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来到周恩来的住处，有要事相商。本来，有什么事都应在刚才的会上提出来的，毛泽东这时候单独来找周恩来谈，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毛泽东点上一支香烟，连吸了几口，说：“恩来，你对博古最近的表现，有什么看法吗？”

周恩来给毛泽东端来一杯开水，望一望毛泽东，说：“我正想听一听你对博古的看法哩！”

毛泽东喷出一道长长的烟舌，直截了当地说：“博古对遵义会议的这种态度，在同志们心目中已没有什么威信可言了。若叫他再领导下去，也是比较困难了。几天来，洛甫一直在跟我商量，不能让博古再领导下去了。”

在这个问题上，周恩来再一次与毛泽东不谋而合。他颇有同感地对毛泽东点了点头，说：“遵义会议以后，博古再领导实际上就没有人服了。现在，这事既然提出来了，我看还是宜早不宜迟。”

毛泽东面呈悦色，盯着周恩来说：“博古下去以后，谁来接替合适呢？”

周恩来想了想，说：“依我看，你来接替比较合适。”

毛泽东摇了摇头，说：“我不合适。自宁都会议我离开中央核心，已有3年多了。现在，才刚刚复出，不能马上就把这担子挑起来。”

周恩来用劝告的语气说：“现在书记处成员只有你、我、洛甫、博古，我是原三人团成员，不宜担此重任。那就是你和洛甫两人中选择其一。你是中央政府主席嘛，在党中央负总责也是在情理之中。”

毛泽东又摇了摇头，说：“我看让洛甫做合适。他在遵义会议上，系统地批评博古、李德军事指挥错误，得到大家好评。他是莫斯科回来的，也能团结一大批留苏同志。共产国际对他也较信任，让他接替博古，以后我们也好向共产国际交待。”

周恩来沉思片刻，说：“既然你不接受我的建议，那我只能说，事关重大，我们书记处几个同志再商量一下，再作最后决定吧。”

毛泽东吁了口气，说：“最关键的问题还是在博古那边，还得劳驾你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哩！”

周恩来迟疑了一下，轻轻地点了点头，脸上的表情变得沉重起来。要去说服博古自动放弃党中央最高领导权，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啊！而这时候，在中央核心成员中，除了他周恩来，还有谁能去说服博古呢？

博古见周恩来登门造访，感到很奇怪。这事要是发生在一个月以前，那自然是很正常的。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没有同他和李德站在一条战上，从三人团中“分裂”出来了，他对此现在还是耿耿于怀。

他怎么也想不通，同是三人团成员，为什么同志们对周恩来的批评是那样的温和，而对他和李德是那样严厉，那样毫不留情，近乎残酷？同样是在军事指挥上犯了错误，为什么周恩来最终得到同志们的谅解宽容，不但没有被处分，反而取代他成为“党内委托的对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他和李德却军事大权旁落，还被指责为军事错误路线的“罪魁祸首”？

不过，恼懑之余，他又不得不钦佩，一向以采取灵活策略而著称的周恩来，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大智大勇，是他和李德所望尘莫及的。如果在会上他也采取周恩来那种态度，那他现在的处境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可他却办不到。

自1931年9月在上海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以来，他的处境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尴尬过。虽然名义上他的党中央第一把手的职务没有改变，但不管他走到哪里，不管碰见什么人，已经很少见到以往那种敬重的表情，甚至有不少人向他投来谴责的目光。

在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中，洛甫越来越多地接管了，在某些方面显然是没有他的存在一样。在重中之重的军事指挥方面，本来政治局是指定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由于周恩来的谦逊恭让，毛泽东越来越反客为主地向主角靠近了。

不再有人来向他请示汇报，不再有人来征求他的意见，他这个总负责人已形同虚设。被孤立的哀愁，无时无刻不在心头折磨着他。他常喃喃低吟：“我是多伤惨，光阴犹如胆，何日胆光转，红军出青天。”

见博古情绪低落，周恩来没有直接跟他谈变换中央总负责人职权的事，而是拐弯抹角地先说一些听似题外的话。他说：“你在遵义会议上对同志们的批评不满，对我周恩来也有成见，这一点我是理解的。跟你说实话，对同志们的有些批评，我也并不是完完全全地心悦诚服地接受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同志们的批评大部分是正确的，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没有必要去为一些次要问题纠缠不休。”

博古凄楚一笑，说：“你周恩来有耐性，能受那种窝囊气。我可受不了。我博古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要说我有什么错误，应该由共产国际来裁决。毛泽东、洛甫、王稼祥这帮人有什么资格指责我？”

周恩来说：“这些问题以后我们有时间再争论吧！再说，遵义会议上，大家还是肯定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只是批评我们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要求改变军委领导方式。这你能说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博古说：“我执行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说我们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这就等于说共产国际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我的这个观点决不改变！”

周恩来说：“博古同志，请你设想一下，如果在遵义会议上，你、李德同志、我和凯丰同志几个人固执已见，寸步不让，那样会开成一个什么样的会呢？我们现在的局面又会怎么样呢？”

博古阴着脸，不吭声。

周恩来说：“老蒋现在可是动用几十万兵力来对我们进行围追堵截啊！五次‘围剿’我们没能在中央苏区粉碎，西征以来军事连连失利，部队由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再用老办法指挥下去，不但不能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恐怕同志们也不会再听从我们的指挥了啊！”

博古低垂着头，还是不作声。

周恩来说：“尽快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去创建新的苏区，是我们的当务之急。现在谁的办法成，就采用谁的办法，只要能把部队带到目的地。在这个大前提下，我们个人的一些得失，一些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博古抬起头，两眼睁了睁，盯视着周恩来说：“恩来同志，你今天来找我，是不是……”

周恩来用异常庄重的语气说：“博古同志，我们要顾全大局啊！……”

博古又低垂下头。经过长时间的苦思，他抬起头望着周恩来，语调低沉地说：“其实，这些天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事到如今，听我的话的同志越来越少，指挥不灵了，如果再由我继续领导，就不好办了。既然你们也已考虑这个问题，我只能服从多数同志的意见了。”

周恩来感激地说：“博古同志，你如此深明大义，同志们会十分地感谢你的！”

“都是为了把党的工作搞好嘛。”博古吁了口气，望着周恩来说。“谁来接替我？”

周恩来成竹在胸，说：“初步定洛甫同志。不过，中央常委还要开个会正式讨论一下，再作最后决定。”

博古点了点头，说：“那我今后的工作呢？不能叫我无所事事呀！”

周恩来说：“为加强总政治部的工作，你来担负总政的工作，怎么样？”

博古想了一想，爽快地说：“好，总政的工作是应该加强，我就暂时把总政的工作抓起来吧。”说着，目光不经意地落在床头靠墙脚的几副担子，那是党中央最高层的档案，党内最高权力的象征。离开江西中央苏区西征以来，这几副担子一直跟他形影不离。他走过去，与老搭档道别似的，依依不舍地伸出手去抚摸着那几副担子。

周恩来见此情景，心一沉，不知该说什么。两人的心情都很复杂。

博古唤了一声，门外的警卫员跨步进屋。博古叫警卫员把那几副担子给洛甫挑去。周恩来对欲行动的警卫员摆一摆手，对博古说：“先别急嘛，这事中央常委还没讨论哩！”

博古苦笑着说：“这不影响我把这担子交到洛甫同志那里吧？”

周恩来说：“等中央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再办理吧。”

博古说：“不等了。总政那边有没有担子，你就叫他们给我挑过来吧！”

几个警卫员和勤务员按照博古的吩咐，将那几副担子挑到洛甫的住处。

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最高权力就这样交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