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期间，我基本上和IBM没什么干系。每年我会同父亲见上几面，但我们从不谈论生意上的事情。只是要避开IBM并非易事，因为当时整个军队的运转都开始依靠IBM穿孔卡片——战争的规模开始变得如此庞大，战况错综复杂，所以簿记工作必须在战场上即时完成。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曾去过某个刚从日本人手中夺回的太平洋环礁岛，那里我发现了一部制定军人薪资表用的便携穿孔器（这是我弟弟迪克的发明的，当时他是陆军军需部队的少校，他想出这个将穿孔卡片机放在军用卡车上以便在战区使用的主意）。IBM的穿孔卡片记录着轰炸结果、伤亡情况、战俘人数、人员调动以及军需供应。每个应征入伍的人都有一份用穿孔卡片记录的档案，从入伍、分配、军训、服役直到退役，穿孔卡片将纪录下他全部的军旅生活。还有许多绝密的任务用到IBM的机器。中途岛海战之前，IBM的设备被用于破译日方密码，以便搜捕海上的德国U型潜水艇。

为军队和国防部军需部门生产穿孔卡片机就已经会让IBM的工厂满负荷运转。而IBM还被交予生产军械的任务——装备在战斗机上的机关枪、步兵卡宾枪、轰炸瞄准器、防毒面具以及三十多种其他的军用品。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父亲在波基普西市建了一个新厂，同时将IBM在恩迪科特的工厂规模扩大了一倍多。在战争中期，IBM工厂三分之二的生产能力全部投入到生产军械设备中去了。

父亲完全能靠这笔生意赚上好几千万美金，但他丝毫没有动心。他对靠生产军械赚钱件事非常介意，这既是出于道德，也是出于对IBM公司形象的考虑，他不希望别人指责公司发战争财。于是他立了一条规定：IBM靠生产军需品获取的利润不得超过公司总利润的百分之一，因此战争期间，IBM每年的利润都与1940年时持平。同时他还按比例将自己收入中代表战时额外增加生意的那部分拿出来，建立了一个基金，用于资助那些应征入伍不幸阵亡的IBM员工留下的遗孀。

尽管如此，二战依然使IBM获益良多，它将IBM推至真正企业巨头的行列。战争期间IBM的利润比例没有提高，但销售额却翻了三倍——从1940年的4600万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1.4亿美元。战争还让父亲看到，IBM能够做到快速扩张同时不失自己的特色。只需要几个从恩迪科特抽调来的熟练员工，他就能在波基普西雇上2000个新人，向他们灌输IBM的价值观，让他们很快投入生产。他对这支他称之为“农场工人、小职员、艺术家和教师”组成的生产队伍非常自豪。这一成功将父亲的胃口刺激得更大，以至于在1944年他表示当战争结束和平时期来临时，他也无意让IBM的生产规模缩小到战前水平。

父亲不辞辛劳地向那些服役的IBM员工给予支持。除去军队的薪资以外，每个参军的员工还能在IBM领到相当于平时四分之一的工资；每到圣诞节，父亲会给每人送去一个装着食物和礼物的包裹；他还时不时给大家寄件毛衣或手套什么的。他这么做部分是出于爱国之心，部分则是出于商人的精明——他希望那些熟练工将来能回IBM工作。我像其他人一样得到了IBM的战时工资和爱心包裹。还有公司的内部报纸《商业机器》，不管我身在何处，每周都会送抵我手中。这份报纸上满是IBM如何支持美国参战的消息。此外还会有父亲在彩旗环绕中为又一个新工厂剪彩的照片，剪彩现场还有来自纽约大都会剧院的乐队和女歌唱家助兴。

我总是回绝父亲让我去恩迪科特参加庆祝活动的邀请，我同布拉德利将军共事得越久，就越想将空军作为我的终身职业。我们离开苏俄时曾预想很快会回去帮着监管西伯利亚航空运输计划的运作。但苏俄方面突然将美国摈弃于此事之外，同时布拉德利的军旅生涯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1942年圣诞节后的一天，我正同他待在五角大楼，白宫突然打来电话。布拉德利将军被要求前去面见当时总统罗斯福最得力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

布拉德利带着我一同前去，我们在总统办公室对过的白宫侧楼签到，霍普金斯在这里有个带着卧室的办公区域。这是我第一次去白宫，我觉得能见到霍普金斯真是棒极了，因为他的地位仅次于总统本人。当时霍普金斯正经受严重的胃病折磨，同我们握手之后他便伸展身子躺到一张长靠椅上，脚抬起来靠着墙。“请见谅，”他说，“只有这样我才觉得舒服些。”

布拉德利在他面前坐下，我站在一边，手里拿着笔记本。布拉德利说：“这位是沃森上尉，我带他来是因为他速记做得很好。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就坐在这里。”

“哦，我不介意。你同汤姆・沃森有什么关系么？”

“我是他儿子。”

“那真是太有意思了！我认识汤姆，他是罗斯福在商界唯一的朋友。”

接着霍普金斯转向布拉德利。“你可能认识海军上将斯坦利，我们驻苏联的大使，他马上就要离任了……”

我们在那里待了大概两个小时，我记了厚厚一沓笔记。他们谈到了苏联，同时，尽管霍普金斯没有直说，但话里话外的意思显然是布拉德利将得到驻苏联大使的职位。霍普金斯对布拉德利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确信总统将在几天内联系你。”在我们驱车返回五角大楼时，布拉德利问我：“如果这事定了，你愿意同我一起去俄国吗？”我将此看成对我的莫大赞赏，自然忙不迭地答应。

接下来的四天我们什么都不干，一直在等电话。最后，过了大概两个星期，布拉德利问我：“你怎么想？”

“我猜这事没戏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罗斯福总统最后将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派了出去，这时驻苏联大使的职位已经空缺了大概五六个月。不过我当即就敏锐地觉察到是什么原因，使布拉德利被排除在这项任命之外——他有些贪恋女色，所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官员们反对他出任这一职位。

我们在俄国时，布拉德利住在斯帕索大宅，那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所在地。三十多年后，当我成为驻俄大使，有时会走去他曾住过的房间，静静地坐下，怀念我的朋友——他曾为我做了那么多，后来当他与自己梦寐以求的机会失之交臂又是多么令人遗憾。

在放弃等待罗斯福电话的希望后，布拉德利前去找空军指挥官哈普・阿诺德（Hap Arnold），以求另外的职位。阿诺德让他出任新设的空军监察员一职，也就是后来大家所说的总监察。这意味着布拉德利成为解决疑难问题的总指挥，当时美国航空部队在世界各地的总人数已经超过一百万。布拉德利让我接着担任他的专机驾驶员，并为我安排了一个技术监察员的职位，主要职责是到各个空军基地巡视，看看飞机是否得到良好的维修保养。尽管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常驻华盛顿，远离战场前线，但我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个职位。自从我们失去第一个孩子后，奥莉芙情绪一直非常低落，我想多陪陪她。

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我飞往美国各地执行各种督察任务，每隔一周或十天后就会回到奥莉芙的身边。我们在弗吉利亚的乡下租了一幢小房子，第一次真正地共同生活。出差之后，回家的感觉特别美好。我总是将飞机压得很低，从我们家的屋顶上方掠过。等我在博灵机场降落，将飞机入库停好时，奥莉芙已经开车到机场大门口等着我了。后来我们在更靠近城里的地方租了一间公寓，这样我不在的时候奥莉芙就能找人说说话了。我们附近也住了一对夫妇，埃利奥特・诺伊斯（Eliot Noyes）和莫莉・诺伊斯（Molly Noyes）。埃利奥特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人，当时正参与航空部队的滑翔机设计计划，他后来成为了世界著名的工业设计师之一。他眼镜的镜片犹如啤酒瓶底那么厚，以至于我在得知他也开飞机时着实吃了一惊，不过我猜想航空部队选择对此视而不见，是因为当时滑翔机驾驶员实在太难得了。

从许多方面来说，奥莉芙和我同其他刚步入婚姻生活的平常夫妻没什么两样，吵架的原因基本上就是因为钱。我对我们的富有程度一无所知，因为父亲到此时依然将我那笔信托基金的数额保密着。在我看来，奥莉芙和我的收入相当过得去——我经过努力已升至中校，算上飞行补贴的话每个月大概能有750美元的薪资，此外每月还从那笔信托基金处得到150美元的收益，再加上IBM支付的一百多块战时工资。但我至今仍保存着当时的一本账本，上面记录了我们的食品杂货开支、支付给每周来一次的清洁女工的工钱，还有这样那样的花费，每到月底我们总出现六七美元的赤字。过去我总不情愿同奥莉芙提到这个事实。她已经竭尽所能地勤俭持家了，每次我一开始念叨月复一月的入不敷出，她就表现得很是抵触，无人敢触其锋。有一两次我很想向父亲开口求援，但最终还是没有。我知道父亲期望我们学会自己理财。好在我和奥莉芙之间的争吵只会发生在我们核对账本的时候，总的来说我们的关系是愈发亲密的。1944年3月，就在我30岁生日后不久，我们的儿子汤姆呱呱坠地了。我们都为又有了孩子而欣喜不已。

我在五角大楼工作时学到的东西要比在IBM培训学校学到的多十倍。我的工作职责之一是调查涉嫌航空部队人员的欺诈案和偷盗案，从中我了解到许多关于人性的东西，包括我自己的本性。打个比方，要是你不能从十七八个不同的角度证实嫌疑人的确犯下此件案子，就总有某个人能钻空子，揪住些技术性问题大做文章，而我对这种事情相当没有耐性。有一次受到指控的士兵已经老老实实认罪了，然而这案子最终还是被撤销了，因为辩护方声称我在审讯过程中行事粗暴、威胁嫌疑人。我很高兴我从未想过成为一名律师。

说来也怪，我在调查敏感事件时表现会好很多，像什么战机可疑的受损，导致高阶军官受伤的飞机失事之类。我记得有一场不幸的事故，受害者是一位叫作乌扎尔・恩特（Uzal Ent）将军的著名空军将领。他可是位真正的大英雄，曾在罗马尼亚普洛耶什蒂油田领导了一次勇猛的空中突袭。事故发生时，他原本是要从科罗拉多州的斯普林斯飞往圣安东尼奥市，起飞前他的副驾驶员生病了，于是他要求基地指挥官提供一名替补人员。基地派出的是一个新人，恩特没有将自己的习惯跟他介绍清楚。当飞机加速准备起飞时，恩特开始自哼自唱，并随着节拍不断点头。新来的副驾驶以为将军是在下达收起起落架的命令，尽管通常情况下应该是在主驾驶员比出明确的手势并大声喊出“收起起落架”之后才进行这一操作。当副驾驶员再一次看到恩特点头时，便将起落架收起。当时飞机的速度只有70节，远未达到足够起飞的速度。飞机沉沉坠下，腹部着地，靠恩特那侧的螺旋桨从发动机上脱落，扎进飞机机身。一片桨叶正好插在恩特的背部，切断了他的脊椎，他从此瘫痪。当我向那个副驾驶取证时，我问他：“如果你明知飞机还未达到起飞速度，为何会将起落架收起？”

他真是个蠢货，他的回答是：“我以为是将军让我那么做的！”

处理这类事情让我同布拉德利将军的顶头上司哈普・阿诺德有了接触。阿诺德不时让我充当他的私人信使。我尤为难忘的是一次他命令我找架轰炸机前去接送哈里・杜鲁门。

杜鲁门那时还是个参议员，担任着参议院国防计划特别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负责监管战时军用物资的采购事宜，当时正有点把矛头对准航空队的意思，因为航空队在管理飞机制造厂的运营方面做得不是很得力。比如委员会去参观某个轰炸机制造厂，发现飞机因为某个部件供应短缺而不得不滞留在生产线上，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不言自明了——杜鲁门会在报纸上措辞激烈地指责航空队。

阿诺德将军对此很不高兴，于是他派我做点什么好改善这一局面。他告诉我说杜鲁门正在其家乡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独立镇访问，于是我找了架一位驾驶员就能安全驾驶的B-25双引擎中型轰炸机朝中西部地区的堪萨斯城飞去。

我在一个教会举办的晚宴上找到了杜鲁门。我站在会议厅的门口，看到里面许多张桌子摆成一个“U”字形，而参议员先生就坐在尾端。这时在外面等着可能会是更明智的选择，但既然航空队的阿诺德将军给我下了命令，我就得遵从。于是我挤过那些正在品尝豆子和鸡肉的人，径直走向杜鲁门，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抬起眼来，问道：“怎么了，少校？”

“先生，我知道现在不是谈话的时候，但我从阿诺德将军那里带来了一个口信和一架飞机，不知我是否能为您效劳？”

“嗯，很好，明天我要去芝加哥。上午10点，你在独立镇机场等我。”

次日我在机场等到他，他非常友善，怎么看也不像个咄咄逼人的人。他穿着一身白西装——他非常喜欢穿白西装——戴了顶草帽，脚穿白色鞋袜，完全就是个整洁优雅、穿着考究的小个子中西部人。他夫人带着他女儿玛格丽特前来为他送行，她们也非常随和。我带她们参观了那架B-25飞机，然后杜鲁门向家人道别，我送他前往芝加哥，这让我非常激动——我为自己驾驶的飞机载着一位美国参议员而倍感骄傲。当我们在途中的机场降落休息时，我问他能否占用他10分钟时间。

我们走进一家廉价小餐馆，餐馆里苍蝇乱飞，纱门积满油烟。我们要了咖啡，然后他问我有什么事。我回答说：“先生，航空队的确在保证军需品生产良好进行方面有所纰漏，但您的委员会穷追不舍地对我们进行公开指责，这对解决问题并没有帮助。我带给您的口信是，您能否稍微关注下其他的勤务部门，稍后再来看我们的表现？”他没有生气，也没有大惊小怪。他回答说：“从我掌握的消息来看，你们部门的工作做得最差。不过你回去告诉阿诺德将军，我收到他的口信了。谢谢你。”我将这一答复带回了华盛顿。

将军们都很喜欢我，因为我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很多工作，并将完成的工作写成详尽的报告。我越来越自信，而且还能不断鞭策自己。时不时会有某个满腹怨气的人对我说：“哼，看在老天的分上，你来航空队不过区区4年，我已经在这儿待了15年了。别以为你能指手画脚！”在五角大楼，最开始我同许多人相处得并不融洽——那些人是满脑子只想着在官场钻营的年长军官。但随着认识越来越多不同类型的人，我意识到要想把工作做好，必须同几乎每一个人处好关系。如果你不喜欢同你一起工作的人，最好不要表现出来。我懂得了要想做个好领导，就得学会掌握某种微妙的平衡，也就是说你对下属的驱策要达到那样一种程度：

你比绝大多数人的自我要求稍高，又不能高到让人觉得你是个爱挑事的家伙。如果一个团队刚刚经历了一段时间特别紧张的工作，你一定要清楚地知道应该让他们放松一下：请他们所有人带着家眷出去喝上一杯。如果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工作量很小，那就得让他们忙上一些日子了。

布拉德利于1943年初设立了空军督察处，就在此后不久，他被派往英国执行一项机密任务。美国空军第八军已经开始在欧洲地区进行日间轰炸。飞行员们驾驶B-17轰炸机进行密集编队飞行，从理论上说，这样能让飞机用机载机关枪互相掩护。但他们无法同蜂拥而至的德国战机正面对抗，所以空袭的代价惨重。布拉德利的任务就是研究轰炸结果，判定日间轰炸是否值当。他亲自参加了在德国上空进行的突袭，最终建议继续日间轰炸。但就在作出报告后，他却因为在高空缺氧环境下待的时间太长而突发心脏病。当时他年仅52岁，空军就让他退休了。他在一个叫斯佩里陀螺仪公司（Sperry Gyroscope Company）的战争器材承包商那里找了份工作，此后我偶尔才能见到他。

不久我就发现，如果我喜欢自己的上司，干起活来会卖命很多。接替布拉德利的将军很快来了，他叫朱尼厄斯・琼斯（Junius Jones），和布拉德利刚好是两个极端——琼斯是个非常古板、自命不凡却不求上进的人。他一来就马上考察我能否胜任他的专机驾驶员，不幸的是他喜欢我开飞机的方式。他是个怪人，说起话来慢慢吞吞、生硬乏味，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他会不停摆弄口袋里的零钱，发出丁零当啷的声音，因而得了个外号叫“叮当威利”。他上了年纪，笨手笨脚，乘坐飞机时总会做些最出人意表的事情。同他一起飞行简直是个噩梦。他会坐在驾驶员的座位上问：“现在我该做什么，沃森？”我不得不时刻留神着他。

一次，我们的飞机负载很满。起飞时，尚未达到起飞速度，他就企图猛拉操纵杆让飞机离地升空。这很容易让我们为此丧命，我只得把操纵杆使劲往前推，好让飞机继续留在地面上。有时在飞机将要降落时他会说：“现在放下起落架，沃森。”我只得无奈地指出：“我们的时速是180英里，将军。”如果起落架在这么高的空速中放下，上面的金属整流罩会被狂风刮掉。等我终于喊出飞机时速已减至120英里或更低安全着陆速度时，他会若无其事地说：“放下起落架，沃森。”好像之前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我都不记得自己有多少次将他从类似的危险中解救出来。琼斯越来越依赖我，同时也越来越不喜欢我。这对我的军中仕途而言实属大患——整整两年时间里，我一直停留在中校的位子上。琼斯既不愿提拔我，也不放我离开。

和布拉德利共事时，我从未对自己所做工作的价值有过任何怀疑。但在琼斯手下的日子却让我开始后悔，当初从苏联回来时没努力找个机会上前线去。在华盛顿期间这个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终于，在1944年年中随琼斯前去视察二战期间最著名的空中运输线时，我下定决心有所行动。当时日本已经占领缅甸和中国沿海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将蒋介石统治下的国民党政府困在了偏远的内地。美国飞行员要想将盟军提供的物资运往中国，必须从印度的阿萨姆峡谷出发，飞越喜马拉雅山，抵达中国内地的昆明。这就是著名的“驼峰航线（The Hump）”，它也是达到人类想象极限的最危险的空中运输路线。航线沿途的天气条件极度恶劣——狂风暴雪能轻而易举地将飞机掀翻。飞机本身的性能在如此高海拔的地区也会变得极不稳定——引擎会结冰、停止运转或是失火燃烧。有那么多架飞机坠毁在这条全长不过500英里的航线上，因此它也被人们称为“铝谷（Aluminum Trail）”。成功飞越这条航线的飞机还经常得面对中国境内好整以暇的日军战斗机。可尽管如此危险，飞行员们还经常一天在这条航线上往返两趟。如果没有他们的英雄壮举，太平洋地区的战局早已改写，我们可能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

阿萨姆峡谷有六个飞行站，跑道都以砾石铺成，原始得令人难以置信。六个飞行站中只有一个是战前就开始部署的，其余都是1942年“驼峰航线”开通后才铺设的。我们还见到了更多仍在建设中的飞行站。建设机场的都是当地居民——从茶园征募来的一家子人——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施工设备。女人们用铁锤将大块岩石敲成碎块，那就是铺设跑道用的材料，你能看到她们用顶在头上的篮子将那些碎石运到工地。跑道原始简陋、崎岖不平，在飞行员眼里却是十分亲切。一些飞行站看起来散漫无章——草草搭建的营房，工作人员的发病率相当之高——但它们已经成功地运输了数千吨战略物资。为了保证飞行，机师们必须对飞机进行维护保养，以期使飞机的状态保持在一定程度，但在这样严酷的条件下，这项任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夜以继日地努力着。我见过他们顶着烈日在大约40°C的高温下更换飞机引擎，也见过他们在狂风骤雨中对飞机进行大修。

我们抵达阿萨姆峡谷时，雨季正好来临，但每天的飞行依然照常进行。飞机每天在压顶的乌云和瓢泼的大雨中起飞降落，航行足足16个小时。参加“驼峰航线”的飞行并非我正式工作的一部分，但一有机会摆在我面前，我便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关于这条航线的可怕和艰难我已经听说得太多，我觉得不管是对我本人还是对军方而言，都理应了解参与这条航线的飞行员们究竟面对着什么。

我随一位叫作卡朋特的年轻上尉一同飞行，他要将四吨汽油送往昆明，而我将在此次任务中担任他的副驾驶。我们戴上氧气面罩，穿上沉重的靴子，带好降落伞。我们有丝质的地图，上面标明如果我们被击落的话应该怎样突出敌军包围线；我们的腰包里放着钱，以便向当地人买东西。我们计划飞行4个小时，其中有两小时是在日本控制的区域内飞行。黎明时分，我们在黑暗和大雨中起飞，依靠仪表将飞机拔升到2100英尺的高度，在上升过程中我们甚至需要使用氧气面罩。破晓之后我们能看到下面栉比鳞次的土地，好在空中有足够多的云，能让我们躲开日本战机。第三次看到中国依然让我兴奋不已——尽管这个地区在日本控制之下。我能看到下面仿佛茫茫大海中零星孤岛般的小山谷，山谷中的田地精耕细作，秀气小巧的茅屋整整齐齐地排列着。

我们在昆明降落，着陆的那条跑道被日本飞机炸得坑坑洼洼，劳工们不得不日夜劳作填补那些大坑。我们将运来的汽油交付，然后卡朋特带着我去了机场边上一家非常简陋的餐馆。伙计是个中国人，他一看到我们进来就开口说道：“爱哥思，爱哥思（Eggs）。”

我问卡朋特：“这家伙到底在说什么呀？”

“他在说‘鸡蛋’呢。”这个餐馆只有鸡蛋供应。我吃了一个又一个——总共吃了八个。我猜是因为一路上提心吊胆所以才会饿成这样。

返回印度时，卡朋特让我驾驶飞机。抵达阿萨姆峡谷时我做了一次规范之至的着陆，知道自己成功飞越了“驼峰航线”，我心中油然而生胜利喜悦。不可否认它也许的确是世界上条件最恶劣的航线，但我觉得自己能搞定它。那天晚上我兴奋得过了头，满腔热情地开始想象要是自己当上阿萨姆峡谷某个飞行站的指挥官会怎样，想象着自己参加各个飞行站之间的竞赛，看谁在一个月内通过“驼峰航线”运送的物资最多。

几天后我返回昆明，找到陆军航空队第十四大队指挥官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将军，要求去前线参战。陈纳德因建立了美国志愿航空队（即“飞虎队”）而世界闻名。“飞虎队”是一支由美军飞行员组成的飞行大队，早在美国宣布参战之前很久就已经悄悄进入中国，帮助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本。当时陈纳德已经从美军荣退，担任蒋介石的空军顾问。罗斯福对他的活动一清二楚，却佯装不见。“飞虎队”驾驶的都是被淘汰下来的战斗机，人数上也占绝对劣势，但陈纳德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战术家，在他的指挥下，“飞虎队”在中国和缅甸无数次粉碎了日本的空中打击计划。珍珠港事件后，“飞虎队”归并入美国陆军航空队，陈纳德也重新加入现役。这支飞行大队逐渐扩充为一支正规的航空部队，到我面见陈纳德将军之时，它甚至单凭一己之力对日本进行了一次空袭，这还是1942年詹姆斯・杜立特（James Doolittle）冒死轰炸东京之后同盟国方面对日本发起的首次空中打击。

我面见陈纳德那天他正在生病。只是因为克莱顿・克拉森（Clayton Claassen）上校的引荐，他才同意见我。克拉森上校是我在五角大楼时代就结识了的亲密好友，当时他正在陈纳德的指挥部担任行动指挥。我见到陈纳德将军时，他正躺在自己的临时营房里，一位护士守在行军床边。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的脸——因为经历了无数次坠机而疤痕累累，而且全无表情。他问我是否想加入他的部队。

“非常愿意，陈纳德将军。”

“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我会提出调动申请的。”如果那一申请得以通过，我也许一辈子就待在空军部队了。但大概一周之后“叮当威利”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心中另有盘算。“我接到一份请调你的申请，”他告诉我，“不过我打算拒绝，因为你在这儿实在太重要了。”

我原来可以继续提出调任申请，但就在这段时间我想办法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另一次前线飞行任务，它给我留下的阴影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那是一次医疗运送任务，我们将沿着一条新开辟的航线翻越重重高山进入缅甸。这条新航线与利多公路平行，飞行高度与危险系数都比“驼峰航线”要低，预计这条航线将成为一条主要的空中运输路线。航线通往一个建造在丛林中的机场，这个机场刚被有着“酸罐子”外号的史迪威将军率领的中美联军占领。史迪威将军是中缅印战区美军的最高将领，同时还担负着制定中国战区的战术战略，训练并武装中国军队、鼓动他们对抗日本的任务。1942年时日军击溃了史迪威的军队，将他逐出了缅甸，但现在他又回来了。当时一场旨在争夺缅甸密支那城的大战正在激烈地进行，城外数千名日本人夜以继日地挖掘着掩体。而据守城内的史迪威将军有大量的伤员及患上痢疾、伤寒的危重病人需要送出城外。

同我一起执行此次任务的驾驶员是泰勒中尉，他告诉我，他因为在黑市出售香烟而获罪，受到的惩罚就是在这条航线上再飞一年。我们起飞时的天气要是在和平时期肯定会被认为“无法起飞”——云层距离地面只有三百英尺距离，能见度只有一英里。他和他的副驾驶载着我们飞过第一处山谷时，飞机的高度是如此之低，以至于要是按照地图上标注的海拔来看，我们正在海平面以下飞行。唯一让人安心的是泰勒总能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知道我们身处的位置。每过几分钟他就会告诉我前面有条路或是有个村子，而事实正如他所言的一般。不过正当我们穿越山隘最狭窄的一段时，浓密的大雾围上了我们。我们的飞机距离地面只有一百英尺，我确信大难临头了，于是在泰勒的座位后面蜷着身子仰面躺下，绷紧肌肉等待撞机的时刻到来。这时泰勒开口了：“你在干什么，你还想活下去吗？”我们在大雨中翻越了最后一道山脊，接下来的云层开始逐渐上升，升到了大概四百英尺的高度，我们能够顺利的在云下飞行。下面有个浓翠欲滴的平坦山谷一掠而过，我还注意到沿途有许多被击落的DC-3型飞机残骸，这可一点都不能让人安心。最后我们开始盘旋，我问道：“你怎么分辨出哪儿是交火地带？”

泰勒回答说：“双方交火的地方总是在变。不过日本人只能拿轻武器朝我们开火，所以不用担心。”我们终于着陆了。降落的地方离交火地带非常近，我都能听见甚至是轻型武器开火的声音，这弄得我心惊肉跳的。突然就在我身后传出一声巨响，“轰！”我一头趴到地上寻找掩体，却看到别人都泰然自若地站着。我没注意自己正站在一门经过伪装的75毫米口径加农炮旁边。

战地医院由一位叫作戈登・西格雷夫（Gordon Seagrave）的医生主持，他是个友善亲切的人，战前就已经作为传教医生在缅甸待了二十年。现在他加入了美军，并刚刚写了一本叫《缅甸军医》畅销书。西格雷夫的医院是从小山一侧挖进去的壕沟，唯一的掩护就是头顶简陋的茅草蓬。这里到处都是遍身泥泞、血迹斑斑、带着臭虫的伤员，气味令人作呕——真是可怕的情形——不过西格雷夫依然设法将感染率维持在相当低的水平。

我们必须自己抬担架，因为此地的士兵意志相当消沉，完全帮不上忙。那些伤员是我见过的人中最让我揪心的——一个瘦瘦的金发男孩带着困兽般的神情，他与自己的队伍失散，在丛林中游荡了好几个星期；一个满脸胡子的大个子男人腿部受伤，疼痛难忍，却一直用微笑和言语给其他人打气；其他那些腹部受伤、头部重创及患上丛林热的可怜人则在挣扎着与死神抗争。热烘烘的座舱内恶臭难闻、苍蝇乱飞——我抑制不住地干呕，最后不得不走去飞机前部的战斗舱，离开这个让人不知所措的地方。那天我们飞了两趟，将28个伤员撤至安全地带。看着这些人，我终于明白，为何那些飞行员甘愿冒着生命危险飞越这些地狱般恐怖的航线。

尽管我无比钦佩泰勒中尉这些人的勇气，但此次飞机带给我的影响已经足够了。我毫无遗憾地离开了阿萨姆峡谷，随琼斯将军飞往地中海地区，当时那里的战争基本上已经胜利了。我们视察了北非和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基地，然后飞往罗马。穿越意大利时，我们在蒙特卡西诺以北一点的地方经过了一处地势险峻、崎岖不平的地带，去年冬天英国第八集团军和美国第五集团军在那里经历了最严酷的战斗。意大利的这一地区大多数城镇都建在山顶，我们看到的每一处城镇都遭到了严重的轰炸。我们在罗马城外着陆，在驱车进城途中我们经过了许多损毁的德国88毫米防空火炮。因为同盟国与德国达成了协议，罗马城得以免受战火的侵扰。自从离开美国以来，我在这里看到的人是最干净整洁的，姑娘也是最漂亮的。我们住进一家被征用为军官休养所的旅馆，美美地洗了个澡，然后坐在开阔的阳台上享受美餐，耳边不时传来维也纳音乐和街道上狂欢士兵的叫嚷声。

次日，我发现自己正在电话簿上找寻IBM驻罗马办事处——在这里它被称为“意大利沃森公司”。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必须到那里去看看情况如何。办事处就在旅馆附近，地理位置绝佳。它看起来像是关闭了，门上有个大大的牌子写着“IBM财产，美国纽约”。不过大门没有锁，我推门进去，穿过空空荡荡的产品展示厅，走进经理办公室。此处的经理是朱塞佩・萨马鲁吉（Giuseppe Samarughi），以前我曾在纽约见过他一次。他热情地和我握手，接着办公室里另外一个人开口说道：“很高兴你来了。也许你能帮帮我们。”那是个美国少校，叫作哈里・里特布什（Harry Ritterbush），以前在IBM的纽约办事处工作，现在负责整个地中海战区的穿孔卡片档案记录事宜。他告诉我，自从罗马解放后他就一直试图照看这个办事处。令人称奇的是，这一地区的顾客仍然不断将租金寄来，但同占领区当局打交道却非常令人头疼。像罗马所有的企业一样，“意大利沃森公司”也被美国军管处接管，他们不让萨马鲁吉先生正常经营办事处。

其实我并没有实权，但萨马鲁吉和里特布什看起来对我寄予了很大期望。也许当时我整个人已经变得更为果决，抑或在那一刻我已经在潜意识里做好了回到IBM的准备。不管怎样，我径直走去军管处，向负责人提供担保，证明IBM的设备属于美国而非他国财产。我待在那里，直到军管处终于松口同意将管理权交回萨马鲁吉手中。接着我让萨马鲁吉全权负责整个意大利的事务，直到米兰被解放后再交接给IBM驻意大利的正式负责人。萨马鲁吉对我非常感激，送给我一把伯莱塔手枪以作纪念。那是意大利军官携带的一种小巧精致的武器，虽然我一念之间想到了像这样的手枪曾被用来射杀过美国士兵，但我还是收下了它。

没在卡普里岛度个短假，琼斯将军可不打算离开地中海地区。在看过所有那些战火留下的疮痍景象后，波光粼粼的碧蓝海水、嶙峋岩石环绕中的海滨别墅简直让人惊艳。我在海边遇到一位意大利女侯爵，她邀请我和我的同僚参加当晚举行的一场晚会。我们是晚会上唯一的美国人。在我看来，女侯爵邀请的所有宾客身上都散发出糜烂堕落的气息。美丽的意大利侍女身边，总是有看上去就像来自各国的浪荡男子，我同一位富有的瑞士妇人跳了支舞，她告诉我，战局危急的那段时间她一直在“卡普里岛躲避战争阴影”。离开这个晚会时，我为自己身为美国军人而深感欣慰。

返回华盛顿的途中，我开始认真考虑战后的生活。同盟国的胜利已成定局，虽然战争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为萨马鲁吉先生做了那些事，但对我来说，加入IBM成为我父亲的手下这个想法还是对我没什么吸引力。此时我已习惯靠自己的能力完成工作，那会给我带来成就感，而且我很享受飞行，驾驶飞机的感觉能让我兴奋不已。于是我觉得自己运营一家小小的航空公司会是不错的选择。1944年8月，我在休假的时候前往纽约，并且告诉父亲我不打算回IBM了。

对此父亲表现得十分淡定，我原以为他会说：“我和你母亲都非常失望。”可他非但没有这么说，还让弗雷德・尼科尔帮我在民用航空界找机会。尼科尔马上着手此事，他先是给父亲的熟人、联合航空公司的老板帕特・帕特森（Pat Patterson）写信，跟他说我想当飞机驾驶员，并且将来打算进入管理层。我收到了帕特森的回信，上面写道：“战争结束时来找我。”接着尼科尔发现了一个叫作奥斯本的年轻人，他发明了用于水上飞机的浮筒。当时水上飞机很受欢迎，奥斯本的生意看起来大有可为。他的公司叫作伊多浮筒公司（Edo Float Company），让我惊讶的是，当我提出买下这家公司时，父亲丝毫没有表示反对。他完全没有对我施加任何压力。但尼科尔急切地在IBM之外为我找寻工作的举动，让我不禁怀疑自己似乎正在放弃什么，不过这也许正是父亲刻意营造的效果。

1945年春天，我回到华盛顿。布拉德利将军当时已是斯佩里陀螺仪公司的副总裁，正在华盛顿出差。我将他邀请到我的公寓同我和奥莉芙共进晚餐。我在五角大楼等他，之后开车带他回我家。他退休已经一年多了，这段时间我们只交谈过寥寥数次。不过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春日傍晚我们在路上的谈话——它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一生。

他在车上说：“汤姆，战争结束后你打算做什么？”

“将军，我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我将去联合航空公司当飞机驾驶员。”

我原来以为布拉德利会说些“那是个不错的选择”之类的话，也许还会称赞一下我的飞行技术。但他却说：“真的吗？我一直以为你会回去经营IBM公司。”

我大吃一惊，我试图集中注意力好好开车，因为脑子里空白一片，过了一会儿我问了他一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自我孩提时代哭着跑回家那次开始就一直深深埋在心底。“布拉德利将军，”我问道，“你觉得我能经营IBM？”

他回答说：“当然了。”

晚餐时，我一边调制饮料、传递盘子，一边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这番对话。在把将军送回酒店之后，我把车停在一条僻静的路上，在方向盘后面整整坐了半个小时，琢磨着他的话。他在一场双方都很理智的谈话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因此我认为他的看法是出于真心。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他的观点是否重要到足以让我有所行动。毫无疑问布拉德利是个容易相处的上司。他是个优秀的领导者，但他的心境阴晴不定，我为他工作时的表现也并非尽善尽美。但除开这些之外，他对于我的能力有很高的评价。这让我开始觉得去联合航空公司——或者说除开IBM之外的任何地方，是在低估自己。

回到家后我对奥莉芙说：“布拉德利将军觉得我能经营IBM。”好一阵子她一言不发，于是我接着说：“奥莉芙，你怎么看？”

她说：“汤姆，你就像个贪玩的男孩，很难让人相信你真的想那么做。不过你全神贯注在某件事情上时，我从未见过你失败。”

她的回答更让我坚信布拉德利的话没错。我加入陆军航空队后的变化之大连我自己都感到吃惊。我的态度端正了、能力提高了。我已经认识到自己有这样的个人魅力：能让别人接受我的观点，只要我事先花时间把事情思考清楚了。这都是我在布拉德利手下工作时发掘出来的优点，他就是我走向自信的桥梁。

24小时之后，我才打定主意，马上开始计划一趟纽约之行。我给我的父亲打电话说：“我想在某个工作日到你那儿去见见公司的人，因为不瞒你说，我也许会回IBM，只要你愿意要我。”当然了，他等我这番话等了好多年了，虽然他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我很乐意，儿子。”但我还是能透过电话线听到他声音里的热情和喜悦。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能肯定父亲是否为我重返IBM扫清了道路。但那年春天我到IBM大概转了转的时候，能够看到高管职位的潜在竞争并不大。IBM正在迅猛发展，但纽约总部的经理办公室却空得出奇。许多早年间同父亲一起打拼的老员工已经退休，而父亲并不着急找人填补他们留下的位置。战前公司里有一些50岁左右，聪明能干、进取心十足的管理人员千方百计地谋求那些高管职位。但我这次回来时，那些“热门人选”都走了——跳槽去了别处或是自立门户了——接替他们的人毫不起眼。我从未找出这些变化的真正原因——当时我真的以为那是天助我也。我记得当时自己想道：“也许我在这儿大有可为呢。”

之后我又跟随琼斯将军作了一次长途出行，巡视整个南太平洋战区。1945年8月中旬我们到了澳大利亚的悉尼。一天我正在旅馆房间里打瞌睡，半梦半醒间听到收音机里一个英国口音宣布道：“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我跑到大街上，同一个澳大利亚护士跳起了舞。5年的军旅生涯，4年的战争岁月，现在胜利来临了！这个消息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听到它时我油然而生一种美妙难言的感觉，让我直觉得膝盖发软。到中午时分我那个小小的房间里已经挤了18个人，大家都在唱啊跳啊。旅馆前面的街道上拥满了欢呼的人群，我只看到很少一些人没有表现出欣喜若狂的神情——也许他们在战争中失去了自己的挚爱，明白这次胜利的得来有多么不易。几天后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途，午夜时分从夏威夷起飞直奔旧金山。我坐在驾驶座上，琼斯将军在一旁睡得很熟。

总的算来，在我从军的5年之中，我已经飞了大概2500个小时，其中有1500个小时是在海上或靠近敌占区的地方飞行。现在战争终于结束了，我还记得当时我们飞在2000英尺左右的高度，翻卷的积云散开，一轮圆月徐徐露出皎洁的面庞。我坐在那里，听着某个火奴鲁鲁电台播放的交响曲，身后传来飞机引擎柔和的哼鸣声。我想，此情此景奥莉芙一定会非常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