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丹东叫座的戏，比如《杨排风》、全部《玉堂春》《红娘》《宝莲神灯》《百花赠剑》《叶含嫣》《双玉蝉》等，可以说就是我这辈子的代表作。”丹东给了张正芳一个巨大的舞台。一些传统戏，如《四郎探母》《霸王别姬》《贵妃醉酒》等，在上海戏校时由于角色分配，曾是顾正秋的戏，因而张正芳没有机会施展，但在丹东的起初十年里，张正芳几乎都演全了。

1962年张正芳在沈阳与朱斌仙先生、吕香君合演《红楼二尤》后合影。左起：张正芳饰尤三姐，朱斌仙饰秋桐、吕香君饰尤二姐。

近几年，张正芳梳理了自己在丹东25年间，先后演出的剧目。

传统剧目包括：《全部杨排风》《玉堂春》《红娘》《擂鼓战金山》《辛安驿》《勘玉钏》《花田错》《霍小玉》《红楼二尤》《金玉奴》《卓文君》《杜十娘》《宝莲神灯》《百花赠剑》《叶含嫣》《扈家庄》《十三妹》《大英节烈》《巴骆和》《樊江关》《谭记儿》《贵妃醉酒》《春香闹学》《打花鼓》《大劈棺》《得意缘》《钗头凤》《拾玉镯》《血手印》《四郎探母》《霸王别姬》《秋江》《小放牛》《打樱桃》《叭蜡庙》（反串楮彪）等。

整理、改编、创作的剧目有：《新编杨排风》《双玉蝉》《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梁山伯与祝英台》《春香传》《伊帕尔汗》《山乡风云》《红色种子》《向秀丽》《杨娥刺奸》《桃花扇》《刘三姐》《刘介梅》《零点一》《松骨峰》《乱点鸳鸯谱》《红石钟声》《黛诺》《江姐》《白毛女》《红灯照》《龙女牧羊》《百岁挂帅》《钢铁显神威》《千万不要忘记》《送肥记》《王老虎抢亲》《年青一代》《牛郎织女》《老少换妻》《韩秀芬》等。

在上海戏校时，张正芳曾学会新编历史剧《杨娥刺奸》，图为1962年国庆节在丹东演出时，张正芳饰演杨娥。

1964年，张正芳与王宇鸣合作演出《松骨峰》剧照。

在丹东的演出，不仅是量多，更给张正芳带来了不少荣誉。

1956年，剧团参加辽宁省“好剧目展览”，张正芳参与编剧并主演的新编历史剧《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获得了一等奖，以及表演奖、导演奖、舞美奖，可以说全省轰动。

1957年，参加辽宁省老剧目展览，由她主演的全部《杨排风》又榜上有名；

1958年，被禁剧目重新放开演出，张正芳主演的《大劈棺》又获奖；

1959年，剧团参加“建国十周年”东北大区汇演，张正芳参与新编并主演的《杨排风》，一举囊括所有奖项，震动整个汇演，也惊动了京、津、沪等地，张正芳被誉为“活排风”，从此不仅张正芳自己“名声大噪”，同时也为丹东市京剧团争得了荣誉。

辽宁省京剧院院长、京剧《雁荡山》的编导徐菊华，看到张正芳的《杨排风》后，当即就打算将她借调到辽宁省京剧院，重新编排《杨排风》，并用省京剧院最好的班底集中力量陪她打磨这出戏，进京汇报演出。此事似乎已板上钉钉，反“右倾”开始了，徐菊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到辽宁省戏校去当教务主任，他关于《雁荡山》的理想就都无法实现了。那时30岁的张正芳，原本也想抓住这可贵的机会，进京汇报新编《杨排风》，然而，一场运动也打断了她的美好设想。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徐菊华被迫害致死。张正芳知道后万分难过。不仅因为他是戏曲界的杰出人才，也因为张正芳和他们一家都曾有过很深的交往。徐菊华的妹妹徐菊芬在当时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旦角演员，“肚囊非常宽绰”，会的戏多，还身材苗条、扮相漂亮，张正芳到了丹东之后，她俩就成了默契的舞台搭档。《红娘》里她扮演莺莺、《牛郎织女》她反串牛郎、《百花赠剑》她扮演江花佑、《小放牛》她扮演牧童……张正芳说：“有她陪我演戏，我心里非常托底。”徐菊芬的丈夫赵英群，是小生演员，最先邀请张正芳去丹东的就是他。徐菊华的大女儿徐枫，是辽宁省戏校的学生，后来拜张正芳为师，成为吉林省京剧院第一主演。张正芳说：“如今这二位兄嫂已经过世，可是他们的子女巧媛、巧荣，还像我的子女一样。”

1959年，张正芳参加辽宁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10周年好剧目汇演，她主演的剧目《杨排风》被专家们评价为“推陈出新的典范”和改编整理传统剧目的范本，获优秀表演奖。汇演期间，辽宁省文化厅组织各团青年演员学习该剧，使《杨排风》在辽宁省内“遍地开花”。

1960年，张正芳与许继岚合作，首次演出从地方戏改编而来的京剧《百花赠剑》。

1962年，张正芳应邀在沈阳为周恩来总理演出，她表演了《打焦赞》。结束后，周总理握着张正芳的手说：“祝你演出成功。”

1962年，周恩来路过沈阳，而当时张正芳正好在沈阳参加一个活动，于是便被邀请去参加为总理举办的专场演出，演出中，她表演了京剧《打焦赞》。结束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时任东北局第一书记的宋任穷等领导上台亲自接见。周总理握着张正芳的手说：“祝你演出成功。”此后，东北局但凡有重要活动，宋任穷都会说：“让丹东的张正芳来演出！”

从1955年到1965年，张正芳说，这是她人生最辉煌、也最顺利的10年。这期间，有人曾为她计算过：演出现代戏剧目共48个，新编历史剧50多个，共演出6000多场戏。张正芳自己算了算，说：“6000场啊，经常一天3场或4场，这数字，我想哪怕是我的同龄人，也很少能达到吧，更别说现在的演员了。”

进入国营剧团后，张正芳不仅迎来了京剧生涯的又一个高峰，多演戏、演好戏；同时，她还为剧团，乃至丹东京剧事业作出了贡献，成为丹东京剧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张正芳为丹东市京剧团带来了上海戏校、红旗青年京剧团和张正芳京剧团时期的“一棵菜”精神。也就是在舞台上，任何人不分主次，相互取长补短。这些今天看来简单的道理，在解放前和解放初的京剧界，要实现起来却并不容易。解放前戏班里一切为了角儿，一切以角儿为重的惯例，依旧在国营剧团有着一定的约定俗成的力量。为了做好这一点，张正芳私下里做了很多前期工作，去搞好同志之间的团结，让大家既能相互尊重，又愿意相互帮助。当然，这也成为了丹东市京剧团在1950年到1960年期间，涌现出一批优秀京剧演员的重要基础。

1965年沈阳东北大区汇演期间张正芳（左四）为东北三省青年演员说戏。左一杨梅枋，左三唐桂苓。

比如，剧团内一代名丑陈啸翔、王宾亭、陆永宣之间的配合，就至今被人传为佳话。陈啸翔不愧是当时的知名演员，功底扎实、嗓音透亮，刻画人物入木三分，在舞台上不抢不夺、不温不火，恰到好处。他与张正芳合作《谭记儿》扮演的杨衙内，以及在《十五贯》中出演的娄阿鼠，都可以与大院团的演员媲美；在《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乔太守”乱点之后，那种自以为是的“明断”，更用活灵活现的表演，逗得观众对台上这个“昏官”哈哈大笑。王宾亭则是老一代演员，不仅在丑行上有口皆碑，还是个多面手，他在《牛郎织女》中扮演的“舅舅”，一个上场，就能把趔趔趄趄的急迫心情表露无遗，赢得满堂喝彩；陆永宣则是后起之秀，算是青年中的佼佼者，他是武丑，功底过硬，一处《昭君出塞》的王龙堪称一绝。三个知名的演员，又都是丑角，却没有发生过对于剧目、角色的争执，都能根据自身的特点，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并都获得观众的认可，不分伯仲、不分彼此。从中也可以看出张正芳作为业务副团长，在调派人员、安排角色上所下的功夫。

在张正芳的努力下，丹东市京剧团竟能形成与当初红旗青年京剧团、张正芳京剧团一样的氛围：大家不争头牌，一出戏的主角也甘愿在另一出戏里跑龙套，大家共同的目的就是把每出戏演好，让观众满意。这在当时全国的各大剧团中，也是不常见的。

在演出实践中，一个问题逐渐显现，如何才能保证有足够数量的年轻演员能继续充实到剧团的演员队伍中，如何去培养和发现青年中的京剧人才？张正芳1955年冬天，从牡丹江、白城子、长春等地演出回来后，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她看到在1950年代初期的丹东市京剧团，主要演员都来自旧社会时的科班。比如，丹东当地在解放前曾有一个叫“咏风社”的京剧科班，解放后部分学员进入东北戏校继续深造，部分学员则进入辽东省京剧团当演员；再如，当时京剧团的副团长吴宝森等演员，则来自解放前山东的一个科班。

1998年重返丹东，与当年“团带班”学员合影留念。左起：司永梅、张正芳、吴宝森、贾志强。

她想到，自己曾在南方看到过许多并非科班出身的演员，戏演得不错，满足了剧团各层次的人才需求。所以，她以艺委会主任的名义提出建议，希望也能尝试用“以团带班”形式，培养一批非科班出身的青年后继人才。

这个想法在1955年年底变成了现实，机制很灵活，招收的学员没有学制、时间等要求，进班后一切学杂费用基本全免，但直到能上台演出了，剧团才会发给一定的演出补助和工资。“团带班”的老师由剧团演员义务担任，学员能上台演出后，根据学员水平付给老师一定的酬劳。在此过程中，成绩优秀的学员便能留在剧团成为正式职工；由于天赋、个人努力等各种原因无法胜任演出工作的学员，则在一两年内就会被淘汰，离开剧团。张正芳自己也带过不少学员，如于小妹、司永梅、路翠容等，其中于小妹后来成为团里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之一，能独立演出全部《玉堂春》；其他老师带教的王新义、李钰铭、孙祥永等学员，后来也都留在剧团，成为主演。

首届“团带班”之后，1957年、1958年、1960年等年份，都陆续举办、招生。在有进有出的人员淘汰和招收机制配合下，这种教学模式给剧团源源不断地带来了新鲜血液。

到1960年前后，建国后的戏曲学校毕业生陆续毕业，并成为各地国营剧团演员的主要来源，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北京市戏曲学校、上海市戏曲学校（与新中国成立前许晓初的“正字辈”上海戏校不是同一个）、天津市戏曲学校、东北戏曲研究院戏曲学校、辽宁戏曲学校等陆续毕业登台，有的担当了主演。至此，京剧纳入到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与解放前私人办校、艺人自生自灭的状态截然不同。

1961年春夏之交，张正芳正式担任丹东市京剧团副团长，主管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