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直属队共六千余人，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率领下，九月十日凌晨离开巴西，经阿西于次日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鉴于张国焘在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分裂党和经军道路上越走越远，中央政治局于十二日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张国焘的问题和部队的组织及行动方案等问题。周恩来因病没有出席俄界会议。

俄界会议揭露了张国焘拥兵自重，制造分裂，篡夺军权党权的阴谋活动，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指出四方面军的领导者与中央绝大多数同志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了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以中国西南部的边陲地区（川康藏边）退却的方针，代替向中国西北部前进、建立模范抗日苏维埃根据地的布尔什维克方针。由于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所以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忍的态度。

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和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已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政治局认为，张国焘同志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是有着他的长期的历史根源的。张国焘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内，犯过很多机会主义的错误，进行过不少派别的斗争。四中全会后一个短时期内，他虽是对于当时改造了的中央表示服从与忠实，但他对于自已过去的错误是并没有彻底了解的。因此他在远离中央，并在长期内脱离中央领导之后，又产生了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很明显的，张国焘同志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采取一切具体办法去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作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这一决定只发给中共中央委员。

关于组织问题，俄界会议决定：“一、将北上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三、成立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整编工作。”

沉寂了八个月的李德，此时复出了。他不但参加了俄界会议，还被中央政治局任命为红军编制委员会主任。在此之前，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与张国焘的斗争，在北上还是南下之争中，他是站在毛泽东、周恩来一边的。不知为什么，在两个方面会师时，他一看到张国焘心里就没有好感。他感觉到张国焘这个人不仅狂妄自大，而且很阴险。看来，这一点他还算是有眼光的，叫他看准了。

离开巴西的那个凌晨，坚决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的陈昌浩派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赶到红军大学，劝红军大学学员抵制中央北上命令，跟张国焘南下。拥护北上的李德跟李特大吵起来，两人推推搡搡，几乎要动武。毛泽东及时赶到，对李特晓之以理，耐心劝说。李特不但不听，还跳起来指着毛泽东大声指责犯“逃跑主义”罪行。站在一旁的李德担心李特对毛泽东有过激行为，突然从身后将李特紧紧抱住。李特挣扎了一下，无法摆脱李德那铁钳一般的双臂。李德身高力壮，动起武来李特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毛泽东随即就叫李德放了李特，还是君子动口不动手，以说理为主。

这时候，李德拥护毛泽东、周恩来的北上主张，而坚决反对张国焘南下，并非诚心诚意地支持毛泽东、周恩来战略决策，而是从他自身的利益来考虑。北上建立根据地靠近苏联，很快就可以跟莫斯科取得联系，他就能将在红军中发生的一切，尤其是他认为最重要的毛泽东“违反共产国际路线”和对他打击排挤的情况，向共产国际告状。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比这更为紧迫更为重要了。如果跟张国焘南下，那就越走越远，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与莫斯科联系，才能向共产国际告状。

不管怎么说，李德支持北上有其积极的一面，那怕是出于他个人的动机，也是应该肯定的。所以，中央政治局把红军编制工作的重任交给了他，连叶剑英、邓发等红军的头面人物都成了他的助手，可见此时中央政治局对他这个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的尊重，尽管由于他的失误曾经使红军遭受惨重损失。

在俄界会议召开的当天，张国焘直接致电红一、三军，电报说：“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莫及。……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的。……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九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电报说：“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发生分离行动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自已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辞句，决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电报进一步说明“中央先率一、三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一、三军的首长与全体指战员不顾一切困难，坚决担负起实现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先锋队的重要任务，是中国工农红军的模范”。“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这时候，张国焘已经不把中央的指令当回事了。九月十七日，他发布南下命令，提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的口号，令左路军、右路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南下，于十月初集中到卓克基、马尔康一线。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三十军及红军大学部分学员走回头路，再次穿越浩渺沉寂、黄草漫漫、寒风凛冽的大草地。

俄界会议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率军继续北上。在俄界会议上，虽然提出了陕北和甘东将是红军必经之地，可能时要争取休息，还提出了要打到靠近苏联的边界去，但此时还不知道陕北尚保留有相当大的苏区和红军。这时，红军已进抵甘南，而蒋军的军事新部署尚未完成，甘南的西固、岷县、临潭一线，只有甘肃军阀鲁大昌部一个师，兵力比较薄弱，西固到岷县的封锁线还没有筑成。九月十六日，红军击退鲁大昌部第六团的拦阻，于次日夺中川甘边界的重要关隘腊子口，第二天乘胜占领哈达铺。

这个只有五百多户人家、两三千人的小镇，有一条长长的小街，街道虽窄小，却有很多店铺。对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来说，此时进入哈达铺，就跟来到繁华的大城市一样了。镇上民众常年遭受地方军阀部队的掠夺，早就认定兵匪一家，见了兵躲都躲不及。可是，看见来了这么一支衣衫褴褛却军纪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的部队，很是好奇，见了外星人似的，争相上街围观。不到一丈宽的街道，到处站满了人，人潮愈聚愈多，不多久街上就拥挤得部队都没法走路。刚从陌生的藏族地区过来，现在见到的群众，语言相通，彼此一打招呼，毫无隔阂之感。大家笑脸相迎，倍添几分亲近，军和民很快就溶合在一起。有女的，见了身着军装腰间扎着皮带的女兵看半天，问她们是不是女人，女兵们点头称是，她们不相信，把女兵拉到一边，伸手往她们胸脯摸，以验明正身，弄得女兵们不禁哈哈大笑。

进驻哈达铺，周恩来和邓颖超住在一座寺院旁的一个普通四合院里。这天，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身体已经有所好转的周恩来和邓颖超正在院子里聊天，忽然间想起了什么，叹着气说：“我们翻雪山过草地来到哈达铺，这些日子对外面情况一点也不了解，都成了睁眼瞎了！”

邓颖超说：“要是能找到一些近期的报纸来看一看，那就大开眼界了。”

“这主意不错嘛！”周恩来两眼一亮。他看了看身边的卫生员陈诗林，说：“陈诗林小老表，现在你没啥事，出去找些报纸来。”

陈诗林惑然望着周恩来和邓颖超，说：“部队刚到这里，哪来的报纸？”

邓颖超说：“我们是说国民党的旧报纸。”

陈诗林说：“国民党的报纸，那上面尽是骂我们的话！”

周恩来说：“你不懂，那些骂我们的话，有时候对我们的用处可大着哩！”

国民党那些骂共产党和红军的话，怎么会对我们有用处呢？陈诗林还是不得其解。不过，这是首长吩咐的事，他还是当作一项严肃的任务去完成。陈诗林出了四合院，在街上碰见在江西中央苏区时期的汀洲红军卫生学校的同学欧阳懿、陈志芳、谢登鸿。听说首长要找国民党的报纸，他们就一起去找。他们来到街北面红军卫生队驻扎的镇公所，挨个房间搜索，在一间光线暗淡堆满杂物的房间，发现有几张《大公报》、《山西日报》、《天津益世报》。他们就把报纸拿回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如饥似渴，兴致勃勃地接过报纸翻看起来。

果然，《大公报》上刊有一则消息立刻引起他们的注意。消息大致内容是：“共军从商城到麻城，翻越天谷山进入陕西的柴家关、陕南黑山街。打秦岭逼近西安，向北逃窜，近入陕北匪区。”

“太好了！”周恩来一跃而起，得了千军万马似的，披在身上的棉外套掉在地上，他将手中的报纸高高举起来，急步出大门，向不远处的毛泽东的住处跑去。

在镇邮局对面一家中药铺后院，是毛泽东的住处。在一个简陋的房间里，毛泽东正端坐在炕上，吸着香烟，面对小桌子上的一张地图冥思苦想。俄界会议虽然决定红军北上经过甘东北，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帮助，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建一个根据地。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方向，具体的目的地在哪里呢？在什么地方适合创建这样的一个根据地呢？甘肃，陕西，宁夏……？毛泽东指着地图上标着密密麻麻线头和文字，看了又看，想了又想，接着点燃香烟吞云吐雾，举棋不定。周恩来一路兴冲冲而来，见毛泽东面对地图凝眉沉思，他很快就抑制住内心的欣喜，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轻轻走到毛泽东跟前。他将报纸藏在身后，说：“毛主席，在为我们的新根据地发愁吧？”

毛泽东狠吸了一大口烟，又喷出一道长长的烟舌，说：“西北高原这么一大块地盘，我们的根据地设在哪合适呢？”

周恩来在炕边坐下，望着毛泽东说：“眼下，我们还不急着想要那么一大块地盘。只要一小块就足够了。这小块地盘，最好是有群众基础，都拥护我们这帮远道而来的‘赤匪’。”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说：“这里哪有这样的一块地盘呢？”

周恩来藏而不露，尽量以平缓的语气说：“那一块小地盘，不仅有群众基础，还有我们自己的队伍。在我们到来之前，他们已经开辟了一个根据地……”

毛泽东打断周恩来的话：“恩来，你这是在说梦话吧？”

周恩来认真地说：“你看我像在说梦话吗？”说着，手从身后将报纸拿过来，使劲往炕上的小桌子一拍。毛泽东一阵疑惑，望一望周恩来，盯着那张报纸，片刻，才拿起报纸来看。他漫不经心地把报纸上的大小标题浏览一遍，忽然，双目一亮，目光就定视在那则新闻上。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把那则新念了一遍，以为是自己弄错了，又从头念了一遍。放下报纸，他愣愣地凝望着周恩来，低声发问：“恩来，我这不是在做梦吧？”

周恩来大声说：“不是做梦。”

毛泽东又拿起报纸，认真地看了一遍。放下报纸，他又凝望周恩来问：“真的不是在做梦吗？”

周恩来说：“真的不是在做梦。”

“天助我也！”毛泽东长长地吁了口气，使劲拍一拍桌上那张报纸。接着，生怕真的看花了眼弄错了似的，又将报纸拿起来看。然后，他拿起一支红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又一手往那个红圈拍一拍：“就这地方了！”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哈达铺关帝庙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同时，公布红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第二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委李富春；第三纵队司令员叶剑英，政委邓发。

随后，部队继续北进，于十月五日到达隆德县的单家集，进抵六盘山麓。五日到七日，部队翻越六盘山，向环县与庆阳界前进。十二日，经环县西北地区向陕北苏区前进，于十九日到达吴起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