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母亲并不一定适合嫁给一个满心想要出人头地的商人。虽然受过来自优渥家庭以及寄宿学校的那些教育，她却始终保有淳朴的秉性，这在肖特山是相当难能可贵的。母亲很节俭，在家里有时会为了关一盏小灯而走下整整两段楼梯。她还非常朴素，父亲坚持买给她的那些巴黎时装，她并不是很喜欢穿上身。我有一张母亲在20世纪20年代参加肖特山社区表演的照片，照片上的她美极了，气质迷人，高贵典雅。但在我的记忆中，她却是个终日操劳的母亲，一边抚育四个孩子，一边管理那栋有山墙的大房子，保证它以父亲希望的样子井井有条地运转。母亲经年累月地忙于维持帮佣之间的和谐相处，忙于以女主人的身份招待父亲带回家来的那些宾客，她表现得十分出色。

某天晚上，一位保守古板的瑞士商人在我家留宿，临睡前将鞋子脱在了客房门外。“他还真把这当王宫了呀。”妈妈笑着说，然后亲自动手将那双鞋擦拭上蜡。

父亲从她那儿获益匪浅。当他们相识之时，父亲已经学会了像绅士那样穿戴谈吐，但有时一些细微之处还是会出卖他的真实出身。母亲在这方面给予了他很大帮助。我们小的时候，曾见过她纠正父亲的发音用词，提点他的餐桌礼仪，劝告他不要动怒失态。

她的提点有时会非常干脆直接。20世纪30年代，父亲赚了不少钱，一天，他回到家来，得意洋洋地送给母亲一个戒指，上面镶着一颗硕大的钻石。这是他买的第一件贵重首饰——钻石的品质并非上佳，只是个大，足有一颗阿司匹林药片那么大，肯定有两克拉重。母亲直言不讳地指出它有瑕疵，并且说相比之下，自己宁愿要一颗更小但没有瑕疵的钻石。父亲被打击了，讪讪地把戒指收了回去，几年之后，他又送给母亲一个钻石戒指，这回的钻石同上回一样大，并且完美无瑕，肯定花了他一大笔钱。

母亲个子不高，可能只有五英尺四英寸，而且相当纤瘦。她有一头灰褐色的长发，总是梳拢到脑后挽成发髻。由于经年的操劳，她的双手自然是长满了老茧，每天晚上她都会用浮石打磨双手，好让它们变得柔软些。她有着线条柔和的双唇，迷人的双眼和挺秀的鼻子。虽然父亲经常扫她的兴，但我们这几个孩子都知道母亲其实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当1925年左右查尔斯顿舞流行的时候，她邀了几个朋友，请了位舞蹈老师，就在我们家的地下室里学起舞来。地下室的天花板上横七竖八地扯着晾衣绳，母亲和她的朋友们在练舞的时候会拉着那些绳子来保持舞步的平稳。

因为母亲的手比父亲巧，所以她干了许多理应由男人干的家务杂活。保险丝烧了，她换；煤用完了，她铲。后来她告诉我说，这样的分工开始于他们新婚后不久。

一天晚上他们正要就寝，这时母亲开口说：“你应该去检查下炉子。”

父亲回答说：“为什么？”

“因为我父亲在就寝之前都会去看一眼炉子。”

父亲肯定错误地理解了这句话，他一下子就炸毛了。当时他还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青年，于是他嚷嚷道：“让炉子见鬼去吧！”于是母亲只得自己下楼检视炉子，虽然她压根儿不知道该怎么做。过了两天母亲找了个人来教，学会了有关炉子的所有事情。

1919年2月一个寒冷的夜晚，他们没有如同往常一般执行这种分工，于是我们家经历过的最大一场灾祸降临了，父亲把整栋房子烧成了平地。当时他想试着去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于是对我母亲说：“卡洛不知道怎么生火。我来演示给他看。”他往壁炉里塞了高高一堆劈柴和木头，然后点着了。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我开始在楼上哭起来。当时我刚五岁，经常夜啼，于是父亲说：“那，亲爱的，我去哄那个小家伙。”他开始上楼，紧接着听到我在尖叫：“我房间里有奇怪的光！”火焰已经舔到了窗户：从壁炉烟囱里蹿上去的火星点着了木瓦板，整个屋顶已经烧了起来。母亲从未为这事责怪过父亲，尽管这场大火烧掉了她从代顿带来的全部陪嫁宝贝。

在年满15岁进寄宿学校之前，母亲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存在。她比父亲要平易近人许多，而且总能让我们感到被关怀、被呵护、被怜爱。我觉得她深深地理解我那些古怪淘气的行为都是出于缺乏自尊心，因为她总是想方设法地让我参与生活、让我对这个世界产生兴趣。当我加入童子军时，获得荣誉徽章会让我的信心倍增，而母亲则对这种正面促进善加利用。

有一天，我决定努力争取一枚社区家政奖章，于是她同我一起去了菜园。我生了一堆火，挖了两个土豆，扔进火里。她就在那儿陪着我，看着我从头折腾到尾。等土豆熟整整花了一个小时，于是我们就在那儿绕着火堆走来走去。最后我从余烬里刨出一个焦黑的土豆，把它掰开。我甚至连勺子都没带，就用一根小树枝挖着吃。用这种方法炮制的土豆吃起来十分香甜。我分给母亲一块。“噢，”她尝过以后说，“汤姆，味道好极了。”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开始爱上了烹饪。

我越是与母亲亲近，就越是因为印象里父亲对待她的方式而感到难过。有段时间，IBM正处在发展的决定性阶段，需要父亲投入大量的精力。他办公室里的办公桌上有个按钮，只要一按，就会有人进来，然后父亲说一句“把信送了”，哗，信就送走了。有时候在家里，他会不假思索地要求母亲也如同这般对他言听计从。而母亲发现这事实在难以忍受，所以父亲工作压力最大的那几年，家里的气氛也十分紧张。我记得当时他们之间争吵不断。虽然他们关着卧室门，但我们几个孩子还是能隐隐听到里面愤怒的争执声此起彼伏。有时父亲会很生硬地对待母亲，过了半个小时又对我们训话，大谈一番我们是多么应该对母亲好些之类的话。而我从来没有勇气回一句：“那你自己为什么没这么做呢？”

父亲有时候表现得就好像已经完全不记得在他们婚姻生活的早期，他曾多么仰仗母亲的助益。那时候他会从城里一个电话打回家说：“喂，珍妮特，我邀请了所有的分区经理今晚到咱们家吃个便饭。”那可能意味着有八位客人，而母亲接到这个消息时已是下午三点。已经操持了大半日家务的母亲再尽心竭力地准备这样一顿“便饭”，最后肯定会累到浑身散架。同时，父亲开始积极出席纽约的社交场合，经常逼着母亲和他一同赴宴或是看戏。

另一个造成他们之间关系紧张的原因是钱。对于母亲那样一个俭朴的人来说，眼看着自己家的这种生活方式，眼看着父亲大举借债，实属一种折磨。

后来，经过大概十年的不和之后，也就是我大概14岁、最小的弟弟才9岁的时候，母亲突然表现得像是让步了。这让我很是震惊——我觉得她这是放弃了对自己的维护。但是多年之后她向我坦承，事实上，就在那个时候她向我父亲提出了离婚。“我告诉他说，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她这样说道。

听到她这样说我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滋味。我问道：“那后来你为什么……”

“你父亲，他看上去那么吃惊、那么难过，那让我意识到他对我的爱有多深——于是我再也没有提过那两个字。”

当她有意识地作出维持婚姻这个决定之后，便再也没有发出过怨言。哪怕有一大群客人不期而至，自己身边又连一个能帮厨的人也没有时，她也只是微笑着说道：“厨子今天没来，不过我们可以吃三明治和水果。”

当我们出门在外的时候，大家似乎相处得更好。父亲和母亲经常带着我们一起去华盛顿，去海边，去大型展览会，同行的还有他们的朋友或是亲戚。我们经常是开着两三辆房车，满载着亲朋好友或是IBM的主管们一路前行，就像原始部落大家庭一样。周末的时候，我们会驱车前往父亲在奥德维克镇外的那座农场；夏天我们会去波科诺山区或是缅因州避暑，父亲会前来跟我们共度周末。出门在外的日子给予母亲在家里感受不到的自由，她喜欢这种感觉。至于父亲，他生下来就是个不拘于室的人，也从未真正停下过他的脚步。终其一生，只要他乘坐的汽车或火车一开动，他的心情就会平静下来，整个人都变得宽和很多。

尽管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但父亲和母亲却选择将我们家第一次乘飞机旅行的“殊荣”留给了我。甚至还没长大到能够骑脚踏车的年纪，我就已经爱上了飞行，这种热爱此后伴随我的整整一生。我们的出行之中，我最喜欢的是去拜访代顿市的外祖父家，因为代顿是怀特兄弟的故乡，陆军航空团在那里也有一处飞机场。在那里，看到飞机就像看到汽车一样平常。我有一张老报纸上剪下的照片，上面是母亲和她的姐姐，照片配的标题是“首批造访蓝天的人”。照片上，基特里奇家的两位千金站在离自家乡间别墅不远的地方，旁边是两位有着瘦长双腿的军队飞行员，他们正懒懒地倚靠着一个大家伙的支架——那个由杆子和帆布构成的新奇玩意儿正是传说中的莱特飞行器。海伦姨妈当时正受到其中一位飞行员的追求，他名叫梅杰・柯比。他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我觉得他非常了不起，因为他说起飞机来头头是道。

父亲是在一次周日郊游之后对飞机产生了畏惧心理的。那是20世纪20年代初，我们前去参加一个乡村集市。集市上，我们路过一块空地，那里摆着一架从一战退役下来的詹尼斯飞机，一位驾驶员正在招揽顾客，每人次5美元。父亲曾在代顿生活了那么多年，所以要说他对乘坐飞机从未有过跃跃欲试的心情，那才是怪事呢，他甚至还亲眼见过莱特兄弟呢。他买了张票，加入排队的行列。但就在他要登机的时候，我们几个小孩子开始围着他吵起来：“你答应过给我们买冰激凌的！”父亲没办法，只好跟驾驶员说自己半个小时后再回来乘坐飞机。等我们返回的时候，那架飞机已经坠毁了，三人因此殒命。

他把这看做一个自己不该乘坐飞机的征兆。我必须承认，在当时，他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坐飞机。二战之前，飞机经常失事。但凡是个冒险家，基本上都有架飞机，但要是那些飞机发生一些故障，或者驾驶员犯个错误，下场就是机毁人亡。然而父亲的迷信说法从未让我产生过丝毫动摇。那架詹尼斯飞机失事一年后，有个家伙贴出海报，宣布自己将驾驶飞机降临在肖特山附近的一个高尔夫球场上。他将进行飞行表演，然后搭载乘客上天，费用是一分钟一美元。当时父亲正在我们家里召开地区经理会议，我私底下缠着那些叔叔伯伯，问他们每人讨要一美元。虽然父亲发现此事时十分恼火，但他还是耐心地跟我说：“我不会让你坐那架飞机上天的。我觉得它们还在不断改进之中。不过要是你把那些绅士的钱还回去，我们会带你去看看它。”他带着我去了，还付了那个驾驶员两美元，让我爬进驾驶舱摸了摸操纵装置。自那以后，我常常会坐在母亲的厨房里，用一根扫帚柄以及抵在脚底充当机舵的木板模仿飞行员驾驶飞机。

每当父亲在欧洲有生意要谈时，都会带着我们一起去。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们总共做过五次这样的长途旅行。CTR的记账机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是通过独立代理商销售，父亲确信终有一日欧洲将成为重要的消费市场，但他不喜欢这种代理销售的形式。后来，他渐渐地把海外销售事务置于公司的直接控管之下。

“欧洲”这个词在我们家有着特殊的含义。它是个能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小小释放一下的地方。在伦敦的时候，母亲会带我们去萨沃伊饭店（Savoy Hotel）附近的玩笑商店买痒痒粉。当我们明目张胆地把痒痒粉洒在IBM一位斯堪的纳维亚经理那胖老婆的椅子上时，我母亲会拼命地忍住不笑出来。父亲会苦口婆心地教育我们不要玩酒店的老虎机，长篇大论地痛斥赌博的坏处——然后一转身他自己就玩了起来。

正是在欧洲，我父母终于同意让我乘坐飞机。那是整个童年时代最让我激动难忘的事情了。1924年，那年我10岁，我们一家在巴黎，父亲带我们去了勒布尔歇机场参观了一个飞行展，展览会上有好几千人。听着发动机的轰鸣声，我越来越兴奋。展览会上有架改装过的法国轰炸机供游客们购票乘坐，那是一架巨大的宝玑双翼飞机。伟大的法国飞行员、作家安东尼・德・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Exupéry）后来正是驾驶着这种型号的飞机开辟了第一条空中邮路：从图卢兹至塞内加尔的达喀尔。它只有一个发动机，不过机身有足够的空间能塞下四个乘客座位。和我们一同旅行的一对年轻夫妇汉考克斯两口子想去体验一番，我恳求父亲母亲让我跟他们一起去。我知道父母亲肯定很不放心，但他们知道我有多么想坐飞机。我们买了三张票，汉考克斯夫妇、我，还有另外一位乘客登上了飞机，两人一排，前后坐好。座舱里有股蓖麻油的味道，在当时那可是上佳的重工润滑油。飞行员远远地坐在我们前方，比我们高出好大一截，我们甚至都看不到他的腿。

当飞机开始滑行时，那个大概有400马力的发动机只是磕磕巴巴地闷响着。接着驾驶员将油门一推到底，准备离地升空，轰鸣声顿时把我们包围了，一时间天地间仿佛都只剩下那震耳欲聋的巨大噪声。飞机滑行在草地上，所以起落架颠簸得很是厉害。下一瞬，时间仿佛突然停止了，只有发动机还在发出巨大的声音，一种妙不可言的滑翔感随之而来。我看到地面陡然下降。座舱两侧都有大大的窗，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一切。

在空中盘旋几圈之后，飞机开始下降。发动机的声音渐渐被一种嗡嗡的振鸣声盖过。现在很少有人亲耳听过那种声音了——只有那种老式双翼飞机，它们的机翼间布满联线，在风掠过时就会发出那种如同呼哨般的声音。为了保持发动机的顺畅运转，驾驶员每过一会儿就松开一下油门杆。当我们离地面越来越近时，哨鸣声小下去，飞机尾翼愈垂愈低。最后我们平稳落地，我再次感觉到飞机轮子与草地的碰撞。我激动得忘乎所以，虽然许多人因飞机失事而丧命，但那自由翱翔的感觉，那巨大的轰鸣声，那推动着飞机攀升下降的隐形力量，那种无论是飞行角度还是飞机何时飞高何时压低尽由自己掌握的随心所欲——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让我产生了学习飞行的强烈渴望。

我恳求父母再让我坐一次飞机。但过了好些年我才等到第二次翱翔蓝天的机会，那是1927年秋天，还是在欧洲。当时我实际上是要去某个别的地方。我正在巴塞尔一家旅馆的大厅闲逛，突然看到柜台旁边贴着的一张航班时刻表。有趟4点钟飞往巴黎的航班！当时我的家人正在附近同曼甘夫人共进午餐。我一溜烟地跑去告诉他们这个消息，父亲还没来得及表示反对，曼甘夫人便开口说道：“哎呀，太好了！我跟你一起去！”

我俩买了机票搭乘飞机。家里其他人则得坐一整夜的火车与我们会合。当时我们所在的地方距离巴黎大概250英里，我们花了差不多四个小时才飞到。我们抵达巴黎之时，夜色尚浅，甚至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看了场电影。当时电影院正在上映《爵士歌王》，那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声电影。于是在这精彩的一天里面，我成为了沃森家族第一个乘坐飞机旅行、第一个看有声电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