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文化大革命”表面上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了。但是，这场“大革命”实际上仍未被党内多数领导干部（主要是高、中级领导干部）所接受，“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红卫兵运动”中，各地、各部门的党政领导机关和负责人，绝大多数被视为害怕“革命”甚至反对“革命”而遭到“炮打”和批判。同年10月，全国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风潮，愈来愈多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被打倒。

1967年初，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作为这场风暴开端，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爆发了一件震撼全国的大事：1月初，《文汇报》、《解放日报》中的造反派相继“夺权”，宣布“接管”报社。随即，王洪文等人为首的“工总司”等上海市造反派组织联合召开“彻底打倒”中共上海市委大会，强行夺取原上海市的所有党政大权，即所谓上海“一月革命”。

由于上海“一月夺权”符合毛泽东“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主张，因而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接着，各地争先仿效，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市的造反派也相继宣布“夺权”。接着，各地争先仿效，“夺权”狂潮迅速蔓延全国。各省、市主要领导人纷纷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被剥夺全部权利，原有的党政机构陷于瘫痪，造成无政府主义浪潮恶性泛滥，社会陷入一片混乱。由于各级党政机构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业务指挥系统失灵，国民经济首先是工业交通损失加剧，面临停顿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稳定局势，人民解放军奉命“支左”，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

由于军队介入地方运动，使各级军事机关也受到了自开展“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最严重的冲击。尽管中央明令规定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但由于种种原因，军队中被认为偏向“保守派”的居多，引起地方上造反派的不满。在军队内部，也开始产生派性，并出现分化。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驻地北京中南海，又发生红卫兵和造反派包围、冲击事件。这些群众组织提出要批斗住在中南海内的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领导人，并声称要将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等一批国务院负责同志揪走。坚守中南海的周恩来夜以继日，反复批评劝阻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种种过激行动，要求保证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中南海，成了“文化大革命”以来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得以免受批斗和迫害的临时“避难所”。

在短短一个月内，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普遍被揪出、批斗、打倒。其中，军队高级将领已不在少数。中共中央在1月14日发出的《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等文件，实际上成了一纸空文。事实清楚地表明，全国性动乱正在急剧蔓延和升级。由此，不能不引起一直为动乱局面深深忧虑的老一辈革命家的严重关注。尤其是军队中不稳定因素的激增，一些军事部门和地区面临失控的状况，更使得老一辈革命家焦灼不已，寝食不安。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正义的抗争便首先在军队问题上展开。

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和要不要稳定军队，这是二月抗争中老一辈革命家紧抓不放、据理力争的三个重大原则问题，也是论争中的核心问题。它集中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与“文革派”之间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所必然形成的两种截然对立的认识。

老一辈革命家的二月抗争，共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叶剑英等老帅在中央军委碰头会上拍案怒斥江青等人，通称“大闹京西宾馆”。

1月19日、20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碰头会，讨论军队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问题。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以“军队不能特殊”为由，继续鼓吹军队应和地方一样搞运动。对此，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军委副主席坚决反对，他们一致认为：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一乱，将无法担负保卫国家、抵御外侵的重任。在两种意见激烈争执当中，叶剑英、徐向前义愤填胸，拍案怒斥江青一伙，表现出老一辈革命家无私无畏的凛然正气。

会后，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碰头会的军队干部，表示赞同军队应保持稳定的意见。随后，徐向前又当面向林彪陈述理由，要求制定一个稳定军队的文件，林彪也表示同意。这样，经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以及周恩来等商讨、修改，产生了中央军委《八条命令》。1月28日，《八条命令》由毛泽东批准下达，其主要内容包括：军队一切指战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军内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得随意抓人、抄家、搞武斗；一切外出串连人员应迅速返回本单位；一律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等等。《八条命令》以及后来根据这个文件制定的其他旨在稳定军队的文件的产生，从根本上说，是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做法、反对江青等人阴谋搞乱军队的斗争的结果。从总体上看，“大闹京西宾馆”，是老一辈革命家在这一时期所进行的一系列正义抗争的序幕。

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了结。因“全面夺权”导致的“打倒一切”、“天下大乱”的局面，是不可能因下发了某个文件、作出了几条规定，就可以从根本上得到扭转的。就在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下达不久，地方造反派与军队的矛盾和冲突仍在发展、加剧。这一时期北京和各地（如昆明、贵阳、长沙、广州、杭州、南京、沈阳）频繁发生造反派冲击驻军领导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全国形成了冲击人民解放军的一股邪风。

第二阶段是老一辈革命家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上同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多次展开面对面的论争，通称“大闹怀仁堂”。

自2月上旬起，周恩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主持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领导人，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商讨党政业务工作。怀仁堂碰头会，从一开始就成为老一辈革命家再次揭露、抨击中央文革小组一伙人乱党乱军行径的场合。

在2月11日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斥责康生、陈伯达和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他又质问：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也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会上，聂荣臻还对江青等人大搞“不教而诛”的做法提出抗议，指出：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这样，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凭着他们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利益的高度责任感，义正词严，针锋相对，同一贯煽动动乱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面人物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

2月16日，怀仁堂会议上的斗争达到高潮。这天的会议本来是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但会议一开始便又进入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根本问题（包括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广大老干部和要不要稳定军队这三个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谭震林首先怒斥张春桥：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又说：你们（指张春桥等）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指“文化大革命”），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还义正词严地当场申明：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会上，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也作了言辞激烈的发言，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极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小组里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以痛快淋漓的揭露、抨击。

第三阶段是老同志们在不同场合“口诛笔伐”，继续就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阐明看法。

就在老同志们“大闹怀仁堂”的当天晚上，余怒未消的陈毅又在外交部的一个群众场合发表长达7个小时的演讲，继续猛烈抨击中央文革小组一班人的卑劣行径。他极其尖锐地提出：“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指在座造反派代表）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陈毅的这段讲话，代表了参与和支持二月抗争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心声，凝聚了他们对眼前危难时局的痛苦而深刻的思考。

第二天，谭震林致信林彪，指斥江青“比武则天还凶”，其“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并表示：要“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

在这前后，周恩来、李先念、聂荣臻等也在不同场合发表讲话，阐明他们对“三大原则问题”的看法。老革命家们在该阶段的斗争虽然时间短暂，却方式多样，内容丰富，影响广泛。

这样，从1月19日开始，到2月18日为止的整整一个月时间里，谭震林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各种不同场合进行了一系列的各种形式的抗争。面对老一辈革命家的正义之举，中央文革小组的几个头面人物无言以对，惊恐异常。在江青的策划下，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出《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并由张、姚二人当面向毛泽东汇报。

历史证明：伟大的二月抗争，是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长期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内正义力量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一次觉醒，它对于后来党和人民的持续斗争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