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19日凌晨，毛泽东在听取张春桥等人对“大闹怀仁堂”情况的“汇报”后，严厉批评了参与二月抗争的几位老同志，指责他们是“翻案”、是“复辟”，并提出“文化大革命”不容否定。还说，如果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就和林彪一起上井冈山打游击。毛泽东这次确实是动了肝火。按照康生的说法，“我跟主席这么多年，从来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作了检讨，并就怀仁堂碰头会承担了责任。会议决定陈毅、谭震林、徐向前3人“请假检讨”，同时召开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批评陈、谭、徐等老同志。至此，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二月抗争即告失利。

在毛泽东严厉批评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之后，绝大多数老同志便在实际上停止了抗争的行动（有的是改变了激烈斗争的方式）。这些老同志之所以很快改变了其斗争的方式和行动，从很大程度上讲，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长达一个月之久的激烈的或其他形式的斗争，终归是建立在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对党的组织领导无条件服从的基础上的；也正因为如此，即便在最激愤的情况下，他们也丝毫没有改变或动摇过自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建立、培养起来的这种崇高的信念和感情。他们始终把矛头对准大搞倒行逆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伙人，而把纠正错误的希望寄托在党的组织和党的领袖身上。

此外，在参加抗争的老同志们心目中占有特殊位置的周恩来的态度和作用，这时候也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不言而喻，一直与二月抗争的老同志们关系密切的周恩来，这时候承担的是一个极其艰难、却又十分痛苦的“角色”。在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毛泽东与思想感情同“文化大革命”格格不入的老同志们之间，周恩来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他甚至不能不亲自出面，负责召集和主持同年2月下旬至3月中旬连续召开的针对几位老同志的“政治生活批评会”（“政治生活批评会”期间，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开列的供“批判”用的材料中，就有一份经李富春起草、周恩来审批的国务院系统开展运动的报告）。在这样的会上，他不得不讲一些违心的话，其中包括对那些犯“错误”的老同志，也包括对他自己。

在怀仁堂的会议室里，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一伙对李富春、陈毅等老同志穷追不舍，大肆围攻批斗。他们指责几位老帅们在中央碰头会上的发言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康生危言耸听地指责说：“这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宣称：“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陈伯达也表示：“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地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此外，他们还使用各种帽子、棍子，如“俱乐部”、“黑干将”、“联络员”等等，竭尽攻击诬蔑之能事。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因协助周恩来处理日常工作，是主管国务院工作的业务组长，几位副总理经常到他那里讨论问题。康生便诬称李是“俱乐部主任”。对此李富春冷言回答：“好嘛，那你就组织专案审查吧！人有嘴，话总是要讲！”

3月18日，是“政治生活会”的最后一天。老同志们“大闹怀仁堂”一事，终于被定性为“二月逆流”。陈毅从会场回到家里，感慨地对工作人员说：“真是巧合！41年前，1926年3月18日这天，在党和李大钊同志领导下，我们组织4000多市民、工人、学生，冲击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反动政府，革命群众遭到屠杀。鲁迅痛斥‘三一八事件’这天是‘最黑暗的一天’。想不到41年后的今天，我因反对这一类反动家伙，竟受到批判！”

二月抗争失利后，江青公开向主持党政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伸手要权，中央政治局被迫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的职能。

从这年3月起，林彪、江青一伙在全国掀起“反击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和抵制的各级领导干部，使本来已经混乱的局势更加恶化。

在江青的直接授意下，戚本禹与北京高校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密谋商量，决定“反击‘二月逆流’先从谭震林开刀”，“反谭震林可以从大寨展览开刀”。3月8日前后，北师大等院校的红卫兵组织相继制造了冲击北京农业展览馆和冲击“工业学大庆”展览事件。在十分复杂的局面中，原农垦部部长王震等坚决保护老一辈革命家，广大干部群众也同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黑风恶浪展开斗争。

3月14日，在林彪、陈伯达等人操纵下，首都北京街头出现了不明真相的大批群众的示威游行，他们高喊打倒“二月逆流”、打倒“国务院五个副总理和军委四个副主席”，“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等口号，掀起全国性反击“二月逆流”的第一个高潮。

1967年“五一”节，毛泽东、周恩来亲自批准“大闹怀仁堂”的叶剑英、李富春、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老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节日焰火。5月4日，陈伯达、戚本禹窜到北师大，向谭××等煽动说：“他们上天安门，你们反他们嘛！”“如果真理在你们手里……按照你们的意见去办嘛！”于是，造反派们又开始反击所谓“五月妖风”，使已经混乱不堪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多变。

自5月中旬起，北京又出现直接攻击周恩来的大字报和大标语，提出：周恩来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一”，“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等。一些造反派还提出“炮打”周恩来的理由：总理是“老保”，保这个，保那个，结果保的都是坏人；国务院许多副总理都垮了，他们的错误不会和总理没有关系；总理的多次讲话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讲话调子相差很远；周恩来是“二月逆流”的总根子；等等。

恰在这时，江青使出了更为狠毒的一手。5月17日，她写信给林彪、周恩来和康生，声称：红卫兵“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材料。这个“材料”，就是1932年国民党特务在周恩来早已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伪造的、在上海报纸上刊登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送给江青材料的红卫兵对历史事实的真相并不知情，而此时江青的险恶用心却是十分清楚的。面对这个挑衅，周恩来迅速地、断然地予以反驳。两天后，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同一天，周恩来放下其他事情，查阅了上海的旧报纸，亲笔写信给毛泽东，说明这件事。毛泽东批示将信及材料送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阅存。29日，毛泽东又针对正在掀起的“炮打”周恩来的浪潮，在一份材料上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第二天，周恩来将毛泽东批件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传阅”。直到这时，对所谓“伍豪事件”真相十分清楚的康生才写信给陈伯达、江青，建议由中央文革小组召集有关造反派开会，批评“极左派”的观点。这场闹剧终于被迫悄悄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