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地下工作(1927-1934) 第一次送文件

一次,支部决定由我把党的文件送到距县城40华里的铁旗坪支部。接头人叫崔田民。必须在深夜去,白天要不动声色、照常上课,丝毫不能显露出任何异常举动。支部交待了接头暗号,临行时对我说:“这个任务非常重要,相信你一定能完成”。

我初到绥德,人地两生,不了解当地民情风俗,也不知铁旗坪在哪儿。我找到做饭的工人黄老二——他是我负责发展的对象,商量如何混出戒备森严的绥德县城。

当时城门被极端反动的蒋梅生部队把守,过往行人均要被严密搜查。因黄老二经常要挑剩饭经东门出城去喂猪,守东门的敌人习以为常,很少检查。这一天,乘着夜色,黄老二挑着剩饭桶顺利地出了城。敌人根本想不到这次的桶底下藏有我用油纸包好的文件!紧接着我也顺利通过了敌人的仔细搜查,沿黄老二的足迹到了相约地点,从他那儿取了文件,再踏着近一尺厚的积雪去铁旗坪。

在空无一人的漆黑的夜途中,我高声背诵着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和其它豪放的诗词,为自己壮胆。摸索着到达铁旗坪后,根据临来时支部的交待,直奔位于中心大路南边的小学。

小煤油灯闪烁着的一问屋里有3、4个人正在谈着什么,我向他们打听崔田民。一个两眼有神,脸庞清瘦,中等个头,穿着破棉袄,扎着腰带,20来岁的小伙子忙问:“你找他有什么事?”

我说:“二元二角二分”他哈哈大笑:“同志,我就是你要找的崔田民。”并急忙起身为我拍打身上的积雪,拉过凳子,让我坐在火炉边,倒上开水说:“这么黑,走这么远,你一定累了吧!你贵姓?”“姓李。”他立即回头喊了一声:“大哥,去召集支委马上到这儿开会。让家里做些面条,给老李暖暖身子”。

我起身推辞:“我必须在天亮前赶回学校,时间不多了”。

老崔看看天说:“来得及,现在才是二更时辰。我们还要请你讲讲形势和任务呢。”

不到5分钟,20余名党员就到齐了。我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这么大的题目,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把平时看书、读报和支部、小组会上听到的有关形势、政策向他们讲述起来。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到国民党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一直讲到大革命失败后,革命转入低潮,在白色恐怖下要长期隐蔽,要利用合法身份做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坚持斗争,以争取革命高潮的尽快到来等等。听众聚精会神,我也因为头一次作这么一个“大报告”而激动。讲完后我把文件交给崔田民,并要了收条。三更时分,我向他们告别,崔田民、崔田夫等与我依依难舍,直送了3里多路,并派了一名雇农党员送我回绥德县城。离城五里路时,我请他回去。可当我已走了很远回头看时,还隐隐约约见他站在原地。时隔60多年了,他挺立在风雪中护送我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到绥德县城东门时,正巧遇到从义合镇方向走来的同学史应南,我们虽不在一个党小组,但彼此知道是党员。在大革命中斗争安定县长张鸣盛时,我们曾相互配合过,又是一起报考绥德四师的。我估计他也是去执行什么任务回来的。我们互相递了一个眼色,一前一后通过东门。回校路上,互相介绍了情况。他是去义和镇支部送文件并传达特别支部决议的。到校时,已是拂晓,同学们还在梦中。待我洗漱完毕,起床铃才响。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在体育课老师苏醒民的军事课上,各式射击姿势的操练在紧张进行。我的动作属于准确。在数学课的提问中,我精神抖擞对答如流。这次秘密行动,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受到支部和党员老师的表扬,我感到很欣慰。

绥德四师党支部根据每个党员的特点、活动能力、党性观念、学习优劣来分配任务,尽可能使每个党员都得到锻炼。党支部曾交给我一个任务:把英文教员脱党分子刘敬敏撵出学校,但是要把握好时机。不久,参加了学生反动组织“兄弟党”、来自佳县的李某,要抄袭白明德的英文习题,刘敬敏明知李的作弊行为却不干预。我发现后,在上课时揭穿了这一丑行,全班同学立刻提出质问,刘尴尬不堪。此后,只有少数几个“兄弟党”成员去听英文课,其他人“罢”他的课,他在学校实在呆不下去了,被校方解雇。这件事也大煞了“兄弟党”的嚣张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