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年初，雪还没有化，张正芳来到东沟县海洋红公社菩萨庙生产队。

在此之前，她被送到凤城县“五七干校”，是一名“五七战士”，这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定的名词，上“五七干校”的人，被称为“五七战士”。“五七干校”是“文革”期间，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兴办的农场，接受下放的党政机关干部、科技人员和大专院校教师等，让他们在农场内进行劳动。数十万计的干部、知识分子在此接受了学习和“改造”。

“1970年年初，过年后又来一个文件，就说这些人还要再改造，在干校不行，要下放去农村。”于是，大多数的“五七战士”带着组织关系、工资、家属、口粮（简称“四带”）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临行之前，张正芳被告知，她虽然没有“戴帽子”，但是“帽子拿在手上”，因此，她被取消了党员资格。组织关系没有能够带下乡。

但庆幸的是，张正芳申请去海洋红获得批准。因为1968年她的小儿子跟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军”来到这里，张正芳想，既然要下乡，就争取和儿子在同一个地方，也能母子团聚、相依为命。刚到海洋红公社时，张正芳住在老乡家里，睡的是火炕。她只有一个人，分到的玉米秆子不够，炕烧不热。所幸，老乡对她很好，很多时候就在张正芳的火塘做饭，相当于替她烧炕了。

在老乡家住过一段时日后，上级命令张正芳等“五七战士”要在当地盖房，安家落户。由本人出钱买材料，“战士”之间相互帮助，老乡们也帮忙出工。就这样，她盖起了三间房。房子在半山腰，吃水很困难，但小儿子住在一公里以外的知青点，因此，每次她都要等儿子来看她时帮着挑。有段时间，屋子漏雨，她想着儿子也有自己的活要干，她就自己和了泥，爬上了房……在附近地里劳动的老乡看到了，吓坏了，赶紧去把她儿子叫回来，一起把房子修好了。张正芳还记得，那时的冬天很冷，即便在屋内，手巾往绳子上一搭，不一会儿就冻得粘上了。她早上起来，被子边上都是霜。

1971年张正芳在东沟县海洋红公社插队落户时，三子宋群（左一）前来探亲，与五子宋强（左三）合影。

刚到海洋红公社时，就赶上修大坝。工地上全是男工，只有张正芳一个女工。由于她是被改造的对象，所以也必须与男工一样挑冻土。一担一担、一趟一趟，男工挑多少她就挑多少。她是个女同志，又是演员出身，没有那么大的力气，但她明白，自己能做的只有坚持、坚持。最困难的是，工地上只有她一个女同志，想上厕所都没有地方去。

“回想起来，都不知道是怎么熬下来的。”

所幸，老乡们和张正芳的关系还不错，但这也是她自己努力维持的结果。

下乡时，张正芳带去了一台缝纫机。刚到那里，老乡们就围上来，问她会不会做衣服，希望她能帮忙缝补、制作。张正芳爽快地答应了，说：“行，拿来吧。”

她没想到，自己刚进屋门，东西还没收拾好，就有老太太、妇女们抱着小孩，捧着布、旧衣服来了。这个说，帮小孩做个衣服，那个说，帮老人补个裤子，还有人说，衣服大了改小些。张正芳对乡亲们“来者不拒”，从未拒绝过老乡们的要求。但也有老乡高兴了拿着小的衣服来，让她“小改大”，这就犯愁了，她想“小改大”不行，只能“小拼大”，把裤子的中缝拆开，加进去一个长布条，或者在裤子下面加上一截，总算能穿。

那时白天要上工，她只能晚上吃完晚饭，点上油灯做。常常一做就做到凌晨两三点，甚至三四点。1970年，海洋红公社还没有通电，油灯昏暗，张正芳几乎每天都熬得两眼通红。但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时队长就会吹哨叫大家起来干活，张正芳也必须准时开工。

做工休息的时候，老乡们喜欢听她唱样板戏。

乡亲们一喜欢，就传颂开了，上面的人听说了就很反感，开着车就来了。他们在海洋红公社又开起了大会，和批斗会差不多。他们警告老乡说，不要受张正芳的蒙蔽，虽然她现在也是“五七战士”，但实际上她和别人不一样，是内定的“五类分子”（或者叫“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具体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让她下来公社，就是劳动改造，要看她的表现。她是思想没有改造好的人，仍然是在“贩毒”，还想用唱样板戏来迷惑你们，你们要监督她劳动，不要再听她唱了。

淳朴的乡亲们一听，吓坏了，再也不敢请她在工间唱戏，更不敢拿衣服让她做、帮忙改了。从此张正芳完全被孤立了。

但她依然坚信，只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劳动好，态度好，就能赢得老乡们的信任。所以修大坝的时候，她的肩膀破了、肿了，浑身疼痛不已，直不起腰来，但白天在人前，始终不曾表现出一点痛苦。只有晚上收工后，回到自己的棚子里，她才能向儿子倾诉，常常母子相拥而泣。她的其他几个儿子也都到海洋红公社看望过母亲，见此情景，无一不是泪水涟涟，却又无可奈何。

张正芳是一个地道的南方人，虽在东北工作了十多年，可也基本是在城里进行室内工作。而海洋红公社，在冰雪严寒的海边，每日寒风刺骨，如刀似箭地刮在脸上、透到身上。她说只能每天都激励自己：“我的问题组织上会搞清楚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别人能干，我就会比他们干得更好，坚持！坚持！”

一个阶段修大坝的工程结束后，她的工作改为“绿色积肥”，先是挑着担子挨家挨户地收集人粪尿，随后又被分派去收拢鸡粪。她想起了自己演《送肥记》的体验。凡是鸡鸭到过的地方，她都过去，认真收集。鸡窝里犄角旮旯的粪用手抠出来。这项劳动她做得很出色。劳动强度没那么大了，身体也逐渐适应了。

这时候，老乡们才觉得，张正芳不是洪水猛兽。于是，他们对张正芳的态度又逐渐好转，愿意接近了。根据规定，“五七战士”下乡劳动改造，但工资待遇不会变化。于是又有人打报告，说张正芳挣得多，一个月240多元钱，就算坐在那里开一天会，也8元钱呢；而海洋红公社的农民干一天的工分，算下来才1毛几分钱——这差距太大了！

怎么样才能跟农民接近，不让他们有距离感呢？张正芳打了一个报告，主动要求将工资减到54元钱一个月。自己留生活费19元钱，给上海的妈妈寄35元钱的一个月。剩下的钱，全部上交。可是，报告打上去了，却没有人敢批。公社的队长找她谈话，说你的这个态度我们知道了，但我们没有权力批。

于是，张正芳又表示：“我一个月就拿54块钱，剩下的190多块钱交给生产队，支援农业，你们该怎么花就怎么花。凡是对农业有益、有利的，你们就用，我不要了。”生产队收下了钱。直到1979年，又把钱还给了张正芳。

生活确实太艰苦了。儿子是知青，没有工资；自己是“五七干校”下放的，没有口粮，没有园子，没有自留地，一切生活都要靠那19块钱一个月的工资，经常捉襟见肘。

凭借艰苦奋斗和辛勤劳动，张正芳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不仅如此，大家也慢慢把她当成了亲人而给予额外的优待。

她记得，当时公社的渔民在海里捕捞海蟹，那些蟹个头比碗还大，好几斤重。渔民们就偷偷在船上煮熟了，给她送来。她不敢要，渔民就说：“你吃你吃，渔民打上来多少，领导不知道，交多少是多少。”张正芳笑着说：“乐观点想想，那时候在海洋红公社，大虾大蟹，我吃老了。”

那时，张正芳一个月才能配给到4两油，做不了什么好菜。过年时，乡亲们会油炸各种食物，炸好后再送去给她。

说起这4两油，还有个故事。

因为油太少，每次炒菜张正芳只放少许一点。把菜盛起来后，火塘里还有底火，锅里还有油末，她就在油锅里加上一点水烧开，拿这飘着油花儿的水当汤喝。结果，被其他下放的“五七战士”发现后就举报。这会有什么问题呢？可是上面又是大队人马开车过来搞批判，说这叫“污蔑社会主义”。“你把刷锅水当汤喝，我们社会主义有这么惨吗？”真是让张正芳哭笑不得。

“所以说，唯独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张正芳感慨，“他们看到了我这么辛勤地劳动，还为他们做衣裳，所以对我很好，走的时候也都非常舍不得。”她记得清楚极了，全队273个人，全都穿过她做的衣服，有的村民甚至有两三件。她在那里待了三年，几乎每天都在油灯下为乡亲们缝缝补补。

“林彪事件”后，《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1972年4月24日），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张正芳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重新回到京剧团的。

回到市里后，她做的第一件事竟然是给海洋红公社办电。凭她在丹东市的影响，又花了一些自己的钱，终于让海洋红公社菩萨庙小队用上电了。至今，那里的老人们都记得这件事，很感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