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谈及往事，张正芳总会激动地叩着桌子说：“我从那个封建大家庭里逃出来，太不容易了。没有全中国的解放，就没有我张正芳，是党把我从家庭中解放出来，走上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道路。没有党，我永远是围着锅台转的家庭妇女，所以我坚决听党的话，跟党走，党有号召，我就有行动，而且很积极。”一段带有鲜明时代痕迹的话，却也是她最发自肺腑的表白。

从1952年参加街道组织的缝纫小组，为抗美援朝前线生产军需物资，并被评为劳模开始，张正芳在政治上就非常要求进步。1955年，刚加入丹东市京剧团的她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但组织并没有一下子接受她。此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副主席车向忱到丹东来发展会员，成立丹东市的民进组织，剧团推荐了张正芳，她在车向忱的亲自介绍下加入了“民进”，并成为丹东市民进筹委会副主任委员，主管文教卫生。张正芳说：“从这以后，我跟科教文卫等其他界别就有了更广泛的接触，媒体、医务工作者，相处得很愉快。”随后，成为了丹东市人大代表。

1956年冬天，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为了配合政策，各个文艺团体则都要用文艺作品对这项政治人物进行宣传、配合。任务下达到了丹东市京剧团，艺委会决定用《小放牛》的曲牌重新填词，歌颂公私合营。张正芳，则在这出新编的《小放牛》里扮演主要角色村姑。

张正芳回忆说：“演出那天早上很冷，下着大雪，雪没过了膝盖。我和徐菊芬等演员，以及打鼓的、拉弦的、吹笛的等乐队、舞美的同志，从京剧院出发一直步行到市府大楼门口的大广场去公演。我们沿途边走边唱，路上行人纷纷过来围观。在大雪中，我们穿着戏装，其中，‘小放牛’穿着单裤单褂，虽然里面穿着秋裤，但依旧很冷。没到膝盖的雪灌进裤腿里、鞋子里，膝盖以下的裤子全都是湿的，走着走着都冻成冰坨了。我们就这样走了三四里路，终于到了市府大楼。此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丹东民众认为台上的名角竟也能这样吃苦地为群众演出，也因此更喜爱我们剧团了。”

1958年，就是“大跃进”中比拼演戏场次的那一年，全年800多场的演出下来，张正芳把嗓子唱坏了——“声带小结”，导致她无法正常演唱，常常十个字只能发出六七个字的音。比如《穆柯寨》的一段念白“俺，穆桂英——”，这个“英”就发不出声来了。剧团主演上不了台，就不能叫座了，剧团领导也都很着急。但辗转丹东各个地方医院、部队医院，医生们都束手无策。去掉小结，声带就会出现凹洞，这个演员就再也不可能登台唱戏了；不去掉小结，又影响发音，还是无法上台。“靠嗓子吃饭”的名角儿，该怎么办呢？！

此事甚至惊动了当时的丹东市委，最后研究决定，让张正芳到上海治疗。上海有个“上海声乐研究所”，其中有一位叫林俊卿的医生是著名的五官科专家，专门研究声乐发声等问题。他自己非常喜爱延长外国歌曲唱，当时著名的歌唱家，如王昆、胡松华、郭颂等都在他的指导下学习、研究过科学发声方法。

1959年，张正芳到达了上海声乐研究所，和王昆等人一起接受声学训练。按医生的要求，就是要扔掉过去的所有唱法，练习科学发声：吸气、大开口、小开口……让张正芳没想到的是，经过半年训练，她的嗓子竟然奇迹般地好了，小结不见了；更让她惊喜的是，由于正确的发音位置找到了，她的嗓子比原来更好了。

“这是我艺术道路上又一个新的转折点，”张正芳说，“因祸得福，组织给了我第二次艺术生命，所以我非常感谢党。你看我现在都80多岁了，说话依然底气十足，听上去很年轻，这都是科学发声方法给我带来的益处。”

1958年，张正芳参加了一次部队慰问演出。演出之余，她和小战士聊天，谈起工资问题。小战士们好奇地问她：“您一个月挣多少钱？”张正芳告诉他们：“我现在只拿保留工资，一个月600多块钱。”

600多元？小战士听到后惊呆了，告诉张正芳说：“毛主席一个月才拿400块钱，你拿600块，这工资太高了。我一个月才几块钱呢。”

张正芳说：“我一听毛主席才拿400元，后来又知道丹东市市委书记才拿180多元，我很惭愧。我一名普通的京剧工作者，现在为人民服务了，工资却拿得比毛主席还高。”在回到剧团后的一次大会上，张正芳坚决表态，“取消全部保留工资！”

什么是“保留工资”？张正芳为什么能拿这么高的工资呢？

保留工资，是剧团从演出卖票所得中提成，发给知名演员的工资补助。1954年张正芳刚到丹东时，一个月所得是1500元。正式入团之后，张正芳提出把“保留工资”降到1200元。随着觉悟的不断提高，此后，她又好几次主动提出降工资，1100，1000……到1956年评级之前，已经降到了600元。事实上，1956张正芳被评为文艺三级，工资应为249.5元，1958年遇到这位小战士之后，张正芳自觉提出取消全部保留工资。

拿保留工资的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几乎全国各大剧团的主要演员虽都已评了等级，但都还有保留工资。1958年，李少春、袁雪芬等首次主动要求取消“保留工资”，《新文化报》为此配发社论《立志做一个普通劳动者》。

张正芳取消保留工资的表态，让全省戏剧界哗然。她说：“我在大会上一表态一号召，全省主要演员的保留工资，就‘哗’地全部拿下来了。”张正芳也明白这一举动可能带来的后果：“后来我评上全国劳模，想必也和这有关系。当然，这肯定也得罪了很多人……”

但那时的张正芳可能并没有考虑太多，除了取消保留工资，她还想更多地表达她的感恩。

1959年，张正芳当选为辽宁省劳模、省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1960年，她被评为全国文教系统先进工作者，同年前往北京参加了全国文教系统群英会，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接见。

1961年，张正芳决定把自己私人的全部戏服都献给剧团。她说：“我想到自己的艺术生命都是组织给的，所以我要把这些价格昂贵、质量上乘的全部行头，都交给剧团，回报组织对我的关怀。”她的捐献被剧团接受了，此事也在辽宁当地引起了轰动。但是，由于服装、行头毕竟价格不菲，这次，并没有太多的其他演员跟随她的举动。

1963年，国家号召文艺支援工农兵。这一次，张正芳又迅速响应，带领剧团下乡演出，送戏上门。同事们推着架子车，每天行程20多公里，走两个台口。累了，就拉一条长板凳，合衣躺下就睡。不仅如此，演出一般在晚上，但演员们常常下午三四点就到达村里，于是，大家就带着草帽，和农民一起下地拔草干活。这类下乡流动演出都是免费的，不跟农民收任何费用，连个鸡蛋都不吃。

张正芳说：“一提到下乡，我就想起恩师荀慧生，他教我平时无论多大风都不要戴口罩，因为我们要常去乡下野地里演出。平时戴口罩，下乡后那么大的风，你张得开嘴吗？他还教我用冷水洗脸，不仅因为这样不容易感冒，更因为到农村演出，没法准备热水。这就是荀先生的高明之处。”

除了下乡，演员们还常常要到工矿演出。那时，张正芳每年都要去好几回宽甸县，去那里的路不好走，张正芳又晕车，每次路途中都要下车呕吐好几次。但一到目的地，她看到工人在打夯，就赶紧跑过去和他们一起劳动。工人也都觉得演员很亲切，于是一边打夯，一边用歌声赞扬：“同志们加油干哪，欢迎京剧团哪，团长张正芳哪，给我们来打夯哪。同志们加油干哪，任务提前完哪……”但工人们也怕张正芳累着，于是就以她晕车为由，赶紧劝她休息了。

张正芳说：“这朴素的方式表达赞美，我听了真的很感动。”

就这样，张正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向组织靠拢的决心。

1961年青年时期的张正芳（32岁）生活照。

1963年，张正芳被选为辽宁省人大代表，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64年8月26日，上午10点半，张正芳参加了辽宁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预备会议。这一天，她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正芳：当你登上主席台，你应该扪心自问，党和人民这样信任你，重视你，你现在的思想、工作、表现都能适应党和人民的需要吗？符合党和人民对你的需求和期望吗？

我暗暗惭愧，从目前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对自己的要求是有距离的，我应该在党和人民的鼓励下，迎头赶上，做一名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战士，优秀的共产党员，人民忠诚的勤务员！才不辜负党的培养和人民的期望！

党和人民信任我，重视我，是为了让我做更好的工作！不是培养我骄傲自满，也不是培养我当官、做老爷，切忌骄傲！学习主席著作，排好、演好、弄好革命的现代戏，教育好、培养好坚强的革命后代接班人。

——1964.8.26日中午11点自白书

从这些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她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对党和人民的感恩，更可以看出张正芳当年的思想状况。她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也是出自她真诚的感恩和满腔的热情。也许，这也是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一种方式吧。

在政治生涯中，最令她骄傲的一件事，便是1991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张正芳以全国劳模的身份坐在了北京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的第四排，聆听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