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是我的第一部学术专著，1989年2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91年获上海市文学艺术奖。出版社曾给我30本样书，早已赠送喜欢读书的朋友们。近年来仍有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为了准备写作学位论文，来函索书。因此我请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此书，满足这些读者的需求。译文社嘱我写一篇再版后记，我想借此机会表达对于两位先辈的深切怀念。

我怀念我的母亲。我出身于医学世家，自幼立志学医。母亲认为优秀的医师决非技术型偏才。优秀的医师应该是全面发展的人才，必须具备道德底线、崇高目标、精湛医术、丰富知识、健全体魄、平衡心态、审美情操。她认为学校的应试教育是片面的，需要高质量的家庭教育来加以补救。小学二年级暑假，父母亲恭请石贡豪老夫子给我讲授《论语》、《孟子》。我从石老夫子那里得到的，不仅仅是古汉语阅读、写作能力，而是一种人格的熏陶和爱国的情怀，令我终身受益。在中学阶段，母亲又请外国语大学陆佩弦教授担任我的英语导师。我从陆老那里获得的，并非基础语法训练，而是对英国文学内在之美的欣赏和领悟。在绘画、音乐方面，她也为我聘请最优秀的家庭教师。我原来立志学医，后来大病一场，不得不弃医从文。如果母亲没有从小就着意培养我文理平衡、全面发展，我绝不可能轻而易举完成专业转换，走上文学研究道路。

在人生道路的转折关头，母亲提出的建议总是非常明智。我在复旦大学攻读英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时恰逢文化大革命，大学停止招生，学术园地一片荒芜。我被分配到中学当英语老师。1979年，我在报刊上读到一则消息，上海社会科学院连续两年招考研究人员。我毫无准备，打算先花一年时间复习专业知识，到1980年报考，或许可以更有把握。母亲却嘱我立即报考。她说：“你没有准备，别人也没有准备。这是公平竞争。我坚信你的基本功是最扎实的。机会难得，不可错过！”母亲的判断是正确的！由于1979年只招到很少人才，1980年社会科学院不再招考研究人员。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父亲建议我继续留在中学当教师。他认为，我的青春岁月已在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中消耗殆尽，人到中年再转换轨道，重新起步，难度太高，成败难料。母亲却认为我具备跨学科复合型知识结构，适合于搞学术研究而不是当语言教师。知子莫若母！我认同母亲的分析判断。

我自幼求知若渴，考试成绩名列前茅，父亲赠我心爱的书籍作为奖品。然而，我更在意来自母亲的奖赏。母亲唯恐我骄傲自满，从不轻易表扬，也不给我任何奖品。她总是细心检查我的功课，阅读我的作文。如有谬误，她决不放过。若有寸进，她脸上浮现一丝微笑，眼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母亲的默默赞许，就是对儿子的最高嘉奖。我在复旦大学一年级时，每一篇英语作文，在交给老师之前，都请母亲首先评阅。到了二年级，母亲对我说：“儿啊，你的英语作文，母亲不能再批改了。今后你自己用功吧。”母亲不但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参谋，也是我学术成果的第一读者。我进社科院之后，每一篇学术论文和翻译作品，都请母亲首先阅读，认真听取她的意见，然后才公开发表。

父亲提醒我中年转轨成败难料，亦非虚言。我对学术研究极为投入，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我逐渐有一种精力不济的疲劳感。1983年去医院检查，发觉我已患癌症。手术之后到肿瘤医院治疗，不幸发生了医疗事故，技术员操作失误，把放射剂量加倍，使我上吐下泻，白细胞剧降。主治医师发觉事态严重，建议我立即打报告申请提前退休。母亲每天煲甲鱼汤助我恢复体力，并且在精神上给我鼓励和支持。她说：“儿啊，我相信你一定能挺住。我已读过你写的论文。我还等着读你的译著、编著、专著呢。”母亲是我心中期盼的第一读者，岂能让她失望？因此在治疗过程中，我的研究工作继续不断往前推进。1986年春天，母亲不慎摔倒，脑溢血形成脑疝，压迫脑干。母亲成了目不能视、口不能言、身不能动的植物人，只有一只耳朵还保持着听力。这是她与外界维持联系的唯一通道。1986年5月，译著《论小说与小说家》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我走进病室，拿起母亲瘫痪的手掌，把它轻轻地放到新书封面上。我在她尚有听力的一侧耳边诉说：“妈，我的第一部译著出版了。”她的眼中溢出两颗大大的泪珠，沿着麻木的脸颊往下流淌。1986年12月5日，我的第一部专著完稿，母亲大人驾鹤西归。1989年2月，此书出版。我把一本新书代替鲜花，供奉在母亲遗像之前。

我怀念王道乾先生。1980年我到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报到，王先生是主持研究工作的常务副所长。他并不立即布置研究任务，每天陪我饮茶闲聊，详细询问我的求学经历与家庭背景。他问我是否爱听西方古典音乐。我说十分喜欢。我学过小提琴，老师是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家韦贤彰先生。他问我是否欣赏中西绘画艺术。我告诉他曾经受过正规的西洋画素描训练。我祖父是著名外科手术家，又是业余国画鉴赏者，家中藏画甚多。我曾拜杨澄甫宗师入室弟子黄景华大夫为师学太极拳。黄老毕业于上海美专国画系，经常与我一起鉴赏国画。对于中西绘画理论，我也略知一二。他问我是否读过精神分析学著作。我说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的著作，我在念高中时都读过。他又详细询问每本书的译者和版本，我都如实回答。王先生语调轻柔平稳，然而他目光犀利、专注而又警觉。经过多次闲聊。他的目光柔和了，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他说：“终于找到合适的人选了！”他选中我去承担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研究课题。

我立即表示异议。我说，苏联日丹诺夫早有结论，西方现代派是颓废没落资产阶级文艺。选这样的课题，下一轮政治运动必然会挨批。王先生非常严肃地告诉我，日丹诺夫是教条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他的结论不足为训。如今改革开放，文化领域也不可能再闭关锁国。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对现代西方文艺作鉴别分析：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需要批判的，哪些是应当坚决拒之门外的。这是中国学者无可回避的责任。你若不愿担此重任，就别留在社科院，另请高就！我原本学医，觉得这种分析性研究课题类似医学中的鉴别诊断，也就欣然受命，丝毫也未曾想到这个任务何等艰巨。随着研究工作步步深入，我发觉王先生的“闲聊”决非无的放矢。我必须调动我早年在各方面积累起来的全部知识储备，才能应对这个研究课题。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考察，伍尔夫的小说理论和创作技巧决非孤立个案，它是西方绘画、音乐、文学整体文艺思潮由近代向现代转变过程中，在某个时间节点上的一个综合性标本。我的研究并不局限于文学而涉及比较文艺学。

伍尔夫研究作为本所重点课题正式立项之时，王道乾先生特批400元课题经费。这400元用了八年之久，每年平均仅50元而已。当时我走遍了全市各大图书馆，也找不到几本有关伍尔夫的英文原著。我没有一分钱外汇，伍尔夫的全部作品、日记、书信和其他英文参考书，都靠国外亲友捐赠。当时在我20平米斗室中，只有一张书桌。我将书桌让给女儿写作业，把稿纸铺在床板上，坐在小板凳上写我的论文。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王道乾先生依然坚持他的科研标准。我至今难以忘怀他的谆谆告诫：“板凳一坐十年冷！不要急于求成。收集资料，通读原著，翻译作品，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最后写专著，是表述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为文学艺术领域的改革开放作出必要的分析判断，决不是为了个人评学术职称！”

我身患癌症，放疗过量，极度衰弱。王道乾先生并不因此而对我网开一面，放低要求。在我的第一部译著《论小说与小说家》中，有一篇我撰写的阐述伍尔夫小说理论的论文。原稿是6万字。王先生审阅后，嘱我把例证大量删节，压缩成3万字。我的第一部专著原来打算写40万字，王先生嘱我压缩到20万字。我的第二部专著原订规划是20万字，王先生认为10万字就足够了。我尽量削减引文例证，终于将书稿压缩到14万字之内。王先生严格把关，使我养成了字斟句酌、惜墨如金的习惯。我患病之后，王先生仍然依据原定规划，严格审核我的科研进度，令我大惑不解。伍尔夫研究系列全部完成之后，王先生轻轻地对我说：“我很抱歉，当初把你逼得这么紧。我并非铁石心肠。打仗要一鼓作气。气可鼓而不可泄。科研也同样如此。在生死关头，如果你心中的弦一松，精神崩溃，那就全完了。我逼着你把思想集中到科研项目上去，一鼓作气往前冲，或许尚有一线生机。幸亏你挺过来了。”原来如此！家中有慈母，社科院有严师，助我侥幸闯过了难关！

我在本书序言中郑重申明，我的书稿是初步研究成果，不过是抛砖引玉的粗糙砖块而已。《论小说与小说家》出版之后，出现了不少伍尔夫论文与随笔中文译本，中国社科院出版了四卷本《伍尔夫随笔全集》。《到灯塔去》全译本出版之后，伍尔夫小说译本陆续问世，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伍尔夫文集》。我获得了向译界同行们学习的宝贵机会。近年来拜读杨莉馨教授关于伍尔夫的两部专著，不胜欣喜。个人是渺小的，人生是短暂的。我所能做的，不过是给学术大厦的基层垫放一块小砖。但愿此砖比较结实，不至于给整幢大厦带来安全隐患。如今人人都在言说中国梦。13亿人的中国梦各不相同。作为一名学者，我的中国梦是让年轻学者踩着我的肩膀向上攀登，在我放下的砖块上添砖加瓦，建造学术大厦。母亲大人对我精心培育，道乾先生对我苦心引导，无非也就是期盼我能为这幢学术大厦砌一块小小的砖。

2014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