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铁厂村一个临时搭起的草棚里，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由洛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专门讨论林彪的信和红3军团的电报所提出的问题。

5月2日，三人团以朱德的名义，为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的部署，电令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

电报说，据调查，会理只刘文辉部三百余人。昆明通会理道路除走元谋、龙街大道渡江外，另有两条经商路：一经腮坝、猴街、卡子塘、马鹿塘、大松树到洪门口渡江（腮坝到洪门口约二百九十里）；一条经小仓街、龙海塘、石板河、皎西到皎平渡渡江。洪门口、皎平渡有渡船各二，每船可容二十余人或马六七匹。河窄处十余丈，流急。宽处三十余丈，流缓，有架桥可能。西岸山陡无竹，但南岸有木头可作木排。万一架桥不成，可漕渡。洪门口下游之白滩、小倮及左上游纳平、鲁车均有渡船。

我军的行动部署：1军团决经武定、元谋由龙街渡江，并引敌人向西，军委纵队以刘伯承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29分队赶于4号上午到皎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13团应经老务营，江边渡普渡河，转入通马鹿塘道上，亦限四号上午赶到洪门口架桥，侦察其下游各渡河点，并与刘参谋长密切取联络，每日至少两次电告架桥情形。3军团主力随13团后前进，其后卫团在可郎之敌向5军团尾追时，加紧左侧后警戒。

在此之前，针对蒋军集中70个团以上兵力追击，红军在云南不可能机动作战，而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决定红军“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南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为此，三人团派刘伯承率干部团直奔禄劝县皎平渡。周恩来亲自到干部团了解情况，并作渡江布置。同时，红1军团夺取龙街，红3军团占领洪门渡。

5月3日，刘伯承、陈赓率领干部团抢占金沙江皎平渡。次日，周恩来过江，与毛泽东、朱德一起指挥红1、3、5军团在9日前全部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红9军团在云南巧家过江。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蒋军数十万兵马的围追堵截。

在红军渡金沙江的过程中，三人团以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在5月5日向全军提出北进会理消灭川军刘文辉部的任务。根据这一指示，红军渡过金沙江后，8日直逼会理城下。因攻城未克，在城郊进行休整、扩军、筹粮款。

蒋介石于10日由贵阳飞抵昆明，命令川军杨森、刘文辉扼守大渡河、西康，主力在富林；令薜岳、周浑元及滇军孙渡向金沙江边追击。

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铁厂村一个临时搭起的草棚里，洛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林彪的信和红3军团的电报所提出的问题。这是继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又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因为在取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新成立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运作才两个月时间，内部就出现了分歧。所以，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

洛甫宣布开会后，请王稼祥先讲。王稼祥犹豫了一下，还是请洛甫先讲。洛甫作了开场白后，请与会者对林彪的信和红3军团的电报发表意见。

彭德怀首先发言。他说话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他说林彪在给中央写信之前，曾和他交换看法，对林彪提出的观点，他也有同感。对林彪提议由他来负责战场指挥，他认为这样的提法不妥。

毛泽东盯着彭德怀说：“林彪的信是你老彭鼓动写的吧？”

彭德怀瞪了瞪眼，说：“你这不是冤枉人吗？林彪同志在这里，你问他，是我鼓动他写的吗？”

林彪板着脸，望了望毛泽东，说：“我只是在写信时与德怀同志交换意见。”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没有你老彭定的调子，林彪怎么会吹这喇叭？……”

彭德怀又两眼一瞪，说：“难道我老彭连跟林彪同志交换意见的权力都没有了吗！”

林彪附和着彭德怀的话说：“我就是对战略战术有看法。光跟敌人转圈子，不打仗，连进攻打鼓新场那样好的战机都放弃了，还有什么仗我们能打的呢？”

毛泽东一听林彪提起进攻打彭新场那摊事，气就冒上来了。他指着林彪说：“这事我说过多次，打地方军阀就算打赢了也是消耗战，对整个战局影响不大。我们的心腹之患是蒋军主力，打下他们才能长士气，扭转战局。”

林彪用讥讽的语气说：“那鲁班场一战呢，我们损失那么大，扭转战局了吗？”

毛泽东瞪了瞪林彪，还是忍住气说：“鲁班场一战之后，周浑元龟缩在工事里，不敢追击了，这是事实吧？”

林彪说：“周浑元是不敢追击我们了，而我们却不断地跑。我们就这样避开敌人，一天到晚都在跑。再这样转圈圈下去，不把部队拖垮了才怪啊！”

王稼祥对彭德怀和林彪点了点头，说：“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应该改变一下了。不能再走这么多路，也不该光转圈子不打仗。这样下去部队果真是吃不消啊！”

见王稼祥公开支持林彪、彭德怀他们的观点，毛泽东将烟蒂往地上一摔，站起来大声向大家陈述自己的主张。他一再强调，现在不是在跟数十万强敌决战，而是千方百计摆脱他们的围追堵截。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运动战，不多转圈子多跑动，怎么能甩掉敌人？当然，多跑动也有损失。但这是值得的，这种损失跟盲目进攻强敌所造成的损失比，那是小得多了。部队现在具备进攻敌人的条件吗？反过来说，部队多运动，迷惑敌人，一方面是为了摆脱他们，一方面就是为了创造条件，寻找战机，有把握地攻击他们。

王稼祥摇了摇头，反驳毛泽东的话说：“采取运动战摆脱敌人，这个策略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老是运动而不战，这样既造成大量减员，又不见得对敌人构成什么威胁，部队怨声载道，情绪低落得很，以后怎么能打好仗呢？”

毛泽东争辩说：“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就是对敌人的最大威胁！运动而不战怎么啦？只要我们一天不运动，就要陷入敌人的重重围困，就象陷入泥潭一样！我们现在多跑路是有好处的，多跑路才能摆脱敌人嘛。”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看法。”周恩来一发言，就表明了态度。“我们必须摆脱强于我们数十倍的敌人的围追堵截，做到这一点可能有多种办法，但从目前的情况看，除了多绕圈子与敌人周旋，我看不出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

大家望着周恩来，没有人出声。

周恩来接着说：“遵义会议后，泽东同志参加军事指挥，他在我们三人团中是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我认为泽东同志提出的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正因为有了泽东同志的这个战略战术，正因为有了泽东同志正确指挥，我们才能迷惑敌人，甩掉敌人，渡过金沙江。”

大家听着周恩来的发言，没有人插话。

周恩来望一望林彪和彭德怀，语气严肃地说：“中央成立新的三人团才两个月，中央是全权委托三人团指挥军事嘛，现在又提出要设立前敌指挥机构，我看没有必要。大敌当前，提出这种建议，是不严肃的，也是错误的。”

林彪脸膛赧红，垂头不语。彭德怀脸阴沉着，也不吭声。其他人互相张望了一下，也不说话。这时红军已渡过金沙江，跳出了蒋军的重兵包围圈，达到了预期目的，说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其军事指挥是正确的。林彪在这时候批评毛泽东的指挥方法，提出设立前敌指挥机构，以削弱三人团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显然不合时宜。

洛甫见周恩来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便改变了说话的口气，说：“这段时间，部队疲劳和掉队减员的确严重，但这是不得已的。正如泽东、恩来同志所说的，我们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看来，我们有不少的同志对这一点理解不够，对部队的宣传教育也不够，所以……”

“这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念，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毛泽东截住洛甫的话，厉声地说。“你们口口声声说，光转圈子不打仗会把部队拖垮。我看你们的这些动摇情绪才会把部队拖垮！掉队减员就以为我们的策略错了，多跑路吃了苦头就想变换指挥组织，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什么？……”

彭德怀嘴撇了撇，不服气地说：“批评就批评嘛，给人家扣这么大的帽子干什么？”

林彪也恼怒地顶撞说：“这种粗暴的批评方式，我是不能接受的！”

洛甫见争论双方都分外眼红，赶紧解危说：“泽东同志，你的话也说得太过火了。批评可以，怎么能乱扣帽子呢？”

毛泽东也觉得自已一时气愤，有些冲动，说话是过火了。他狠吸着烟，不作声了。

“泽东同志的话是有点过火，但他的批评是正确的。”周恩来望了望大家，那语气不容辩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段时间从中央领导层到部队基层，确实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观念。与强敌周旋多走路，造成一些减员，下面产生了疲劳畏难情绪，发了一些牢骚怨言，作为指挥员就对前途失去信心，这是很危险的。不能光看到部队疲劳减员，更应该看到遵义会议以后，特别中新的三人团成立以后，指挥部队二攻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把数十万强敌甩在后面的这些战绩。这几个月来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这时候要求变换指挥组织，就是对这几个月来的战略战术的否定，也就打乱了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

洛甫面露愧色，承认部队对光转圈子不打仗，疲劳减员情况严重，原先他也持批评的态度。听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发言后，对这些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看来，毛泽东、周恩来两的意见是正确的。

王稼祥也指出，向中央汇报部队连续长途行军造成的疲劳情况，这一点当然应该引起重视。但这时候提出变换最高指挥组织，这是错误的。这种想法，的确是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作崇，必须在部队中肃清。对草率地支持彭德怀、林彪等人的观点，他感到愧疚。

最后，洛甫批评林彪提出变换最高指挥组织的主张是错误的，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的观点，加强内部团结，维护三人团的权威。

彭德怀也不再争辩了。其实，他有一肚子的委屈。毛泽东指责他鼓动林彪写信，以为他有权欲，想当红军的前敌总指挥，这明显地是冤枉他了。可他又想到，若这时候竭力争辩，事情只能越闹越大，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影响内部团结。“我老彭一向坦率直爽，光明磊落，这种事情时间一久就会自然明了的！”他在心里这样叨念着。

林彪的活动被批责为军事路线上的机会主义，有损于军事领导层团结。但他对大家提出的批评，尤其是对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批评，并没有心服口服。他一直认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人应该专门主持大计，战场指挥由彭德怀负责。可惜，他孤掌难鸣，连彭德怀都没有支持他要求变换指挥组织的观点。在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批评，洛甫、王稼祥改变初衷并表了态以后，由他挑起的这场风波实际上已经平息了。

会理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进，越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后，三人团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训令，决定部队经冕宁过彝族区到安顺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