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再进清华园，正是水木清华小荷初露时节。经过晚清霜雪和民国风雨的洗涤，有着多重基因和奇特背景的水木清华越发姣美，爆发出超强的生命异彩。从清末到民初，也算是易代之变，但具体到它身上，却似乎几无影响。校内的外籍老师多数渐行渐远，一些国学名流也相继离去，但它仍能扶摇直上。学校上升的势头和跃进的姿态成为那个年代学人的谈资，当然，也是多种报刊争相登载的猛料。学校历经周自齐、颜惠庆、唐国安、赵国林、周诒春、张煜全、严鹤龄、金邦正等人长校治理，虽然人事沧桑，但终归能保持它的纯粹、纯正、纯洁和纯美。在权力和腐败浸染面前，他们这些长校者最终选择了学人、学者、学术和学校。在他们中间，历史应该重重地记下一个人的名字，他就是周诒春。清华学堂的第一任校长是唐国安，这位孙中山先生的同乡，因操劳过度而死在任期上，临终前，他力荐周诒春成为清华学堂的第二任校长。

周诒春祖籍安徽，生于汉口。其父是一位富有新潮思想的茶商，他对周诒春的教育可谓独辟蹊径，很有些新锐的意味。从周诒春孩提时期起，父亲便为其雇了一位英文教师，平时对话交流全是英语。1895年，周诒春入上海圣约翰书院就读，他的灵性禀赋立时吸引了众多师生的注意，尽管还是学生，仍然被校长卜航济聘为数理科助教和英文教员。后来，周诒春赴美国耶鲁大学学习文学，又转威斯康星大学，得硕士学位。周诒春在留学期间，曾是3个学会的会员，并在耶鲁大学主办的演说辩论获得最优金牌奖，加上他俊秀英武，潇洒飘逸，成为当时留美学生特别是一些华人女性的追慕目标。归国后，周诒春先任上海公学英文和历史教员，1911年又获进士出身，成为中国科举制度末班车的乘坐者。这一年，周诒春又转进上海复旦公学任心理学和哲学教员，并在该期协助原来在圣约翰书院的恩师颜惠庆编撰《标准英汉双解大辞典》。也正是由于颜的推荐，辛亥革命后，周诒春曾任职于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并担任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颜惠庆到了清华后，又力荐周诒春出任副校长兼教务长。

周诒春长校后，励精图治，使清华呈现出勃勃生机。所谓“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就是他任内确定的。他也是我国第一个提倡“三育并进”的教育家，他说：“今日之学生，宜着重德智体三育固矣。”清华的“全人格”教育也是由他提出的。他的建设清华5个阶段的构想，穿越20世纪浓重的雾霭，充满着极其超前的现代意味：第一步为物质建设，添造图书馆、体育馆、科学馆及大礼堂等。第二步改革招生办法，直接招考高等科各年级插班生，逐渐减少中等科学生，最后取消中等科。第三步为公开留美机会，每年考选国内大专毕业男生，隔年考选女生，直接送美深造。第四步为取消高等科，改设大学。最后一项是改革留学生制度，即使是清华学生，也要与国内大学毕业生同等接受留美考试，优秀者方能赴美深造。但是，这个深受清华师生爱戴且又对中国教育“建树极众”的人，却在1918年被亲日派设局陷害，诬以“妄靡巨款，营私害公”之名，被迫辞职，据说周诒春抱恨离校时，“全体员生拍照留念，各生均着制服，攀抢致敬”。当时正是叶企孙将离校赴美之时，周诒春离校的场景，想必叶企孙得以亲历。7年之后，当叶企孙以教授身份走进清华园时，当年周诒春梦想之事已由曹云祥逐步实现。

曹云祥（1881-1937），字庆五，浙江嘉兴人，幼随父居苏州，颖慧过人，与诸兄入上海圣约翰学堂，深为师长器重。1900年毕业后留校助教三年。1904年任常州武阳中学校长，翌年任宁波益智中学教务长及上海《南方报》编辑等职。1907年春，考取两江总督端方留美公费，1911年得耶鲁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在校期间，极具演说才能，曾多次获得演讲第一名。1914年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硕士学位。1914年起任中国驻英使馆秘书，之后又曾代理总领事。1921年返国后任外交部顾问兼清华学校董事会会长。1922年4月就任清华学堂校长。

曹云祥是一位接受西方先进理念并有报国之志的人才，上任之后第一个举措便是制订“清华十八年发展计划”：要在“五至十年内完成大学”，于是，在一番紧锣密鼓的运作之后，清华先于1923年停办中等科，1924年停招高等科，1925年开办“大学部”，分设文、理、法3个学院12个系，并设研究院国学门，聘请教授，招考大学部和研究院第一届新生，规定毕业后不直接出洋留学。为了对尚在校的旧制学生负责，学校仍维持部分留美旧制，直到1929年最后一届毕业生为止。叶企孙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来到清华的。实际上，他是清华学校大学部刚刚开办聘请的第一批教授。

然而，待叶企孙来到清华，身在此山时，才知道清华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此间的气象，并不全是风和日丽，而是一个危机和生机并存的所在。

1925年10月14日的一天，曹云祥走进教务长张彭春的办公室，他首先闻到了一室菊香，在秋阳的提示下，他找到了在充足光线下盛开的那盆菊花。曹云祥胖胖的圆脸上绽放出笑容，他轻拂菊花瓣，笑吟吟地问张彭春：“仲述兄，是不是老大送的？”

老大即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张彭春的胞兄。张伯苓大这位弟弟16岁之多，平时对弟弟要求甚严。张彭春南开中学毕业，与胡适同届考取清华公费留美生，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回国后，与黄炎培、陶行知等人组成教育改进社，张专司中等教育之课程改革。可以说，在教育学的课程改革方面，他是不可多得的专家。曹云祥擅长教育学的宏观设计，精于行政管理和财务管理，尤其是擅长社交和人际关系，而缺乏教务和专业层面上的知识，在这种情势下，他接受天津方面严修等人的推介，将张彭春引来当了教务长，成了他的一只臂膀。

然而，这只臂膀能靠得住吗？

综合各种史料得来的信息，张彭春并不是曹云祥最信任的人，而且他似乎也从未真正进入过曹的核心圈子。曹是个学者型的管理者，一身兼二事，左右皆逢源。在当时的政府内，他有很硬的关系，在各大学圈子里，他也颇有声望，在学校内部，他关心教师福利，特别注意依靠学生，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他处事干练且又灵活机敏，奉行中庸之道，以和为贵，以不得罪人为原则，因此，就其全面来讲，在他长校期间，还真没有能与其匹敌者。说张彭春没有进入过他的核心圈子，这是一句实话。因为曹云祥的核心圈子只有他一个人。而在曹云祥的心目中，张彭春就是一个拾遗补缺干杂活的帮手而已，他并不太看重他。

因此，张彭春在清华园的日子里，他是孤独的。

那么，曹云祥何故要离开清华园呢？

有句话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清华也是这样。曹云祥是何等样人？他能萌生退意，足见清华有难事。难事之一，虽说清华经费充足，但断奶有日，按照庚款协定，到1940年为限，依照当下旧制，颇有坐吃山空之虑。断奶之际，也是清华大限来临之日。曹云祥不想被人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其二，此时国内大学蜂起，清华自周诒春始，就计划改革校制，使其跟上时代，成为一所新型大学，但是，若真要推行，何其难哉。比如张彭春一来就提出学校与游学完全分开，停招旧制留美预备社，游美学额完全公开透明，并对全国大学开放，公开考试，公开录取，不再为清华学子所独有。像这样激进但却颇为现代的举措，真要实施，曹云祥却勉为其难。因为这要触动在校学生的根本利益，他们本来可以搭上旧制列车直通欧美，突兀告知要取消这种特权，其憎怨情势可以想见。作为一校之长，曹云祥必然是首当其冲，而张彭春不过是他身后人物。一想到自己成了众矢之的，而张彭春却成了观看靶子的人，曹云祥就不高兴。他的中庸之道告诉他，此事行不得也。其三，曹云祥在清华后期，已经成长为政治人物和社会活动家，他对于清华的关注，不再是专注的，而是漂移的，不再是专情的，而是心不在焉的。苏云峰先生所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一书中就这样写道：“由于外务太多，难免影响校务，如他当时还兼任长沙雅礼大学副董事长，并于1924年11月赴长沙主持校长就职典礼。清华英语演说班教员罗伯森（arnold rowbotham），素仰曹善于演说，特邀之在礼堂向各班学生讲‘辞令之价值及其练习’。他在校务百忙之余，1925年还到北京作了五次演讲……”其四，他在清华有一个隐身人一样的对手，这个人使他不快，但又无可奈何，于是萌生退意。这个隐身人就是后来长校清华17年的梅贻琦。

曹云祥对张彭春或许不是从一开始就不信任的。张彭春在业务方面的精到和工作上的认真尽力，他是都看到了的。但曹云祥更愿意把偌大的清华园比做一个家，而自己就是这个家的主人。以一个主人的眼光看，张彭春的角色只能是一个管家而已。即便是这样，也有一个信任与否的问题，但一个微小的发现，使他终止了自己打算信任张彭春的想法。

在清华园里，梅贻琦比曹云祥、张彭春都先到。在曹张出现在清华园之前，他的名望已经远播京津，曹云祥必然早有耳闻。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12月29日生于天津。其祖上乃“津门巨族”，只是到其父一代才家道中落。梅贻琦6岁上学，以世交关系入天津南开学堂读书。南开学堂原为家族私塾，塾主严修（字范孙），光绪九年进士，曾任清学部左侍郎。袁世凯时期，曾几度任命严修担任政府要职，严均不就。严家子女甚多，遂成立私人家馆，聘来津门名师张伯苓执教，后在此基础上创办“敬业中学堂”，就设在严家后院的3间房子里，有教师4人，学生73人，每月经费200银元，由严家和一王姓富商家分摊。1907年有人捐赠一块地皮，地点就在南开一片低洼区，兴建校舍后，便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私立南开学校”，张伯苓为校长。

梅贻琦就是南开学校第一班的学生，毕业时，因品学兼优被刻在学校门前纪念牌的第一名位置上。1909年，从南开毕业后的梅贻琦抓住游美学务处在京招考首批庚款留学生的机会，成为630名考生中的幸运者。据有关资料显示，首批录取学生共47人，梅贻琦名列第六。梅贻琦之后游美学务处又分别招录了两批133名游美学生，加上另有12名幼童生送美，共192人，这些学生在清华校史上统称为“史前生”或“直接留美生”。梅贻琦是第一批“史前生”，自此便与清华结缘。

梅贻琦在美期间，入伍斯特工业学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习电机工程，获工学士学位。按学历和章程，本可以继续攻读更高的学位，但因家庭经济困顿，只得提前归国。1915年9月，梅贻琦被清华聘任为数学和物理课教员，因这层关系，他又是叶企孙、吴宓等人的老师。从现存的资料和史料上可以看出，梅贻琦是一名非常敬业、受人爱戴的好老师。著名教育家吴泽霖先生曾这样回忆他：“在清华教学的头几年里，梅先生住在工字厅的一间侧室里，每当深夜万籁俱静，人们总是能从窗帘透出的灯光中，看到他专心致志埋头备课的身影……他一周要上3门枯燥乏味又难以用一般词汇讲述清楚的数学课，还要批阅成堆的学生作业，其繁忙、紧张，凡是初试教学的人都能深切体会的……在梅先生执教初期，中学部学生每晚7时至9时，照例在自修室内集中自习功课，校方派教师巡视督察，解答学生们的疑难问题，这是一般教师最不乐意于承担的额外负担，而梅先生年复一年地在轮值的夜晚里，踏遍这些自修室的外廊，耐心地辅导学生，为其他教师节省了大量的备课时间……”梅贻琦在清华园里的好名声，是从他踏入校门的那一天就开始累积的，日久天长，从那些陈年往事中流溢出来的美好汁液已经凝聚成了琥珀一般的固体，在清华园里，梅贻琦已成为一道人格魅力的风景。而这样的口碑，即使是一些名人如梁启超也难与之匹敌的。有句话叫“不与君子争名”，守着梅贻琦这样一个君子，你要与他争夺名声，乃是断然争不过的。我们从他担任过的各样职务上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1926年之前，他被选为清华学生创办的校外成府贫民小学董事，担任过校童子军第一团团长兼参决处秘书、教员学术研究会书记、校社会服务团团长、校售品所总经理、社会服务委员会委员、高等科英文文学辩论会裁判、西文部编订课程委员会委员、校科学会顾问、《清华学报》国文编辑、童子军名誉军长、大一课程工业部主席、改革学校调查委员会委员、校庆纪念讨论委员会委员、《清华周刊》特载栏编辑、华籍教员大学会召集组主任、中国科学教员促进研究会管理书记、德育委员会委员、大学委员会委员、大学校务会委员、新校务会议教员代表、课程委员会委员、大学教育方针委员会委员、校改组委员会委员等等。这些职务权限琐碎细小到从孩子王到柴米油盐乃至引车贩夫，从师生利益到公益事业，从院校建设到学术研究等等，梅贻琦几乎无处不在。有些琐事别人不为他为，有些亏事别人不干他干，他的屈伸俯仰没有刻意而为的痕迹，一切都是那样水到渠成自然贴切。以清华园那样的环境，该是峰峦叠嶂乔木深郁，生长出梅贻琦这样的倚天大树，按说应是长校人曹云祥的慰藉，殊不知，事情的发展却偏偏不是这样。

初到清华园，在曹云祥事先设计的人际关系图纸上，是应该有梅贻琦的位置的。他早知梅的慧名，而且依照他的习惯，他也想在教员队伍中寻找一位德高望重而又有真才实学的人，作为他的权力坐标上一个可资掌控又可相援的支点。曹云祥是一个新学旧学、西学国学混杂并用的人，他在美国熟知自由和民主为何物，但在国内，他又熟知中国国情，即使是一个教学单位，他也使用权力场上的古老套路。而民主和自由，却在他的权力推进过程中，忘得一干二净。但是，与梅贻琦的几番接触后，曹却发现，盛名之下的梅贻琦，实在是一个点拨不透的人。

梅贻琦个子高高，长长脸，宽阔的额头，鼻子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因为度数太高，使人很难看清镜片后的眼睛。曹云祥和他独处的时候，因为看得久了，总觉得梅贻琦被云雾一样的东西缭绕着，模糊而柔和，有时干脆就隐入其中，是一团雾了。人总是有缺陷的，或者总是有欲望的，最起码得知道他心有所图，有所希冀，这样曹云祥就把握了。而为了洞悉梅的内心，他故意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就是说，完全和公共场合判若两人，就像今日官场上人物，在私下里突然与交谈的人说些落后话、牢骚话，这样使人感觉距离蓦然拉近，于是就能使对方说出推心置腹的话。

但是，这一切，在木讷而少言的梅贻琦面前，却起不了作用。和他谈教学，谈学校建设，他都能口若悬河，一套一套的，但曹云祥对这个不感兴趣。在校务会上，这样的议题已谈得够多的了，而在私下里，他要谈的是私人话题，潜台词就是要弄明白梅贻琦的心思归属，能不能上得自家的船板。几番投石问路之后，梅贻琦不是答非所问，就是言辞闪烁，根本不往正题上靠拢。

起初，曹云祥以为这是一般学人的通病，只埋头读书学问，不去看政治经济，既然梅是木头，他也就不再对牛弹琴，反正在清华园里，机巧聪明的教员有的是。于是，曹云祥就把梅贻琦的名字在自己的关系图上画掉了，虽然有些不情愿，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只能由他去。

然而，等张彭春踏进清华园后，曹云祥才慢慢看出端倪，他才意识到自己对梅贻琦的看法大错特错了。

张彭春来清华，两手空空，形单影只，就像是曹云祥聘来的管家或账房先生，曹云祥看中的就是他这身世清白的背景，没有复杂的社会关系，没有人际纠葛，这样才好掌控，就像一个提线木偶，除了他手中的线绳外，倘若其身再有许多丝丝缕缕，那还怎么能指挥得动？张彭春刚来学校的日子里，他确实是孤独的，这让曹云祥好高兴。但过了一些日子，他发现了一个人总往张彭春那里跑，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个他认为是木头人的梅贻琦。

张彭春初来乍到，对清华的了解限于时日肯定有限。但是，从史料上得知，他7月初到职，仅仅9个月的工夫，便草拟出课程改革的若干意见，并于1923年11月1日在曹云祥主持的教职员会议上获得通过。张彭春能干，曹云祥没理由不高兴。但是，张彭春太能干，以及他身上陡长的骄横之气，曹云祥却在张与梅的关联中找到了内在的因由。这就是，张迅速进入情况和底气十足，皆由梅而来。早有他的眼线报告，一向内敛与人疏远的梅贻琦，近日异常活跃，他经常去张彭春寓处，久久不出，甚至待到三更灯火五更鸡，非常反常。又，从张彭春的课程改革设计看，虽然有一个9人的“课程委员会”做后盾，但其主要操刀手应该是梅贻琦。另外，张彭春对清华几有全盘否定的看法，一次，他竟然在会上当着曹云祥本人的面奚落道：“一般学生的心理是愈早出去愈妙，眼里没有清华教育的价值，而教职员中意见不一致，董事会不能主事，校长唯敷衍。如果实情是这样，清华可以产出哪样的人才？”他还说，“教员中只有混饭吃的留下，稍有志气的都要求去职”等等，弄得曹云祥下不了台。而这些话，曹云祥觉得话虽由张彭春说，而支配他情绪的却是梅贻琦。张初来乍到，何故对学校有这样大的成见呢？想来想去，曹云祥最后把审视的目光投射到了梅贻琦身上。所谓煽风点火挑起事端者，所谓哑巴蚊子咬人最痛者，所谓阴险狡猾工于心计者，非梅贻琦莫属也！

等把焦点集中到梅贻琦身上，格物穷理一番后，曹云祥这才知道，原先对梅贻琦的种种设计和猜测，实在是根本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

梅贻琦压根就没喜欢过自己。

这说明他压根就看不起自己。

曹云祥总算看清楚梅贻琦镜片后的那双眼睛了，这是一双冷冷的眼睛，像千年凝固的冰嵌在里边。当然，这双眼睛也不是敌人的眼睛。然而，曹云祥宁愿他是敌人的眼睛！因为仇视总会爆出火花，能量会在顷刻间弥散，轮回速度就会加快，其生命周期就不会持久。而对付这些，他曹云祥是不怕的，他是校长，既拥有权力又拥有智慧，倘若真刀真枪地干，他不怕！

但是，晃动在他眼前的却是石头一样坚硬的冰。

这是由思想观念、性格爱好、脾气秉性、因缘巧合、人际关系凝聚纠结、复合杂糅到一起的冰，就像所谓八字不合命相相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样，都是无奈之事，尽管曹云祥有火一样的胸怀，依然焐热不了它！

不仅如此，事态愈来愈向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

曹云祥初时发现梅张相近，以为是偶尔为之，再一琢磨，便想到了二人共同的南开身世。二人都是南开学校毕业，又都是清华“史前生”，张彭春是南开校长张伯苓的亲胞弟，而梅贻琦又是张伯苓的得意门生。当年，梅贻琦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时，张伯苓亲笔手书，将梅贻琦的名字刻在了学校大门口，师生之谊，对梅来说，恩同再造。似这等情意，无人能比。两人联手，可谓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谁能比得了同出一门的他们？

于是，曹云祥就深深地警惕了。

这就是他一直没有把张彭春放到核心圈子里培养的深层原因。

非但如此，在清华园里，曹云祥最警惕的也是这一股“新势力”。

1925年10月14日那天，当他看到染了一身菊香的张彭春，告诉他要离开清华园去外交部任职时，虽然是事出有因，但更深的谋划则是一次“以退为进”的反击。

他一向与外交部过从甚密，特别是与时任外交总长的颜惠庆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颜惠庆的确给他透露过口风，要他赴英国公使馆任职。但是，曹云祥与颜惠庆商谈这件事的时候，有些心意彷徨，彳亍犹豫，见他这样，颜惠庆也就明白他并没有最后下定决心，于是就仅仅限于二人的口头约定，并未形成什么文字上的东西，这样就有很大的伸缩性。对颜来说，愿去愿留莫谓言之不预，潜台词是我够朋友，公请自便；而对曹来说，则是不把话说死，进退有据，可攻可守，以便辗转腾挪。

在曹云祥的内心深处，他还是不愿意走的。既然留了外交部的后手，曹云祥有了依靠，于是就有了搏一下的欲望。你张彭春不是气焰嚣张吗？你在公开场合三番五次儿子老子一块骂，不就是想全盘否定清华、否定我曹校长吗？你放马过来吧，“若欲夺之，必先予之”，我先退一步，然后再用拖刀计斩你，让你不知深浅！

曹云祥知道这些菊花是张伯苓专门托人送给弟弟的。哥哥知道弟弟的秉性，外露、冲动，给他若许菊花，是想让他学学“菊花的品性”。“菊者，花之隐逸者也”，张伯苓的意思是让弟弟学学陶渊明，把清华园当成养菊花的地方，顺便也养养自己的隐忍之性。

但是，哪料想，就在浓烈的菊香中，曹云祥不露声色地把他久蓄于心的计划实施了。阳光里，曹云祥看到对面的一张脸像花一样开放了。

张彭春回答着曹云祥的话，说着菊花的种种品名，也说着哥哥张伯苓关于养花的种种趣事，不过，曹云祥都没听进去。他只不过记得那张隐在菊花里的脸在笑，特别是告诉他自己要去职的消息后，那张脸笑得如风中的雏菊，有些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