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芳说：“要感谢小秋，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

1946年9月，谭富英率班赴沪在皇后大戏院（现和平电影院）公演，邀请顾正秋合作。这个班底中，小生是姜妙香，武生是杨盛春，花脸是张洪样，还有李宝魁等。谭富英当时身体不是太好，唱三天要歇三天。唱的三天，与顾正秋同台；歇的三天，就让顾正秋挑梁。顾正秋则表示：“我一人不行，我得把张正芳请出来，和她合作。”

那时戏校已经解散，张正芳也正被生活所困，这样的邀请无异于“雪中送炭”，自然是被张正芳铭记于心的。因此那一段短暂的重返舞台，张正芳记忆犹新。当时的顾、张二人虽说在上海也算小有名气，可同这么多大名鼎鼎的老前辈同台演出，心情未免有些紧张。老前辈姜妙香察觉了她们的紧张情绪，把她俩叫到自己的寓所——“一品香”饭店，安慰她俩：“你们在学校时都不错，戏也演了不少，咱们在一起合作，你们不要紧张，我们会带着你们把戏演好的。好！就从今天起，咱们每天都把演出的戏在一起排一排。”姜老的爱护、帮助，使晚辈信心倍增。

那次顾正秋同姜老合作了《春秋配》《写状》等剧目，张正芳同姜老则有《拾玉镯》《大劈棺》《挑帘裁衣》等合作剧目。姜老耐心说戏，每句台词的接口，每个画面，怎样才能传神入戏，都讲得清清楚楚，这让顾正秋和张正芳领会了很多艺术表演规律。谭富英先生也在每场演出前把她俩叫到身边对戏、指正，提点她们在舞台交流中应注意些什么。谭福英和顾正秋合作的戏有《武家坡》《桑园会》《坐宫》等。此外，杨盛春也和张正芳主演了《战宛城》《武松与潘金莲》等戏。

张正芳记得，那次演出，自己打炮戏是《翠屏山》，然后是谭富英和顾正秋的《红鬃烈马》，最后一天则是姐妹二人与谭福英合演《金榜乐》（即《御碑亭》）。此外，这段时间的演出中，张正芳和顾正秋还合演了全部《金石盟》《棋盘山》《樊江关》《白蛇传》《玉狮坠》《得意缘》《十三妹》等剧目。顾正秋独自主演了《玉堂春》《汉明妃》。

那次演出虽然时间不长，只有36天，但都是两位女孩艺术生涯中一段重要的时光。顾正秋后来不止一次感慨：“看来艺术真是没有止境！老师们把戏演活了，人物也演活了，台上、台下也沟通了。”“过去咱们自己演戏，总觉得不错了，可是和老先生们同台，才发现自己还有那么多问题。我们真得再努力呀！”也正是通过这次演出，张正芳、顾正秋在上海的声誉越发提高，当时的报纸甚至以“一时瑜亮，无可媲美”来赞赏这对姐妹花。

然而，蒸蒸日上的演艺事业并没有持续下去。

此时张正芳的心态和戏校时期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她热爱着、眷恋着她的舞台，但报纸的赞赏、观众的热情，并没能把她留下来。她说：“当时的顾正秋已经以唱戏为职业了，什么行头都齐了。而当时的我是个标准的家庭妇女，生活困难，什么也没有。顾正秋就对我很照顾，把自己的行头都借给我，包括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脚上蹬的。”

姐妹的体谅与周全却无法隔绝当时大环境的限制。张正芳颇有些无奈地回忆：“我就唱了一个月，可在这一个月里，我更加体会到上海的达官贵人，是多么想从你身上得到好处。我觉得不能再干了。”于是，张正芳把那一个多月演出的包银——八两黄金，都替丈夫还了家中的债，从此离开了舞台。

那时，结束了抗战的上海，又是一派十里洋场，纸醉金迷，国民政府的这个金融中心也备受各种政策和援助的倾斜。但那时的上海，对一个自小生长在这里的张正芳而言，却是没有房子也没有家的所在。

“如果要留在上海，就要租房子，那得花很多钱，我哪有啊……只好，告别了小秋，跟丈夫回天津了。”

天津，是丈夫的家乡，是当时的张正芳唯一可以去的地方了。只是，她没有想到，这一期的演出，竟成为她和顾正秋人生的最后一次合作。此后70年的人生岁月，这对姐妹花竟再也没有同台演出过。

1946年顾正秋陪谭富英唱戏，顾正秋请出张正芳。这张来自1946年10月的上海《申报》的剪报上写着：皇后大戏院谭富英、顾正秋、杨盛春、张正芳同台，剧目有《全本大战宛城》《全本四郎探母》《春秋配》《战太平》《全部红鬃烈马》《武松与潘金莲》等，并附有广告语“今晚势必客满务必请早临”，在稍候几天的第二份申报剪报上写着“连日空前狂满”。

姐妹情深，倒并不仅仅因为这一个月雪中送炭般的合作。更因为她们二人是从小的好伙伴、知心人。几十年后，张正芳依然可以清楚地记得她和这位好同学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并嘱咐作者，一定要在这本书中，为顾正秋单独留出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