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IBM之路似乎在我面前畅通无阻，我不作他想，目光直接瞄准高层职位。但当1945年9月我从南太平洋返家之后，却听闻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父亲将公司原来的二把手弗雷德・尼科尔换成了一个叫作查利・柯克（Charley Kirk）的新人，此人精明能干、作风强硬。我从未将弗雷德・尼科尔很当回事，他起初不过是父亲的秘书，就同乔治・菲利普斯一样；他是那样一种人，父亲要是对他说：“我们来建座通到月亮上的高塔吧。”他的回答肯定是：“好的先生，我今天下午就去订购钢材。”而查利・柯克则全然不同，他年仅41岁，干劲十足、争强好胜，却在公司内很受欢迎；他出身寒微，这点很像我父亲；他在IBM圣路易斯办事处创下辉煌的销售业绩，从而声名大振；二战爆发时，父亲将他派到恩迪科特负责工厂生产事务，在他的管理下，工厂产值迅速增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对于必须在公司总部同柯克竞争，我真是始料未及。在我看来，柯克就只是一个属于恩迪科特的工厂主管。但是可怜的尼科尔终于被长年为我父亲工作而导致的焦虑情绪压垮了——1945年春天，他患上神经官能症，几个月之后就退休了，时年58岁。当尼科尔不会再回到公司的事实已成定局时，父亲将柯克从恩迪科特召来，任命他为执行副总裁，并在董事会里给他安排了一个位子。对此我很不解——我猜是因为当时在我看来父亲的精力依然相当充沛，所以我完全想不通他为何会需要一个副手。不过后来我明白了一条公司管理的诀窍：管理一家公司就像操持一个儿孙诸多的大家族：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你又想要工厂运转良好，又想让销售额提升，又想鼓励这个员工的积极性，又想为某个职位寻求一个更适当的人选——你的办公桌上摆着一长串待办事项的清单，里面每桩事情办起来都颇为棘手。而如果你有个像柯克这样的手下，就可以把清单交给他，而他会说：“让我来处理这四件事情吧。”像我父亲那样年逾古稀、诸事缠身的主事者，对此举是相当欢迎的。但当时我想到的却只是万一父亲生病了或是不幸离世了，柯克就会顺理成章地成为公司的下一届领导人。

1945年底我从陆军航空军退役，于1946年第一个工作日前往IBM报到。父亲在他的办公室欢迎了我的到来。那天我穿着一身考究的黑色西装，戴着笔挺的衬衫假领。父亲同我握了手，然后朝房间另一头做了个手势。“汤姆，”他开口说道：“来认识一下查利・柯克。”接着他告诉我，我将担任柯克的助手。我肯定当时自己有同柯克握手并说了些“很高兴认识你”之类的话，不过让我吃惊的是我完全不记得自己有那么做了。我花了好几天时间才理清思绪，弄明白自己对于此项任命的感受。我知道这并不像听上去那么有失体面，因为在IBM，“助手”这个头衔有着特殊含义。父亲一直大力宣扬这样一个理念：主管人员应该将自己视为员工们的“助手”而非他们的上司。他还经常将前途无量的年轻人指派给高层主管当助手。所以刚到IBM便当个助手也并不是件丢脸的事情。

可另一方面，我将同柯克而不是父亲共事这个事实着实让我担忧不已。到我入职第二周快结束的时候，我已经很清楚地看出来父亲和柯克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非常紧密的关系。周末的时候父亲召集所有IBM的销售经理到恩迪科特召开为期一周的会议，柯克和我都参加了。在IBM，像这样的会议被称为“主管进修班”。战争进入尾声以来，这还是公司第一次召开此种大型会议。负责主持会议的正是柯克。我父亲直到星期三才露面，他走进会议厅，在后排坐下。当时在讲台上发言的是IBM最年轻的分区经理之一，名叫吉姆・比肯施托克（Jim Birkenstock），来自圣路易斯办事处，正是柯克的密友。我看到父亲示意柯克到他坐的地方去，两人把头凑到一起开始窃窃私语。过了一会儿，父亲突然作出了一个极具戏剧性的举动，他高声说道：“柯克先生，讲台上那个年轻人非常值得赞赏，他将成为我们新一任销售总经理，我将马上下达此项任命。”在场听讲的诸位经理都倒抽了一口气，因为此举使得比肯施托克从低位一跃成为在场几乎每个人的上司，新职位还将带给他2万美元的年薪。接着父亲正式下达了这一任命，与此同时柯克将原来的销售总经理叫到一边告知其将调至别的职位。众所周知，父亲的确喜欢出人意料地擢升新人，但像这样的决定却是闻所未闻。我将此视为柯克对我父亲有着极大影响力的一个明证。

从我们结束会议回到纽约时起，柯克待我相当好，不遗余力地教我业务上的事情，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对他表示钦佩。他办公室里有张大桌子，他简明扼要地告诉我拖过一张椅子来。“我没有太多时间解释我做的每一桩事情，”他说，“不过只要你坐在这里注意看就能学会。”就这样，好几个月里我就坐在那里看着，要是柯克外出开会，我也一同前往。我几乎观察着他做的每一件事。我学会了如何作决定，因为柯克非常善于快速作出决断，并且绝大多数决定都是对的。当你对业务有着像他那样的经验和直觉时，你也能立下决断，特别是在那些你能预见结果的事务上。同时，他也知道什么时候不应仓促行事，比如那些一旦处理不当就会有损IBM的名声或是引发法律纠纷的事务。当时柯克同时负责着许多不同方面的事务——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精力旺盛、工作出色的人。坐在他旁边，比在公司其他任何地方更能让我深入而全面地了解IBM所面临的问题。

尽管如此，柯克和我之间似乎不太可能建立起友谊。一天晚上，夜色尚浅，他邀请我到他的住处做客，同去的还有三四个IBM同事，都是他的朋友。当时他还没有时间将家从恩迪科特搬来，因此独自住在里兹大酒店的一个房间。大家落座后，柯克变戏法般地拿出一瓶酒扔到床上，说：“喝点啊，汤姆。”我回答道：“不了，多谢。”除我之外的其他人都喝了，柯克喝得最多。他知道二战前我常去夜总会饮酒作乐。但他不知道的是，大概在1944年年中，因为考虑到自己的前程，所以我决定彻底戒酒，即使是在社交场合。“唔，”我说，“这不是在针对你们任何一个人——这毕竟是下班时间——不过我现在的确滴酒不沾。”这使得我成了这群人里的异数。其他人一边喝酒一边开始谈论起在圣路易斯办事处的旧事，而我起身告辞了。

说实在的，IBM当时的境况足以让每个人都想喝酒。同数以百计的其他企业一样，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从战时状态调整到和平时期的状态中来。父亲无意将IBM的规模缩小至战前水平——那将意味着解雇新进员工、卖掉他深以为自豪的新厂、将那些复员的老员工拒之门外，而他觉得安置这些人是不容推卸的义务。可我们三分之二的厂房专用于生产战时物资，战争胜利后，这方面的市场需求就没有了。那么我们要怎样才能让每个员工有事可做、让所有工厂有工可开呢？为了做到这一点，IBM必须设法卖出比战前多出三倍的商用机器。

父亲无疑是有史以来最积极主动、最乐观向上的企业家之一，但即使是他也为此忧心不已。有份1944年的会议记录，上面显示他当时就已经在拼命催促工程师们为和平时代开发新产品了。“假设欧洲的战争在三个月内结束，”他当时这么说道，“我们能拿出什么产品让人家下订单？因为到时候我们现在生产的那些东西就没人要了。”工程师们说了一些正在开发中的产品，但父亲说这些东西没一个能打开新的市场。“我要的是能打开新市场的东西，”他说，“否则的话，还谈什么让所有雇员都有事可做啊，先生们。真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想这事儿，我昨天一晚上没睡好。”父亲告诉工程师们，从此刻开始他们必须快马加鞭。二战之前，IBM的产品从提出设想到投放市场的周期，大约是5年时间，在当时这也不足为奇。但父亲指出，像机关枪这样对IBM来说全然陌生的产品从设计到全面投产也只用了数月时间。“如果我们在生产枪械时能做到，”他说，“那么在生产我们多少有所了解的商用机器时也能做到。”他这么说并非主观臆断——他不知如何敏锐地察觉到，经过这场战争，美国技术变革的步伐永久性地加快了。

让父亲夜不能寐的事情中，肯定有对于1921年的记忆，当时美国经济在一战后大大萎缩，CTR几乎破产。我敢肯定他还因为想到了成百上千租借给美国军队的数据处理机器而倍感沮丧。那些机器绝大部分将退回IBM。因为战争缘故而增设的那些国防设施建设承包商现在将面临大幅削减，所以也不能指望他们会保留所有的机器设备。综上所述，除非我们找到新的客户群，否则我们的库房将塞满不再挣钱的旧机器，我们的工厂也将无工可开。

面对可能出现的困境，父亲下意识的应对方式总是雇佣更多的销售员。我复员返家的时候他正打算这么做，他决定在每个州的首府都设置IBM的办事处。上至柯克下至普通职员，每一个人都在拼命将销售网络尽可能快地扩大。就在大家忙得人仰马翻之际，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产品订单雪片似的飞向IBM。预想中的战后经济衰退没有出现，相反，人们战时受到极大抑制的商品需求——汽车、房子、家用电器、时装——全面释放出来，将美国经济刺激得一片繁荣。经济的欣欣向荣又反过来刺激着诸如银行业、保险业、零售业之类的支持性产业——而它们正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一时间这些客户对数据记录及账目管理的需求迅速增长。我们很快发现必须赶工才能满足这些需求。我刚到公司时，柯克每天都得工作16个小时。

我同柯克进行第一次商务之旅时，但凡我们两人有一个理解了自己看到的东西，整个计算机工业的历史可能都将改写。那是三月里的一个阴天，我们前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参观“埃尼阿克（ENIAC）”。那是最早的电子计算机之一，庞大、原始，用以解决各种计算问题。当时它刚刚投入使用，其发明者普瑞斯波・埃克特（Presper Eckert）和约翰・莫齐利（John Mauchly）因而名声大噪。他们用电子电路取代机电式续电器——我们的制表机用的就是此类续电器——从而开辟了计算机发展的新天地。父亲对资助“埃尼阿克”之类的研究项目有着极大的兴趣，但更多是出于名誉和慈善方面的考虑，而非商业意图。二战时期，IBM曾与哈佛大学合作研制了一台巨大的非电子计算机，叫作“马克一号（Mark I）”。它的基本计算单元是合计重达2吨的IBM制表机器，由一根传动轴同步驱动，就像纺织厂里的织布机那样。“马克一号”作为“哈佛机器人的超级大脑”而受到极大关注，并被成功用于处理战时机密要务。

父亲听闻埃克特和莫齐利之名是在战争后期，当时海军方面要求IBM提供穿孔卡片设备用以协助“埃尼阿克”的数据传输。我和柯克正是因此得以一睹“埃尼阿克”真容。不过亲自前去参观“埃尼阿克”其实是柯克的主意。其时坊间大肆传言“埃尼阿克”疾如闪电般的运算能力，让柯克充满好奇。他想去看看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埃克特和莫齐利正有意申请专利，这让我们的律师担忧不已——一旦电子计算机的理念被广泛接受，IBM将不得不支付大笔的专利使用费。

参观“埃尼亚克”时的情形依然历历在目。它看起来就像焊满了真空管的金属支架，绵延数百英尺。实验室里非常热，我问埃克特——他是一位仪态整洁、彬彬有礼的人——为何会这样。他解释说：“因为这间屋子里有着18000个真空管。”他们没有在“埃尼亚克”上安装控温装置。当我问到“埃尼亚克”正在做什么的时候，埃克特回答说：“计算弹道轨迹。”为了向我们说明，他坐下来，用铅笔在纸上画出炮弹在空中运行的轨迹。他解释说，为了将枪炮的功效发挥到最大，必须计算出炮弹飞行过程中每一秒钟所处的方位。这就需要进行数量惊人的运算，而“埃尼亚克”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进行这些运算——它得出结果的时间实际上比一颗真正的子弹击中目标所花费的时间还要短。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克特还进一步告诉我说计算机将是未来的潮流趋势。他倒是没有明说我们的穿孔卡片机就像恐龙那样行将绝迹，不过他说他和莫齐利正打算为“埃尼亚克”申请专利并投入商用。听到这些话我感觉他们其实是想着很快就能把IBM挤到一边去。我说：“你们的想法非常不错，不过你们将会遇到资金问题的。将这些东西作为商品生产将会耗费极高的成本。”

事实上，我对“埃尼亚克”的反应正如一些人对怀特兄弟的飞机的反应——完全无所触动。我不知道为何当时脑子里没有出现这个念头：“老天，这正是IBM未来的方向。”坦白地讲，我无法把一个如此庞大笨重、造价高昂同时可靠性堪忧的设备看成一件消费者们喜闻乐见的商品。柯克也是这么想的。在从费城返回纽约的火车上，他说：“唔，那玩意儿实在是太笨重了。我们永远用不着像那样的东西。”我们一致认为，尽管像雷达那样新问世的电子设备引起了大众广泛的关注，但“埃尼亚克”的实验性实在太强了，很难投入商用，因此不会对我们有所影响。我没有停下来好好想一想，如果电子电路运算的速度能够用于商用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幸运的是，我的这种短视没有持续太久。几个星期后，我正跟着父亲在IBM总部转悠。父亲在空闲的时候总喜欢到各个部门看看，那天下午我碰巧跟着他一起。我们走到了大楼的某处，这个地方我之前从未来过，我们面前有扇门，上面挂着“专利研发部”的牌子。进到里面，我看见父亲手下的一位工程师正将一架高速运转的穿孔卡片机连接到一个有着黑色金属盖的盒子上。那个盒子看上去就像个行李箱，只是高度大概有4英尺。我开口问道：“这是在干吗？”工程师回答道：“用电子管进行乘法运算。”这机器正在制作工资表——穿孔卡片最普遍的应用之一——时薪数乘以工时，减去应扣的社保基金、退休基金、医保基金等等，得出应发给每位职工的净额数。接着那位工程师告诉了我这机器工作起来有多快。它花费在计算上的时间只有连接其上的穿孔卡片机打印计算结果所花费时间的十分之一。那个盒子有90%的时间闲着，因为电子部分运行得如此之快，而机械部分运转得如此之慢。这对我犹如当头一棒，因为表面看去那个乘法器才是相对没有技术含量的部分。我离开时嘴里不禁说道：“这东西实在是太神奇了。做乘法、出总数，全由电子管完成。父亲，我们应该把这种东西投放市场！即便只卖出去十台八台，我们也能广而告之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拥有世界上第一台商用电子计算机。”

这就是IBM怎样进入电子行业的过程。1946年9月，我们在《纽约时报》上以整版广告对这种计算机进行了宣传。我们称之为“IBM603电子乘法器”。从技术层面说，它并非电子计算机——它没有存储程序，只能处理通过穿孔卡片输入的数据。实际上，对603电子乘法器的宣传更多是一种公关策略——它能以电子的速度进行计算，但并不是很实用，因为连接计算器的穿孔卡片单元跟不上计算速度。尽管如此，这东西却大受欢迎。我们原本只希望租出去几台，能把广告费收回来就好，但许多大客户都急不可耐地想要做一把电子产品的弄潮儿，于是我们卖出了上百台机器。不到一年时间，我们便不再停留在营销阶段，我们设法让电子电路不仅能进行乘法运算，还能进行除法运算——这一工作如果用机械来完成的话成本高得几乎让人望而却步。至此电子计算器才变得真正实用，我们推出的下一款机器“IBM604”销售量数以千计。

尽管我同柯克从来没有成为朋友，但在我们一起工作的头几个月里他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外表不算讨人喜欢——中等个子，正在谢顶，梨形身材，衣服皱皱巴巴，戴副金属框眼镜，烟不离手。但此人简直就是台“永动机”。在公司飞速发展的这段时期，我看着他运筹帷幄，有条不紊地在各处雇佣、提升、调动大量的主管人员。他对生产非常了解，每次我父亲表扬某个工厂主管时总会说：“这活干得像柯克一样。”柯克也极受销售员和顾客们的欢迎。他钢琴弹得很好，每次我们到恩迪科特去，IBM乡村俱乐部的人们最后总会聚集到他周围。他会斜坐在琴键前面，香烟随意地衔在唇间，一边用脚打拍子一边弹奏乐曲，人们随之歌唱。

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举个例子，父亲过去常常鼓励员工将IBM当成大家庭，欢迎有事找他，但柯克告诫我说千万不要过多涉足工厂职工的生活。他只说了一个故事就让我信服不已。他告诉我说，他在恩迪科特当工厂经理时，曾收到一名职工妻子的来信，信里抱怨说那名职工公然将自己的情人带到家中同居。柯克觉得这事不妥，而且传出去也对IBM的名声不利，于是他把夫妇两人都找来。那个丈夫申辩道：“事情根本不像我老婆说的那样。那女的只是我一个朋友，她遇到了难处。我没和她上过床。”而那个妻子则说：“你就是和她上过床！吃晚饭的时候你带着安眠药片。你对着我俩左看右看，决定晚上和谁睡觉，就把安眠药放到另一个女人的咖啡杯里！”柯克实在听不下去了。他决定从此以后对工厂工人们的私生活管得越少越好。“那是个无底深渊！”他告诉我说。虽然父亲对他的说法肯定会不以为然，但那仍不失为发自肺腑的忠言。

我同柯克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在我们一同工作了大概四个月之后到来。1946年5月，他得了阑尾炎，请了六周的病假。当时我仍坐在他桌子的一角，但到那时为止我已经通过耳濡目染学到了一些经营之道。柯克不在的时候，许多事情直接送到我这里来作最后决策，部分是因为我是他的助手，部分是因为我有着“沃森”这个姓。我想大家可能觉得同我打交道要比同我父亲打交道来得更容易吧——老爷子实在太难以捉摸了。人们会拿着问题来问我，我给出答复，然后看到结果。处在这样一种位置相当令人愉快——刺激了我参与管理的兴趣。我开始享受决策过程——在此过程中我既体会到了责任感，又有机会看看最后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在战后以加倍速率发展的技术产业中这样做尤为让人兴奋。

六月份的时候柯克回来上班了，当他发现我积极参与了各项事务并作出了许多决策时大为吃惊。我像在空军时为上司所做的那样把这些事情都写成备忘录，他走进办公室时那份备忘录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在您请假期间，我们出于如下理由完成了如下事项……”我那长期在外奔忙的父亲对此举肯定大为赞赏，因为就在那个月他提拔我为副总裁。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当时才32岁，除我之外IBM只有4位副总裁及12位高管。父亲手下的人立马将我的照片贴在IBM销售例会的横幅上，旁边写着“让我们为了新的副总裁力创新高！”这实在是让我尴尬得很。于是当轮到我对销售主管们讲话时，称父亲对我的表扬大多言过其实。如果大家都像我学习，那么IBM将会开展一次“争后恐先”的活动了。大家听了之后便哈哈大笑，现场的紧张气氛开始得到缓解。

我觉得正是从此时起，柯克和我开始多少有些认真地重新审视对方。柯克可能开始担心自己的位置不保。在我看来，他并非从一开始就将我视为对手——毕竟他对我战前的“好名声”从何而来心知肚明。但现在他意识到我俨然初具决策者的雏形。而1946年10月603电子乘法器横空出世，在市场上大获好评，我因此被选入董事会的事实更加重了他的疑虑。所有这些使得柯克处境极其艰难。他知道我父亲是个要求多么高的人。他知道我是父亲的儿子，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他知道他教我的东西越多，他自己登顶的机会就越小。即便如此，他仍然选择了继续帮助我。我猜他肯定是这么想的：“我最好是协助那小子，然后寄希望于命运的安排，也许他会自己栽跟头。也许老爷子突然归西，我可以直接说服其他董事让我当一把手。”他这么想其实没错。如果当时父亲去世了，董事会很可能推选柯克而不愿冒险推举我。

我依然挂着他助手的头衔，但此时我已经有了一间办公室，就挨着他的，父亲还给我配了个秘书。我开始猜想我还得同柯克共事多久。他不是很文雅的人，也不像我父亲那样自觉自愿地提升自己的修养。我很难想象他有朝一日代表IBM出现在公众面前，而那正是父亲当时大部分的工作。我曾亲眼目睹柯克在如纽约广告俱乐部一类的地方发表讲话，他表现得十分笨拙，我都忍不住为他和IBM感到难堪。我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越多，对他的反感就越强烈。

我对柯克的不喜有部分源自我的好胜心，以及我对他和我父亲之间关系的嫉妒。柯克同我父亲全然不像，我不能理解他们为何如此亲近。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不喜欢父亲受柯克影响而表现出的那一面。其中最让我烦忧的是人事方面的频繁调动。二战之后，公司不断有人被解雇和调任，其中一些实在令人尴尬。我觉得IBM在人事方面的表现开始显出冷酷无情的意味来。这部分是因为我理解中商界和军队的不同。我在航空部队的时候，至少得有十几个人递交了你表现差劲的报告，你才会被调走。我怀念那种根据长期表现对人们进行评估的方式，我不禁怀疑起自己是否真的适应商界的这种作派。但我意识到，如果决策者能够有节制地、明智地使用手中权力，一家企业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地方，比一个政府机关要效率太多太多。政府讲究的是制衡，而企业则是独裁机构，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运转。

当时IBM的问题就是对员工的解雇和降职变得有点过头了。许多年来，对某个他认为不够尽心尽力的人，父亲通常的做法是提出批评。他会说：“我刚到堪萨斯城去了一趟，办事处那个叫布莱尔的，我就搞不明白了，他给我的印象就是抽烟很凶、衣冠不整，办事处看起来也不像个样子。我不知道这个布莱尔做IBM的销售代表是不是合适。”当话说到这儿，我父亲实际上的用意是，如果这个布莱尔是个可堪重用的人，就应该有人跳出来帮他说话：“沃森先生，你这就错了。布莱尔是个相当不错的家伙，他招揽了许多生意。”于是最后这个布莱尔可能还会得到提拔。公司在战前就是如此行事的。但柯克来了以后，许多过去会站出来仗义执言的老员工要么辞职了，要么退休了，我父亲身边没剩下几个敢说真话的人。现在，每当我父亲流露出对谁的不满，柯克往往会说：“既然您对这个布莱尔意见这么大，我今晚就坐火车过去。明天早上我就能到堪萨斯城把布莱尔处理了，后天就能回来。”他口中的“处理”就意味着“辞退”，这实在让我大为震惊，因为提供工作保障本是父亲管理方式的标志性特色。

就在我们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之时，柯克无意中让我度过了此生最为糟糕的一个夜晚。那天我们工作到很晚，于是一起出去吃晚饭，我们在饭桌上谈起早年间的轶事——就是IBM还叫作CTR的那些时候——大概是因为临近公司的某个纪念日，我们讨论着应该怎样庆祝。我谈到了查尔斯・弗林特怎样将我父亲找来当总裁的事情，柯克闻言以一种古怪的方式看着我。他放下烟卷，慢慢地开口说道：“有些事情应该让你知道。你父亲当时只是被聘为总经理。董事会不同意让他当总裁。”

“为什么这么说？”

“你父亲应聘时正面临着刑事起诉。董事会知道他是个出色的管理人才，但他们不想冒险让他当总裁，除非他的罪名洗清了。”

柯克肯定是看到了我脸上的震惊。他花了20分钟给我讲了我父亲早年间的这个插曲，那显然是众人皆知的事情，但我却从未听人提到过。那发生在我出生之前数年。父亲以及国家现金收纳机公司的全部高管，包括约翰・帕特森本人，在美国首次反托拉斯行动期间被送上了被告席，罪名是阴谋遏制贸易及企图建立垄断。帕特森倡导了现金收纳机的使用，当时美国几乎所有的现金收纳机都是国家现金收纳机公司（NCR）制造的。帕特森认为19世纪90年代通过的反托拉斯法案与己无关，市场就是他的自留地，任何胆敢同他竞争的人都活该被消灭殆尽。

联邦反托拉斯行动专署把现金收纳机公司拎出来，打算来个杀一儆百。这个案子轰动一时，因为帕特森及其手下采取的手段即使以世纪之交的标准来看也堪称残忍。父亲在公司的履历使得他成为案子里最打眼的角色之一。政府宣称他在1903年假装辞去现金收纳机公司的工作，这样他就能成立一家皮包公司，实为帕特森秘密拥有，专门从事二手现金收纳机交易。二手现金收纳机市场是帕特森的痛处。他觉得任何由NCR制造的现金收纳机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自己，不管新旧，其他人都无权染指此项买卖。于是他掏出100万美元给我父亲用以挤垮全国各地的二手现金收纳机交易商。父亲会去到某个城市，开一家二手收纳机商铺，通过抬高收购价的手段对其他从事此项买卖的商人施压，最终把竞争对手的店铺吞并。柯克告诉我说，我父亲因此被判有罪，要在监狱里服刑一年。帕特森和其他人也被判有罪。不过后来案子移交至上级法院审理，谁也没去坐牢。几个月之后，因为一个技术细则，原先的判决被推翻了，帕特森等人被要求签署一份同意判决书，保证整顿其商业行为。我父亲自始自终都坚持自己是无辜的，因此拒绝签字。不过当时他已经因为其他原因离开了现金收纳机公司，而政府也没有再提出过要进行二审。

从查利・柯克那里听到的这个故事让我心中极端苦涩。饭后我径直回家，一夜辗转难眠。在我眼里，父亲无论是生活方式还是经商之道都无可指摘。他真会明知故犯作出违法之事来吗？我随即想到其时他年纪尚不到三十，还是个涉世不深的毛头小子，出身贫寒、野心勃勃，十年间干的都是些低微的工作——先是在杂货铺里当伙计，而后走街串巷推销缝纫机。我想到他对帕特森是多么忠心耿耿，所以当帕特森对他说这些话时他会怎样做就可想而知了：“我把这100万美元放心地交到你手中。去做这件事——我们是占理的一方，那些机器都是我们的，不该由那些二手商来倒卖。”在他生命中的那个时候，我父亲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犯法的——反托拉斯法还是个新鲜事物，而他的受教育程度不过八年级。但他肯定心知肚明此间有着不足为人道之处。好吧，至少现在我知道为何父亲会对司法部门有着在我看来极其无端的敌意了。

我不责怪柯克将我父亲的这一往事告诉了我；他其实是出于好意，而且从一个对我父亲满怀敬仰和同情之心的人口中听闻此事比在其他情形下听到要好很多。但在经营之道方面我正在迎头赶上柯克，这使得我们之间的关系每况愈下。柯克越是担心自己的位子，就越对我父亲唯唯诺诺。父亲只要在言语间流露出片刻对某人成绩的关注，柯克就会想办法除去那人。1946年底，一个名叫哈里・艾勒（Harry Eiler）的地区经理就遭遇了此种命运。艾勒工作非常出色，很受大家欢迎，他常驻明尼阿波利斯，负责中西部销售大区。一天父亲问柯克将中西部销售大区的总部设在芝加哥是否更为合适。柯克立即命令艾勒动身前往芝加哥，当艾勒拒绝时，柯克不问青红皂白就将他降职为某个销售处的主管，并在芝加哥任命了一个新的地区经理。这事让我非常生气，因为我知道艾勒非常棒。后来我们得知艾勒是因为身体及家庭原因而不能迁往芝加哥。但柯克坚持不肯收回成命，又有我父亲给他撑腰，于是艾勒只好离开了公司。

1947年4月，我觉得自己终于对柯克已经忍无可忍了。我走进父亲的办公室，告诉他我要辞职。我说：“你看，父亲，这都是因为柯克。你雇佣的所有人我都能相处得很好，只除了柯克。他和我不是一类人。他太粗暴了。而且他只比我大9岁。如果我继续待在公司，我得在他手下干上22年才能熬到他退休的那一天。然后我能管上8年的事，再然后我也到退休的年纪了。我不希望一辈子就这么过。”

我说这番话时表情相当严肃，尽管我对接下来要怎么做毫无概念。父亲开始同我争论起来，最后我拂袖而去。我给奥莉芙打电话，问她是否能开车进城来。大概6点钟的时候她同我在华尔道夫饭店碰面。我们共进了晚餐，而后上到饭店顶层喝了香槟，跳了舞。我告诉她这天发生的事情，她说：“我敢肯定你以后会后悔的。”最后，大概11点的样子，我们开车回家。

如果必要的话，父亲真的很擅长做戏。我们抵达格林尼治村时已近午夜。我将车开到屋前，一眼便看到父亲的车停在那里，司机等在车上。我忍不住对奥莉芙说：“哎呀，我的老天。”我们走进屋里，母亲和父亲都在书房。灯光被调得很暗，我可怜的母亲坐在一个远远的角落里，因为夜色已深而备显疲惫。父亲则佝偻着背坐在房间正中的一张椅子上，尽可能摆出虚弱衰老的样子。灯光大概也是他调暗的，以便制造更好的“舞台”效果。我走进书房，看到这副情形，正打算走出去，这时他向我伸出手来，开口说道：“儿子，你不能这样对我，你不能辞职。”他倒是没有明说“不要把我一生的心血毁了”，不过肯定是这个意思。

我说：“父亲，你是个精通世故的人。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就算这会儿你管我叫不肖子也好，说我没出息也罢，都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我才34岁，而我得一直埋头苦干到56岁才有机会管事。”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知道你的意思。”他说，“要不这样吧，你带柯克先生到欧洲去，把他介绍给那边的经理们，我来想想该怎么办。”

国际商会正计划六月份的时候在瑞士的蒙特勒召开一次会议。这个组织在战后恢复了，尽管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柯克和我将作为美国代表前去参加，会后我将带柯克去往欧洲各地，把他介绍给驻各国办事处的负责人——其中有许多是我从小就认识的人。再然后会怎样我就不清楚了。我怀疑父亲也是如此。他把我们派去欧洲只是想拖延时间，但我知道，最终结局要么是我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要么是离开，这个想法倒是使我冷静了下来。我不想再坐以待毙。在潜意识里，我认为父亲将要动手“处理”柯克了。

于是在1947年5月，我和柯克携眷乘船前往欧洲。国际商会的会议枯燥无味。会后我们同父亲派遣陪我们环游欧洲的瓦伦丁・博卡斯（Valentim Boucas）会合。博卡斯是IBM驻巴西办事处代表，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老成练达又友善热情的人。我自小就认识他，我父亲也相当赏识他。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结识，博卡斯是里约热内卢一个领航员的儿子，当时正在艰难时世中挣扎着想立稳脚跟。他个性鲜明，能用快乐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他有些圆滑取巧，虽然父亲从来不愿承认这一点。父亲让博卡斯几乎一文不花就拿到了IBM在巴西的特许经营权，博卡斯因而变得十分富有。

博卡斯估摸着我将成为IBM的新总裁，所以他一点儿也不把柯克当回事。我们旅程的第一站是苏黎世，IBM在那儿有个颇具规模的子公司。子公司的人在湖上一座大酒店里为我们举办了大概有八九十人参加的晚宴。我用法语致辞，我的法语讲得很不错，而柯克用英语讲了几句话，有人为他做翻译。接着他们请博卡斯讲话，博卡斯会说英语，却选择用法语致辞，因为他知道柯克不懂法语。博卡斯张口就蹦出一句“le fils（法语，意为儿子）”的词，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自始至终，他讲话的主题都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对于经商而言，家族血脉是最重要的。“你们面前这位出色的年轻人，”他这么介绍我道，“是那位伟大绅士的儿子。”他告诉在座的人们，我驾临此地他们应该感到如何荣幸，我曾离家投身战场，而今重返商界，接过家族荣耀的事业。柯克一句话都听不懂，以为博卡斯说的是他。每当博卡斯讲到精彩之处，大家都会鼓掌，于是柯克也会颔首微笑，而我和奥莉芙则把身子越缩越低，恨不能钻到椅子底下去。最后博卡斯宣布我将在不久的未来成为公司的领导人，尽管这个消息尚未正式公布，但他会对此举双手赞同，他知道这对每个人都是最好的决定。随着他的话音落地，掌声雷动，柯克环顾四周，眉开眼笑。

我们此次旅游的下一段行程是穿越阿尔卑斯山，经由里维埃拉地区一路前往马赛，然后沿着卢瓦尔河谷向北前往巴黎。我们有两辆汽车，其中有一辆漂亮的凯迪拉克老爷车。德国人占领巴黎时，这辆车被IBM法国分公司的人拆开来埋在一个地下室里。战争结束后他们把它刨出来重新组装好，除了有点生锈外车子的性能完好如初。博卡斯和我及奥莉芙同乘一车，柯克夫妇及一个秘书乘坐另外一辆车。这样安排甚好，因为柯克和我一同对方待在一起就浑身不自在。我们这辆车里大家都快活极了，博卡斯哄得奥莉芙笑逐颜开。在米兰附近的一座破落小镇上，他告诉那些意大利人说有位从纽约来的著名影星到此地来参观。一大群人聚拢近来。其时奥莉芙28岁，容貌不输于任何电影明星，于是当地人都挤在我们的车窗边围观，嘴里还叫道：“给签个名吧！”奥莉芙不懂意大利语，一开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到博卡斯坦白了自己的小小恶作剧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们到马赛的时候，柯克和我因为行程安排差点大打出手。之前父亲在意大利的一位老朋友携眷与我们同行了几日，我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他们刚刚出嫁的女儿正在马赛附近的一处度假胜地盘桓。按计划我们应该从马赛驱车前往里昂，那处度假地则在去往里昂的反方向上，距离我们所在之处足足四十英里远。于是我对柯克说：“我们可以到那里去打个转，看望一下塞西尔。她父母会很高兴的，奥莉芙想认识认识她，我也想再次见见她。不会花太久时间的。”

“是吗？”柯克回答道：“去要一个小时，回来又得一个小时。”

“嗯，我们只会在那儿待半个小时。”

“好吧，那我们的行程就得延后五个小时了。”

我说：“怎么会是五个小时呢，只有两个半小时呀——去一个小时，在那儿待半个小时，回来一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发了。”

“不对，不对。你跑那一趟的时间原本可以用来向着里昂开出两个半小时的路程。所以2.5加2.5就等于5了嘛。”

我知道他的话纯属谬论，但我气得要命，一时没法驳斥他，而他咬死不松口，坚持自己是对的。这场可笑争执的激烈程度难以付诸笔端，不过争吵结束的时候我真是大大地松了口气。奥莉芙死命扯着我的外套，我可算闭了嘴回到我们的车里。

那天晚上我们终于到了里昂。深夜时分，我躺在旅馆房间里，被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惊醒。敲门的是我们的秘书。“快来，沃森先生，”他说，“柯克先生病得很厉害。”我披上睡袍跟着他去了柯克的房间。柯克大面积心肌梗死。我到他房间的时候，他已昏迷不醒，不到一个小时就去世了。柯克夫妇是天主教徒，柯克夫人说她想为柯克做一次亡者弥撒，于是天亮后我们一同去了里昂大教堂。因为要做尸检，我和博卡斯暂留里昂，而奥莉芙带着柯克夫人前往巴黎，她将在那里找一个更舒适的旅馆安顿柯克夫人。诸事完结后，我们一同运着棺木返回纽约。

父亲觉得柯克的死是他个人的一大损失——柯克是他的左臂右膀，是IBM的“自己人”。但也许他也会觉得松了口气，因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但我敢肯定他对于此种解脱心怀愧疚。当柯克的葬礼在恩迪科特举行时，我能看到这些情绪从父亲身上流露出来。那真的让人印象深刻。父亲请来当地学校的校董们致辞，那一篇接一篇的悼文足足念了两个半小时。在这样一个重要场合，父亲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没有讲话。后来我听说，当送葬队伍走出教堂时，父亲一时情难自禁，挤到两个扶柩者中间，亲手扶住棺木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