德。艾森豪威尔出身于堪萨斯州，家境贫寒，一步步成为二战中的伟大英雄，当上了盟军在欧洲战场的最高司令官。他希望将和平及美国的生活方式传播到全世界，却不知道该从何做起。

父亲正是从此入手，在他的安排下，艾森豪威尔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的邀请，出任该校校长，此举使艾森豪威尔得以完成向平民生活的转变。父亲是哥伦比亚大学重要的赞助者，又是校董会的副主席。二战末期，哥伦比亚大学原校长、著名的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因年长体弱已不堪重任。校董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希望再找一位教育家来接替他。父亲对此并无异议，但他觉得艾森豪威尔将军能为哥伦比亚大学挣得的声望要比任何一个专职教育家都大得多。

于是，父亲说服校董会让他前往五角大楼向艾森豪威尔提出这一邀约。他对艾森豪威尔说：“你是一位伟大的英雄，而我代表一所伟大的大学而来，我们想请你出任校长。”

将军答道：“你找错人了吧。你该去找我弟弟米尔顿才对。”他弟弟当时是堪萨斯州立大学的校长。父亲锲而不舍地请求了将军一年多时间。最后，在1947年春天，艾森豪威尔终于答应了。他和我父亲一起管理哥大，直到三年后前去出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盟军统帅才离开学校。在哥伦比亚大学时，艾森豪威尔喜欢将我父亲称为他的“伙伴”，并从我父亲身上获益良多。在我父亲以及其他著名企业家——诸如通用电气的CEO菲利普・里德（Philip Reed）、可口可乐的威廉・鲁宾逊（William Robinson），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帮助下，艾森豪威尔开始出入一些俱乐部、参加了适当的委员会，知道了哪些社交邀约应该接受，哪些必须婉拒。后来，艾森豪威尔加入了共和党，父亲逐渐淡出幕后，因为他是个忠诚的民主党人。但要说到帮助艾森豪威尔为入主白宫做好准备，我父亲功不可没。

尽管我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能与父亲并驾齐驱，但也希望有一天能够代表IBM站在世人面前。从小父亲就向我灌输这样的思想：对一名企业领导者来说，他在公司之外做的事情与在办公桌上处理的业务同样重要。我对此深信不疑。于是我也开始在公司之外参加慈善活动、结交知名人士，以树立自己的名望。二战结束后，父亲为我安排了诸多参与此类活动的机会——都是与当时才疏学浅、囊中羞涩的我颇为相称的事情。像是有一次，我接到时代公司总裁罗伊・拉森（Roy Larsen）打来的电话，他请我在1948年纽约城市联合基金募款活动中帮忙，当时他是基金会的主席。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又不住在纽约市里，为什么要去？”但我马上想到：“他可是个大人物，年纪正在我与我父亲之间。同他一起工作我能学到些东西，还可以结识参加募捐活动的其他重要人物。”结果正是如此。此后数年间，我被邀请参加了纽约男童子军委员会的活动，最后还当上了该委员会的负责人；我还参加了旨在推进联合国事业的联合国协会。

得到参加这些活动的机会并不难，因为我是托马斯・J·沃森的儿子。对我来说，难的是在会场上表现自如。父亲那个人仿佛天生就应该活在聚光灯下。我见过无数次他在纽约参加会议和晚宴时的表现。他会站起身来，四处应酬，只要某张桌上有他认识的人，他就会走过去寒暄，同每一个人握手，特别不忘到IBM的席位上同员工及其家属打招呼——哪怕他的座位在主席台上也不例外。他一晚上能见过400人。而我却不一样：我既不喜欢发言，也不喜欢参加晚宴，对在鸡尾酒会上与别人闲谈这事也很发怵——我在这些场合表现得总是非常拘谨。但就算我再不喜欢自己参加的会议，每次回到家的时候笔记本上也会记得满满当当。想要做个出色的商人，就得广交朋友。结交新朋友是一个辛苦的过程，结果如何直接取决于你付出的努力多少以及思虑的周详程度。每当有人介绍我新认识一个人，我常常会在其后不久给这位新相识寄去一封便函，上面写着认识他我多么高兴；如果他表露出对某个话题的爱好，而我恰好有这方面不错的书，就会给他寄去一本。这样的举动能让人记上好些年。每结交一个新朋友，我都会做份备忘，以免记错导致误事。我会记下他或她的姓名、地址、电话、配偶姓名等。我还会记下我们在何时何地相识以及此人的特点或兴趣爱好。

我的交际圈越大，就越少在公开场合感觉浑身不自在，学到的社交技巧也越多。这些经验常常是在无意间学到的。像是有一次，在纽约一次男童子军午宴上，我刚好同汤姆・杜威州长比邻而坐。我伸过手去对他说：“你好，我是小汤姆・沃森。”他咧嘴笑道：“知道吗，你用这句话做开场白可算是给人帮了大忙了。要是你上来就说‘你好，杜威州长’，我只会在心底暗暗嘀咕‘这人是谁呀’。不信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你留个神，肯定有人会走过来跟我打招呼说‘你好吗，汤姆！玛丽让我向你带好！’，我既不认识他也不知道那个‘玛丽’是谁，只能坐在这儿傻笑。”

我以为他只是在逗趣，没想到他所言非虚，没过多久就有个男人走过来说：“嗨，州长，我打赌你不记得我是谁了。”整顿饭期间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所以面对不认识我的人时，我总会特别注意告诉他我的名字。

奇怪的是，康涅狄格州格林尼治镇的社交圈远比纽约的更难打入。我和奥莉芙刚从部队回来，更习惯于军营的生活，虽然那里可能相对比较单调、闭塞，却有着好客的传统，能让新来的人感觉宾至如归。每当你新到一个基地，邻居们总会主动登门拜访——欢迎你的到来，提醒你指挥官的脾性，告诉你最好的商店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我们完全没想到在格林尼治镇我们遭遇了全然相反的待遇。想加入俱乐部？只能通过朋友介绍，前提是你有朋友的话，但根本没人前来拜访你。几个月后，一对在战前与我们是点头之交的夫妇路易斯・沃克和格蕾丝・沃克向我们伸出了援手，这才慢慢开始有人请我们参加宴会和乡村俱乐部。我被一位叫作约翰・巴托尔（John Bartol）的人介绍进了一个男士投资俱乐部，他是美国航空公司的管理人员。对格林尼治镇的男人们而言，坐在俱乐部里谈论投资理财不过是每月聚上一次的借口。我在那个俱乐部里结识了镇上年轻一代的大部分重要人物。但总的来说，我和奥莉芙过得还是相当“离群索居”的生活。

起初我家除了我和奥莉芙之外，只有小汤姆和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儿——一个可爱至极的小姑娘，我们用我母亲的名字给她取名叫珍妮特——以及一个保姆。我们全都挤在一所房子里，这房子一开始就买小了。几年后，我们又有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儿，我们给她取名为奥莉芙。这时我们搬进了一所较大的房子里，房子坐落在一个池塘边，池塘里有时会有天鹅游来游去。周末的时候，我会带着孩子们坐上一个战时遗留下来的橡皮艇，划着船在池塘中游玩。为了消遣，我还买了一条旧帆船，我把它放在一个当地的游艇俱乐部里——那是我拥有的第一条帆船，名叫“小水兵号”。船有点儿漏水，驾驶起来也不太顺手，但胜在花钱不多。我正是驾驶着它参加了最初的几次帆船比赛。

我每天乘坐火车进城上班，我总觉得火车站台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我可以在那儿买到报纸，而且随着我的熟人数目慢慢增多，我在那儿经常能碰见某个人打打招呼。此外，要想在火车进站后找到一个单独的座位或是正好挨着熟人，就得提前在站台上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等车，我把这当成一个饶有趣味的挑战。我们用的都是可乘车50次的通票，算下来坐到纽约连1块钱都花不了。

一开始我赶早班火车，以确保能在早上9点到公司。但不久之后我发现了一个窍门。平常我乘的火车上坐的都是些工蜂般勤奋刻苦的家伙——正在努力往上爬的年轻人们，必须按时上班。而那些更年长、更成功的商人们则会避过高峰期以免拥挤，于是我时不时会调整下工作日程，这样就可以乘坐稍晚时候的火车。通过这个办法我结识了一些在纽约极具影响力的企业家，比如斯坦利・里索（Stanley Resor），他同妻子一起将智威汤逊广告公司（JWT）建成了世界顶尖的广告公司。我在这样的火车之旅中最有价值的收获是认识了乔治・戴维森（George W.Davison），他退休前曾担任过中央汉诺威银行（Central Hannover Bank）——也就是后来的汉诺威制造公司——的董事长。父亲原来为我们引荐过，我在同戴维森一起乘坐火车的时间里，通过聆听他的观点和评论，所学到的东西几乎同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一样重要。我们一开始互相交谈我就喜欢上了戴维森。他给我的第一个忠言就是关于“高度”的。戴维森的学问很高，智慧很高，处世的手段也很高明，但他本人大概只有5英尺8英寸高。他说：“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别想着你能占尽天下好事，也别以为坏事只会登你家的门。要想往上走，不妨先看看自己现在的高度。话说回来，要是你个子高的话，成功总会来得容易些，因为人们更容易注意到你。”他微笑着说，“不过，对于成功而言，聪明也很有用处，我就只占了聪明这一条。”

戴维森肯定从我父亲那里听说了我易怒的脾性，因为他总是谈及身处商场需要懂得自我控制。他给我讲了这样一句话：“说话之前先思考。”每次我打算寄出某封言语尖刻的信件时——要是我这样做，之后肯定会后悔不迭——这句话就会浮现在我脑海中。我并不总是听从了戴维森的忠告，但至少我铭记于心。

我一直觉得待在像戴维森这样的人身边时，必须时时紧绷着神经。但父亲告诉我说那是件好事。他说：“交朋友不要找那些让你舒舒服服只想睡觉的人，而是要找那些能迫使你不断提升自我的人。”遵循这一建议，的确让我拓宽了眼界，但我也因此度过了一些非常难熬的时刻。1949年的一天晚上，戴维森请我和奥莉芙到他家吃晚饭。同席的有中央汉诺威银行的几位主管和他们的夫人，此外还有一位来自西班牙的贵宾：路易斯・德・弗洛里斯将军（Luis de Flores）。德・弗洛里斯将军留着两撇翘胡子，非常引人注目。他在一战中当过飞行员，发明了很多在飞机上使用的仪器。他最新的发明同IBM也相当贴边——他和儿子一起设计了一种用于图书馆的电子归档系统，中央汉诺威银行为此投入了好几十万美元。

晚餐吃得很愉快。饭后，男士们去书房休息，喝上一杯白兰地。门刚关上，戴维森的同僚就给了我个下马威。他们说德・弗洛里斯将凭借这一图书馆系统吞并IBM。其实这事本来很清楚——没几个图书馆有钱购买昂贵的科技产品。但当时我脑子里却只想着：“老天呀，我们公司的研究预算每年有好几百万，这个西班牙佬居然想打败我们。”旋即另一个想法浮上我的心头：这会不会是戴维森让他的人合伙戏弄我呢？当大家准备离开书房同女士们会合时，我开口说道：“等一下，先生们，我想跟你们打个赌。如果你们有谁明天去买3000块钱德・弗洛里斯的股票，我就买3000块IBM的股票，然后我们等上五年。到时候要是IBM的股票比德・弗洛里斯涨得多，你的股票就归我；如果德・弗洛里斯的股票涨得多，我的就归你。”没人想跟我赌。没过一年，德・弗洛里斯去世了，这让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尽管我一点针对他本人的意思也没有。我怀疑戴维森一开始就打算让我吃吃这样的苦头，不过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同父亲推荐的那些不好相与的人做朋友意味着什么。

出人意料的是，我在商界最好的人脉并不是通过父亲的引荐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老朋友弗雷德・尼科尔的穿针引线，也就是查利・柯克取代之前父亲的二把手。弗雷德退休时安排我在一个名叫“美国销售管理人员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Sales Executives，即ASSE）的组织里接替他的位置。这个协会名气不大，却在许多行业极具影响力。认识到这一点后，我开始认真出席会议。协会的成员是来自30家企业的资深人士，经过精挑细选，以至每人都堪称自己行业中独当一面的人物。其中有钢铁公司的代表、亨氏公司的代表、医药公司的代表和汉密尔顿手表公司的代表。还有来自房地产业的、人寿保险业的、烟草业的、涂料业的。位于查塔努加的可口可乐装瓶公司的负责人、联合航空公司的老板帕特・帕特森，经营真空吸尘器公司的H·W·胡佛（H.W.Hoover），录音电话公司的金・伍德布里奇（King Woodbridge）都是该协会的会员，原来还有斯蒂庞克汽车公司的保罗・霍夫曼（Paul Hoffman），后来杜鲁门总统把他招去主持马歇尔计划时，他才退出协会。这些人每年开两次会，侃侃而谈自己在商场中的所作所为。

会议的流程很简单，总是由一篇长长的讲话作为开场——一名会员上台讲述自己公司的历史。这个开场白是大家轮流来做的，这样大概五年之中每个公司都能轮到一次。开场完了之后，所有会员按照姓名的字母顺序用15到20分钟时间陈述自己公司的情况。我在这些会议上学到的管理经验比一百所商科学校能教我的还多——雇人的技巧、激励人的方法、应避免的差错，等等。

会员中有不少人年纪都有我父亲那么大了。我花了不少时间倾听阿尔・福勒（Al Fuller）的讲话，他是福勒毛刷公司的创始人。他给我说，最初他只是哈特福德的一个有轨电车司机，每天下班时指甲缝里总会积满煤尘污垢，怎么也洗不干净。于是他和妻子开始研制刷子，最后终于发明了一台能用缠扭的金属丝把猪鬃制成刷子的机器。他们将此作为基础，再加上挨户推销的新方法，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企业并获利丰厚。

当时协会主要由年纪较长的人把持，但年轻一代的力量正在注入，我发现了两个与我同龄的会员，他们后来都成了我的终生挚友。第一个是鲍勃・高尔文（Bob Galvin），他父亲创建了摩托罗拉公司，他接掌公司时，那还只是个生产汽车收音机的小企业，是他将摩托罗拉打造成一家规模巨大的电子企业。我结识的第二位青年才俊是查尔斯・珀西（Charles Percy），他因年纪轻轻就将贝尔-霍威尔电影器材公司经营得极为出色而声名远播，后来当上了美国参议员。我特别喜欢这个协会的一点是那里的人们能看到我与我父亲的不同，并给予我相应的尊重。大家都知道IBM正在崛起，每当我们谈论问题，比方说员工福利制度的发展趋势，总会有人问：“汤姆，在这方面你是怎么做的？”我就会坐在那里跟他们海阔天空地闲聊，一直聊到深夜。我希望能把IBM的产品卖到每一家企业中去，所以想方设法地了解每个行业的特点和每家公司的风格。每次我回到IBM时，脑子里总是装满了新点子，不过我从不告诉别人我的灵感来自何方。

我在IBM已经历练了不少年，父亲觉得我已经具备了进入美国工商业顾问委员会的资格。在他的安排下，我于1951年接替了他的位置。这是一项重大的社会荣誉，是他向世人展示对我极大信任的方式。不过老实说，我还是从美国销售管理人员协会那里获益更多。美国工商业顾问委员会是新政时期建立起来的一个联邦智囊团，发起人是罗斯福总统的第一任商业部长丹尼尔・罗珀（Daniel Roper），旨在赢得商界领袖的合作与支持。在20世纪50年代，委员会没什么实际作为，不过当时它已经成为美国最有名的商业论坛，代表着极大的权威力量。

让我入会的事是父亲悄悄安排的。一次宴会上，我发现自己旁边坐的正是美国工商业顾问委员会主席、B·F·古德里奇公司的约翰・科利尔（John Collyer）。他问我对委员会是否有所了解，我说没有。这个回答听起来肯定很傻，因为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委员会是路人皆知的。不过科利尔很有耐心地向我作了介绍并问我是否愿意加入，好吧，至少这回我总算知道回答说“不胜荣幸”。

能加入这个委员会的确是一种荣幸，但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苦恼。委员会每年都在弗吉尼亚温泉城的一家豪华饭店霍姆斯特德酒店开几次会。每次开会都以一个正式晚宴作为开场，男士们要着正装、系领结，携夫人出席。我和奥莉芙是晚宴上最年轻的人。每次宴会开始前我们都会坐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边琢磨什么时候下楼喝餐前酒最合适，一边拿着会议组织者提供的宾客名册，努力把上面的人名和记忆中的面孔对上号。

我还记得第一次出席这一晚宴时曾看到一件事情，让我大为反感。有位成员是来自西部的铁路大亨。那天他在餐前酒时间多喝了几杯鸡尾酒，接着到了入席时间，他在携着娇小的妻子穿过大厅时突然一头栽倒在地，大家都惊得倒抽一口气。可他随即站起身来——原来这只是他耍的一个把戏——把身子稍稍弓起，头扭到一边，倒地时就不会弄伤自己了。大家听完解释后都笑着鼓起掌来。于是那人又表演了一次，接着又是一次，弄得满身是灰。看到一位美国商界领袖人物出演这样的闹剧，实在是让人震惊。

宴会上引荐给我们认识的人大部分都对我们不冷不热的。一来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民主党人，而当时绝大多数大型企业仍同罗斯福执政时一样由共和党人把持。此外，我当时还不是IBM的领导者，肯定有不少人认为我父亲把我塞进委员会为时尚且过早。我在宴会上感到如此格格不入，于是对奥莉芙说我们应该回纽约去。我敢那样说是因为心里很清楚，她肯定会说服我为了IBM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