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群(1907—1943)浙江遂昌人，早年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念书，曾游学苏联，回国后参加中国共产党。1932年被捕叛变，成为中统特务。1938年投降日方。1939年5月投靠汪精卫集团。1943年9月被日本驻上海宪兵司令部特高课课长冈村毒毙。

李士群夫妇被捕后，从中共地下党员堕落为中统特务。借刀杀人，利用“红队”打死了顶头上司马大麻子而进中统班房，靠妻子出卖色相得以逃生。为报一箭之仇，在民族的危亡关头，他勾搭上日本女特务。

李士群早年丧父，家境贫寒。妻子叶吉卿大他三岁，出生于一个富裕家庭。李士群认识叶吉卿后，受其影响参加了共产党。1927年至1928年，李士群留学苏联，生活来源仰仗于叶吉卿，落下个“吃软饭”和“怕老婆”的病根。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李士群在上海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与他单线联系的上级领导，就是他日后在汪伪特工的搭档和对头丁默。不久，李士群便被中统特务逮捕。

李士群被带到上海侦察大队刑讯室，两个大汉麻利地把他的两手反绑起来，将两个大拇指拴在一起，抓他的特务头子唐惠民一声“吊”，大汉将绳子一拉，李士群的脚尖刚可触着地面，他大叫：“冤枉！”唐惠民眼一瞪：“再吊！”这一次，李士群完全悬空，全身的重量就落在两个大拇指上，顿时大汗淋漓。唐惠民笑着说：“怎么样啊？要不要荡秋千？”说着猛地将李士群的身体一推，便荡了起来，李士群顿时疼得昏死过去，他被特务用凉水泼醒后，唐惠民狞笑着从口袋中取出一张照片问：“这个人你认识吧？”

李士群一看，正是他的上级丁默。但他摇摇头。唐惠民说：“就是他出卖你的，你还装什么英雄？他现在可是cc系上海区的代理负责人了。”

李士群的精神完全垮了：“好，我招，我全招。”他把自己的老婆叶吉卿先咬出来。

唐惠民喜出望外，又将叶吉卿抓起来。叶吉卿与李士群一样，出卖了组织和同志，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

李士群叛变后，仍与地下组织保持联系，伪装忠诚，推说他的被捕是叛徒丁默的出卖，自首只是为了应付环境。组织上决定对他进行考验。

李士群掉进中统这个污水缸后，很快被染得心黑手辣，比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更坏更毒。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新调来个区长马绍武，此人五大三粗，一脸大麻子，人称“马大麻子”，他对中共的叛徒非常排斥。他上任后，对丁默处处找茬；对李士群更是颐指气使，任意摆布。

一天，李士群得到地下党的指示：要他设法将叛徒丁默引出来，由“红队”予以制裁。李士群一夜没合眼，想出了个李代桃僵的办法。

马绍武好色好赌。一天夜里，丁默邀马绍武与其他人一起在广西路的长三堂子里打麻将，丁默有意当“炮手”，让马大麻子连坐几庄，那二人嚷着让马绍武请客。待喝完酒后，醉眼的马绍武和丁默，踉踉跄跄从弄堂里互相搀扶着出来，与丁默事先约好的李士群从黑暗中闪出来，对马大麻子肩膀一拍，大声说：“丁处长，要不要我扶你走？”

话音刚落，只见马路对面电线杆旁火光一闪，“啪”一声清脆的枪响，马大麻子应声倒地，丁默撒腿狂跑。

中统上海区区长被暗杀，不是件小事，虽说是“红队”所为，但中统特工也不是吃干饭的，经过侦察分析，认为丁默和李士群的嫌疑最大。中统上海区将他们一并逮捕。丁默有好友吴醒亚(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社会局长)力保，走走过场就被放了出来。李士群可遭殃了，他被押解到南京，交由南京区侦察股长马啸天接收，负责审讯的都是老手：一个是总部调查科机要科长顾建中，一个是情报科长徐兆麟，他们轮番上阵，皮鞭、电刑、辣椒水、老虎凳，李士群逐一“领教”。他几次想招供，但转念一想，招了肯定也活不了，只得直着脖子大喊“冤枉”。

叶吉卿为救李士群，带了大批珠宝首饰赶到南京，她会来事，先把珠宝首饰分送给南京区侦察股股长马啸天与行动股长苏德成以及顾建中、徐兆麟等人，要他们多多关照。得人钱财，与人消灾。马啸天与苏德成从此对李士群另眼相看；顾建中和徐兆麟干脆陪着叶吉卿去见陈立夫、陈果夫的表弟——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调查科科长徐恩曾，进行疏通。

叶吉卿描眉画眼，还特地穿了一条开衩到大腿根的丝绸旗袍，曲线毕现。她十分性感地出现在徐恩曾面前，使出十八般武艺，献媚、撒娇带啼哭，把个情场老手徐恩曾搞得像初出茅庐的中学生，晕头转向的。叶吉卿依偎在徐恩曾怀里，让他写手令放李士群。徐恩曾虽说好色，但对李案的分量还是有数的。写在纸上的东西是个把柄，一旦出事不好交代。他笑嘻嘻地拍拍叶吉卿肥腴的大腿说：“床上没纸，要写就写在这上面！”

叶吉卿早有准备，一手掀起裙子，尽泻春光；一手从低开胸的圆领上取下一支派克金笔，塞到徐恩曾手里：“处座，一言九鼎，可不能赖账。请吧！”

徐恩曾只得在其腿上写下“着即将李士群释放”的手谕。

叶吉卿立即起身，叫了一辆黄包车，一阵风来到走马巷刑侦股办事处，见了马啸天，将裙子一撩说：“看清爽，是你们老板的亲笔！”

马啸天抚摸着叶吉卿白皙的大腿，淫笑着说：“这算什么？一上床蹭掉了，怎么说得清楚？我打个电话问问。”

徐恩曾在电话中矢口否认，叶吉卿冷笑一声，对马啸天说：“你转告徐处长，占了我的便宜，不给我办事，我这就去见戴老板，这笔迹想必他认识。”

徐恩曾在电话里听得一清二楚，顿时慌了：“好吧，先恢复李士群的自由，但不能让他离开南京，跑了我拿你是问！”

这样，李士群虽然爬出了牢房，却成了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角色。他对徐恩曾这帮家伙，恨得牙根痒痒的，但还得低三下四、阿谀奉承。时间一长，马绍武案子也成了无头案。中统局总不能让李士群闲着，正好调查科对苏联情报少个编译员，李士群又在那里留过学，于是派他做编译员。不久，李士群被派到留俄学生招待所任副主任兼留俄同学会理事。这是个没有任何实权的闲差，李士群度日如年，一肚子牢骚只有向叶吉卿倾诉，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报仇。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八.一三”后，日军进攻上海，战火迅速向东南蔓延。国民党军队溃不成军，蒋介石、cc系的“二陈”和南京政府迁往重庆。在这个万分危急的关头，徐恩曾决定派李士群、石森林、夏仲高等人潜伏南京，以玄武湖边的大树根76号的一座小洋房做联络点。

一天，两个年轻的姑娘自动上门来做女佣，自称是乡下的，逃难来此。其中的一位叫花子，有几分姿色，而且干活十分麻利，也很勤快。李士群是猫儿见不得荤腥，经常吃花子的“豆腐”，都被拒绝。谁知有一天，李士群出门不久，大街上响起空袭警报，突然想起卧室里还藏着中统局的文件，怕有闪失，慌忙又跑回来，发现阿花正用一面镜子给日本飞机打信号。

“原来是日本特务，别动！让我搜一搜！”他用枪抵着阿花的胸口，从她身上找到一卷密电码。

李士群正愁没机会与日本方面联系，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李士群哈哈一笑，抱起阿花往床上一扔，自己就势扑了上去。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李士群准备出卖民族利益，与日本特务勾结，决心当汉奸。

12月南京沦陷之前，李士群等人逃到了汉口。他让阿花先赴香港，自己去中统局设在黄陂路的国民党平汉铁路特别党部大楼临时办公处报到，暂居在日租界中统局职员宿舍里。

一日，在大门口，他差点被一辆黑色小轿车撞倒，车门开了，一个蟹壳脸探了出来，李士群一看，是他的老上级丁默，憋了几年的窝囊气，就不打一处来。自从丁默被审查出来后，在吴醒亚的提携下，青云直上，出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处(该处负责邮电检查业务)处长，与主管特务的第二处处长戴笠、主管党政的第一处处长徐恩曾已经平起平坐了。

丁默告诉李士群：“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张国焘，借祭扫黄陵的机会，前几天逃到汉口。蒋委员长专门命令兄弟我接待张国焘。”

“你只管花天酒地，哪晓得我受了多大的罪！”李士群愤愤不平。

在丁默的运动下，李士群被委任为国民党株萍铁路特别党部特务室主任。

从中统特务沦为卖国汉奸，李士群越陷越深。投靠汪伪政府后，助纣为虐，建立“76号”魔窟，成了杀人不眨眼的“特工王”。

丁默好大喜功，为证明自己有地位，够派头，在张国焘面前摆谱，大肆挥霍。被戴笠捉住了把柄，到蒋介石那里告了一状。蒋介石极为恼火，以“国难期间，糜费公帑”之罪名下令彻查。丁默主管的第三处被取消，只保留了一个军事委员会少将专员的空头衔。眼看徐恩曾升为中统局局长，戴笠升为军统局副局长，丁默一气之下，到云贵高原的昆明“疗养”去了。

李士群见自己的后台垮了，急忙给了叶吉卿一部分钱，要她火速回遂昌，自己则席卷余资，去香港与阿花会合。在阿花的引见下，拜见了日本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认为他在中统局不过是个三流角色，留在香港用处不大，于是说：“李先生对上海很熟悉，这样吧，我写封信，介绍你去上海见日本大使馆书记清水董三。”

李士群只得又单枪匹马来到上海，满怀希望求见清水董三。不料清水对他也不当回事，只是让他为日本驻沪使馆搜集情报。

上海沦陷后，租界成为“孤岛”，军统与中统特务利用租界作掩护，频繁进行锄奸活动。在季云卿的帮助下，陆续有几个汉奸来投奔李士群。一个翘嘴巴的莽汉张鲁，形影不离，做他的随身保镖。为找一处保险的藏身之处，李士群煞费苦心，最后选中大西路路南67号的一幢洋房。这座洋房的对面是飞云汽车行，车行门前两边是十几米的高墙。

李士群为了得到“主子”重视，找汪曼云商量“做行动”的办法。汪曼云说：“你在中统地位太低，号召力不强，不如找个分量重的来当头，你幕后指挥。”

李士群问：“谁可以做老大呢？”

汪曼云说：“有个现成的大人物，日本人会感兴趣的，而且与你很熟。”

李士群一听就明白了，汪曼云指的是丁默。“如能从中统拉出个大处长，日本人肯定会感兴趣的，也能证明你的能耐！”

李士群一想不错，于是派丁默的湖南同乡，原cc系特务翦建午去昆明邀请“养病”的丁默出山，自己让出“老大”的交椅。再说丁默虽然未升职，可也未降职。陈立夫让丁默去上海策反，丁默正愁无门路；而翦建午之来，是天假其便，于是来到上海滩。他假意推辞，惹得李士群急了，对天发誓说：“日后我如有二心，不得好死！”丁默这才大模大样坐了“第一把”交椅。

果然，丁默一到，cc系留在上海的骨干纷纷到大西路67号来看他。丁默自有唬人的一套办法。他指着墙上挂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党旗和孙中山先生的遗像说：“自从上海沦陷以后，这种场面很难看见吧？兄弟这次奉立夫先生之命而来，因为我们在大后方看到抗战这样抗下去，总不是办法。共产党的抗战到底，就是要抗垮国民党，就是惟恐不乱。立夫先生要我到上海来开路，这就是兄弟和日本人交涉的结果。一旦时机成熟，立夫先生也要来的。为了国家的前途，蒋委员长要求我们曲线救国。”

于是不少人上了丁默的当，填表参加组织。

丁默是中统的二流人物，在日本人眼里的确不一般。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在重光堂召见了丁默和李士群。土肥原亲自递上香烟，并为丁默点火：“重庆方面近来对上海的恐怖活动十分猖獗，不知丁先生有何高见？”

丁默眼里闪着凶光，声音却很平静：“上海恐怖活动的罪魁祸首是重庆特工，要取缔这种恐怖活动，必须粉碎特工组织，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在这方面，我们对他们了如指掌，我们成立一个特工组织，就能粉碎他们的活动。希望阁下能给予指导和支持！”

土肥原点头称赞，两个野心家欣喜若狂。出来后，李士群受宠若惊地说：“土肥原先生那样和蔼可亲，这是我没想到的。”丁默也手舞足蹈地说：“我们见到土肥原将军后才第一次对日本人感到亲切和尊敬。”

第二天，土肥原即派特务机关上海负责人晴气庆胤丁默早有准备，将两份材料交给晴气，一份是《上海特工计划书》，对组建特工的方针、要领、情报工作、人员网罗、据点开辟、行动队的编制和管理以及经费、武器等都有详尽的说明。另一份是《上海抗日团体一览表》，里面调查了国民党市党部及下属10个党部及学校、工会、文化团体中的特别党部和共产党系统的抗日救国会、人民阵线和青年抗日会、妇女抗日会、抗日锄奸团等，对这些组织的负责人、成员人数、活动情况都有记录。尤其对江南游击队总司令部、蓝衣社、cc团、中统局、军统局的情报站都有详细的报告。

晴气如获至宝，几天以后专程去东京汇报。丁默的计划和情报得到日本陆军省影佐祯昭的重视，层层上报。1939年2月10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向晴气庆胤发出训令：将援助丁默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三月份以后，每月贷与30万日元，借与枪支500枝、子弹5万发及炸药500公斤。另望该组织与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合流。

晴气庆胤带着30万日元分装在两只大柳条箱，与助手冢本城宪兵大尉和中岛信一少尉同回上海，专门指导丁默组织。这一下，丁默中了头彩，有了钱和武器，真是神气透顶。

李士群受不了了，丁默就像他的克星，每次与他打交道，吃亏的都是李士群。这一次的计划书和一览表，都是李士群和叶吉卿的心血，没想到成了丁默的晋见礼。他吃亏吃大了，越想心里气越大，他大骂自己：“李士群，你真是臭猪头三不精！”他又找来汪曼云，指着汪的鼻子埋怨说：“都是你出的歪点子，没爹孝顺，找个爸爸来供着。”

等李士群脾气发够了，汪曼云说：“现在的局面，日本人已经开始重视了，这是好事。要想干大事，以丁默的号召力还是不够的，必须联系汪精卫，打出他的旗号；再说，你为汪精卫效力，一定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李士群说：“也对，老丁骂过汪先生，汪对他恨之入骨，没他的好果子吃。”

丁默、李士群派汪曼云去香港联系周佛海。这一群屎壳郎的粪球终于滚成一团，双方同意同流合污。

有了日本人给的经费后，李士群“收购”了上海青帮吴四宝为首的一群地痞流氓。

李士群首先挖中统的墙角，报一箭之仇。中统在上海潜伏组组长叫苏德成，此人与李士群同为莫斯科留学的同窗，心狠手辣、杀人如麻。李士群邀请苏德成加盟，苏德成来了个“张松献地图”，将中统在上海的电台和密码、组织及人员名单统统做了“晋见礼”。李士群大喜过望，立即行动，将中统上海区副区长胡筠鹤以下40余人统统拿下，只有区长徐兆麟事先得到通知，逃得一条性命。

晴气庆胤对李士群的行动大加赞赏，不但给钱给枪，还特地为他们挑选了极司菲尔路76号做总部。那里属越界筑路，是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租界外强行修建起来的。马路治安由工部局管理，马路两侧由中国警察负责，实际造成两不管，罪犯只要在马路上作案，几步逃进路旁的弄堂，巡捕房就无权追捕；而罪犯在马路边犯科，只要蹿上马路，中国警察就干瞪眼了。汪伪特工到“76号”后，横行无忌，这里成为汪伪特务的黑色大本营，被称为“沪西歹土”。尤其是吴四宝当上大队长以后，那一带居民更是惶恐不宁，小孩子晚上啼哭，大人只要说：“再哭，吴四宝就来了！”小孩子便立即收声。

1939年5月，汪精卫一行抵达上海后，与丁默、李士群谈判。在第一次与汪精卫见面后，李士群便与汪精卫的堂内侄陈春圃成了酒肉朋友。他写了一封洋洋万言的长信，托陈春圃转交给汪精卫，说明这一份“家当”是他的，激于私交，推丁自代。信中表示对汪“效忠”，愿意用特务恐怖手段，替汪“攻打头阵”，“甘为前驱”。经过讨价还价，丁、李正式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由汪精卫负责提供经费。丁默提出，如果新中央成立，要给丁、李内政部长、上海市市长和江苏省政府主席等席位。汪精卫本来就与丁默有“梁子”，因为日本人要求他们合流，不得不这样做，他只同意从内政部分出一个警政部，部长和副部长由贵方指定。丁默很不满意，他特别执拗地要上海市市长的位置，双方陷入僵局。李士群再三劝丁默妥协，最后，双方拍板成交。李士群私下向汪精卫表示：“愿用性命打赌，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李士群报仇心切，嗜杀成性，在上海滩掀起一场血雨腥风的特工战；戴笠损兵折将，元气大伤，颜面尽丢。

李士群在中统受尽了窝囊气，他投靠汪伪后首先将主要精力集中在狠狠打击蒋介石的军统和中统方面。戴笠手下这帮人，也不是好包的粽子，他们在上海的活动不但没减少，反而愈演愈烈。到1939年的秋天，仅上海一地，就有12个参加汪精卫“和平运动”的人被军统黑枪打死。其中，就有青帮“通”字辈老头子季云卿，他是在威海卫路智仁勇中学对面自己家的后门口，被击中太阳穴身亡的。

汪伪集团在“76号”大礼堂为季云卿等人举行隆重的“和运遇难烈士追悼会”，汪伪中央特务委员会主任周佛海和晴气庆胤，都致了悼词，假惺惺地流下鳄鱼泪。追悼会刚一结束，以季云卿的老婆“金保师娘”为首的12个汉奸家属，披麻戴孝，拥进周佛海的办公室，呼啦啦跪倒一片，鬼哭狼嚎，要求为她们“报仇”。一群老娘们将周佛海闹得心烦意乱，他皱着眉头对李士群大发脾气：“李秘书长(李时任汪伪中央特务委员会秘书长)，你平时吹得三把粗五把长的，再姑息养奸，人家就要杀到‘76号’来了。我令你限期捉拿凶手，否则汪主席那里我不好交代！”

季云卿死后，李士群去验尸时，仔细检查了伤口，发现头皮都烧焦了，于是判断是被一种白朗宁的小手枪打的。这种手枪体积小，射程有限，是有钱人家的女眷用来防身的一种武器。季云卿在自家门口没有防备，几乎被人抵着脑袋开枪打死，而且枪口裹了手帕，没有什么声音。他决定从追查白朗宁入手。

一天，李士群来到汕头路的长三堂子，找老相好“卢老七”打听消息。这个“卢老七”，名叫卢文英，是上海滩花界出了名的角色，三教九流、五花八门都很熟悉，是个十足的女光棍。

一见面，李士群将她拉进房间：“阿拉近来得到一件宝贝，给侬看看。”说着从腰里抽出一支白朗宁。卢老七一把抓过来，熟练地打开保险，对着李士群的头：“前几天，一个小白脸送给阿拉一把，比你这支漂亮多了，枪把子全是银子做的。老娘今朝就让侬开开眼！”说着从手腕上的小提包里，取出一支白朗宁。李士群打开弹夹，发现六颗子弹少了一颗，问道：“怎么少一颗‘花生米’？”

卢老七哼了一声，得意地说：“那一颗送季云卿下老酒了。”

李士群立即竖起耳朵，说：“讲给阿拉听听。”

卢老七绘声绘色道：“有个小白脸叫‘哈特’的，会唱京戏，他原来是给杜先生唱堂会的，后来给季云卿唱。季云卿喜欢‘磨镜子’(指同性恋)，就和他勾搭上了。那天，哈特在季家后门和季先生正亲热时，冷不防掏出白朗宁把季先生打死了。”

李士群不动声色，派人在卢老七的长三堂子周围“蹲坑”。一天晚上，哈特像幽灵般地出现了。就在他转身进堂子时，冷不防一只麻袋套了下来。

李士群公开枪决了哈特。戴笠哪肯吃这种闷亏？他下令对“76号”进行报复，于是双方在租界里展开了一场充满血腥味的“特工大战”。截止到1940年1月1日，在各种各样的枪战中，死伤人数达44人。

1940年初，汪精卫去青岛，与北平“临时政府”首领王克敏，南京“维新政府”首领梁鸿志，进行组织全国性的汪伪国民政府的谈判。这是关系到日本对华新政策的一件大事。李士群绞尽脑汁，布置警卫。

不久晴气庆胤来到“76号”，并带来了在军统中号称“冷面郎君”的王天木。王天木是戴笠手下“四大金刚”之一。“七七”事变后，他负责指挥华北区的特工活动。1939年秋，在一次行动中失手，被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逮捕投敌。

戴笠命令青岛站不惜代价，刺杀汪精卫。青岛站站长傅胜兰是戴笠的高足，年轻有为。他手下一个叫丁美珍的女特务，正向他大献殷勤。傅胜兰告诉丁美珍，只要你肯完成戴老板交给的任务，我给你请功，并让老板同意我们的婚事。丁美珍欣然接受任务，准备以服务员的身份打入汪精卫下榻的宾馆，伺机毒毙汪精卫。傅胜兰在给戴笠的密电中表示“已有胜券”。不料，日本特务机关破译了这份电报，特地调来王天木协助李士群，一定要破获青岛军统站，保护汪精卫的人身安全。

王天木与李士群到达青岛后，打听到傅胜兰与丁美珍的秘密爱巢。王天木轻车熟路地将傅、丁两人捂到被窝里。傅胜兰重刑之下昏死过去，丁美珍心疼情人：“我有办法叫傅胜兰率所属全部投降，但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立即恢复傅胜兰的自由；而且给我们一笔钱，让傅胜兰和我结婚。”

李士群拍着丁美珍的肩膀：“还是阿妹聪明，你们先送傅站长去医院，养好了伤我亲自主持你们的婚礼！”

丁美珍说服了傅胜兰，将青岛站全盘托出。李士群将青岛站总务科科长宋负新、行动员褚亚鹏等一伙十数人，连同秘密电台一锅端。没费大劲，戴笠的青岛站变成了李士群的青岛站，他将这份“厚礼”送给了汪精卫。这样，在军统特务和汪伪特工，加上日本宪兵的共同保卫下，“青岛会议”顺利完成。戴笠在报上见到李士群为傅胜兰、丁美珍主持婚礼的消息后，鼻子都气歪了，咬牙切齿地发誓要杀傅胜兰。傅是戴笠培养的高足，对老板的习性摸得透熟，警惕性特高，戴笠几次派人去暗杀他都有惊无险。傅胜兰也因投敌有“功”，后来官至伪杭州市市长，带着丁美珍逍遥快活。抗战胜利后，傅胜兰终于被戴笠抓住枪毙了。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不断遭军统特务破坏，盛怒之下，李士群损一杀三，以暴制暴，直杀得戴笠罢手。沪上金融大血战，无数银行职员命丧黄泉。

汪伪中央储备银行是依赖于日本刺刀成立的傀儡银行。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兼任伪行总裁。伪行发行的中储券一登场，便受到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抵制。

伪行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原为公共租界宁波路汇源银号总经理，是最早进入中储行的员工之一。他建议由“76号”特务拿着中储券去买东西，如果店家不收，便掏出白朗宁，让他们吃子弹。在特务的淫威下，中储券像捅竹竿，一节一节地捅下去，终于可以在市面上流通。

蒋介石恨之入骨，命令戴笠设法破坏伪中央储备银行。军统特务开始暗杀伪行高级员工。第一个进入杀手视线的，即是家住法租界恺自尔路(今金陵中路)芝兰坊7号的季翔卿。

1941年1月30日上午8时许，一辆黑色的自备汽车缓缓开来。季翔卿头戴礼帽，身穿黑色条子英国花呢西装，外罩貂皮领黑色皮大衣，鼻梁上一副金丝边眼镜，风度极佳。他拉开车门，右腿已迈进车厢，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路边上两个身着长袍的年轻男子，迅速冲过来，“啪啪啪”几声清脆的枪响，季翔卿“啊”了一下，便倒在地上，一颗子弹击中了太阳穴，另一颗子弹射中了额头，白色的脑浆、红色的血，四处飞溅。凶手从容而去。

2月20日上午10时15分，三名男子大模大样地进入上海中储行营业大厅。为首的一名“西装绅士”，从皮包中抓出一枚手榴弹向前投去，落在右边甬道上，咕碌碌滚了几下，却没有动静；于是，一挥手又飞出一枚来，落在楼梯口，“轰隆”一声，烟雾弥漫，吓得营业小姐和大堂经理全趴在地上。又一名刺客，直奔二楼业务课，连扔了两枚手榴弹，由于忙中出错，都未拉保险，因此没有爆炸。刺客反身碰上警卫，一抬手就是一枪，那个倒霉蛋便一命呜呼。三名刺客迅速逃逸。

没有几个不怕死的憨大，还敢去中储行那个是非场；行员们更是提心吊胆，战战兢兢，胆小的甚至不敢上班。可把周佛海气得如一佛出世，他电告李士群：“明日飞沪，机场接。”

第二天中午，一架日本军用飞机穿云破雾，降落在上海机场。周佛海一出舱门，见李士群、吴四宝、戴寅和特务委员会委员、警卫第三大队大队长张鲁等都来迎接。一行人马驱车来到周佛海寓所，共同研究了加强、充实中储行的警卫办法。下午，周佛海又赶往外滩中储行，召开全行行员大会，“勉其安心工作”；并拍胸膛保证，“当负全责，谋行员安全。”

正当“76号”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之时，周佛海对重庆方面发表谈话，警告戴笠和军统特工不得再有此种犯罪行为；否则，将以暴制暴，采取严厉的报复行动。

半个月过去，军统特工偃旗息鼓。又过了半个月，周佛海突然接到上海来电：“中央储备银行又遭渝方狙击，调查处副主任楼侗不幸身亡。”

周佛海立即抓过笔和纸，“刷刷刷”给李士群拟写电谕：“士群暨沪上特工同志：力谋反攻，以血还血，勿谓余言之不预也。周佛海。3月21日。”

当天深夜11时50分左右，“76号”阴森森的大铁门突然打开，两辆卡车车头灯雪亮刺眼，闯了出来，车上鬼影憧憧，满载着杀人不眨眼的特务们，个个携带着手枪、手提机关枪和炸弹。特工总部大队长吴四宝坐在驾驶室里，亲自指挥。卡车来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1411弄口，司机将车身横在弄堂口，两个特务架起机关枪，封锁住出口，其余的特务纷纷跳下车，直奔弄里门牌10号的江苏农民银行宿舍楼铁门前，拼命按电铃。门房的茶房披衣出来忙问：“啥人？”特务回答：“巡捕房的，查看房间，快开门！”茶房赶快打开大门，一支黑洞洞冰冷冷的枪口正顶着脑门：“带路！”

“起来！起来！”从一楼到二楼，特务们挨着砸门，威逼里面的人打开门。11名睡眼惺忪的银行职员被特务们带到二楼，特务们让这些无辜的人站成一排。吴四宝狞笑着：“对不起，诸位，阿拉要借你们的头用一用，为中储行死去的人报仇！”

一位职员不服气：“又不是我们杀的，天下哪有这么冤枉的事体？有种去找军统。”

吴四宝恶狠狠地说：“不杀你们，找不到他们，但是账要算在他们头上，动手！”

特务们手中的枪一起开火，霎时间枪声大作，血雨飞溅，11名无辜的职员发出绝望的惨叫，相继倒下。吴四宝一摆手，带着人马爬上汽车，扬长而去。

吴四宝回去向李士群交差，大叫干得不过瘾。李士群点头鼓励说：“四宝，阿拉会在周老板那里为侬要香烟钿。既做了不如做个彻底，去中国银行再杀个痛快吧，威震上海滩！”

3月22日凌晨，李士群派吴四宝、万里浪、杨杰等特工头子，率领人马，前往极司菲尔路与开纳路口的中国银行的宿舍。特务们将这幢大楼包围起来，挨门搜查，共抓走包括各部主任在内的130人，统统将他们押至“76号”总部作为人质。

周佛海接到上海特工总部的电报，高兴得满脸飞金，一连给李士群发去三封嘉奖电，并进一步指示方针。李士群奉命发表声明：“我们的意思不是报复，而是在于自卫，并为一般市民谋安全，一旦重庆方面悔悟，在租界内治安确立，我们当立即恢复被拘捕者之自由。”、“我们警告重庆方面，能明了对被拘者有其责任，并对其生命负责。凡在沪之渝方金融机关之负责人员，及中、中、交、农等行之从业人员的自身安全计，你们都要向渝方呼吁，克日停止在沪一切卑鄙的暗杀行为。倘若渝方无耻的暗杀暴行仍然不断行使，我们为了自卫和保障上海的秩序，将对上述金融机关的人员，一律予以同样的处置。”

两天后，李士群的特工再次出动，这次的目标是法租界逸园跑狗场的中央银行办事处和公共租界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央行分理处；同时捎带对爱文义路的中国农民银行进行恐怖行动。“76号”的专员沈信一带着几个特务将一颗大型定时炸弹，偷偷放置在逸园央行办事处的水门汀楼道里；另一枚定时炸弹放置在一只木箱里，由一名特务扮成邮差，送到爱文义路中央银行分理处，谎称是香港寄来的货物，之后拔腿就走。两枚炸弹发生爆炸，死伤50余人。放置在农行的炸弹幸亏及时发现，被巡捕拆除，未造成人员伤害。周佛海对李士群的行动很满意，他洋洋得意地回答记者采访说：“我方已达到目的，我已电令李士群暂停行动，今后如何，仍视渝方也。”

汪伪特工的疯狂杀人行动，引起上海的外国银行震惊。他们开会决定，一方面向重庆提出停止袭击中储行的行动，另一方面向汪方提出，要求停止报复行为。

4月4日，上海金融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联袂求见李士群，具名保释中行被捕的129人。李士群厉声回答：“我并不是欲与这一百多职员为难，但如果就这样释放他们，我下令逮捕他们，不是多此一举吗？诸位请回吧！”

4月5日，英美两国的商会主席求见周佛海，要求周佛海下令停止恐怖行为。周佛海说：“这个责任不在我方，应该完全由渝方对此事负责。只要渝方一天不停止恐怖活动，我方就不能束手待毙。”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营救下，4月6日晚，周佛海终于同意准许保释中国银行沪分行被捕人员，但要求他们签字具结，连环互保，随传随到。

军统上海站与“76号”继续过招。当时中储银行会计课副主任张永钢，因被军统特工打伤，做了截肢手术，正住院养伤。4月16日上午，在戒备森严的情况下，军统特工七人大模大样地混入病区，穿上白大褂，装作查房，用随身所带的利斧，将张永钢活活劈死，然后飘忽而去。

李士群暴跳如雷，命令吴四宝：“务必于当日晚，在渝方中行职员中，以3∶1的比例，大开杀戒，以杀止杀，以暴治暴。”是晚9∶30分，吴四宝带着如狼似虎的喽，再次“光临”中国银行宿舍，将主任级的行员九人带回“76号”。吴四宝说：“上次便宜了你们，这次我方银行死一人，要你们三个抵命。我看这样吧，先杀三个姓张的吧。”结果当场只查到两个姓张的；吴四宝随便对一个叫曹善庆的说：“对不起，只好拿你凑数。”他命令将三人押上汽车，又开回中行宿舍门前，随即开枪，造成两死一伤。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戴笠被蒋介石一顿臭骂，只得请杜月笙出面调停。戴笠充分认识到李士群的存在对军统危害太大。于是他通过秘密渠道，让周佛海除掉李士群。

李士群争权夺利，不知自忌，竟向大汉奸周佛海叫板，二人魔道相争。周佛海暗中联络戴笠，又勾结日本人，毒毙李士群。

1943年1月11日下午，南京西流湾8号的周佛海公馆，一座漂亮的三层小洋楼，突然被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烧得面目全非。周佛海目睹惨状，备感凄凉。周宅警戒森严，房里并无失火隐患，显然是人为纵火。但何人吃了熊心豹胆，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周佛海分析再三，心中的谜团逐渐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对！就是他，除了此人，没人敢为。”这个他，在周佛海日记中是用“某人”来代替，可见此人的道行之深，就连周佛海都让其三分，在日记中都不敢泄露“天机”。这是谁呢？在汪伪集团中，能让周佛海心惊肉跳、寝食不安的角色，只有李士群一人。

李士群在cc系中，比起周佛海，只是个小混混。李士群投靠汪精卫，提着猪头，也是周佛海引进的庙门，李士群为巴结周佛海，费尽心机。他与吴四宝串通，设下美人计，找了个戏子小玲红去勾搭周佛海，并将吴四宝新宅提供给周佛海幽会。之后，他巧妙地将此事告知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杨淑慧是个“滚刀肉”，即去捉奸，将小玲红暴打一顿。周佛海后院失火，焦头烂额之际，李士群又出面帮他摆平风流债。周佛海感激不尽，视其为亲信，周佛海当上警政部长后，联合李士群，排挤丁默，终于将丁默踢出了“76号”，使李士群当上警政部政务次长。但让周佛海看走了眼的，也正是这个“瘪三”。李士群七勾八搭，与陈璧君拉上关系，投靠“公馆派”后，不把周佛海放在眼里。当周佛海做了行政院副院长后，李士群居然厚着脸皮说：“老周，你别占着茅坑不拉屎，趁早把警政部长的位子让出来！”

周佛海在日记中愤愤不平地写道：“念余以忠厚待人，而人多以手段对我。虽觉愤愤，然最后恐仍以忠厚者占上风也。就余个人言，以让出警政部长为妙；就事业言，则不宜如此。盖其能力、资望，俱不足长一部长。究应如何，实令余苦闷难决。”从此，两人矛盾骤然尖锐起来。

1940年秋，日本驻上海第13军通过军事顾问部向汪伪提出一份“肃清方案”，希望汪伪配合日军，肃清各地区敌对势力。汪精卫与周佛海、陈公博商谈时，周佛海提出由其亲信罗君强任督办，主持其事。罗君强在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总司令部做过少将秘书，也干过浙江海宁县县长，有一定的军事和行政经验，是最佳人选。

汪精卫即召见罗君强，将其引至楼上的一间房内，取出一份日文的《肃清方案》及译件，说：“肃清的事，佛海向你说过了吗？”罗君强满心欢喜：“汪主席，‘肃清’二字很刺眼，中国历史上将这类工作叫‘清乡’，不如用‘清乡’这个老名词为妥。”

周佛海即与罗君强精心策划，决定将中央税警学校3000人改为保安队，作为骨干，再招兵买马，趁机扩展自己的势力。

李士群和晴气庆胤合谋，将周佛海撬了。晴气向汪精卫提出：“‘肃清’改为‘清乡’很好，这是一件大事，请汪阁下担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陈公博、周佛海兼副委员长，在苏州设办事处，由秘书长代行会务；秘书长兼苏州办事处长似以李士群担任为宜。”

日本人的话，就是圣旨，汪精卫点头同意。周佛海和罗君强瞎忙活半天，到头来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周佛海在日记中气急败坏地说：“本日与汪先生商清乡问题时，发现某又弄花样。至诚能开金石，忠信可格豚鱼，余待某以诚以信，而终不能感格，岂豚鱼之不如耶？”

李士群威风张扬，跋扈嚣张。每次到南京和回上海，警察厅都兴师动众，在机场和车站送往迎来，仪仗队行持枪礼，军乐队吹喇叭、打洋鼓，派头十足。

某次，周佛海偕妻由上海回南京，正巧与李士群同车厢。当火车缓缓进下关站时，月台上鼓乐齐鸣，警察们站成两排，举手敬礼。周佛海眼神不好使，以为这些警察是来欢迎自己的，慌忙挥手答礼。不料，警察们几十双眼睛却注目周佛海身后的李士群。周佛海的老婆杨淑慧见状，用手拉拉周佛海的衣袖，醋劲十足地说：“侬举手做啥？人家是来欢迎他们的李部长，要侬轧在里头还礼做啥？”周佛海的脸皮一下子涨得像挂了三天卖不出去的紫猪肝，他咬牙切齿地轻声骂道：“早晚让你尝尝厉害！”

借刀杀人、隔山打炮是周佛海惯用的手法。他向军事顾问部的影佐祯昭添油加料，讲述李士群的飞扬跋扈。影佐认为：“不可使某一人权太大。现在，新政府中有两大势力，如同癌症，一是李士群，另一是任援道。任的危害小，李的危害大，如不及早防止，将来必有大患，应该立即取消警政部。”

在日本顾问的支持下，周佛海要汪精卫取消警政部，李士群闻讯，暴跳如雷，以辞职相要挟。影佐祯昭主张立即予以制裁，汪精卫却说：“动不得，如果他调动特工对付我们，如何是好？”

周佛海说：“如果李士群以特工为后盾而反抗，尤其应乘其势力未大时，先予抑制。”无奈，李士群有晴气撑腰，又有汪夫人这把大伞罩着，周佛海只能在日记中指责：“汪(精卫)先生有软化倾向，盖畏忌特工也；胆小如此，似非领袖所宜有”；“汪先生畏忌及日方庇护，为养成其骄横之主要原因。今日方似有觉悟，而汪先生则仍畏忌，此不仅不能维持威信，且非爱护(李)士群之道也。”

在周佛海和影佐祯昭的联手下，8月16日，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撤销警政部，增设调查统计部，任命李士群为部长，以保持特工组织；撤销社会部，改设社会运动指导委员会，由周佛海兼委员长。这个新机构，实际上是变相的特务警察机构，以此来分李士群的权。但李士群也不是好对付的。为了打鬼借钟馗，他请汪精卫到清乡区视察，亲自护卫；并在汪精卫所到之处，都张贴“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等花花绿绿的标语；高压手段威逼老百姓，来参加欢迎汪精卫的大会。由于李士群“清乡”有功，汪精卫特任其为伪江苏省政府主席。

李士群不但争权，而且夺利。在兑换法币问题上，借机敲了周佛海一笔。1942年5月30日，周佛海以财政部长名义发表声明，宣布从6月1日起整理旧法币，从6月8日到21日，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及上海、南京两市实施旧法币与中储券兑换。李士群是伪江苏省政府主席，拒不执行周佛海的命令，借口江苏省“清乡”区情况特殊，由于时间紧，尚有旧法币3000万元来不及兑换，应推迟15天；而且兑换比例不能以2∶1，应按1∶1进行兑换，否则老百姓吃亏太大。结果李士群以2∶1换来的3000万元旧法币，一转手，又从周佛海的口袋里拿回了3000万元中储券，敲了周佛海1500万元中储券的竹杠。

李士群手持尚方宝剑，挟天子以令诸侯，不知自忌，居然多次打上门向周佛海要钱，这更令周佛海难以容忍：“李士群又来借款。此人不来则已，来必要钱。至现在止，凡所求，均必应之，如仍不满，惟有听其自然耳。”

周佛海的母亲及岳父被戴笠扣住，周只得与戴笠暗中往来，留条后路。戴笠在周佛海身边安插了军统特务程克祥和秘密电台。李士群是搞特工的，派出特务在周家附近转悠，周佛海整天提心吊胆，害怕稍有不慎，就会有什么把柄落到李士群的手中。于是将电台转移到上海他内弟杨惺华家里。

1943年夏天，军统特务程克祥的电台传来了戴老板的绝密指示：“李逆士群甘助日寇为虐，迭次残害我地下工作人员，着即周佛海、罗君强诸兄等商制裁办法，迅即回报。”

周佛海找来罗君强和熊剑东商议除李之事，熊剑东冷笑着说：“这容易，派几个弟兄埋伏在苏州到上海的公路上，一扣扳机就解决问题……”

原来，熊剑东与李士群之间，有深仇大恨。熊剑东自从担任税警总团副总团长后，在江苏“清乡”时，为争地盘，他的税警总团与李士群的特务武装不断发生冲突，双方甚至开枪火并。李士群动了杀机，与熊剑车的旧部，时任伪调查统计部次长的杨杰密谋，派杀手在上海北站打熊剑东的黑枪，结果刺客被日本宪兵队当场捕获，一顿猛揍，供出了幕后指使者。从此，熊剑东与李士群不共戴天。

罗君强搔着头，咧着嘴，说：“不妥，那家伙精得像猴似的，乘的是子弹打不透的保险汽车，腰里掖的是最灵巧的左轮手枪，还有几个百步穿杨的保镖；一旦失手，调查统计部的特务要查，日本特务要查，汪先生也要查，我们如何交代？”

周佛海学着京戏道白：“山人自有锦囊妙计。吴四宝之死，是那厮的榜样！”

吴四宝是李士群的死党，为非作歹，后来竟去劫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运钞车，事发被捕。闹得实在不像话，日本宪兵队用毒药将其毒死。周佛海这么一提醒，罗君强、熊剑东连称“妙计！”

于是，周佛海与日本宪兵司令大木繁少将密谋后，由罗君强、熊剑东二人去“放生意”。在一次税警学校纪念周，罗君强先放一炮，骂李士群不是东西，大摊其“臭缸”。同时，熊剑东搜集了一些李士群的清乡队如何仇视日本军队的证据，在日本宪兵队高级特工冈村中佐面前说了许多坏话，冈村果然中了反间计。他奉命于1943年9月4日，约李士群到上海外白渡桥百老汇大厦七楼的一间房间谈话。下午3时许，李士群带着日语翻译、调查统计部常务次长夏仲明如期到达。只见熊剑东在座，当即脸一沉，反身要走。

冈村上前拉住，状若诚恳地说：“你们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叫‘冤家宜解不宜结’吗？何况两人都是我的好朋友。所以我本着和两位的友谊，替你们拉场，希望两位通过今天友好的会见，能尽释前嫌。”

冈村叽里呱啦一通，熊剑东首先拱手表示：“兄弟愿捐弃前嫌，今后如有二意，即被乱枪打死！”

李士群虽然满腹狐疑，碍着冈村的面子，也弯腰向熊剑东道歉：“原来的过节皆是手下人所为，愚兄在此向你赔礼，愿消除误会！”

冈村将李、熊两人的手叠在一处，高兴地说：“没想到这么快二位便消除了误会，难得有此机会，我请客，边吃边谈。”

李士群一听要吃饭，顿时警惕起来，推说自己这几日正腹泻，不能吃东西，说着就要告辞。冈村佯怒。

“不敢不敢，我的确身体不好，不能奉陪。”李士群连忙解释。

冈村点点头，说：“你不要走，少吃一点。”

李士群无法，只好坐下来，使个眼色给夏仲明。宾主入席后，冈村与熊剑东殷勤地为李士群敬酒，李滴酒不沾，只是看他们吃哪个菜，自己也用筷子搛一点意思一下。冈村则与熊剑东大吃海喝，十分尽兴。这时，一位日本少妇优雅地端着一盘牛肉饼进来。冈村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妻子，刚从东京来。”日本少妇跪到李士群面前说：“这是我亲手为你们做的，请尝尝。”

看着李士群在犹豫，熊剑东伸手拿了一块，咬了一口，连称“味道不错！”冈村拿了一块，又递给李士群一块，便大嚼起来，夏仲明也吃了一块。李士群见他们都吃了，不好意思，也吃了半块。冈村催他再吃一点，李说什么也不吃了，紧接着起身去卫生间，想把食物呕出来。谁知，冈村紧随其后，也跟了进去，李士群无法吐掉，只得转来，又勉强坐了20分钟，便起身告辞。在车上李士群问夏仲明：“今天的牛肉饼很难吃，你觉得怎样？”

夏仲明说：“没什么呀，我倒不觉得有什么。”

原来，冈村料到李士群不会拿牛肉饼，便安排人将有毒的那只饼做了暗号，亲自递给李士群。这才是：任你奸似鬼，喝了老娘的洗脚水。

饼中的毒药，是一种从患霍乱的老鼠体内培养出来的病毒，其症状是上吐下泻。但要等36小时后才能发作，且无药可以救治。

李士群回家后，用手指伸进喉咙，哇哇地吐了半天，觉得好受多了。于是便放心地与人打麻将。第二天返回苏州，跟正常人一样，到第三天，病情暴发，大吐大泻。连忙请省立医院的院长储麟荪前来急诊，但药石罔效，束手无策。到第五天，即9月9日，李士群已是皮包骨头，在浑身抽搐中张口瞪目而死。

周佛海闻讯，好像三伏天喝了冰啤酒，心里的痛快难以言状。但只在日记中不显山不露水地留下寥寥几个字：“忽闻李士群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