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内的李真，终于意识到了自由和生命的可贵。他一方面积极向专案组坦白犯罪事实，一方面以书面的形式，对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回忆和反思，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求得宽大处理。李真自知罪恶深重，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自己死定了，所以想抓住任何一根救命稻草，希望有关部门能放他一马。但所有的认罪和“努力”都没能奏效，他剩下的只有悔恨的泪水和凄婉的哀鸣。

我们注意到，临死前，李真最后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晚上9点多钟，望着记者远去的背影，他慨然长叹：“每盏灯下，都有一个温馨的家庭，可我再也回不到家里去了。”

李真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秘书政治的真实境况，也照出了中国共产党惩治腐败绝不手软的决心。

为表明心迹，他向专案组写了一份长达两万多字题为《我的前半生》的悔思书，令人读后感慨不已。这里摘录其中一些内容以飨读者。

尊敬的各位领导：

在事业上我曾有过昨日的辉煌，可竟在一夜之间沦为了今天的阶下囚。此时我深为失去自由、亲人而痛苦，更为对党和人民犯下重罪而悔恨！

在我事业成长的过程中，党组织付出了极大的心血，给予了许多关怀和培养，为我提供了十分难得的机遇和环境。我于90年任秘书，92年又改任政府办公厅秘书，93年初，我成为了河北历史上最年轻的省委办公厅秘书。在如此特殊的作岗位上本应更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珍惜机遇做好工作。但由于我缺少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对党的组织原则、规章制度理解得不深，领会得不好，逐渐养成了骄狂、自以为是的坏作风，并被官场上的阿谀奉承、不择手段的追逐名利等陋习所迷惑。在这种强烈的功名思想驱使下，凭借领导对我的特殊信任，利用工作之便，广泛地建立密切关系，凡有求于我的人，只要认为应该帮助，即使由此给自己带来某种不利也都在所不惜地尽量给予支持，根本没想有些事是党内制度、国家法律所不允许的，而认为这种所谓的豪情仗义、敢言敢为一定能在政坛上赢得一批坚定的支持者和人格上的“赞誉”，会对未来的仕途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种政治上的幼稚，确实也曾使我同河北的有些省、市级领导建立了极为信任的关系，当然也有相互利用的心理。凡我认为有可能的，都积极地给予支持。结果，使我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就越发重要，觉得我的作用无人可以替代，再加上渲染，我在河北政坛上竟成了一个神乎其神的人物了。

我于94年底被任命为省委办公厅副主任，96年初到省国税局任副局长、党组副书记，97年初被任命为省局局长。本来荣誉的获取、权力的晋升是在同志们的高度信任、大力支持、党组织的亲切关怀和苦心培养下取得的，我理应万分珍惜，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而我却未能正确地对待、清醒地把握，反当成炫耀的资本并精心设计着下一步的发展目标。当被省委和总局均确定为省、部级后备干部后更感到春风得意，并在工作中充分暴露了思想及性格上的弱点，骄狂傲慢，主观臆断。更有甚者，伴着权力和荣誉的同时出现了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个人利益触犯国家法律的事情。直到东窗事发，方恶梦初醒，但悔之已晚。

入狱后经过极为痛苦的回顾，反思为什么自己从一个年轻有为的领导干部而沦为阶下囚呢？

我认为首先是忽视了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产生了动摇，灵魂受到了腐蚀。由于我同领导们接触较多，当看到某些领导台上讲的是慷慨正义之词，台下想的是升官发财之路，平时干的是肮脏龌龊的勾当。再加土许多官场中人的那种麻木、自私、嫉妒品性，见领导阿谀奉承，待百姓趾高气昂，对工作得过且过等丑陋的劣性后，没能理智、正确地分析到这是我们党在前进中的一小部分消极阴暗面。现在深思，每一位共产党人都能洁身自爱、伸张正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的话，我们党的事业也一定能繁荣昌盛。我只想到蚁穴可以溃大堤，但殊不知小川还可以汇江海。我深受党恩，非但不能清正廉洁，反而丧失信心，随波逐流。这正是铸成我今天大错的主要根源。

其次是没有遵守好秉正无私、两袖清风的领导干部准则。这方面虽说我受兑培养教育多年，然而随着自身权位的逐渐显赫，既被社会上阴暗腐败的消极现象所诱惑，又被根深蒂固的“功名道义”思想所左右，更被权力和胜利冲昏了头脑，致使出现了严重的违反法纪，凭借权力和影响贪图享受、奢侈腐化等问题。如：离婚后为了方便生活，我寻找一个现役军人到家长期照顾小孩和我。除在秦皇岛、承德、廊坊建立高档培训中心外，还在北京建了个极为豪华的小办事处，形式上为省局整体服务，实质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与有关领导和朋友交往方便。特别是凡有恩于我的人，只要有求于我，为了知恩回报我都尽量地给予帮助，有时不计后果，甚至违反原则。最终是这种所谓的“豪情仗义”葬送了自己的锦绣前程。

再者是法律意识淡薄。作为当代的领导干部本应认真地研究、掌握国家的法律、政策，而我却忽视了其重要性，从没深入地学习过法律知识，对国家的法律、法规只是局限在很一般意义上的了解，致使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发生了许多犯罪事例，多数也知不对，但根本没意识到是在严重地践踏法律。如当初清楚地知道这种行为已触犯刑法，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无论如何也绝不会出现今天的局面。

初次收受财礼时也曾有过忐忑不安，担心由此而影响前程。记得我任秘书时曾有位市领导前来汇报工作，顺便送给我两条中华烟等小礼品，想收但怕领导得知后批评，有些为难。对方已面有不悦，恰好司机进来却满不在意地收下了，我才顺手收下。一次在北京，李国庭以我在京联系面宽、需要花钱为由，送给我五千元人民币。虽再三推辞，但在他坚持下还是收下了。可事后又有所顾虑，觉得不大稳妥，于是把此事向领导作了汇报，领导让我退给他。可退钱时，李非常生气，流着眼泪说瞧不起他，并由此产生了某些看法。这两件事对我的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认为在当前，请客送礼，应坚决拒绝，一般层次的人送礼也可以拒绝，但有一定权位或友谊甚深的人送礼值得考虑。因回绝后不但有可能会影咆感情，而更重要的是由此可能会失去政治上的支持。收了这些人物的礼，通常情况下也不会出什么大事。这种思想却逐渐导致我日后在收受金银手饰及巨额资金时都不能清醒地把握。

我的前任秘书吴庆五在事业上曾与我风雨同舟、共同拼搏，对我有知遇之恩。他告别政坛，下海经商，自然得到了我的大力支持。在妻子出国前夕，吴庆五提出给予经济资助，我当时只想到这是他对我一种情义的表达。但听到是笔巨款时，也确有惶恐的心理。他表明我们友谊甚深，此做法完全是表达感情，千万不要介意。听后我心想以往曾给予过他很大支持，未来我与妻子也还可以回报，心中坦然了许多。因此由衷地对他表达了感激后，同意接受此款。经历此事后，使我的心态发生了很大变化，对金钱的欲望也明显增强了。现在细想，如当初没有妻子出国的举动，我的犯罪也绝达不到今天的严重程度。接着陆续出现了李国庭等人的经济支持。94年底在妻子原打算出国前夕，李国庭到石出差，我和妻子前去看他，期间他拿出5万美元，说出国读书，需要花钱，算我的一点心意。当时我确实不好意思收，再三讲，您有这份心意，我就非常感激了，不需要给钱。今后如有可能，给她些项目支持。他听后满带感情地说：“别人有困难我还帮助，何况你呢？你若不收就是看不起我。”并又诚恳地讲到，“你年轻有为，做事一定要谨慎。今后如需花钱，我帮你批烟，千万不要找别人，避免出麻烦。”听后我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收下此款。并陆续找他给河北驻北京办事处批烟，从中得利。张铁梦在我做省政府办公厅的秘书时任“东租冀办”主任，我们相识并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

1993年10月他挪用公款案撤销复职后，对我感恩备至，以在京活动不便为由，为我购置了一部汽车，并在我妻子出国前送给了一万美金。秀玲和我从小一起长大，可以说青梅竹马、情深意切，按她所言我们的友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在她96年下海经商后，多次利用我的影响谋取利益，起始我真有顾虑，深怕由咖、而毁坏声誉让她多从我的未来前程、综合利益上去考虑，做事要万分慎重，并曾回绝过她的数次请求。后来在听她叙述下海后的艰难经历时有种愧疚，对她未来的商旅生涯有了鼎力相助的想法。后来帮她在京开办公司，并将省局廊坊培训中心的基建项目交由她联系有关建筑单位。当然也千叮万嘱，做事要切记周全。本以为谨慎有余、万无一失，殊不知已导致触犯刑律的严重后果。最后当大笔资金存放在家中时，已不单有愉悦的感觉，而更感到是种沉重的负担。特别是随着党中央反腐败形势的不断深入，在全国各地陆续严惩了一批腐败分子后，更是惊恐万分，深怕由此而身败名裂。当李国庭被抓，听到中纪委调查我的风声后，内心深处十分紧张，曾闪过向组织如实交待的念头。但最终还是被所谓的“道义、名节、前程”所左右，使我丧失了一次极好的机会，直至3月1日被组织隔离审查。可以说，对我的查处，如果发生在5年前，绝不会如此严重，但若发生在5年后，肯定会比这更严重。

被审查以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的认罪态度是不好的，深知问题严重。开始也曾一度抱有侥幸心理，寄希望昔日的领导、朋友帮忙、说话，只要自己坚持，恶运就能过去。到后来，当感到“营救”无望，特别是专案组已掌握了自己的大量犯罪证据后，又是一种所谓的“名节、道义”占据了我的心理。总是想过去和我有经济往来的这些朋友都曾是友谊甚深、善意的相互帮助，如今自己已落了个悲惨的状态，牵连和影响他人实在是于心不忍，宁可以死相抵，也要在世上保全“名节”。更可悲的是把彻底的坦白、认罪当成是贪生怕死，把所谓的“名节、道义”思想当成是一种优良的品格。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使我失去了许多立功的机会，也给司法机关办案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随着问题交待的深入，我越感负罪沉重，对不起生我养我、现已风烛残年、体弱多病的老妈妈。她一生向善正直，含辛茹苦地把我抚养成人我的未来寄予了无限希望，听到我被逮捕入狱的消息对她将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沉重打击；对不起年幼无知、聪明可爱的小儿子，他从小没有得到母爱，缺少亲情，对我的依赖性很强，在那么需要爸爸关爱的时候，却失去了我，多少次梦幻中，他在哭喊着找爸爸；更对不起多年来教育我、培养我的各级党组织。

参加工作以来，党和人民给予了我多少殊荣，我如此年龄就走上了正厅级领导岗位，是多少正直、比我有才华的人而没能得到的机遇，然而却在党和人民赋予我的权力面前，没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成了功名金钱的牺牲品，真是痛苦万分！在此我真切地向党和人民忏悔！向亲人们忏悔！

李真的反腐建议

李真还以自我作镜子，提出了“反腐建议”，现录于兹，以飨读者：

我叫李真，1962年5月29日出生在张家口市的一个处级干部家庭，我本是一个心地善良、对弱者抱有同情心的人，再加上豪情仗义的性格，对很多朋友在困境和需要之时，给予真挚的鼎力相助，不可谓对朋友投入的感情不深，也不可谓在社会上结交的朋友不卢、不多。然而在我遍体鳞伤、万分痛苦之时，非但没有得到昔日曾山盟海誓的朋友的一丝同情和安慰，反而得到的是为和我保持距离的众多非议和落井下石。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我痛苦的心已绝望之时，和我萍水相逢的专案组却给予了我就是化作泥尘也难以忘怀的真挚拯救之情，并为我问题的客观准确查证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每每想起此情，我就心潮澎湃，有着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愧疚和感激！血的现实使我清醒、痛悔，我发自肺腑地说：我愿将自己的一切交给党组织，以回报党的恩德，弥补心灵的内疚！

首先对组织上就我所犯问题的查证意见，我不仅心悦诚服地完全接受，并感到万分的悔恨和内疚！但此时作为一个深受党恩、又深愧党情的人来讲，我已不是考虑个人的处理结果，而是从骨子里由衷地希望我们党和祖国长治久安，繁荣昌盛。出于这种真切的心愿和对党的政治责任，我愿将深思了许久，就如何有效治理腐败题的想法披肝沥胆地禀明，望能洞见我的苦衷！我个人认为，当前官场上突出的弊害是吏治腐败和结党营私，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渗透，不仅在党内产生了极坏的影响、而且也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如不断然采取有效措施严加整治，无疑会成为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极大危险和严重障碍。这种败坏风气的严重状况，不谈不等于没有，正视现实也绝不是自我否定，而是为了彻底地改变它，由此就更能说明我们党的英明、伟大。

目前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状态，只用常规性方法治理已不易切实见效。我以为，除了有效地治理腐败环境外，还应采取一些“非常之举”，积极稳妥地触及官场上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使各级官员均能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进行深刻的反思，方能达到一定的实质性效果。如若实施这一“非常之举”，既能把腐败腐朽的思想从诸多官员的脑海里有效地清除，又可自然打破结党营私的壁垒，必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产生影响，最终会出现腐败官员对党感激涕零，时刻不忘为党中央的治国安民大业甘效犬马之劳的局面。

据我所了解的社会有关情况，实事求是地讲，如果严格按照国家法纪条款来衡量，目前在我国逾越原则发生腐败问题的官员已绝不是少数，腐败现象已带有相当的普遍性，只是在程度上和性质上有所不同。但任何腐败现象都是在潜移默化中逐步加深的，可当前受到法律惩处的人数却只占其中一个很小的比例，因而当前在社会中逃避法律制裁的腐败官员占其中绝大的比例。受到法律查处的人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令其触动心灵、深刻反思并万分地悔恨，那是必然的。假如人生能倒写的话，当初这些人绝不会容许自己的违法行为出现。

同时，在目前众多逃避法律制裁的腐败官员中，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的腐败行为不对，却不愿或不能面对现实，存在侥幸心理，一方面在评价着受查处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自己却依然发生着腐败现象。同为腐败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状态，两者的效果之所以差之千里，其关键就在于是否对他运用了法律手段，使其触动心灵，震撼思想。当前许多案件在查办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时，往往因稳定因素而有所顾虑，使案件不能得以彻底查证。但殊不知，回避矛盾的暂时稳定，势必会导致激化矛盾的长远不稳定，因为众多逃避法律制裁的腐败官员其心灵没受到强烈震动，思想没发生深刻变化。在当前的客观条件下，腐败行为是不会停止的，其程度只能逐步加深。

对超越法律的腐败官员全部彻底地严肃惩治，从法律意义上讲是天经地义的，但根据目前的办案线索、办案证据和办案手段，是不可能全部查证的，即便是全能查证，真要严格按法律惩治的话，不仅会对党的工作造成一定影响，同时也势必影响目前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大好局面。

针对当前的客观实际情况，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我个人认为，若能采取一项既可使社会稳定不受影响，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又能对腐败等问题有效治理的措施，则意义会更加现实、深远。我认为，在当前治理这些腐败风气的特定时期内，国家如果制定一条“宽严并举”的法律政策，这一效果有可能会得到充分体现。因为法律也是为政治服务的一种工具，运用法律的目的也是为了优化社会环境，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只要这一效果能得以充分体现，法律的作用也就真正得以发挥。我所说的“宽严并举”，具体讲就是在一定的时限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像发动“三讲”一样的反腐败运动。

严格按国家法纪规定的条款，运用科学的办案体制和办案机制，从严加大对腐败事实的查证面。对已查证的腐败官员根据其犯罪性质、悔罪态度、立功表现等，有宽、严不同的处理政策。对一小撮认罪态度不好、犯罪性质恶劣的要坚决从严、从重惩治，但对大部分真诚悔罪、彻底交待问题的腐败官员，可记录在案，给他们一次悔过自新、戴罪立功的宽容机会。如这一办案机制得以运用，不仅可以为国家挽回巨额经济损失，而且产生的社会作用和治理效果也就更为理想。

首先，严格按国家法纪条款全面查处腐败，是一项深得民心的正义事业，是任何腐败者都没有理由敢非议的。其次，在办案中由于有这一政策的体现，非但不会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相反还会极大地增强党的凝聚力，强有力地促进整体事业的向前推进，办案质量、办案效率也会随之显著提高。三是众多被采取司法措施查处的腐败官员在特定的环境下，有这一次政策的感召，绝大多数不敢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会极早彻底地交待违法乱纪问题，其结果势必促使其深刻反思，痛悔万分。这些人在被组织宽容处理后，只会对党恩感激涕零。四是严格按法律程序及早从严查处腐败官员的违纪违法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挽救干部，避免他们犯更大错误。据我所知，目前在被查处的许多腐败官员中，过去在被人举报或受到案件牵连后，都在极力想办法躲避组织审查，但一旦受到查处，又都后悔当初所为。如果能早一点得到组织审查，也不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对此我有着深刻体会。对我的立案侦查如若发生在五年前，绝不会有如此严重的问题，但若发生在五年后，一定会比今天的问题还严重。

运用法律手段对腐败官员进行立案侦查后，这一特定的环境对改造他们的世界观、有效清除他们的腐朽思想会产生奇效。首先在事实和正义面前他们必须承认违反法律的极端错误性，并由此产生强烈的心灵震动，深刻反思逾越原则所付出的代价，痛悔因此而失去党和人民所给予的一切。冷酷的现实使他们清醒地认识到领导身份和法纪的必然联系。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无论在什么,样的客观环境下，都务必要始终正确履行自己的职责，任何被名利所诱惑而违反愿则的行为，都必将出现遗憾终生的结局。这一痛苦的过程会使其思想纯洁升华，这是在正常状态下通过理论学习和思想工作难以达到的思想改造效果。就我个人而言，在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前是一名年轻有为的青年领导干部，而今却是一个利用职务犯罪的腐败分子，痛悔之情之深，我有深刻感悟。

人在大起大落后，会大彻大悟。在冷酷的现实中，也定能永远牢记这沉重的教训，不身临其境的人是很难有这切肤的感受的。当一切都想明白时却为时已晚，这对人生而言是可悲至极的。然而就在他们对未来绝望之时，如果有这一政策，使其能够得到组织的宽容处理、党和国家给予的悔过机会，那么无论什么人，在心灵深处除了有强烈的负罪感外，还会产生对党和国家至此不忘的感激之情。在这种思想感情的支配下，他们一定会用过去那沉痛的教训去警示、唤醒他人，用自己今后的正义言行去感召影响他人，对党的任何指示和安排都不可能讲任何条件地去愉快完成，无论在多么艰难恶劣的环境下，也会时刻不忘党恩国恩，牢记教训，为党的事业尽心竭力地努力工作，以取得优异的成绩来回报党恩。如果通过实施这一政策能达到这一效果的话，其产生的意义必将深远和重大，这也是当前有效治理腐败问题中科学地把依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的具体体现。

概括起来，分析实施这一“非常之举”可能会取得如下社会效果：

一、运动开始阶段会引起局部的暂时不稳定，但随着运动的深入，一定会转变为整体的长远稳定。

二、眼前工作事业发展会受到暂时的影响，但随着腐败环境的有效治理，一定会得到整体事业的繁荣发展和全面进步。

三、在这一特定的环境下，能够非常有效地改造腐败官员的世界观，从思想上清除腐败意识，使之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也能使他们深刻体会到一些民间疾苦，了解到社会上许多阴暗消极的真实情况，这也是在常规状态下通过调查研究等工作难以取得的塞效。

四、优化社会环境，稳定了经济秩序，并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使市场经济得以健康发展。

五、使多年来在个别地方和部门形成的结党营私壁垒自然打破。

六、能十分有效地解决紧张的干群矛盾、党群矛盾，从根本上缓解一些容易引起激化的社会矛盾。

七、办案质量和办案效率会得到空前的提高。众多腐败官员在这一政策的激励和制约下，绝大多数不敢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不敢因任何隐瞒而丧失这最后的机会，会尽己所能及早交代一切违法犯罪事实。如此办案质量，既能使法律的客观公正性得以充分体现，又可对依然存在侥幸心理的腐败官员起到强有力的震慑作用。

八、可为国家挽回巨额经济损失，使大量不法收入转变为国家有效积累。

九、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变消极为积极。由于众多腐败官员因得到宽大处理会对党和国家产生内疚和感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沉痛的教训使他们在未来的事业生涯中，一定能秉正无私，廉洁奉公，这不仅达到了惩治腐败的目的，也是天下百姓渴望看到的局面。因为民众更注重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运用法律严惩腐败的目的，也是为了震慑腐败从而减少腐败。

十、在依法治国的保证下，使以德治国的效果得以充分发挥。官风势必影响民风，整个社会风气、人们的道德风尚都必然会得到实质性的改观。如此就更能充分向世人展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开展这一反腐败运动，运用何种办案体制和办案机制至关重要，因为它对此项运动能否取得成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而务必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科学方案，同时因要涉及众多人事问题，故应结合人事体制改革和干部交流等工作同步进行，这也是使该项工作取得成效的大好时机。因为当前公务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结构对党的事业来讲并不尽人意，传统的习惯势力使改革又极为艰难，所以对众多给予宽容处理的官员也不能一概而论，要对其进行考察。在此状态下，其官声、政绩通过考察应该能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组织上再根据事业需要和其能力、品行进行统筹安排，受到宽容处理的腐败官员由于对党万分愧疚和强烈感激，组织上无论对其作出任何安排都会无条件地愉快接受，这也是在正常状况下，难以达到的人事改革效果。

当今我国政局十分稳定，国内太平盛世，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华民族为之振奋。我相信，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目前这种多年积累的腐败状况一定能得以有效治理，人们思想意识形态中一些长期扭曲的观念也必然会随之改变。

以上浮浅之见不一定正确、现实，但我绝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言，而是站在党和人民的利益上所思所想。我个人在专案组的种种教诲下，早已深感愧对党和人民，无颜有任何奢望。在谈此建议之时，我更毅然抱定一死谢罪天下的决心，并诚恳地请求将我个人的全部财产全部充公，也算是我向党和人民做的最后一点补过吧！

党和人民的罪人：李真

2003／4

李真虽然口口声声一再声明“无颜有任何奢望”，但从信中不难看出其求生欲望的强烈。假如李真能早日感悟到如他信中所言的一些道理，那么他就不会有今天的不归之路。

不过，李真的悔恨并没有换回重生。对他来说，现在再明白这一切已经太晚了，他的教训，只有留待后来人来吸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