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同意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计。松潘战役计划制定后，张国焘也表示同意打松潘。这时，胡宗南的部队尚未集中，碉堡也未修成，部队缺少粮食，其在松潘的处境十分困难。如红一、四方面军能按中央军委的部署，集中力量向东突进，攻打松潘，将会迅速取得松潘地区，打开进入甘南的道路，避免西绕千里从茫茫草地北上。但是，由于张国焘变卦，中央北上的方计和为执行北上方计而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正面临搁浅。

按照松潘战役计划规定的行军路线，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的部队到达芦花后，一面布置政治动员、筹备粮食、部队整训等各项工作，一面耐心等待张国焘率军北上，会攻松潘。李富春向他们汇报张国焘提出解决“组织问题”的情况后，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只是当初还没有料到事态发展得那么快，那么严重。接到川陕省委和陈昌浩的电报后，他们大为惊愤。

毛泽东说：“这些人真是狂妄至极！一个省委竟敢逼中央‘速决速行’，一个方面军政委竟敢指定中央军委主席，还要对政治局指手划脚！张国焘也太心急了吧？”

洛甫说：“这分明是赤裸裸的要挟！”

毛泽东说：“张国焘，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洛甫说：“这不是明摆着吗，他想取代中央！”

毛泽东说：“这中央是他祖宗遗留下来的店铺，他想要就要了吗？”

洛甫说：“人家手里重兵在握，不满足他的条件，就不发兵！”

周恩来把陈昌浩的电报看了又看，眉头紧紧地皱了又皱。他的病一天比一天重，人也一天比一天瘦，咳嗽得很厉害。松潘战役计划是他带病制定的，原以为两个方面军齐心协力，定能打败胡宗南，拿下松潘。岂料，他呕心沥血做出的这个战役计划，由于内部权力争斗，就要变成废纸一张！他忧心如焚。

对于张国焘的为人，在中央恐怕没有人比周恩来更加了解。早在八年前他组织指挥南昌起义的时候，他就与张国焘共事了。虽然在南昌起义前夕张国焘是奉“右倾中央”负责人之命前来制止起义的，但由于他到南昌后没能说服起义领导人，改对起义放任自流，也算是对这次起义的一种贡献吧！一九二八年六月，他们一起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一起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他经历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波折后，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指定三人为常委，全盘负责中央工作，这三人就是他和张国焘、向忠发。在张国焘争权问题上，他与洛甫有同感，张国焘现在是重兵在握，不给他相应的职权，是无法叫他率部北上的。而这时候要打败胡宗南，拿下松潘，扫清北上的障碍，没有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参加，那是办不到的。如果一定要在内部权力分配问题上争吵不休，不仅中央北上大政方计化为泡影，还很可能酿成可怕的内讧。一旦这样，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在国焘同志职位的安排上，我们是不是再研究一下？”周恩来望着毛泽东和洛甫说。

毛泽东说：“已经安排他做军委副主席，这还不够吗？”

周恩来说：“他手上拥兵数万，为了团结他北上，我们只能再作些让步。”

毛泽东气愤地说：“这样就等于叫他得寸进尺！”

周恩来耐心说：“不再作些让步，他就拒不率部北上，我们能奈他何？现在内部团结是首要的，不仅是团结他一个人，更重要的是四方面军几万将士啊！我们能忍就忍了吧，受点委屈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两个方面军能按原计划齐头并进北上，那就万事大吉！”

毛泽东咬了咬牙，狠吸着烟，不吭声。

洛甫说：“恩来同志的看法有道理。我想，我们是应该从大局考虑，再对张国焘作些让步。”

毛泽东说：“我们还能怎么让呢？”

洛甫说：“他不是要抓军权吗？”

毛泽东说：“他想要什么，我们就给他什么啦？”

周恩来说：“也不能他开口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但如果不在组织形式上给他相应的职位，那我们就难以争取他，也就难以团结四方面军。”

毛泽东说：“对他来说，什么才算是相应的职位？”

周恩来说：“我让位于他吧。”

毛泽东和洛甫齐惊讶，望着周恩来，良久说不出话来。

周恩来又说：“现在只有这样安排比较妥当。”

毛泽东与洛甫面面相觑，默不作声。

周恩来强调道：“军委是受政治局的领导和监督的，他抓了军委的权，并不等于就可以为所欲为。今后政治局，特别是我们中央常委，可以加强对军委的领导和监督嘛。”

毛泽东凄楚一笑，长长地叹了口气。这个时候主动让出军权，此种委屈求全之举，只有周恩来能做得出来。

七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举行会议。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委职务。会议决定，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暂时由周恩来帮助。会议还决定，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人为副主任；以四方面军总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任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

听会议主持人洛甫宣布了上述人事调整方案后，张国焘洋洋自得地环视与会者，摆出了胜利者的姿态。他眼珠子滴溜滴溜地转了转，又一个计谋出来了。他提出仅仅是军事领导机构的调整并不能满足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愿望，看看这里召开的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红四方面军只有他一个人参加。现在，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对这个现象很不服。洛甫一阵怔愣，望了望毛泽东和周恩来。只见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在惊诧地望着张国焘。张国焘节外生枝，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洛甫略一思忖，说：“我们这次会议只决定军事机构的调整问题，别的问题暂不讨论。”

张国焘大声说：“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调整问题，列入本次会议的议程。”

毛泽东瞪了张国焘一眼，说：“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调整，是要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决定的，政治局会议无权作出这样的决定。”

张国焘冷冷一笑，说：“你们在遵义开了个政治局扩大会议，不就对中央常委会作了调整了吗？”

张国焘这是针对毛泽东说的。近日，他四处活动，向中央有关负责人打听遵义会议的情况，对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会很有意见，认为召开遵义会议及在会上作出的决定是非法的。同时，他萌生了调整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要把自已身边的人增加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念头。

毛泽东忍着气说：“大敌当前，我们应该团结一致，攻下松潘，实现中央北上方计，而不应该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

张国焘狡黠地笑，说：“泽东同志，我不同意你的这种看法，四方面军的同志也不会同意。组织问题不解决，两个方面军就无法统一军事指挥，也就无法有把握地战胜敌人。”

毛泽东神情严肃地说：“中央把军委交给了你，把四方面军总部变为红军总前敌指挥部，在红军总部增加了四方面军的同志，这还不够吗？你还想怎么调整呢？”

张国焘无奈地将两手一摊，阴阳怪气地说：“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里要有四方面军的同志。这个问题不解决，四方面军同志的思想工作就无法做通，要我带他们北上就会有困难。”

洛甫显得很为难，还是用温和的语气说：“要对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作这么大的调整，这要开中央全会才能决定的。而现在要开中央全会，恐怕不可能啊！”

张国焘不耐烦地站起来，盛气凌人地环视大家说：“不开中央全会而对政治局进行调整的先例不是我张国焘发明的！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委员，在座的只有我和恩来两人，你们不都是以后才补选进来的吗？补选进来的同志都经过中央全会了吗？如果一定要说召开中央全会才能调整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而现在又不能开中央全会，这样做未免是对四方面军不公道了吧！恩来同志，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在张国焘与毛泽东、洛甫交锋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在苦思着如何缓和这种激烈争论的气氛。他一直在心里琢磨着，张国焘正在得志之时，而中央要北上正有求于他，这就更助长他的狂妄。但若是对他采取强硬态度，不仅双方会吵翻，刚刚会师的两支方面军就会出现分裂。这是周恩来最为担忧的。于是，他用和蔼的语气说：“国焘同志提出把四方面军的同志调整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张国焘还没听周恩来把话说完，就得意地笑了笑，说：“就恩来同志这话，我听了心里舒服！”

周恩来剧烈地咳了几声，手紧捂住胸口，吃力地说：“调整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这样的大事要经过慎重考虑，急不得的。总不能要求就在这次会议上，把军委、中央及政治局全调整了吧？”

张国焘点了点头，说：“中央一定要对此作出计划，并提到议事日程。否则，拖到何时才解决？恐怕四方面军的同志没有这个耐心啊？”

你张国焘没有这个耐心是真的！周恩来没有把这句话说出来，尽量和气地说：“中央尊重你的意见，尊重四方面军同志的意见。刚才我说了，调整中央及政治局，这事要慎重考虑，不能说改就改。目前最迫切的，还是打下松潘，实现中央北上大政方计嘛！”

张国焘长长地舒了口气，说：“有你这话就成了！”

然而，张国焘会上说的一套，会后做的又是一套。他一方面在四方面军中煽动，公开批评中央右倾，挑拨四方面军将士与中央的矛盾；一方面继续指派他的亲信，四处活动，逼中央吸收四方面军的人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找了洛甫、毛泽东等中央常委碰了钉子后，他还不罢休，跑到周恩来病榻前来纠缠。

周恩来身体很虚弱，还是强打起精神，跟张国焘交谈。他劝告说：“国焘同志，我刚刚把军委的大权交给你，正盼着你率部攻下松潘，打开北上通道哩！我看你还是把精力放在松潘战役上吧，这个时候为组织问题争论不休，只能贻误战机啊！”

“唉，恩来兄，你不懂我的苦衷啊！”张国焘做出烦恼的样子，一边说着，还一边叹气。“我是很容易被你们说通的，可四方面军的同志可没那么容易说通啊！可以说，他们现在闹的这种情绪，是连我都无法控制住了。怎么说服他们呢？四方面军近十万人马，可在中央和政治局里只有我一个人，这明显地不公平吧？”

周恩来说：“组织问题总要解决的。打下松潘，率部北上，再来谈组织问题，总不能说太迟了呀！”

张国焘说：“事到如今，组织问题不先解决，要说服四方面军的同志打松潘北上，那是何等难事！恩来兄，你说话比较公道，在调整四方面军同志进中央和政治局的问题上，还有劳你啊！”

周恩来啼笑皆非，说：“你这些话怎么叫我越听越觉得像在做什么交易呢？”

“在中央常委当中，你的话我们还是比较愿意听的。”张国焘说得很认真。“在六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常委中，现在只有你一个人了，你的话份量重啊！在这方面，你是可以大有作为，并发挥重大作用的！”

周恩来脸一沉，说：“话怎么能这么说呢？中央现在指定我帮助你指挥军事，责任重大啊！如果能按计划拿下松潘，实现中央北上大计，我跟你一样脸上有点光；如果这一切都一一落空，我的脸还不知道往哪搁呢！”

张国焘说：“只要组织问题一解决，我保证说服四方面军同志打下松潘。”

张国焘拥兵自重，中央不满足他的条件，他决不发兵。没有办法，周恩来只能找毛泽东、洛甫商量，讨论再向张国焘作些妥协让步事宜。

毛泽东愤怒地说：“张国焘的胃口太大了！”

洛甫也愤怒地说：“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权欲熏心的家伙！只要我们一松口，他的要价可是越喊越高啊！”

周恩来重重地叹了口气，说：“现在他在四方面军中四处煽动，说四方面军有那么多英勇善战的工农干部，中央不给予提拔，是对四方面军工农干部的不信任。这些还是很能蛊惑人心的！”

洛甫说：“简直是一派胡言！”

周恩来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两个方面军为这事会产生更大的隔阂，从而引发更尖锐的矛盾。”

洛甫望了望周恩来，又望了望毛泽东。毛泽东狠吸着烟，不作声。

周恩来说：“张国焘不发兵，我们无法攻下松潘，北上的计划就不能顺利实现。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往后两个方面军的前途，可就令人担忧了啊！”

毛泽东连吸了几口烟，说：“可以考虑再答应他一些条件，但也不能完全满足他的胃口。”

周恩来说：“我的看法也是这样。他提出二十多人进中央委员会，十多人进政治局，当然不会让他进那么多。但要考虑在中央委员会安排几个人，在政治局安排一两个人。”

洛甫说：“这些条件，他早跟我讨价还价过了。安排太少，恐怕他不会接受的！”

毛泽东说：“就这些，不接受也不成。”

八月四日至六日，中共中央在松潘县毛儿盖的沙窝召开会议，决定增补四方面军的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同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

中共中央在沙窝会议上还作了一项重要决定，为加强与统一红一方面军的领导，组成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由此，为了争取张国焘，团结红四方面军，周恩来完全让位于张国焘，由原来的中央军委总负责者变为红一方面军负责者。而会后不久，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的帮助者的毛泽东，也被迫退出中央军委。张国焘如愿以偿，把军权全抓在手上了。

一年以后，即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的一份电报中，针对张国焘争权一事指出：“去年六月，中央与四方面军在懋功理番区会合，因为战略问题的争论，因为要求总的指挥权，他却在四方面军干部中公开煽动反对中央的情绪。……他采取了非常手段，如煽动四方面军干部胁逼中央，要求军职，公开批评中央右倾等。直至中央允许国焘当红军总政委，他才肯发兵北上。……他认为遵义会议总结五次‘围剿’经验的政治局会议是党的调和主义，而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与政治局，恩来退出军委工作，不达目的即不进兵。我们认为，欲求得共同北上，欲转变国焘与四方面军，必须采取特殊的及十分忍耐的方针，因此除对党的路线估计一点坚持原则的立场外，其余均向他让步。首先恩来、泽东退出了军委工作，任国焘为总政委……求得了一方面军及四方面军之两个军组成右路军，由毛儿盖经松潘附近北出甘南，同时亦只好让国焘及朱德率四方面军主力和一方面军一部组成左路军西出青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