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到李德的住处时，见屋里只有李德和博古两个人，他们俩脸上都是阴云密布，刚刚跟人吵完架似的。周恩来一眼就看出，昨夜的会把李德气跑了，人家一肚子的怨气正要找地方发泄哩！所以，一大清早，李德就打电话把几乎一个通宵没合眼、正准备打个盹的周恩来叫来，说有要事相商。

周恩来考虑到，昨晚才把李德从会上气跑，如果时隔几小时后又对他的“指令”不理睬，那事情会闹大的，再说昨晚自已在会上也过于激动，对他态度粗暴了一点，可以趁此机会向他道歉，给他消一点气。这样想着，他就急着赶来了。

但是，李德和博古一大早把周恩来叫来，可不是为了听他道歉的。不等周恩来把话说完，李德就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说：“这事就别去提它了。我们现在就开个会，研究一下这个东西。”他从桌上拿起一份刚印好的文件，递到周恩来面前。

周恩来一看，正是昨晚开会作出的政治局决议稿。他皱一皱眉头，说：“政治局已经作出决议，我们还研究什么呢？”

李德冷冷一笑，说：“这样草率地作决议，是很不严肃的。让毛泽东一煽动，你们就急于作决议，这不等于叫毛泽东牵着你们的鼻子走吗？”

周恩来听李德那么一说，火气立刻涌上来。他还是很理智地把火气压了下去，尽量以平和的语气说：“李德同志，昨晚的会议你是参加的，博古同志也参加，还坚持到会议结束。大多数同志都支持改变原计划，改向黔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的苏区。并就这一主张形成了决议。我们还怎么去改变呢？”

李德用强硬的口气说：“只要我们三个人团结如故，始终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凡我们不同意的任何决议都可以推翻。”

周恩来也用强硬的口气说：“那是你说的，实际上办不到。”

李德两眼瞪了瞪，说：“不是办不到，而是你周恩来不愿意这么做！”

“是的，我周恩来不愿意这么做！”周恩来说着这话，声调就升高了。“多数同志举手通过的决议，我是不会去推翻的。何况，这个决议，我周恩来也是举手同意了的！”

“到湘西去与2、6军团会合，在湘西创建苏区的计划，你周恩来也是举手同意的，现在为什么又自已推翻了呢？”李德说着，脸上火烧似的发红。

“那是因为情况发生了变化。”周恩来辩驳道，“这个决议，政治局是根据现在的情况作出的，我和多数同志一道认为是正确的。在情况没有发生变化之前，我不会推翻这个决议。对这个决议进行表决时，博古同志也在场的。博古同志，你说，当时你没有举手同意，但为什么也没有表示反对呢？”

博古显得神不守舍，头一直低埋着，不出声。

李德瞪了博古一眼，长吁了口气。他心里明白，尽管博古理论修养很好，有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作后台，但毕竟才26岁，太年青，缺乏实际经验。一遇到复杂的情况，就缺乏主见不知所措。加上，跟莫斯科的联系中断以后，他更像失去精神支柱一样，六神无主。

他想了想，对周恩来说：“周恩来同志，我知道，我的话现在你们是不愿意听了。但我还是要对你们说，不要因为遇到挫折而动摇了信念，更不要让毛泽东牵着你们的鼻子走。这样，你们是要犯大错误的！周恩来同志，你也别忘了，以后你我都要向莫斯科交差啊！”

听李德这番警告，周恩来心里倒平和了些。他长长地吁了口气，温和地对李德说：“李德同志，我现在不能考虑这么多。我们几万人马正处在蒋军的围追堵截之中，我一方面要考虑如何摆脱敌人，创建新的苏区；一方面我要考虑，几万军队在没有后方物资保障情况下，如何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我只要把这些事做好了，以后国际和党中央怎么处置我，那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从李德的住处出来，晨雾还没有散，街上十米开外就看不见人影。周恩来和小魏正走着，听见前面传来两个人的谈话声，是四川口音，听起来很熟悉。他快步向前走去，见那两人正是朱德和刘伯承。

刘伯承也参加了八年前的南昌起义，跟周恩来、朱德是老战友了。刘伯承原来是红军总参谋长，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因在战略战术问题上与李德产生歧见，被李德撤去总参谋长职务，贬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

周恩来说天这么冷，叫刘伯承进屋去。刘伯承不想见到李德，不愿跟周恩来进屋去。朱德对刘伯承说：“我差点忘了告诉你，昨晚，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跟李德拍起桌子了！”

刘伯承惊讶地望着周恩来和朱德，说：“这是真的吗？”

朱德说：“什么事都可以假，这事可是千真万确！”

“这可是个好兆头！”刘伯承兴奋地说，“我们的总政委敢跟那位洋顾问拍桌子了，这对我军来说是件大事啊！”

“有话进屋去说，别老站在街头吃北风！”周恩来拉着刘伯承的手说。

刘伯承说：“这回你们不请，我也要去的。”

他们三个人才走了几步，迎面走来一个身材矮小的人，肩上扛着一台油印机，是邓小平。

这个16岁就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加入由周恩来创建的中共旅欧支部，25岁就奉中央之命赴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原红7军、红8军政委的年青的“老资格”，此时是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的一名编辑，集编稿、刻写蜡板、油印、发行等数职于一身。进入中央苏区之初，他是很重要的瑞金中心县委书记。由于是毛泽东路线的积极拥护者和坚决执行者，随着毛泽东受“左”倾中央排挤打击，他被“左”倾路线打成“毛派分子”受到了严厉批判，被一贬再贬。长征前夕，作为被“左”倾路线“批倒批臭”的“毛派分子”，本来打算作为一名普通战士跟着部队走的，是王稼祥把他调进总政治部，参加《红星报》的编辑工作。

周恩来望着邓小平，又看一看朱德、刘伯承，笑着说：“今天真是巧了，你们三个四川老乡都碰在一块来了！走吧，今天我请客！”

邓小平说：“你那衙门，我可不敢进！”

周恩来说：“你进去了，怕老总和我把你吃啦？”

刘伯承说：“去吧！刚才我也说不愿意踏进他们的门，可一知道有好事，他们不让进，我还非进不可哩！”

邓小平说：“有什么好事？”

朱德说：“你去了不就明白啦！”

“有好事我就去。”邓小平脸上露出笑容。“到你们那里，能吃一顿饱饭再出来，也是值得的嘛！”

四个人回到军委总部，正巧，炊事员把一锅热腾腾的白米粥端了上来。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的白米粥了，四个人忙着自已动手，拿碗操瓢，甜滋滋地吃起来。一碗粥才吃不到一半，参谋拿一份电报过来交给周恩来。这大概是一份急件，参谋就在一旁站着等周恩来看完批示。

周恩来放下饭碗，把电报稿看了看，思考了片刻，提笔在电报稿上飞快地写了几行字，并吩咐了几句话才交给参谋。拿起饭碗才吃几口，参谋又进来，叫他去接电话，是前线打来的。当他接完电话回来时，那三个人都已吃饱了。

刘伯承说：“总政委，你怎么连一碗粥都要分几次才能喝完呢？”

朱德说：“他呀，别说一碗粥，连一个盹都要分几次打哩！”

周恩来苦苦一笑，说：“有什么办法呢？李德把你撤掉了，又没有指定新的总参谋长，叫我又当总政委，又当总参谋长！”

刘伯承说：“我知道，你呀，要是有总参谋长，你还是照样整天忙个不停的！”

周恩来凝望着刘伯承，神情庄重地说：“说实话，我现在感觉到有点吃不消了。看在我们曾经在南昌聚首举旗反蒋的份上，你回来帮我一把，怎么样？”

朱德说：“这可是个好主意！伯承，你可不要拒绝啊！”

刘伯承脸阴了下去，摇了摇头，还是不想跟李德在一起共事。朱德说李德自命不凡，却连打败仗，大家是慢慢地看透他了。现在，大家对他那个打法，怨声载道。除非他能来个180度转弯，否则，没有人听他的瞎指挥了。自打过湘江以后，李德的最高指挥职权已名存实亡，部队的指挥都是由周恩来全盘负责了。

听朱德这么一说，刘伯承想了想，说：“既然这样，我可以考虑的。”

这时，邓小平抹一抹嘴巴，大大咧咧地说：“我这趟来，是为了讨一顿饭吃。现在，肚子挣饱了，也该走了。你们有大事慢慢讨论吧！”

“你可不能走。”周恩来唤住邓小平。“有事跟你商量哩。”

邓小平半信半疑地望着周恩来，问：“有事跟我商量？”

周恩来说：“你以为叫你来，就是为了叫你吃这么两碗粥？”

邓小平搔一搔头，喃喃地说：“该不是请我帮忙刻蜡板吧？”

周恩来望着邓小平，凄楚一笑，说：“十几年前在巴黎，你就刻蜡板、油印我们旅欧支部的报纸，大家给你起了个绰号‘油印博士’。都过了这么多年，党中央秘书长你当过，军政委你也当过了，怎么能当来当去，又回头来当‘油印博士’呢？”

邓小平笑了笑，说：“这正说明我技术精堪，无人能替代嘛！”

“这叫聊以自慰。”周恩来叹了口气，脸上泛起几丝哀愁的神情。“这些年，你受尽了委屈，我们心里都很清楚。他们说你是‘毛派分子’，是没说错。经过这几年的风风雨雨，我感觉到，还是毛泽东那套办法行得通。所以，我在通道、黎平两次会议上，都采纳了他的主张。你这个‘毛派分子’，我也不能再叫你当这个‘油印博士’了！”

邓小平拍一拍那油印机，自嘲地说：“你不让我当这‘油印博士’，恐怕没有适合我干的活了。”

“大才小用的事，我不能再坐视不管了。”周恩来说这话时，神情显得有些激愤。“伯承同志，我请你复出，当总参谋长。小平呢，以前在上海，我记得是去广西之前，当过中央的秘书长。那就请你官复原职，再当秘书长吧！”

邓小平说：“那你不怕人家攻击你，说你重用‘毛派分子’吗？”

朱德说：“他顶住李德、博古的压力，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这已经够大胆的了。还怕人家说什么重用‘毛派分子’？”

“这真叫人喜出望外！”邓小平笑呵呵地说，“本来只想来讨顿饭吃的，没想到，挣饱了肚子，还捡了个官来当！伯承，早知道这样，我们该天天往他们这边跑呀！”

“你这个乐天派！”刘伯承嗔怪地说，“我可没你这么轻松。这时候叫我当总参谋长，我压力大着哩！”

周恩来指着邓小平说：“他就是个乐天派！不然，这些年他受了那么大委屈，要换上别的人，早就垮掉了。”

邓小平突然想起什么事，转过身去扛起那个油印机，说：“我还有一期报纸没出呢！我得干活去了。”说着，哼着小曲急匆匆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