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林彪事件之后，在周恩来领导下各地各部门联系实际、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过程，也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前的成绩、纠正“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恢复党和国家正常工作的过程。这就必然引起与“文化大革命”命运攸关的江青集团的仇视和反对。

和林彪集团一样，江青集团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早在“文化大革命”发动阶段，这两个集团就相互勾结，彼此利用。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混乱中，它们分别加强了各自的势力，并开始着手实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同一目标。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曾两次鼓动、策划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试图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江青等人公开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首的第三个司令部。”1970年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开始不久，江青私自召集会议，攻击、污蔑周恩来，同时吹嘘自己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领导。因此，在实现政治野心方面，江青一伙与林彪一伙并无本质区别。林彪集团的覆灭，对江青集团来说无疑是解除了直接威胁。但随后开展的对林彪的批判，特别是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又造成对江青一伙的新的更大威胁。这是因为，极左思潮与“文化大革命”有着不解之缘，煽动极左思潮的不仅有林彪一伙，原中央文革小组江青等人更脱不了“干系”。在江青一伙眼里，“批极左思潮就是批文化大革命”。

1973年春，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曾预计同年国庆节前可召开四届人大。但随着情况的变化，原定计划又一再推迟。直到同年8月中共十大之后，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才重新提出来。9月1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开始进行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周恩来担任《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全部工作预计在10月5日以前进行完毕。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这些程序如果进行得顺利，四届人大正式会议开五、六天就能解决问题。”几乎是在邓小平等一批老革命家回到政治舞台的同时，沉寂了22个月之久的关于四届人大的“信息”，又再度出现在报端。

就在这时，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开始联合向周恩来反扑。在他们授意、操纵下，全国报刊上发表大量“评法批儒”的文章，“四人帮”在北京及各地的亲信和骨干分子也大肆活动，借批判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矛头对准老一辈革命家和恢复工作的广大老干部。“四人帮”的干扰，使正在进行中的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又被打断。

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动向是有所警觉的。在可能的条件下，他批评和制止了北京及外地出现的一些不利稳定政局的非组织活动。但周恩来考虑更多的，还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或者“靠边站”的老同志。

首先，周恩来对邓小平复职及工作安排问题给予高度重视，并亲自宣讲、落实。这一年3月，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在谈到邓小平复出这件事时，周恩来指出：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又说，邓小平同志身体很好，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邓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外事活动，中央政治局讨论重大事项时邓列席。不久，周恩来亲自安排邓小平出席外事活动，对外公布了邓小平的复职。在筹备召开十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重申：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此外，周恩来还直接向一些重要外宾介绍邓小平。他当面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赞邓小平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中国领导人。同年12月，周恩来亲笔草拟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在党中央和军委任职的通知。邓小平的复出，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

对党的十大前后复出的其他老同志，周恩来也努力为他们创造“出头露面”的机会，实际上是为他们进一步恢复名誉和扩大影响。他嘱告有关部门，要多安排董必武、朱德、陈云、李富春、徐向前、聂荣臻、乌兰夫、谭震林、李井泉等参加外事活动。

1974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社论再次发出“迎接”四届人大召开的消息。但仅过半个多月，全国就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1月25日，迟群等人在江青鼓动召开的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含沙射影地指责和批判周恩来、叶剑英。随后，江青又连续制造了一系列事件，称“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国务院有人“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媚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身患绝症的周恩来没有退缩。就在“一二五”大会之后，他嘱告一位因“批林批孔”不力受到指责、打算“辞职”的老同志：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论怎么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赶你，不管他怎样赶，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样整，你自己不要死。事实证明，这也是周恩来自己内心世界的独白。“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曾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说法，表示他虽处困境，仍忠于职守的信念。这一次，他用“不倒”、“不走”、“不死”这三句话，进一步表明他已下定的斗争到底的决心。

和林彪集团比较，江青集团具有作乱更久、能量更大、身份特殊等特点。同他们斗争，尤其要讲究方式和策略，善于掌握“火候”，捕捉时机。从这一年3月到12月，在毛泽东的决策和支持下，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进行了反复较量，最终取得四届人大“组阁”斗争的胜利。

关于出席联大特别会议人选。进入3月以来，周恩来因癌症复发每日失血达100多毫升。他在审阅医疗组《检查治疗方案》时却表示：根据目前情况，对《方案》所提切除手术一事“此次不予考虑”，“以后再议”。周恩来讲的“目前情况”，包括这时悬而未决的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团长人选问题。在周恩来病情加重、四届人大准备召开之际，由谁代表中国政府登上国际讲坛，向世界阐述中国的内外方针，事关重大。它对四届人大产生的新一届国务院人选有着直接影响。毛泽东敏锐地看到问题的“实质”所在，建议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周恩来立即表示拥护，并经过工作使政治局绝大多数成员赞同此议。尽管江青一再阻挠，无奈已成孤家寡人。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邓小平最终成行。而直到邓小平从联大回国后，周恩来才与医疗组商量自己的病情及治疗问题。此次斗争的结果，给予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以沉重打击。

关于“风庆轮事件”。10月初，毛泽东向中央建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进而确定了接替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的人选，表明四届人大已经进入“组阁”的关键时刻。这自然是江青一伙所不能接受的。10月14日，江青看到有关风庆轮的内部报道，其中有批判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便要求政治局对此“表态”。但周恩来、邓小平都未予理睬。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一伙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强迫邓就风庆轮一事表态。邓小平忍无可忍，据理驳斥。会后，“四人帮”暗中策划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及周恩来的“状”。但他们没有料到毛泽东当场严厉批评了王洪文。不久毛泽东又明确提出：总理还是总理，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得知毛泽东意见后，周恩来分三批约在京政治局成员开会，适时解决了“风庆轮事件”问题。他在向毛泽东汇报时表示：“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不言而喻，“风庆轮事件”的实质，仍然是四届人大“组阁”问题。这一年7月，毛泽东在他召集的政治局会议上曾严厉批评了“四人帮”。之后，他又向全党发出要“安定”、“团结”的号召，其中既有希望稳定政局以便顺利召开四届人大的意图，也暗含有对江青等人不要再搞帮派活动的告诫。然而，权欲熏心的江青一伙仍顽固地将矛头对准周恩来和邓小平，实际上也是在对抗毛泽东。从这个意义上讲，“四人帮”正是在为自己的失败增加“筹码”。11月12日，毛泽东致信江青，警告她“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同时托人转告周恩来，除已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副总理人选外，其他四届人大的人事问题均由周恩来主持安排。这样，四届人大“组阁”之权已基本掌握在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手中。

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21日，周恩来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讨论新一届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江青、张春桥等竭力想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周恩来经与李先念等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不能放手，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和体委可做些让步。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作出的必要妥协，为的是换取全局上的稳定的成功。对此，国外的观察家也注意到，在“国务院任命的29个部长中，绝大部分不是文革前的官员，就是同周恩来个人非常之接近的同事”。同一天，周恩来还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方案。至此，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23日，根据中央政治局商定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抱病出行的周恩来表示：“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在长沙，毛泽东继续严厉批评了“四人帮”，同时高度评价了邓小平。他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三个职务。2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单独长谈，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问题最后定夺。经过分析比较，确定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会议上的人事安排方案，包括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的国务院领导班子。长沙之行，周恩来确实不辱使命。

毛泽东、周恩来共同制定的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是老一辈革命家持续斗争的胜利成果，它宣告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长期以来企图“组阁”阴谋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