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九日晚，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王稼祥、彭德怀在周恩来住处召开紧急会议。会场外，警戒森严。会场内，气氛显得很紧张。马灯昏黄的光线下，每张面孔都布满着严肃的神情。

毛泽东在发言中，分析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张国焘手上有几万兵力，这是一个好大的资本，他要抓军权，不给军权就不发兵攻松潘。中央把军权让给他了，可他不满足，还要改组中央和政治局。中央顾全大局，还是忍让了。结果，攻打松潘的大好时机丧失了，夏洮战役也落空了。现在，他凌架于中央之上，要中央完完全全地服从其意志南下，这简直是要挟中央，是谋反！

洛甫也说为了团结张国焘，中央算是委屈求全了。先是周恩来、毛泽东退出了军委，这样的让步已经是到了期限了。

周恩来认为当初让位于张国焘是正确的。因为当时不那样做，就不能团结他，也不能团结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现在张国焘对中央的耐心教育说服无动于衷，竟敢违抗中央的决定，乱搞一套，这个错误要由他自已承担。将来要开中央全会，要通过共产国际批判他的错误。事态发展到这一步，继续说服张国焘执行中央的北上决定已不可能了。周恩来指出，不能就此放弃对张国焘的劝告争取，因为这一点不仅关系到他一个人，而是整个红四方面军！毛泽东赞同周恩来的看法，提出一面采取行动，一面继续争取张国焘，两方面的工作同时做。

洛甫说：“我们自己北上吗？”

毛泽东说：“我们只能这样做，没有别的办法。”

洛甫说：“两个方面军一分开，会不会更加深矛盾呢？”

毛泽东说：“张国焘死心塌地要南下，怎么办？我们能跟他南下吗？”

周恩来说：“现在只能分开，没有别的办法。当然，分开是暂时的。争取和团结张国焘及四方面军的工作，不但不会因此而中断，相反还会比以前更加强。只要张国焘碰了钉子，吃了苦头，他就会懂得南下的害处。”

博古说：“我们秘密北上，会不会授予张国焘话柄，叫他来个恶人先告状。如果莫斯科那边不明真相，反怪罪于我们呢？”

王稼祥说：“莫斯科不会听他的。代表中共中央的是我们，而不是他张国焘！”

博古说：“我们北上后，张国焘很可能变本加厉地煽动四方面军，对我们加以攻击诋毁，诬陷我们搞分裂！”

王稼祥说：“这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刚才恩来同志也说了，我们争取他们的工作不会停止，下一步就看我们怎么做好这项工作了。”

周恩来说：“黑就是黑的，白就是白的。谎言只能掩盖于一时。张国焘想靠攻击诬陷加害我们，那是白日做梦！对于他要搞什么鬼名堂，我们不必顾虑。”

洛甫说：“我们北上以后，要及时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把情况通报全党，报告共产国际。”

毛泽东见大家对北上没有什么异议，便提出他拟定好了的行动方案。立刻将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直属队组成临时北上先遣队，当晚就出发，先到阿西集中，继续北上，向甘南前进。部队到达阿西集中后，就给张国焘发电报，继续劝告他放弃南下企图，执行中央北上方针。为尽一切可能地争取张国焘，中央还要向他说明，今后右路军归周恩来指挥。大家同意毛泽东建议。

彭德怀说：“要是四方面军发觉我们北上，前来拦截，对我们采取军事行动，怎么办？”

毛泽东说：“他们可能来拦截，但不至于对我们采取军事行动的。他们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

彭德怀说：“要是果真发生这种事呢？”

周恩来说：“那就尽量避开他们。即使他们开火了，我们也不能还手。要知道，一旦我们的枪一响，那就意味着我们的红军要进行一场旷世空前的自相残杀！”

毛泽东说：“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我们千万不能做啊！”

会议开得很晚。散会时，已是九月十日凌晨。红三军早已准备就绪，等待开拔的命令下达。按照会上的部署，周恩来率后梯队出发。雨刚刚停，天上的阴云散去后，一轮明月露了出来，山野的树林、小溪、小道染上了一层银白色。风吹动着树梢，发出轻微的颤音，使人觉得有一股凉意。在这样一个美丽的月夜，部队却悄无声息地秘密行动，连马都没有发出嘶叫声，生怕惊搅天上的皓月似的。

队伍翻越一座山岗，忽然，听见前面树林里传来一阵嘈杂声。周恩来从担架上爬起，一听就感觉到情况不妙，叫队伍快步跑过去。走近树林时，听清楚了那是一群人在争吵，喧闹声炸雷似的，划破了月夜的静谧。跑在前面的一个军官回头向周恩来报告，是四方面军前来拦截，双方发生了冲突。周恩来身上打了一个寒噤，叫担架员快步向人群冲过去。

担架挤进混乱的人群，周恩来翻身跳下担架，由警卫员搀扶着走向人群中央。这时，冲突双方已经互相把枪口瞄准对方，双方都如临大敌，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总政委！……”一个女子的呼喊声，在人声鼎沸中显得格外尖厉。

周恩来遁声望去，只见一女干部急跑过来。他认出来那女干部叫危秀英，是红三军军部卫生队的。他问：“小危，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危秀英说：“我们正按军部的命令行动，他们追了上来，说我们是逃兵，要把我们抓起来！……”

周恩来问：“是哪一方先动手？”

危秀英指着四方面军一个高个子军官，那是特务团的李团长。危秀英说：“是他们先端起枪对准我们的！”

周恩来责问李团长：“为什么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同志？”

“你们就是逃兵！可耻的逃兵！”李团长叫喊着。他这么一喊，其他人也跟着大声嚷起来。

周恩来双眉一皱，指着一方面军的官兵，厉声命令道：“把枪放下！”

一方面军的官兵惊诧地望着周恩来，犹豫了一下，把枪放了下来。四方面军的官兵见状，好生奇怪，面面相觑。

周恩来走到李团长跟前，态度和蔼地说：“他们是在执行中央的命令，不是逃跑。”

李团长盯着周恩来问：“你是谁？”

周恩来说：“我是周恩来。”

李团长怔愣了一下。随即，他把一方面军的官兵扫视了一轮，对周恩来冷笑道：“同是右路军，为什么他们接到了命令，而我们没有接到命令呢？”

周恩来说：“下达命令总是有先有后嘛。你们很快就会接到命令的。”

“嘿嘿！命令我们已经接到了！”李团长说，“但不是你们的命令，而是张主席、陈政委的命令。不是命令我们北上，而是命令我们南下！”

周恩来从容不迫地凝视对方，依然和气地说：“张主席、陈政委也要听从中央的命令吧？”

李团长头一扬，大声说：“我们四方面军只听张主席、陈政委的！”

周恩来叹了口气，说：“不听中央的命令，各自为政，这还是工农红军吗？这是军阀的队伍啊！”

李团长怔了怔，眼睛眨巴了良久，说：“你们中央右倾，执行逃跑路线！……”

周恩来感觉到有一股怒气惊涛骇浪般涌上心头。两个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挑拨离间，在四方面军中公开批判中央，说中央右倾、逃跑等等。所以，抵制中央的观念已经在四方面军官兵中根深蒂固。他强忍住内心激烈的怒气，盯着李团长说：“中央右倾、执行逃跑路线，这是谁说的话？”

李团长说：“事实不是这样吗？你们为什么守不住江西苏区而跑到这里来？你们由原来数十万人马怎么会减到现在的不足两万人呢？”

周恩来说：“中央是不是犯错误，只有中央才有权下这个结论，只有共产国际才有权下这个结论。你们接到中央的结论了没有？你们接到了共产国际的结论了没有？”

李团长瞠目结舌。

周恩来厉声地说：“中央没有下这个结论，共产国际没有下这个结论，你们自己给中央下了这个结论！这是什么行为？这是攻击中央，诬蔑中央！这是决不允许的！这是要犯大错误的！”

李团长与同伴你望望我，我瞧瞧你，半天找不出一句话来对答。

周恩来以乘胜追击的气势，手一挥，大声朗朗地说：“现在，我代表中央，命令红三军的同志执行中央的北上决定。你们要开枪吗？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会向工农红军开枪！”

李团长他们迟疑不决，无人吭声。

周恩来走过去，拍一拍李团长的肩头，说：“蒋介石做不到的事，你们别替他做啊！”说毕，他命令红一军的官兵继续前进。李团长他们还在恍惚中，不知所措，目送周恩来他们离去。

走了十几步，危秀英惴惴不安地问周恩来：“总政委，要是他们丧心病狂，果真向我们开枪，怎么办？”

周恩来泰然自若地微微一笑，说：“他们再怎么糊涂，也知道红军是不能打红军的！”

当天，中共中央在阿西致电张国焘。电报说：“阅致徐、陈调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在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不利，将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绝不应该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宁、新地区，再向东发展。”

同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徐向前、陈昌浩发出指令：“⑴目前战略方针之唯一正确的决定，为向北急进，其多方考虑之理由，已详历次决定及电文。⑵八日朱张电令你们南下，显系违背中央累次之决定及电文，中央已另电朱张，取消该电。⑶为不失时机地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中央已令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四、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一、三军后前进，有策应一、三军之任务。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四）本指令因张总政治委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已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委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

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致电张国焘。电报说：“㈠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即命令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㈡中央已决定右路军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向罗达、俄界集中。㈢立即答复关于左路军北上具体布置。”

张国焘没有给中央复电，却于九月十二日二十二时直接致电红一、三军，声称“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为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他还说“诸兄不看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的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的。”他诱令一、三军“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

张国焘已死心塌地南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