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真到手的权力，主要用来做两件事：攫取更多的权力，攫取更多的钱财。

李真对金钱的追逐有着一种强烈的欲望，从他就任省委办公厅秘书到被双规，七年间他利用职务之便，共收取贿赂680余万元，美元17万元、港币1万元，合伙贪污公款2000万元，与他人合伙非法侵吞爱尔兰尼瓦利斯公司（国有）50％股权46.47475万爱尔兰镑，非法侵吞河北省秦皇岛市中兴电子有限公司（国有）112.5万美元的股权。金额之巨大，居建国以来河北党政官员贪污受贿犯罪数额之首。

1992年6月，李真在北京河北办事处遇到了省财政厅副厅长，他告诉李真争取到了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想通过李真让省领导知道知道，表现一下自己的政绩。

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李真在脑子里画了个问号。他感到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向他走来。他想到了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想到了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简称东租冀办）主任张铁梦。一个完整而大胆的计划在脑子中形成。

李真马上让李国庭和季灵写报告，申请这5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报告得到领导批示后，转到了财政厅，副厅长马上给烟厂先解决了100万美元的外汇额度，正打算通知烟厂时，李真领着张铁梦来见他了。这是一个很巧的安排，如果财政厅通知烟厂，他们的“暗箱操作”就不好进行了。李真向副厅长介绍说，由东租冀办负责给烟厂进口原材料，把外汇额度给张铁梦就行了。按原则这么办是不行的，谁的额度就给谁，至于让谁代理应该由烟厂说了算，但李真的权力使这一切都顺理成章。外汇额度有了，剩下的问题是解决调汇资金。李真与张铁梦的选择是，以东租冀办名义，给省政府写报告，申请6000万元人民币贷款。此时，李真已经接任吴庆五的位置，直接将报告送省领导批准。仅一个多月时间，东租公司先后用1-5.514（调汇汇率：1美元兑换人民币5，514元）与1:6.465的价格调出外汇500万美元。而当时的市场调剂价为1美元兑10元人民币。除了归还省财政厅的2992.5万元贷款以外，李真等净赚回的差价是2000万元人民币。他第一次见到挣了这么多的钱，喜出望外，一连三天睡不着觉。

李真这时找到吴庆五，商量分钱的事宜。

发了“横财”的李真这么做，是因为吴庆五给了自己太过珍贵的东西——权力。李真后来说：“权力就是金钱，拿1000万元，我也不换秘书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就是滚滚不断的财源。逢年过节，看我的人排着队，他们仅给我儿子的压岁钱，每年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元。”不过，李真并未将2000万看作是还吴庆五的人情，他知道，在攫取钱财的格局中，少不了吴庆五这样的人。

1993年五六月份，李真、张铁梦、吴庆五多次商量如何处置500万美元外汇额度所获的2000万元人民币利益，李真的建议是“三一三余一，三个人平均分配”的方案，张铁梦、吴庆五均表示同意。当年七八月的一天，李真与吴庆五、张铁梦在北京市新大都饭店密谋，商量如何将此款付给李真、吴庆五。

就在他们密谋瓜分这笔不义之财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1993年10月，一桩5000万元的贷款案牵扯到了李真与吴庆五：张铁梦从银行里贷出5000万元，钱在他自己的公司稍作停留，相当部分就流转到吴庆五与李真手上。检察机关发现张有逃逸的可能，于是立案批捕。因为涉及到程维高秘书李真，案子报到省纪委，时任省纪委书记的柳山要求一查到底，随后是一场十分复杂的角力。检察院连续三次接到当时省政法委书记的电话，要求放人。检察院顶不住，只好放了。10月11日，张铁梦挪用公款案被撤销。

虚惊一场之后，三人最后确定的分钱方案是：将海南世通房地产开发公司人民币1000万元借款转给吴庆五，并将吴庆五借的人民币1000万元，共计人民币2000万元，不还给东租冀办，由张铁梦负责平账，以顶替500万美元外汇获利的2000万元人民币。12月20日、23日，海南世通房地产开发公司经理高某分别将借款人民币1000万元和利息人民币180万元汇人吴庆五指定的银行账户。吴庆五按张铁梦的要求，向东租冀办支付利息人民币308万元。1994年东租冀办撤销，东租冀办的债权、债务和下属企业划归河北省企业投资公司，张铁梦任法人代表，张铁梦藏匿了东租冀办的账目，隐瞒了吴庆五借款人民币2000万元的事实。事后，张铁梦告诉李真，东租冀办的账目已平，借款合同已销毁。

吴庆五将这2000万元人民币用于个人投资经商，并分给李真15万美元、10万人民币和位于北京市低压电器厂宿舍楼的商品房（建筑面积83.3平方米，价值51.671万元）一套。

李真、吴庆五、张铁梦三人在共同实施贪污巨额公款的过程中，还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段，共同贪污河北省企业投资公司股值46.47475万爱尔兰镑，12.5万美元的股权。

1992年12月，经河北省政府批准，河北省东租冀办（1994年划归河北省企业投资公司、全民企业）出资250万美元，以秦皇岛市华美磁电有限公司（未注入资金）的名义，用其92.9495万爱尔兰镑购买了爱尔兰大西洋磁性材料公司，更名尼瓦利斯公司，剩余作为流动资金投入该企业。该公司名义股100万股，发行两股，每股，爱尔兰镑（股爱尔兰镑实际代表50％股份份额），由两名股东各持一股。经研究决定，由河北省中兴技科开发总公司经理张铁梦和秦皇岛市华美磁电公司法人代表吴某，以个人名义代表国家持有股份，出任两股东。

1992年8月31日，经秦皇岛市人民政府批准，河北省中兴技科开发总公司在秦皇岛设立分支机构——河北省中兴渤海实业开发总公司（全民所有制企业）。为了利用国家给予中外合资企业的进出口经营权等优惠政策，同年11月16日，张铁梦以美国大唐工业公司河北办事处的名义（美国大唐工业公司并未出资）与中兴渤海实业开发总公司合资，筹建秦皇岛市中兴电子有限公司，由东租冀办出资250万美元，作为双方的注册资金。其中，中兴渤海实业开发总公司占55％股份，股值137.5万美元，美国大唐工业公司45％股份，股值112.5万美元（大唐工业公司实际并未出资，均由河北省企投公司出资）。时任河北省企业投资公司法人代表的张铁梦以美国大唐工业公司河北办事处主任和中兴技科公司总经理的双重身份任中兴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1993年10月，因涉嫌挪用公款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张铁梦在李真的活动下被释放后，李真与吴庆五、张铁梦共同商议占有尼瓦利斯公司和中兴电子有限公司的股份，每人各占25％，并转到吴庆五的香港力龙公司，由吴庆五代表三人共同持有这些股份。1994年1月份，吴庆五与张铁梦专程飞抵爱尔兰，在都柏林的一家会计事务所办理了转让股份的手续，将张铁梦所持有的尼瓦利斯公司50％的股权即46.47475万爱尔兰镑转给吴庆五，并到爱尔兰公司注册署办理了股东变更登记，随即向公司全体员工宣布吴庆五为公司董事长。

1994年3月2日，在张铁梦策划下，由张铁梦代表甲方——河北省中兴渤海实业开发总公司，乙方——美国大唐工业公司，吴庆五代表丙方——香港力龙公司，三方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是，将甲、乙双方在秦皇岛市中兴电子有限公司的全部股份和股东的所有权益无偿转让给丙方——香港力龙公司，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精心筹划的协议被河北省外经委否决。为实现私分国有资产的罪恶目的，后来张铁梦又将秦皇岛中兴电子有限公司股东之一美国大唐工业公司名义上的45％股份，即112.5万美元，全部转到香港力龙公司。在张铁梦的授意下，伪造了中兴电子有限公司第三届第二次董事会决议，修改了股份转让协议、企业章程、合同，由吴庆五任董事长、张铁桥任副董事长。1994年12月6日，此项转让股权协议得到秦皇岛市开发区管委会批准，报送该市劳动局、财政局、税务局、海关等部门备案，并由秦皇岛市工商局办理了企业股东变更登记及相关手续。

至此，李真、张铁梦、吴庆五三人利用张铁梦的职务之便，将河北省企业投资公司在爱尔兰购买的尼瓦利斯公司50％的股权，股值46.47475爱尔兰镑，和秦皇岛市中兴电子有限公司45％的股权，股值112.5万美元，非法占为己有。有了股权以后，吴庆五和李真多次向张铁梦要求分红。面对这两个贪婪的同伙，张铁梦也毫无办法，1995年5月张铁梦将尼瓦利斯公司的30万美元以货款的名义汇人吴庆五在香港注册的力龙有限公司。吴庆五收到这笔钱后，按李真的要求，将其中的10万美元汇入其妻杨某在新加坡的银行账户上，剩余的20万美元则被吴庆五据为己有。

在此后的时问里，李真、吴庆五、张铁梦三人互相利用，互相支持。1997年底，石家庄市国税局准备兴建一座办公大楼。为了揽到这个工程，、南京某建筑公司的负责人找到了吴庆五，请吴庆五找李真干预一下此事。吴庆五深知此事若能办成，对李真和南京某建筑公司都是一件好事，便一口应承了下来。1998年4月，吴庆五找到李真，李真打电话给石家庄市国税局主要负责人，直截了当地要求该局将这项工程交由南京市某建筑公司承建，并直言不讳地说：“是吴庆五找了我，吴庆五和这家建筑公司关系不错，相互之问应有所帮助。你知道吴庆五和我关系不错，我才过问这件事，下一步有什么事，吴庆五直接和你联系。”由于李真的插手，石家庄市国税局重新制定招标方案，最终想方设法地将这项工程交给手眼通天的南京市某建筑公司。这家公司中标后一个月，吴庆五根据李真的授意，找到这家公司负责人，索要了40万元人民币，兑换成5万美元，交给了李真。李真在利用职权承揽工程中，也不断地变得“内行”。以前，介绍完工程，他都说“随便给”、“看着给”，到介绍北戴河培训中心硬目的时候，李真提出要六个点。李真还很“仗义”地对有关负责人说：“这六个点，我个人只要一半，其余的给你。”这项工程预计造价2500万元，6％的提成应该是150万元。欲望之门一旦打开，胃口就会越来越大。1996年，李真到省国税局担任副局长，随着手中的实权越来越大，他的胃口也越来越大。办案人员李英介绍，李真在河北省国税局任职的四年间，共计插手河北省九个地市的国税局培训中心工程，从中索贿受贿400余万元。在李真经手的大工程中，没有一次他空手而归，每次他都是雁过拔毛，每个工程他都要捞上一笔。

在李真任省国税局局长时，廊坊市国税局的办公楼原本是要建一个培训中心的，和其他的培训工程一样，李真通过他的暗箱操作，已经打算将这个项目给一个工程承包商，更令人吃惊的是，就在当时合同还没有签订的情况下，李真因急于往境外转款，竞开口找承包商提前索要了50万元的现金。好处费，李真是拿到手了，但毕竟工程还没有开工，合同还没有签订。但李真有他的手段，他为了把这个工程拿到手，把承办这个工程的廊坊国税局的局长、副局长叫到省局的办公室，说这个工程不给你们做了，你们去具体操办，但是工程给谁由我来决定，我不放心你们。

此后李真又陆续把承德培训中心工程、衡水培训中心工程交给王某找施工单位承建，共从中收受了305万元的回扣。

短短的几年时间，李真犯罪总金额达到了3900多万元，其中他个人实得就高达1081.6万元。对此李真本人也颇有感慨！他曾在看守所对检察官说：“对我的查处，如果发生在五年前，绝不会如此严重；但若发生在五年后，肯定会比这更严重。”

李真做权钱交易，曾经达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河北大野集团总经理鲁英交代说：“李真经常对我骂一个人，说他不够意思，他犯死罪，我把他救出来，我有什么花销、什么费用，还得让我说明白了才去办。”经过这番明白的暗示，鲁英自然得了要领，1996年春节，鲁英给李真打电话说：“听说你要回家过年，我为你准备了一点儿东西，请你到门口来一下。我开车一会儿就到。”放下电话，李真就去门口，一看，鲁英已经到了。鲁英下车，塞给李真一个塑料袋，然后开车就走。李真回到屋里一看，塑料袋里装的是10万元现金！他马上给鲁英挂电话：“你这是干什么？我不需要钱。你过来把它拿走吧！”鲁英在电话里说：“我不知道给你买些什么才好，这算是给孩子的压岁钱吧。我没别的意思。”

1994年底，李真还向他的好朋友、人称“北方烟王”的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提出，我的妻子下海了，能不能给她个项目支持支持。李国庭没有给李妻杨某项目，而是给了5万美元。此后，李真又通过李国庭批条卖香烟，得360多万元好处费。有了妻子出国留学这个借口，李真先后还收受原河北省办公厅副主任吴庆五5万美元。

吴庆五交代说，李真找我，他说，我爱人马上要到新加坡办移民了，我想要跟几个人借钱，你是其中之一。我再跟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借5万美金，再跟张铁梦借5万美金，你们三个人每人借我5万美金，这样我就有15万美金，应该够了。名为借钱，实则索贿。

1997年，李真在北戴河培训中心找各市局长谈话，他对邯郸国税局邢局长谈话时说： “你看我对你们多好，自己挺困难的，也没多得钱，反而给你们发了不少奖金。”邢局长就开始解裤子，从防盗裤衩里，把自己的1.6万元奖金拿出1万元给了李真。他觉得自己和李局长的关系一下子就近了。

1997年春节前的一天下午，李真同其前妻杨某在北京赛特商场看好了一把价值5万元、打折后3.98万元的高级按摩椅，可是随身带的信用卡上的钱不够，李真就给涞水县副县长孙长春和冀东某县税务局长打电话，正好他俩也在北京，就问带着钱没有？有件东西请他们帮忙买一下，随身带的信用卡上的钱不够，回头把钱给他们。一个小时后，冀东某县税务局长赶到了，一看价格打折后3.98万元，一下傻了眼，自己翻遍衣袋仅凑了8000元，不够一个零头，很没面子，正尴尬间，这时孙长春赶到了，一看价格打折后3.98万元，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就花钱买了椅子。李真说：“回头我把花的钱还给你。”孙说：“还什么还，不用还了，就算我给买啦。”说完就把椅子拉走了，先放在自己家的车库单。过了两天就送到李真家里去了。过后不久孙长春就被提升为常务副县长了，而冀东某县税务局长以年龄偏大为由被免去局长职务，丢了乌纱。

在工作作风上，李真热衷于迎来送往，请客送礼，仅1999年底，为了请客送礼，他就一次购买了三吨五粮液酒，价值117万元。

在李真的家里，曾经摆满了各种价值不菲的物品。这些名贵的物品大都是那些需要李真帮忙的人送来的。后来的李真已经到了欲罢不能的地步了。李真自己也说，最后我意识到金钱对我来讲只是符号，花不着，用不着，可是我就是刹不住车，欲望太强烈了。据介绍，仅从他家搜缴的价值在千元以上的礼品就达300多件，价值上百万余元。最多的时候他几百万放在卧室里，他担惊受怕，怕保姆看见，怕同事来了偶然看见，怕被小偷偷了东窗事发，生活过得并不安稳。

李真后来承认：“我真真切切地感到，对金钱的追求害了自己，我没有享受到财富带来的幸福，最后还是这种欲望和所追求的财富最终害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