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瓦窑堡会议决议》，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抗日”与“反蒋”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方针下进行的。其时，经过长征的红军刚到陕北，为了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与进剿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不得不把扩大与巩固苏区根据地和发展红军作为基本任务，统一战线的重点自然也只能放在联合东北军、西北军和发展白区工作、开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方面。在当时，把1927年叛变革命，十年内战中屠杀工农，与中国共产党结下血海深仇而在日寇侵略、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仍坚持其反共灭红和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视为主要敌人之一，是势所必然，是由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情况和党与红军所处的具体环境决定的。

然而，中国共产党是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的基点在于抗日。所以，抗日统一战线是否包括蒋介石在内，并不决定于中共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蒋氏之是否抗日。所以，一当出现蒋氏向抗日的方向动摇的迹象，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立即从实际出发，主动地、灵活地运用统一战线策略，适时地调整对蒋策略。不过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对蒋策略的改变实非易事，是在1936年至1937年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反复进行政治较量和军事斗争中逐步实现的。

国共两党直接联系的恢复

1936年2月27日，受托为南京政府送密信并接洽与共产党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的董健吾（化名周继吾）、张子华抵达瓦窑堡，国共两党中断了十年的直接联系由此恢复，这就把“抗日”与“反蒋”是否继续并提的问题提到了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面前。在这之前，张学良在洛川会谈中表示的“不同意打蒋”的意见，已经引起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重视。

1936年3月初，张闻天、毛泽东等在山西石楼前线接到博古从瓦窑堡发表的电报，得知南京当局通过关系派专人送信到瓦窑堡，表示要同中共谈判联合抗日问题，希望中共中央立即答复，促使中共对蒋方针发生变动。

同共产党和红军打了十年内战的蒋介石为什么在这时提出同中共谈判联合抗日问题呢？决定的因素是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的侵略行动直接危害和威胁英、美等国和蒋介石集团的利益。蒋氏为维护其利益、巩固其统治，不得不调整其内外政策。蒋在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开始作出将改变妥协退让政策的表示。他虽然仍侈谈“和平”，但同时又说，“和平到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到最后关头”，他即“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与此同时，对外，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以争取苏联的支持和帮助；对内，企图并用政治、军事两手策略，在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通过“谈判”，收“溶共”和“收编”红军之效。

1935年12月，蒋介石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表示，希望苏联“能够促进国共团结”。鲍格莫洛夫拒绝苏联政府充当国共谈判的中间人。1936年1月，蒋又告诉这位苏联驻华大使，他“准备同意中共合法化，但不能让中国红军存在”。随后，蒋又表示“可以在以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留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除此以外，蒋介石还在1935年底派陈立夫秘密赴苏谈判，希望订立共同对日的军事同盟。后蒋考虑时机尚未成熟，令已到德国的陈返回南京，同苏联驻华大使交涉。又令回国述职的中国驻苏武官邓文仪赶回莫斯科，同苏联一些高级将领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

在国内，蒋介石设法同共产党建立联系。他指派陈立夫打通同共产党的关系，同时要宋子文想办法。

陈立夫把任务交给CC系要角、铁道部次长曾养甫。曾即于1935年11月底把任务交给了铁道部劳工科长谌小岑。谌与曾是天津北洋大学同学，早年参加过“觉悟社”，同周恩来夫妇有旧谊。谌小岑通过翦伯赞邀来吕振羽，同中共北方局建立了联系。另外，谌小岑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左恭认识了一位宁夏人黄先生，黄先生的真名叫王绪祥，党内名为张子华。张子华建议由国民党直接派人去陕北。

宋子文找宋庆龄商议怎样向中共中央传递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1936年1月，宋庆龄把董牧师（健吾）请到家里。董是共产党员，宋子文在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宋庆龄交给董一封信，要他到陕北面交中共中央领导人。行前，宋庆龄又给他一张财政部长孔祥熙签署的委任董为“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以保证旅途方便与安全。

上海中共特科获悉此事后，决定派张子华随董健吾同赴陕北。张子华通过谌小岑征得曾养甫同意，与董结伴西行，于1936年1月抵西安。时值隆冬，遍地冰雪，加之陕北苏区处于国民党军队包围封锁之中，董、张二人在西安滞留了40天，未能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和安全进入苏区的路线。他们只得请张学良帮忙，经东北军掩护前往。终于在1936年2月27日到达瓦窑堡。董健吾进苏区后即化名周继吾。

第二天，董健吾和张子华二人一起面见在瓦窑堡留守的中共中央常委博古。呈递了宋庆龄托带的密信，还谈了南京情况：国民党内孙科、于右任、张群、冯玉祥等均主张联俄联共；蒋嫡系中也不是铁板一块，有的主张联红反日，有的主张联日反红；蒋介石本人有与红军妥协反日的倾向。据1936年2月28日彭德怀、毛泽东致李克农电。

博古立即电告在山西前线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和在陕北前线检查工作的周恩来。3月2日，张、毛、彭复电要博古同董健吾等一起到山西石楼，面商同国民党谈判事宜。同时要周恩来也来石楼。这时，董感到此行已经迁延多日，如前往石楼，更要耗费不少时日，为使国共双方迅速磋商大针，宜由中共对南京当局的意向作一答复，由他急回南京、上海复命。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遂于3月4日中午12时，以“张、毛、彭”三人署名复电“博古转周继吾”，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提出与南京当局谈判的五点意见：“我兄复命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最后表示“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董健吾第二天即带着这个密件离开瓦窑堡返南京。

张、毛、彭的电文，在国共两党联系中断了十年、开始在国内重新直接接触之际，提出了同国民党联合抗日的基本条件。电文中未提“反蒋”而强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第一次向蒋介石和南京当局表示，在抗日的前提下，“反蒋”的方针不是不可变动的。

晋西会议调整对蒋策略

3月中旬，张子华随博古来到山西隰县大麦郊地区（今属交口县）。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一起，听取了张子华关于同曾养甫、谌小岑接触的情况汇报，了解到陈立夫、宋子文寻找共产党中央希望举行秘密谈判的具体情况，获悉国民党上层人物孙科、于右任、冯玉祥、胡汉民以及陈立夫等亲英美派有联共联俄一致抗日的意向。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处长王世英也来到这里。王世英向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汇报了北方局同南京方面接触的情况。1936年1月，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已经在吕振羽陪同下与谌小岑见面，打通了国共之间的关系。

3月16日，李克农也赶到石楼。他刚刚同张学良在3月4、5两日进行了第二次“洛川会谈”。李在3月5日已电党中央简要报告会谈结果，这时又当面向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详细汇报。关于对蒋方针，张学良在1月19日第一次“洛川会谈”时就“不同意讨蒋”，这一次会谈中更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主张抗日必须“联蒋”。其时，张学良因护送董健吾、张子华赴陕北，已经从董、张那里了解到南京当局正欲同中共中央秘密谈判联合抗日；彭德怀、毛泽东又于3月5日把中共中央提出的与南京当局谈判的五项条件电告张学良；因此，张学良一方面更加放心大胆地联共联红，另一方面，更加认为老蒋有抗日的可能。

1936年3月20日至27日，张闻天在山西前线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称“晋西会议”）。应该看到，这次会议的召开，既是因为刚从莫斯科回来的刘长胜带来了共产国际七大决议的文件，需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也是因为国共两党关系上发生重大变化这一新情况，迫切需要对瓦窑堡会议确定的统一战线策略方针进行总结并作必要的调整。

在晋西会议上，张闻天就共产国际七大决议和统一战线问题作报告。1936年3月20日张闻天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这个报告以《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为题收入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张闻天选集》。以下引文据《张闻天选集》。他概括国际七大的主要精神，“一是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二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以此衡量《瓦窑堡会议决议》，“基本上是同这些决议相符合的”。鉴于国际七大决议中关于欧洲的问题讲得多，关于中国的具体问题很少涉及，张闻天提出贯彻国际决议的指导思想：“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把共产国际指示“民族化”的思想，其实质就是不能把国际指示教条化、神圣化，而要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张闻天不仅提出了这一指导思想，他的这篇报告也体现了这一指导思想。

在报告中，张闻天分析了1935年8月共产国际七大闭幕以后半年多来世界形势“新的变化”和在日本继续侵占华北情况下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他指出，中国国内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动，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分化很明显”之外，“许多派别在抗日口号下表现活跃”，地主买办集团中有人“想找出路来联俄联共抗日”，“南京政府内部和一些军阀也在与我们接洽谈判”。这一切证明，在中国，尤其是华北，“爆发民族革命战争的局面正在形成”。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准备开展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战略任务上，张闻天反复强调，党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尤其是中心”；在策略方针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主张国内和平，联合抗日”，“目前的关键，是建立统一战线——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我们“必须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他认为，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没有死板的公式”，要依据不同的环境，利用每个事件，在各种阶层以至各种反动阶层中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他说：“不分析反革命派别中的各个人，视同一律，就不能有统一战线。不用策略而只背诵教义，就不能有统一战线。”

对“蒋”，虽仍指其为“最反动的法西斯分子”的代表，但在策略上，已经改变了“抗日”与“反蒋”并提的提法，而将“抗日”突出地摆到“中心”位置，出现了用“联合抗日”取代“抗日反蒋”的趋向。

张闻天还着重论述了实现上层统一战线的具体方针。他指出，应该“首先注意那些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的派别”；与各种政治派别、武装部队订立协定，可以先订部分的、地方性的协定。这种协定可以是公开的或秘密的，但一定要“着眼于争取广大群众”，要“讲原则”，协定订立后我们一定要“忠实遵守”。他还强调，在上层统一战线中，党决不抛弃自己的立场。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唯一正确的主张”；对同盟者决不放弃“严肃的批评”；对右派“进行最坚决的斗争，而不是迁就”。张闻天提出的这些原则，直接指导了当时秘密进行着的同南京政府的谈判，以及同东北军、西北军等地方实力派的联合工作。

关于统一战线的发展方向，张闻天没有照搬国际决议的规定。他从中国实际出发，指明：在中国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权（抗日联军、国防政府）同欧洲各国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二是已经有了苏维埃”。他提出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在中国，“有可能在某些地区中首先建立这种政府”。

张闻天还论述了同国际决议指出的产生这种政府所需要的不同的适合于中国特点的三个条件：一、某些地区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已严惩地瘫痪，因而无力阻止这种政权的产生；二、最广大的群众已经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但未进至争取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三、一部分愿意抗日的当权者与群众公开要求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联合一致，抗日讨蒋。他还指出，建立这种政权不应“消极与等待”，而要“从斗争中得来”。这些论述，成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指导思想。

张闻天的报告总结了瓦窑堡会议以来三个月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充实和发展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得到政治局的赞同。

会议批准了3月4日张、毛、彭在给董健吾电报中提出的同国民党谈判的五项条件，并明确指出：日本是最主要敌人，国民党内正在分化，蒋介石、张学良都在动摇中，中央提出的五项谈判条件，不仅是对南京的而且也是与一切人交涉的基本条件和内容。会议还确定，与国民党军队的谈判集中于军委，与国民党的谈判集中于党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后，张闻天发表《关于抗日的人民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一文此文作于4月20日。发表在4月30日出版的《斗争》第97期，署名洛甫。收入档案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编入《张闻天文集》（二）。概括了晋西会议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主要思想和政策原则。

1936年3月底4月初，蒋介石命陈诚率中央军十个师进入山西，协同阎锡山阻拦红军东征，并命令东北军、十七路军等进攻陕甘根据地。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都没有改变晋西会议确定的方针。在4月6日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仍然指出，“蒋介石内部起分化”，我们的策略在军事上采取“坚决的行动”，“另一方面还是积极的和他进行外交”。据1936年4月6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也就是继续与蒋秘密谈判停止内战联合抗日问题。

针对党内有人提出目前“讨蒋已成中心。拟由军委下令讨伐”的意见，4月9日，在瓦窑堡的张闻天和在山西前线的毛泽东、彭德怀，同时互发电报谈当时应取对策，意见不谋而合，认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见《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载毛、彭1936年4月9日致张电。就在这天晚上，周恩来在肤施会谈中对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联蒋抗日主张答复说：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中共中央已有考虑。转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张闻天与毛泽东、彭德怀和周恩来四人在三地主张一致，可见中共领导集体对蒋方针确已改变。

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类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中国国民党”的名字公开放在几十个党派团体的第一位。5月5日，为红军回师河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称“五五通电”），不再提“讨蒋”、“反蒋”口号，专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甚至有“促进蒋介石氏……的最后觉悟”的期望。可见，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审时度势，不为东征受阻的表面现象所动摇，在统一战线中加进了争取南京政府，甚至争取蒋介石，同他们联合抗日的内容，表现了驾驭复杂形势、运用政治策略的成熟。

“五五通电”以后的曲折

应该看到，对“蒋”策略的变动这时还只是开始。当时，“不发讨蒋令”，不提“反蒋”口号，并不就是从“抗日反蒋”方针转变成了“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方针。从当时的文电、宣言、讲话可见，这样做，主要是出于策略考虑，是要“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题目下，号召全国人民、蒋系官兵一致反对蒋介石接受广田三大原则，反对拦阻红军与捣乱抗日后方”，1936年4月9日彭德怀、毛泽东致洛甫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广田三原则”：日本外相广田弘毅1935年10月28日提出对华政策新方针，1936年1月21日明确为“对华三原则”：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中日共同防共。是因为“南京政府内部分裂为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两派”1936年5月20日林育英、张闻天、毛泽东等致朱、张、刘、徐等电，见《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联日反共或联共抗日，尖锐提到群众面前”张闻天1936年5月8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采取这种策略“最能争取落后人民与蒋系部队”1936年4月9日彭德怀、毛泽东致洛甫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可以促使南京政府和蒋系内部的分化。但如前所说，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是将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的。2月以来，对蒋策略确是有了较大改变。在“抗日”与“反蒋”的关系上突出“抗日”为中心；对外不公开提“反蒋”、“讨蒋”的口号，多用“抗日讨逆”的口号取代“抗日反蒋”的口号；在联合对象上，区分南京政府、中央军内部不同派别，从联合地方实力派进到联合蒋系中的联共反日派，如此等等。所以，5月5日“五五通电”发布之后，如果蒋介石确能有所觉悟，改弦更张，切实开始联合抗日的谈判，那么，中国共产党的方针由“抗日反蒋”转而为“联蒋抗日”，也就是自然的了。

然而，蒋介石并没有如中共“五五通电”所希望的那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这时不但没有真正“觉悟”，而且很不“明智”，以为红军撤回河西正是他用武力消灭红军的机会。所以，这时他毫无谈判诚意，反而调兵遣将，派汤恩伯和阎锡山的部队西渡黄河，协同高桂滋部和井岳秀部进攻陕甘苏区的东北部，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进攻陕甘苏区南部和中部，要“二马”（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的部队防堵红军西进。在国民党军队的合围、“进剿”之下，陕甘苏区逐渐缩小，连中共中央机关都不得不于6月下旬撤离瓦窑堡移往保安。既然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执意反共灭红，共产党与红军当然只能与之抗衡、周旋。此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估计是：蒋在“联日反共”与“联共反日”对立的两派中，他毫无疑问把重心放到了“联日反共”的一边。所以，在东征回师陕北以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8日至9日）上，张闻天指出，此次蒋系部队开进山西拦阻红军东征，是突破了《何梅协定》不许中国军队在华北驻兵的限制，而实行了日本对华方针“广田三原则”中最重要的“共同防共”一条；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北军与国防政府是全局关键”，“现在中心［是］促成西北国防政府成立”。为巩固与扩大根据地，粉碎蒋的“围剿”，会议决定，立即组织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集中力量打击坚决反共的“二马”。据1936年5月8日至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所有这一切，实在是被蒋所迫，不得不然。

应对“两广事变”

中国共产党作出根本改变“抗日反蒋”的方针和“人民共和国”口号的决策，确定“逼蒋抗日”的方针、采取“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通过1936年8月和9月在保安召开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实现的。而这同“两广事变”的爆发密切相关。“两广事变”的爆发和国民党、蒋介石为解决“两广事变”引起的问题于7月10日至14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是促使中国共产党根本转变对蒋方针的契机。

1936年6月1日，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正式提出要求南京政府对日宣战；接着，粤军与桂军以“北上抗日”名义联合出兵湖南。蒋介石则调兵遣将，进行拦阻。毛泽东于6月9日发表谈话声援两广“北上抗日”，张闻天于6月12日和14日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讨论“西南问题”，会后发表了由他起草的《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以下引文据此。对两广“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表示声援，声明“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

毋庸讳言，当时张闻天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对地方实力派的抗日反蒋军事行动是支持的，对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采取严厉“揭破”的态度，对蒋介石的军队采取分化政策，但公开宣言也没有重提“反蒋”口号，而是高举“抗日”旗帜，“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幡然悔悟，答应两广要求，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北上抗日”，“要求蒋介石立即实现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并没有放弃争取联合的立场。内部指示虽然没有改变“抗日反蒋”方针，但提出“我们的策略是在使这次发动持久，扩大，充实而转变为全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共关于两广出兵北上抗日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1936年6月18日），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提出“在全中国我们号召其他一切抗日的武装的发动，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反对拦阻两广抗日，反对发动内战。同时利用一切机会扩大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7月6日张闻天、周恩来给冯雪峰的信。实际上是“抗日反蒋”其表，通过武装发动与救亡运动来“逼蒋抗日”其实了。

国民党为解决“两广事变”引起的问题而定于7月10日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中共中央于6月20日致书出席这次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全体执监委员先生们”，再一次正式提议立即停止内战，立即联合起来，进行神圣的抗日战争。表示“盼望你们之中任何人走抗战的生路”，表示“我们随时都准备同贵党任何组织任何中央委员任何军政领袖进行关于合作救国的谈判”，《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二中全会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也没有把蒋介石排拒在门外，而同南京方面的秘密谈判则通过几条渠道一直在进行之中。

总之，从1936年2月至7月，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一起，适应变动着的国际、国内形势，灵活地调整了对“蒋”策略。“抗日反蒋”方针开始有所改变。“反蒋”口号随着形势的发展和蒋氏对共产党与红军政策的变化，有强弱、隐显之别，但还没有完全放弃“抗日反蒋”的方针；已经有了“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的意向和某些行动，但由于蒋氏坚持反共灭红政策而时生波折，“逼蒋抗日”的方针还未能完全确立。

确定“逼蒋抗日”方针

改变“抗日反蒋”的方针，代之以“逼蒋抗日”的方针，是在1936年8月10日张闻天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的。会后，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倡议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党内，发布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紧接着，张闻天又主持了9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逐渐趋于完善，“逼蒋抗日”、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内容。

“两广事变”的爆发和国民党、蒋介石为解决“两广事变”引起的问题于7月10日至14日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是促使中国共产党根本转变对蒋方针的契机。

1936年上半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步步深入华北，又支持伪蒙军向绥东、绥北逼近的形势下，英美同日本的矛盾日益增长，国民党同日本的矛盾日益发展，国民党内亲英美派与亲日派之间的裂痕日益增大。蒋介石在对日外交上有改变妥协退让政策的表示，但还没有放弃同日本谈判。国民党内部主张联共抗日的爱国力量对当权者继续对日妥协退让政策更加表示不满，一些地方实力派利用抗日的旗帜反对蒋介石的统治，“两广事变”就是最突出的事件。这一切使得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事实上已经不能继续执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了。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次全会表明，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开始实际改变。虽然这种改变是不彻底的，但较之过去确实有了若干进步。对外，蒋介石依然没有提出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但已表示不再继续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在会后9月至11月间南京政府外长与日驻华大使举行的七次会谈中，蒋对日外交确实较前强硬）；对内，蒋介石依然不愿意提出联合抗日的任务，但在“现代国家”、“统一安内”的口号及“国防会议”、“国民大会”等主张中确也表示了愿谈联合以至利用统一战线的意向。

南京方面在7月中旬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以后，即致函中共中央，提出新的国共谈判的四个条件。早在5月中旬，张子华第二次到陕北时，曾经带回谌小岑以个人看法名义转告的陈立夫提出的解决国共问题的四项办法：（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对日作战时，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见《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8月初，中共中央接到的这封“南京来信”（称“八月来信”），内中所提出的新的四条，同上述5月所提四条有较大变化，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南京方面“现在是着重统一”。据毛泽东1936年8月1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八月来信”的文本至今未见，所提四条没有确切的记载，从8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各点：（一）军队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取消工农红军名义；（二）政权统一，取消苏维埃政府名义；（三）容纳各派，集中全国人才；（四）共产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政策。中心思想是“先统一后抗日”，要在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集中统一”指挥与领导之下，实际解决国内的军事、政治问题，然后进行抗日。这是贯彻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统一安内”策略所采取的一个实际步骤。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收到了内容相应的私人来信。

就在党中央研究国共关系出现的新形势，考虑应该怎样回答南京方面的“八月来信”，调整对蒋策略的时刻，潘汉年于1936年8月8日到达保安。潘在长征途中奉派到白区。他到上海后因情况变化，于1935年8月赴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936年3月南京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络国共谈判问题。王明在与邓会见时提出，鉴于国共两党中央都在国内，谈判宜在国内进行，并写信介绍邓进苏区与中共中央联系（未成行）。后来，王明派潘汉年回国。潘于5月初到达香港。7月作为共产党的联络人，先在香港会见国民党的代表张冲，然后到南京与国民党的代表曾养甫会晤。潘要求即同陈果夫会谈，曾希望潘回陕北听取中共中央对两党合作谈判的意见（也就是对南京方面“八月来信”的意见）后，再来南京会见陈果夫。潘乃启程经西安赴陕北。到保安后，就在张闻天的窑洞内炕前支一张行军床住下。他立即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汇报了1936年春在莫斯科和最近在香港、南京同国民党方面联络的情况，还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刚刚开过的讨论中国问题会议的精神（放弃“抗日反蒋”口号，以南京为首要谈判对手等）。南京方面急于要得到中共中央对他们所提新的四条的答复，更促使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决断。于是，张闻天在潘汉年回来之后两天，1936年8月10日，召集了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作“报告”和“结论”。会议确定共产党“和南京谈判”。关于谈判的方针和条件，概括起来为：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明确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了，要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南京政府真正抗日，给抗日的民主，我们就同他讲统一，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取消苏维埃名称，但要保证红军部队和根据地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提出停止内战、抗日民主、发动抗战等实际问题作为谈判条件。据1936年8月10日政治局会议记录。

张闻天在会上作重要发言以下引文与概述均见张闻天1936年8月1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比较全面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与蒋联合、与南京合作，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他认为，现在蒋介石、南京政府“战术有许多变动”，同时在策略上也“开始表现他的动摇”，“但不能说是基本的改变”。根据这样的估计，张闻天指出，我们的策略应该“不仅揭破他的欺骗，而是更要推动他的动摇”，也就是促使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军队的抗日倾向继续发展，转向真正抗日。至于怎样“推动”蒋“动摇”，怎样在承认南京政府和蒋的统一指挥又取消了红军、苏维埃名义的情况下，来争取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张闻天在发言中也作了比较全面的回答。他认为，除了“从实际行动来揭破”蒋的欺骗、退让、妥协之外，还要从以下各方面来争取领导权：一是“尽量发动群众斗争，来实现我们的领导”；二是“用统一战线来在他内部进行一切活动，特别是他的军队、他的组织内进行活动”，“联结很多力量”；三是提出“停止内战，民主自由”来“与蒋联合”；四是广泛运用统一战线来“巩固我们的力量”，“要巩固组织，扩大组织”，“把我们的党大大的巩固起来”，“巩固红军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要把红军力量（按：指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统一起来”。张闻天还指出，“要继续反对关门主义”。同时，他又提起大家对右的机会主义倾向的警觉，强调“防止蒋在统一战线中的叛变，记取1927年大革命的教训”。在毛泽东作了结论之后，张闻天最后又明确指出，要依据这次会议议定的内容，形成三个文件：一、公开宣言，二、秘密信，三、秘密文件。

会后，张闻天即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致力于落实这次会议决定，实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方针的重大转变：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8月12日，洛甫、张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凯丰、毛泽东八位政治局成员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八月会议的重要决定。电文见《三军大会师》下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03—604页。关于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策略方针，电文指出：“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依据过去与南京谈判的基础，在忠实进行抗日准备，实行国内民主与实行停止‘围剿’等前提之下，承认与之谈判苏维埃红军的统一问题。”电文提出“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号召，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等等，并说明“所有以上对南京的策略，都是为着分化南京，揭破其欺骗，孤立其首领，争取其群众，排斥其汉奸部分，而推动其爱国部分，使之走向真正抗日救亡的道路”。张闻天等人的这份电报是传达八月政治局会议精神的第一个文献。

接着，毛泽东、张闻天即起草文件：以书信形式发表的“公开宣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关于《致国民党书》的起草，周恩来1945年4月30日在中共七大会上发言说是“毛泽东同志写的”（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2页）。吴亮平在1981年12月6日同萧扬、张培森和笔者谈话，说“是张闻天同志起草的”。连庆浦在1981年12月4日同萧扬、张培森谈话，也说“是洛甫同志起草”。她说：我于1936年6月底到杨家园子，那是洛甫同志的驻地。几天后，去保安。中央在保安住定后，洛甫同志的文电就要我抄写，因为他觉得我写的字较好。后来我的工作定在中央机要科，任务就是抄报。洛甫同志起草的文电经我抄写的很多。《致国民党书》是洛甫起草，拿来让我抄写的。这里面有“贵党二中全会”等字样，当时给我的印象很深。笔者曾就这个问题向刘英请教。刘英说，当时重要问题闻天都同毛主席商量，商量后写成文件、电报。文件、电报张写得多些，但重要的写后都给毛看过，经毛修改。张很尊重毛，许多重大问题主导意见是毛的。写《致国民党书》的具体经过我已记不清了。按当时情况，像这样的文件很难说是哪一个人写的。如果张起草了初稿，也必定请毛修改过。和“秘密文件”《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8月下旬，正是在文件已经起草但尚未定稿的时候，接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8月15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这份电报当时简称为“国际电报”或“政治指示”。1986年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首次公布。《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1期、《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先后发表了中译文。收到时间“8月下旬”据1936年9月8日洛、恩、博、泽致朱、张、任电，该电说“八月下旬国际有进一步指示”。“国际电报”认为，“把蒋介石和日寇等量齐观是不对的。这个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抗日。此外，不能同时有效地进行既反对日寇又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国际电报”指出：“必须采取停止红军同蒋介石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并同蒋介石军队协同抗日的方针”；“最好由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主张建立统一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争取同国民党及其军队达成协议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八月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和南京谈判”、“与蒋联合”的方针，同共产国际上述“政治指示”精神、方向以至基本策略是一致的，但是，对蒋介石及他代表的南京当局“估计还是不足的”1936年9月8日洛、恩、博、泽致朱、张、任电，载《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3期。这主要表现在八月政治局会议在确定放弃“反蒋”方针实行“与蒋联合”政策的同时，仍然倾向于采取把蒋“击塌”，使其“瓦解”、“破产”的“倒蒋”政策。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得到8月15日“国际电报”以后，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质与性质认识更加明确了，对南京方针就“完全转变过来”了。张闻天1936年9月1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

毛泽东、张闻天等在接到“国际电报”后采取的第一个重要行动，是对已经起草好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作必要的补充后，立即于8月25日发出。这封公开信是中国共产党“新的宣言”，包括了建议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等新内容。

这封信义正辞严地指出，“九一八”以来，日寇乘虚而入，得寸进尺，沦亡惨祸迫在中华民族的目前，这完全是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错误政策招来的。“如果你们还要继续内争，不把向内的枪口转到向外，不把退让的政策转到抗战，不把分离的局面转到团结，不把涣散的情况转到统一，则祸患之来，不堪设想，而诸位先生千秋万世的罪名亦将无可以挽回。”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全体党员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这封信称蒋为“蒋委员长”，承认他对国民党五次全会政策所作的新的解释“较之过去有了若干进步”，表示“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同时又对蒋认为目前“并未达到和平绝望的时期”、“［牺牲］并未达到最后关头”的说法提出批评。信件列数东北四省的沦亡，察哈尔大部的失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猖獗，冀察政委会的傀儡化，日本大军的进驻冀察，华北经济权的丧失，泛滥全中国的公开走私……直至华南自治运动的策动等等事实，说明“在全国人民看来，和平早已绝望，牺牲早已到了最后关头，除了发动全国人民全国武装力量的坚决的自卫战争外，中国领土主权的全部沦亡是无法挽救的”。

针对蒋介石、国民党强调“集中统一”，这封信一方面承认当前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停止内战，集中统一，以便一致抗日”，一方面指出“全国人民现在所要的是抗日救国的集中统一，而不是媚外残民的集中统一”。信件尖锐地揭露，连年不绝的内战与不统一，是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造成的。“以这种错误政策，来求集中与统一，真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同时，信件又提出“民主共和国”的纲领作为“现代国家”“集中统一”的纲领。在信件中，中共中央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使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宣布在全中国民主共和国建立时，苏区成为其“一个组成部分”，红军愿意服从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指挥，实际上对南京方面“八月来信”中提出的统一条件作了公开的具体答复。

这封信明确地提出了“国共重新合作”的建议。它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反对全民族的最大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如像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信件向国民党尖锐地提出：“还是同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们一道，建立防共统一战线即亡国统一战线呢？还是同中国共产党及全国人民一道，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即救国统一战线呢？现在是已经到了决定的关头了”。公开信最后说：“国共合作的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

前已指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是八月政治局会议决定写的，直接的动因是答复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南京方面的“八月来信”。所以，信中对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宣言和蒋介石报告的分析、批评，对他们公开所提纲领、方针和秘密所提谈判条件的评论、答复和建议；信中对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以来救亡图存的一贯主张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阐述，“国共重新合作”的建议，立即开始具体实际谈判的表态，以至使用“贵党”、“蒋委员长”的称谓，都表达了八月政治局会议的内容和精神，体现了张闻天提出的“揭破其欺骗，推动其动摇”的策略思想。同时，这封信又是在接读了8月15日的“国际电报”之后改定发出的，所以信件中加进了共产国际提出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

八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放弃“抗日反蒋”而采取新的方针。至于用什么口号来代替“抗日反蒋”，还在酝酿之中，语言一时没有确定。曾有过“请蒋抗日”（8月12日洛甫等致朱、张、任电）的提法，显然不够准确。“联蒋抗日”，虽然客观反映了策略的目的和主要内涵，但是对中共和蒋之间的关系、蒋的被动以及此事实现须经过一个过程等等，难以体现出来。因为蒋氏对抗日、对统一战线还是在动摇之中，他还并不真心想同共产党联合，他也还没有放弃对苏区与红军的包围和进攻。所以，还要通过政治、军事的各种斗争，造成一种局面，使得蒋介石别无选择，不得不同意建立这种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抗日统一战线。既然“请蒋抗日”、“联蒋抗日”的提法均不贴切，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又必然要经历一个对蒋逼迫的过程，那么，用一个“逼”字（起先用“迫”字），就最为恰切了。1936年8月30日在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中，第一次用“迫蒋抗日”来概括党中央放弃“抗日反蒋”后采取的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1936年9月1日，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89—91页。在党内发布，向全党说明党的策略方针转变的内容和必要性。指示说：“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指示还向全党通报了国共两党将进行联合抗日的谈判；党中央赞助建立“民主共和国”，届时“苏区可成为统一民主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军将服从统一的军事指挥”。这个指示的发布，标志着“逼蒋抗日”方针的正式确定。这个指示精炼地阐述的策略、方针，成为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行动的纲领。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进入了一个以“逼蒋抗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

提出“民主共和国”口号

在适时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对蒋方针问题以后，紧接着，张闻天又主持了9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在会上作《目前政治形势与一年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

张闻天详细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指出，统一战线，根据目前形势应有部分修改。他根据八月政治局会议和“国际电报”所作政治指示，总结了一年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取得的许多成绩，肯定了瓦窑堡会议决议所确定的政治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认识上的不足，策略上的欠缺或失当，对新的形势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部分修改、调整，策略内容的充实、发展，作了系统的论述。张闻天指明，“各党派联合，主要是国共联合。”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现在的策略是：“实现联合国民党抗日”。即用各种办法推动正在动摇中间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蒋介石走向抗日。张闻天对“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作出新的解释：应反对反蒋战争，不应同情反蒋战争，主要的战争目标要放在抗日上面；对蒋的进攻，应站在自卫的立场上来反对。张闻天还强调：“我们在统一战线中要取得领导，这是我们基本任务。我们要保持我党的独立、纯洁。”张闻天1936年9月15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

9月17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全文收入《张闻天选集》，并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九月会议是八月会议的继续与深化。因而这个决议贯彻了八月会议的决定，又吸收了“国际电报”的意见，同时也鲜明地体现着张闻天本人在八月会议上阐述、九月会议报告中加以发挥与系统化的策略思想。

《决议》向全党阐明，“在目前形势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

《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进攻之下，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民党南京政府“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民族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

《决议》在准备进入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新阶段的关键时刻，及时提出了不少极其重要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如：绝不放松对于南京政府错误政策的严厉的批评与斗争；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出发，领导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加强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决不放弃党对于苏区人民与原有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在统一指挥之下保持红军组织上与领导上的独立性，充分注意红军的扩大与巩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保障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一致性，等等。如果说，实践证明，“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只是在宣传上发挥了作用，那么，这些策略原则则一直指导着共产党同国民党进行的复杂曲折的谈判。不仅如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党在统一战线中都坚持和运用了这些原则，并在实践中有许多新的创造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个决议不仅对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形成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有深远的影响。

总之，九月会议后产生的“民主共和国决议”同八月会议后产生的“致国民党书”和“逼蒋抗日指示”一样，表明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善于使党的策略适应新的形势，变得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实际。这是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