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哥哥马明方逝世25周年

马正方

哥哥走了，在25年前就已经走了，他走得那么凄惨！那么悲壮！他是被林彪、“四人帮”及其死党迫害摧残而离开人世的。哥哥过早的逝世，使党失去了一位坚强的卫士，使人民失去了一位忠诚的儿子。他属于党，属于人民，他把一切都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他光辉的一生，人民是不会忘记的。25年来我是在深沉的悲痛中度过的。我们虽然是手足骨肉，但我对他了解的并不多。我不善于写作，但我想写，遗憾的是我写得太迟了，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25年以后才撰写纪念哥哥的文章，我还真是尴尬，无言以对。现在我强忍着悲痛，把点点滴滴的回忆纪录下来，昭示世人，也告慰九泉之下我可亲可敬的哥哥马明方。

孝敬父母刻苦学习

我的家和陕北黄土高原上千千万万的农家一样，过着面对黄土背朝天，吞糠咽菜过半年的贫苦生活，先辈们是勤劳朴实，忠厚待人的农民，哥哥就是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父母亲经常说，我们家境虽然不好，可哥哥对这个家从来没有过丝毫的抱怨，他从小就很懂道理，很体贴人。

哥哥8岁时，父母送他去离家二里路的王家湾私塾念书。启蒙老师王嘉仁先生教学认真，加上他刻苦用功，在这里打下了较好的语文基础。12岁转到离家十几里的申家坪完小。常常交不起学费、伙食费，只好交些小米、绿豆。有时甚至连粮食也没有，只好借粮上学。哥哥既不抱怨父母，也不攀比同学，而是埋头读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高小毕业后，母亲就不主张哥哥再念书了。可父亲还要他继续上学。原来父亲小时候很喜欢念书，而爷爷就是不让他念，为此父亲和他闹了一场，爷爷生气了，抓起一块石头朝他打去，打伤了他的腿，父亲心里很不是滋味，狠下功夫认了不少字，可以写一般书信，而且字也写得不错，逢年过节写个对联什么的都可以。他暗自盘算，将来我要有儿子的话，一定要让他好好念书。他要实现自己的愿望，坚持让哥哥考入了绥德第四师范学校。

哥哥小时候，不仅刻苦学习，而且孝顺父母。有一次看见母亲挽起裤脚在腿上搓麻绳，把腿搓得通红，他摸摸母亲的腿问：“妈，看你把腿都搓红了，疼不疼？”母亲说：“疼哩嘛。”他一把把自己的裤子脱下来趴在母亲身旁说：“妈，在我屁股上搓，我不疼。”母亲看了他一眼，惬意地笑了笑，在他屁股上轻轻拍了一下，慈祥地说：“傻小子，屁股上搓不成，耍去吧。”在我六岁那年正月十五晚上，我跑去看秧歌，天很晚了还没有回来，母亲叫哥哥去找我，他找了一阵没有找到，母亲见他没有把我找回来就很生气，怒气冲冲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没有把娃寻回来，看你能做甚哩？”说着顺手拿起个笤帚把朝他背上就是一把子，他见母亲生气了，赶紧跪下来认错，母亲见他认错了也就没有再打。母亲气消了说：“还跪着做甚哩，快寻娃去。”哥哥这才站起来。对待老人能做到如此地步，这在那个时候也是较为少见的，更别说现在了。

地下斗争艰险备尝

哥哥于1925年在绥德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学校党支部书记，参加过反军阀斗争等学生运动，1926年到西安国民军联军做士兵工作，1927年返回陕北，先后任横山、响水区、绥德北区、镇川区区委书记，秘密发展党团组织，筹建农会、妇救会等。

1930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哥哥在镇川参加一个会议，会议在一个党员家里召开，参加会议的同志按照预定时间来到这里，正准备开会，突然传来敌人便衣队进镇的消息，明方说：“赶快分散转移”。随即他便抬起胳膊猛地一下砸破窗上的玻璃，拉了姜好兴一把让他先走，老姜二话没说将明方按倒连推带搡，把他送出窗外，然后紧跟着爬了出来，二人一前一后急速向镇外跑去，跑出约四五里路，看看后边没人追来，两人才停住脚步，这时哥哥才发现自己只穿了一只鞋，胸前划破了几道口子，两人相视笑一笑，擦去伤口上的血迹。稍事休息，老姜说，走吧！这地方不能久待，二人很快离开了这里。

1931年哥哥在米脂、佳县、镇川等地组织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物。三月的一天，他去米脂东区工作，路过家门顺便回来看看。那天中午刚过，母亲在崄畔上巡哨时发现坡底下有两个人急匆匆朝我们家走来，她看情况不对，赶紧回来给明方报信。这时哥哥正坐在隔壁邻居家房檐下面，母亲边走边指着明方说：“快走！来坏人了！”他刚站起身来，那两个人已闯了进来，恶狼一般直向明方扑去，一个抓住他的两臂向后拧，用绳子捆绑他的双手，一个抓住他的头发使他不能动弹，父亲抓住那个人的手腕不让他捆，明方奋力同他们搏斗，四个人撕扭成一团，激烈地打斗着，母亲机智地朝门外跑去，向邻居们大声呼喊：“哎——来坏人了！快！快来呀！王从（马玉方）！快来呀！”乡亲们闻声赶来，拉的拉，扯的扯，堂兄马玉方在抓着哥哥头发的那人手腕上猛击一棍，哥哥趁势猛一摆头，从那人的魔爪下解脱出来，此刻那人手中还捏着一束头发，从此哥哥头上留下一块不长头发的伤疤。哥哥脱险后由李禄喜陪伴经碛口到了山西。

亲人遭劫灾祸重重

哥哥被国民党米脂县政府的差役抓住，又被乡亲们从他们手里夺回来。他们眼看着到手的共产分子又跑了，十分气恼，就把父亲、堂兄马玉方、甲长马九贵等人五花大绑带走了，临行时还恶狠狠地对母亲说：“老婆子听着，要想让你们的人回来，就叫马明方来换，不然的话就把他们通通枪毙。”

父亲他们被抓走后，母亲就不敢让我在家里住，一段时间，晚上我就睡在李成元家里。乡亲们对被抓走的人非常关心，马富财大叔亲自到米脂县的班房里看望他们，打探风声，还有人四处寻找熟人设法营救他们，后来经过许多环节找到爱国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李先生思想进步，德高望重，同情贫苦人民，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后来当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出于正义感，亲自到米脂县同国民党县政府交涉，终于使父亲、堂兄等获释回家。

1933年初，嫂子生了第二个孩子，害怕被敌人发现，长时间住在娘家，她娘家也是农民，在米脂罗家硷，离我们家有六里地。由于敌人搜查日益紧迫，娘家也住不下去了，就回到我们家，回来的时候还不敢让人看见嫂子有个小娃娃，就把孩子放在粪篓里，她外爷把她背回来。回到家里又怕敌人发现了孩子追问她老子，事情就麻烦了，左思右想没有好办法，后经父母和嫂子多次商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决定把这个孩子送给我村一家姓李的人家抚养，这家主人叫李绍业，在一个静静的夜晚，李绍业来我家把孩子抱走了。孩子走后，嫂子伤心地哭了许多次，哭是哭，可从未表现出丝毫的不满，算得上是通情达理顾全大局的了。所幸的是李家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一家人都很爱这个孩子，能够尽心尽力地抚养她，我父亲探视过几次，情况尚好，这才使父母和嫂子稍稍得到土点宽慰。1934年夏末时节，孩子由于拉肚子引起发烧，那个时候农村根本谈不上什么医疗条件，况且我们家又处在那样的情况下，也实在没有什么办法，孩子高烧不退，半个多月后，连爸爸还没有见过一面，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孩子虽然没有长大成人，可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乡亲李绍业敢于把官方整天捉拿的一个共产党人的子女抱回自己家里抚养，也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一方面说明父兄和乡亲们的关系是好的，另一方面也说明劳苦人民对共产党的事业是拥护的，他们已经看到了共产党是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能够为他们办事的。

嫂子失去了亲生骨肉，内心十分痛苦，情绪非常低沉，她本来就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这一来更显得抑郁忧闷。母亲、姐姐和邻居们经常给她说些宽心话，帮助她排忧解愁，慢慢也就过去了。

1942年冬天，嫂子患了妇科病，出血不止，可能是属于子宫瘤一类疾病，虽经多方治疗，由于医疗条件的限制，到1943年5月就被病魔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时年仅35岁。她留下两个孩子，女儿马锐13岁，儿子马广7岁，从此两个孩子的抚养、教育就全部落在了我父母亲的身上。这时哥哥还在新疆国民党监狱中，直到1946年他回到家里，当母亲流着眼泪同他说起这段伤心事的时候，他才知道了一切。他心情沉重却安慰母亲说：“疾病嘛，这是不由人的事情，不要太难过了。”

嫂子是个纯朴善良、忠厚贤惠、吃苦耐劳的农家女子，性格内向，语言不多，不论什么时候总是悄悄地做着她做惯了的家务活，对老人至尊至敬，十分孝顺，从来没有过顶嘴争吵的现象，对哥哥更是关心备至。他从事革命工作后，常年在外，漂泊不定，她在家里牵肠挂肚，提心吊胆地生活着，只要哥哥一回到家里，她除了殷勤照料他的生活外，还同母亲彻夜彻夜地守候在门外，察看动静，给他通风报信，深怕他发生意外。这一切是做得那么自然，那么周到。嫂子去世后，一家人深感悲痛，马锐、马广很是失欢，整天围在奶奶左右，寸步不离，我母亲更是精神恍惚，念念叨叨，心情十分不好，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家人的情绪才慢慢恢复过来。

办完嫂嫂的后事，就着手解决两个孩子的上学问题。马锐已超过上学年龄，马广也到了上学年龄，我们家在农村，附近又没有合适的学校。后来在米脂县委打听到绥德地委办了一所干部子弟学校，这里学生的衣、食、住都由学校负责，明方的孩子就可以住这个学校，经商量我父母亲同意他俩去绥德上学，他俩也愿意去，这件事就算办妥了。我们家离绥德有80里路，步行一天就到了。6月的一天，我同堂兄马玉方送他俩去绥德上学，找了一头毛驴驮着简单的行李，两个孩子告别了爷爷奶奶，依依不舍地离去，两位老人再三叮咛他俩，到了学校要好好念书，听老师的话，要马锐照顾好弟弟，就一直站在崄畔上目送我们出了村，马广骑上毛驴，我们三个步行，就这样上路了。走了一阵，马锐走不动了，就让他俩轮换着骑一阵驴，走一阵路。又走了一阵，两个孩子都走不动了，我和玉方商量，让马锐骑驴，我和玉方轮换地背着马广走，这样行进的速度就慢了，到绥德天已经很晚了，找个小店住下。第二天到绥德地委找到主管此事的地委组织部长白凤章同志，白部长很是热情，我们把情况一说，他当即就说：“这没有问题，明方同志的孩子去干部子弟学校念书，当然是可以的。”随即着人办理了入学手续，从此姐弟俩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国民党反动派没有办法抓住马明方，就硬逼着向父亲要人。最后，采取抄家封门的办法，企图让马明方自投罗网。1934年3月间，驻米脂八十六师二五六旅副官孙绍山领着一帮全副武装的军警，气势汹汹地闯入我们家里，孙绍山腰里别着手枪，凶神恶煞般地向父亲吼叫道：“老东西！快把马明方交出来，不然的话叫你们全家人都活不成。”父亲又急又气，双目圆睁，嘴唇颤抖着，怒气冲冲地说：“马明方你们今天抓，明天抓，你们有兵有将都抓不住，我上那里去寻呢？又没有藏在我家里，你看那里有就抓去嘛……”孙绍山气急败坏，向前急走两步，“老东西！你还嘴硬”，说着朝父亲胸前就是一拳，“看你嘴硬，赶快把马明方交出来！……”父亲一个趔趄后退几步，怒视着孙绍山，一声不吭，孙绍山手指着父亲，狼嚎般地向他那些爪牙们吼叫道：“把门给封了！让他们都滚出去！”一群穿灰军装的士兵，就七手八脚地行动起来，有的锁门，有的贴封条，不大工夫，我们家的三孔窑连同大门都贴上了写有“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查封”并盖有“米脂县政府”印章的封条，每一道门上都用两根封条交叉组成一个“×”。我们一家人都被赶出来，围在院墙外边，不知道等待着什么。乡亲们围了一大圈，有的说些宽心话安慰一下，有的长吁短叹表示不平，但又无可奈何。也有人低声说：“这算什么世道！老马家这么正派的人，怎么遭到这样的灾祸？……”另有一群人在马富财大叔的带动下围着孙绍山说好话，请他给留下一孔窑让我们先住下。马富财大叔说：“孙副官，捉拿马明方的事咱们继续办，这不能耽误。窑洞么还请你高抬贵手给他们留一孔，让他们先住着，你看这一家老少六七口子当下就没有个停站的地方嘛………”周围的人齐声说道：“老马说的对着哩，给留下一孔，让人家先住下”。还有人继续高一声低一声地说着“对着哩！给留下一孔”。

“留下一孔。”

“……”

最后孙绍山说：“好吧，看在众乡亲的分上，就给他们留下一孔，不过你们可要好好帮助政府捉拿马明方呀！”

“那是一定的，没有问题。”众人高一声低一声敷衍着。

马富财大叔又说：“孙副官，你看这大门就不要封了吧？”

“好吧，不封了”

接着，孙绍山又把全村人召集在一起，特地把甲长马九贵叫到他跟前，说了一阵马明方的“共产罪行”。末了指着甲长说：“你这当甲长的就要带领全村人做好防范共产党的事情，马明方一有消息就马上报告政府，捉住马明方，我们一定有赏。马明方只有自首投诚，才是惟一出路，不然没有好下场。”

第二天，孙绍山又在杨家沟开了保甲大会，杀害了共产党员王仲高。王仲高有个绰号叫“撼不动”，孙绍山把他杀了以后，又在群众会上狂叫了一阵，谩骂了一顿共产党，胡说了一气马明方的共产罪，末了说：“马明方至今还不悔过自新，昨天我把他家的门给封了，看他回头不回头，他若还不投诚自首，迟早叫我抓住了，王仲高就是他的下场。有人说王仲高‘撼不动’，看老子把你撼动撼不动。哼！老子把谁也能撼动。”

这孙绍山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可耻的叛徒，现在又回过头来杀害共产党员，实属可恶。

1933年，明方的岳父罗嘉福替他给一个人送信，路上被疯狗咬伤，感染了狂犬病，年仅45岁就早早地去世了。内兄罗维庆一次陪明方外出办事，途中跌了一跤，摔断一条胳膊，成为终身残废。

背井离乡举家避难

自从我们家被查封后，哥哥再没有回来过。1935年秋季，突然有人来到我们家，交给父亲一封信，信是明方兄写的，主景内容是说：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围剿日趋残酷，这种局面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改变，你们住在蒋管区，随时有可能发生意外，从安全方面着想，你们可以来苏区住一段时间，待家乡解放后再回去。如同意这样办，我设法去接你们。这时我们才知道，明方兄到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来的这位同志姓李，他把要去的地方，大体有多远等情况给父亲说了一下，父亲看了信，听了他说的情况，顿时乱了方寸，拿不定主意。一大家人，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猛然一下子离开去到他乡异地，对于一个农家来说，确实是件大事，不能不慎重考虑。后来父亲又和他的知心好友马富财大叔商量，富财大叔是父亲的同族兄弟，他们交往甚好，遇到什么事情总是在一起商量，过去在我们家里有困难的时候，他都积极热情地帮助解决，经过一番认真细致的思考，最后还是认为“三十六计走为上”。就在这个时候，堂兄马玉方也跑来找父亲，坚决要和我们一起离开米脂。父亲答应了他的要求。

李同志走后，我们就按他说的只能带一些被褥和随身穿戴的要求做离家的准备。我们家有三孔窑洞，中间窑有三个仓子，里面放些粮食，仓子上面放些家具：就在紧靠仓子外沿砌了一堵墙，墙面用泥抹了一下，这个窑洞比其他窑洞明显的浅了一截子，当时觉得这样就很安全了，其实这是完全没有用的。8月23日李同志又来了，他拿了明方的一封信，要我们一切行动听从李同志的安排。

那个时候老百姓都住在寨子上，我们家也不能例外，当时叫“上寨子”。因为寨子都修在山顶上，国民党叫老百姓上寨子，美其名日为了老百姓的安全，其实是害怕共产党把老百姓“赤化”了，因为寨子上外边人来往不方便，老百姓就不容易被“赤化”，其实这是枉费心机，以后还不是都“赤化”了吗？

8月25日这一天，我们家的女人、小孩都没有上寨子，只是我随父亲和玉方上去应付了一天。26日下午我就下山了，晚饭后关寨门前父亲和玉方兄也陆续下来了。这天晚上我们一家人都聚在一起等候李同志到来。天黑以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都睡觉了，李同志他们来了，早就有人在外边接应，他们来也不要敲门打户径直就到家了。他们共来了五个人，因为我们早有准备，他们一来拿起行李就走。李同志对父亲说：“让老妈妈骑着家里的毛驴走。”同时指着同他一起来的几个同志说：“行李让他们几个背着，其他人走几步，我们的牲口在村外等着，到那里就可以骑驴走了。”我们一家人就这样离开家门起程了。这天晚上送我们走的只有马富财大叔一个人，父亲流着泪依依不舍地同他说着告别的话，他说：“他大叔呀！我们这一去，吉凶祸福还不知道是个啥样子，家里这一摊子就全靠你照应了……”大叔说：“二哥！你放心走好了，家里的事情有我哩，我等着你们回来，你会回来的，……”父亲走两步回头望一望家门、窑洞，走两步望一望，也不知望了多少次，直到什么也望不见了才不再回头。李同志搀扶着他慢慢走着，同时说：“老人家不要太难过，情况会好的，你们会回来的，你要多保重呀！”母亲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擦着眼泪，其他的大人们照护着娃娃静悄悄地走着，到了村口都骑上毛驴，有四个小孩不会骑驴，分别坐在两个箩驮里（箩驮是陕北的一种运输工具，即在两个半月形圆木的两端各固定着一个用柳条编成的圆筐，利用两根圆木的半月形变曲度搭在鞍桥上，让牲口驮着走，两边的筐子可以装东西，也可以坐人）。我们一家人就这样背井离乡踏上了前往苏区的道路。在万籁俱寂的茫茫黑夜里，惟有我们一家人行走在这黄土高原崎岖的小路上，翻过一架山，越过一道沟，一晚上就这么不停地走着，走着，天明以后到了绥德李家寨，老李同志说：“咱们已经到苏区了，大家可以放松放松，走了一晚上都累了，咱们就在这里休息。”我们在一家老乡的窑洞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又起程上路，第三天晚饭后李同志说：“咱们明天在这里住一天，休息一下，下一站要经过折家坪，那里有敌人的驻军，晚上才能走”。第二天晚饭后，又等了很长一阵，路上没有行人了，我们才出发，临行时李同志说：“咱们走的时候前后照应好，把娃娃照护好，不要说话，尽量不要有响动，悄悄地走”。我们走过一条深沟，又上到山峁上，沿着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走着，走着，忽然间父亲骑着驴掉到崖下去了，这一意外情况，使人顿觉十分紧张，李同志当即指派一位同志从父亲掉下去的地方溜下去找寻，其他人继续赶路，走了一会，父亲又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原来父亲掉下去的地方是大田中间的一个塄坎，所以安然无恙，大家继续往前走。过了一会，李同志说：“前边就是敌人的防地，注意不要有响动，尽可能走快一些。”我们都静悄悄地走着，走着，心里急切地祈盼着尽快地越过敌人的防地，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突然听见老李同志说：“马老伯！大家可以放心了，咱们已经越过了敌人的防地。”大家顿觉轻松，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又走了很长时间，东方已经发亮了，正好到了一个村庄，我们就住下了。此后就是晓行夜宿，于9月初到延川县永坪镇，住在枣树孤老乡的窑洞里，这时明方还在外地工作没有回来。

飘泊两年重返故园

永坪是去延安、瓦窑堡、延川县的三岔口。陕北省苏维埃政府就在这里。过了几天，明方从外地回来，我们一家人就在这里团聚了。多年了，我们一家人没有聚在一起好好叙叙家常，今天是离乱后的聚会，更觉亲切温馨。明方一进门，玉方夫妇我们几个就站起来表示礼貌和亲情，他忙做个手势让我们坐下，快步走到父母跟前俯身说道：“爸！妈！你们好？一路上累了吧？”父母亲几乎同时说道：“还好，不累……”他又说：“好好歇几天就好了”然后又向其他人打招呼，问玉方“你现在几个娃？”玉方笑笑说“两个”，同时用手指着他们，“这个叫兴有四岁，这个叫尚有两岁。”明方兄随着他的手指看去，并说：“噢！两个小子，好嘛”。他又问：“李台，你念书了没有？”我说那年在何家岔念了几个月，后来再没念。他又看着高台说：“高台的眼睛还是那个样子？后来再没治过？”父亲说：“咱那个地方没有人能治这病，以后再说吧。”高台是我三弟，当时八岁，两岁那年有病，来了个江湖医生说能治他的病，吃了些药，病是好了，因为药量过大，损害了视神经，致使双目失明。随后他问：“永宁（马锐，五岁）认得我不？”永宁只是瞪着一双大眼睛瞅着他，不吭声，母亲说：“永宁！叫爸爸，这是你爸爸，”她还是不吭声。接着父亲母亲、玉方就说起这几年家里的事情，从孙绍山怎样封门，父亲和玉方等人被抓起来，关在米脂县的班房里，乡亲们怎样找人营救他们，又说到家里这几年遇到这么多麻烦事，前村后舍的乡亲们如何帮助咱们度过一个个难关，一直说到这次离家来到这里一路上的风风雨雨。明方只是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点头，嗯一声。父亲说：“唉！明方！，你说咱这事到底闹成闹不成？你在外面闹了十来年，一家人常为你担惊受怕，提心吊胆，连个囫囵觉都睡不成，到现在闹的连个家也没有了，你说咱还能回去不？”

稍停片刻，明方慢慢地说：“咱们一家人能在这里团聚，也是一件幸事，家没了有人就好嘛，当然搬家动户也是很不容易的，刚到这里人生地不熟，要什么没什么，什么也不方便，不习惯，困难实在不少，咱们慢慢克服它，住一段时间就会习惯的。逸里虽然没有咱们老家好，可孙绍山他们是到不了这里的，可以放心地睡个囫囵觉，”说得大家都乐了。他接着说：“我给你们说，咱们的事情是会闹成的，不要担心，现在没有家，以后会有的，用不了多长时间，咱们就能回老家了，到时候咱们再建一个家就是了，我们不光是要使咱们自己有个家，还要让所有的贫苦人和无家可归的人都有一个安乐幸福的家，到那个时候，大家就都好了。”

在枣树庄住了不长时间，搬到离永坪有二里路的石油沟。10月2日红军解放了瓦窑堡，10月5日省政府搬到瓦窑堡。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家也搬到瓦窑堡。在这里住了没有多久，就传来了米脂老家的一些消息，国民党米脂县政府得知我们一家人都走了，便很快来到我们家里，把中窑的封墙挖开，挖出粮食，把所有的粮食、家具、坛坛罐罐和窑洞全部卖了个净光，来了个彻底的扫地出门。父亲知道这些情况后，简直如同五雷轰顶，一下子气懵了，整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恍恍惚惚，一心想着他省吃俭用辛辛苦苦熬了大半辈子挣下的一份产业，一下子弄得光光的，什么也没有了，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一天到晚走进走出，念念叨叨，一会说：“早知道这样的话，再怎么也不能出来嘛！”一会儿又说：“要不是明方这样闹腾的话，那有这些事情呢？我们不是好好地在家里过日子吗？咋现在弄成这个样子，这是做甚哩？”看他这个着急的样子，家里人都尽量劝他，有时哥哥回来也劝说一阵，叫他不要着急，事已至此急也没有用处，还是顺其自然保重身体要紧，到那里说那里的话嘛，这一说他倒越发地火了，怒气冲冲地说：“还说甚哩，不是硬叫你折腾成这个样子的？当初你要不那么闹腾，哪会有这些事情呢？”哥哥见他生气，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此后哥哥每次回来，总要站在门外听一听，有几次他听见父亲正在发火，他就在门外转一转又走了。他很理解此时父亲的心情，他怕父亲看见他会更生气，他知道这个时候不能让老人家再受刺激了，只有让他慢慢适应这个无法躲避的残酷的现实。由此可见他对老人是何等地的体贴和孝敬。

1935年，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央红军来到陕北，中央机关于10月30日进驻瓦窑堡。当时已是初冬季节，中央机关的同志还穿着单衣草鞋。省政府机关上上下下忙着接待中央机关的同志，为他们安排吃住，准备衣物和各种日用品，同时还号召群众捐献钱物，我们家刚到这里没有什么好捐献的，就捐了两条毡子。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蒋介石的围剿重点也跟着转到陕北。1936年调东北军进驻陕甘就是举措之一。由于形势变化，陕北省政府机关于6月间离开瓦窑堡，移驻谭家营（安塞县境内）。我们家也搬到离谭家营20里路的雷嘴子河。这里荒地很多，长满了野草树木，遍地的枯木朽枝，我们就把它捡来烧饭，省下了买炭的开支。

1936年7月13日，嫂子在这里生了一个儿子。那个时候生孩子也不进医院，就在家里由我母亲接生，这个娃生下来是爬着的，母亲把他扳过来，于是就给他起名叫手扳，我母亲特别爱他，常亲呢地叫他手手。手手一出世，两位老人可高兴啦，情绪一下就变好了，家里的气氛骤然变得十分活跃有生气，从此再没有人提那不愉快的往事，反倒觉得坏事变成了好事，如果当初不来这里，哪能生此一男儿呢？这个儿子长大起名马广。

由于当时形势在不断地变化，省政府也随着形势不停地转移。1937年初，省政府又搬到蟠龙，我们家也搬到离蟠龙十里路的何家峁子。这里地势比较平坦，山上没有柴火，可田野里有很多于牛粪，我们就在田里捡干牛粪当柴烧。 经过两年多时间五次搬家的游荡生活，到1937年10月又来一次搬家，不过这次同前几次不一样，这次是搬回老家，一家人都非常高兴，欢欢喜喜地骑着毛驴往米脂走，经过五六天的长途跋涉，于10月29日回到离别26个月的老家，应了两年前初到永坪时哥哥说过的“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回老家”的话。

老家的三孔窑洞依然如故，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一到家，左邻右舍的男女老少一下来了许多，不大功夫，房前屋后挤得满满的，许多人帮助收拾东西，安排住宿，很快一切都安顿好了。两年前那个晚上送我们走的马富财大叔也来了，他和父亲一相见，老哥俩高兴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亲热地拉谈着这几年的变化情况，说东道西都是话题，闹腾了大半宿才各自回家。

第二天，出现了一件没有想到的事情。这天早饭后，来了一些原来买过我家东西的人，他们把当初所买的东西都原模原样给我们送来了，而且还很客气地说：“这些东西过去人家卖哩，我就买了，现在你们回来了，就还给你们，物归原主嘛！”就这么陆陆续续送了两三天，我们家里的东西基本上全部回来了。这是父母亲很满意的一件事情。

新疆狱中铁骨铮铮

1937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中央决定明方为边区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由于长期辛勤工作，他积劳成疾，经党中央批准于1938年2月去苏联治病、学习。回国前季米特洛夫接见了他们。1941年回国，路经新疆，暂住新疆八路军办事处。1942年9月，反动军阀盛世才捏造所谓“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事件，将我党在新疆的150余人全部拘禁，明方和张子意、方志纯等人被关在八户梁。1943年4月又被投入监狱。面对反动军阀的野蛮暴行，他义愤填膺强烈抗议，高声喊道：“共产党，八路军抗战有功，有什么罪？”话犹未了，即被暴徒们五花大绑推上囚车，150余人被分别投入迪化（乌鲁木齐）市第一、二、四监狱，明方被关在第四监狱。在长达四年的监狱生活中，备受摧残折磨，吃的是发霉的米，里面有沙子、老鼠屎，住的地方阴暗潮湿，经受了各种酷刑拷打，监狱的刑法有120多种，如电刑、冰火刑、站炭渣、睡针刺床（把钉子钉在木板上，把衣服扒光，让他睡在针刺上，狱吏就使劲摇晃木板，使他在木板上滚动），给他手指钉钉子等等等等，他被打得遍体鳞伤，人瘦得皮包骨头，但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铁骨铮铮，顶住了威逼利诱，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他积极同狱中主要领导人张子意、方志纯等同志取得联系，沟通各狱之间的联络，把狱中同志组成一个战斗的集体，积极组织和鼓励狱中同志传阅秘密传来的报纸，传唱《国际歌》、《囚徒歌》以激励斗志。当发现监狱里混进来叛徒时，他及时传出来有“臭鱼”的警告，并组织同志同“臭鱼”进行斗争，直至把叛徒赶走。敌人妄图用填写“志愿回家，不跟共产党走”的表格诱骗他们自首。明方兄面对敌人的卑劣伎俩，挥笔疾书：“信仰共产主义，志愿回延安”。气得敌人目瞪口呆，一筹莫展。在一次审讯时，敌人诬蔑八路军“破坏抗战，挑动内战，是土匪！”明方怒不可遏，痛斥敌人：“八路军在前线坚持抗战，你们在这里关押残害八路军，究竟谁破坏抗战，谁是土匪？”当即遭到敌人的毒打。他们在狱中进行过两次绝食斗争，每次都坚持到七天七夜。在绝食过程中，敌人强行给他灌食，他咬紧牙关将饭碗打掉。由于大家团结一致，坚决斗争，终于迫使敌人基本上答应了他们提出的条件。1945年《双十协定》发表后，经过周恩来同志的多次交涉与斗争，1946年6月国民党被迫将新疆监狱中全体同志释够回延安。当他们回到延安时，受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热情欢迎和祝贺。中央办公厅举行宴会欢迎他们。《解放日报》发表欢迎他们胜利归来的文章说：“活着的坚贞不屈，死了的视死如归。”明方回延安后任西北局副书记兼中共晋南工委书记。

1946年11月，哥哥与马淑良结婚，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

1950年10月4月，淑良嫂在西安生了个女儿，取名小芳，她方脸盘，大眼睛，白净的面孔，看上去很是机灵，十分逗人爱，哥哥嫂嫂喜欢极了，真把她看作掌上明珠。

细微之处闪耀光辉

明方在各方面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人师表。他不但这样做，对战友、亲属子女也是如此。他总是谆谆教导我们，要老老实实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做事，一切都要按党的政策、原则办事，绝不能搞那些歪门邪道的东西。

1947年明方随西北局转移到子洲马蹄沟。早年曾同明方一起工作过的郭洪绪同志，想让应征入伍的儿子回家，请明方帮助解决。明方诚恳而严肃地说：“你儿子当了兵，家里有困难，这个我能理解，但是现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打进来，咱们没有自己的武装能行吗？现在我叫你儿子离开部队，那我今后的征兵工作怎么做呢？家里有困难想办法克服，兵都走了，边区保不住了，那你的家不是也保不住了吗？”

1948年冬天，哥哥、嫂嫂和随行人员乘坐卡车从延安经米脂去晋南工委。这天天气很冷，到米脂已是下午七点多钟了，米脂县委已安排好让他在米脂休息，可他想趁此机会回家看看父母，又不耽误明天的活动，饭后稍事休息就骑着牲口上路了，乡间小道路面很不好，牲口走不快，索性就徒步行走，米脂县城离我们家有30里路，到家里已是半夜时分，父母起来做了点家乡的钱钱饭随便一吃就休息了。。哥哥和两位老人拉话时间很长，睡得很迟，第二天一早起来就又上路了，临行时随行人员把明方的一件灰色棉袄搭在马鞍上，母亲说：“明方，把这件棉袄留给你爸穿吧。”他沉思片刻说：“妈，这是公家的，留下不好，我爸的棉袄我另想办法，反正一定让他穿上就是了。”母亲很理解自己的儿子，挥挥手说：“那好，你们走吧。”哥哥、淑良嫂和随行人员一一向父母亲告别离家走了。

1950年父亲来西安住了一阵，一天警卫员惠世恩看他有些闷闷不乐，就说：“淑良、正方他们都忙着上班，没有功夫陪你出去，我今天没事，咱们出去转转。”他让司机开车去临潼玩了一趟。此事让哥哥知道了，把小惠批评了一顿，又对父亲说：“在家里呆久了就到附近走一走，没有什么要紧事，不要叫他们陪你……”

1952年春天，政治骗子李万铭拿着伪造的第二野战军某领导给明方的信，找到省委要求分配工作，秘书王礼同志请示了明方，他同意王礼的意见，让民政厅优抚局处理。后来李万铭的骗局被揭穿，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个大骗局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说：这个骗子的伪造信件，陕西省委秘书王礼应该看出，但是没有看出，擅自作了处理。明方看后，当即给中央组织部写信，并转陕西省委组织部，信中说：“此事王礼同志请示了我，过错是我的，不应该由王礼同志负责。”王礼同志看后很受感动。

在西北局工作时，开始实行工资制，中央给他定为行政三级调中央工作后，当他看到中央各部负责同志的行政级别比他低时，就主动申请把自己的行政工资级别由三级改为四级。

1954年明方调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同时任副部长的还有安子文同志。1955年底中央决定成立财贸部，他主动向中央写信，申请到财贸部去工作，他认为安子文同志留在组织部比他更合适。

最后诀别痛断肝肠

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里，明方兄遭受“四人帮”诬陷，于1967年11月被关押进行所谓“监护审查”。在长达七年之久的监狱生活中，他受尽了摧残折磨，诸如捆绑吊打、喷气式、燕儿飞天、拳打胸脯、卡脖子、一日三审的车轮战、晚上不准睡觉等等，各种非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由于长时期的摧残折磨，他的身体受到严重损害，于1973年2月病倒住进工农兵医院。9月21日我收到马锐的电报，得知哥哥病情严重，这是自“文革”八年来第一次得知他的消息。这时我正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接受再教育，我当即就去北京看他，我们已经有十个年头没有见面了，不知他被“四人帮”折腾成什么样子了，一心只想能够很快见到他。不料，当我匆匆赶到北京的时候，并不能马上见到他，还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为办这样一个手续就等了三天，到9月25日才被批准，并且规定一共只可探视三次。26日一大早，戒同马锐和她丈夫战式印到了医院，一位看守人员把我们领到病房，他躺在床上，我们轻步走到床边，马锐指着我对他说：“爸！你看谁来了？”我接着说：“认得吗？”他凝视片刻，惊喜地说：“正方！你来了！谁叫你来的？”同时吃力地往起坐，马锐赶紧把他扶一扶，我说：“我自己来的。”

“人家批准了？”

“批准了。”

他紧握我的双手，嘴唇颤抖着泪如泉水般满脸直淌，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流泪。当年，他告别亲人出生人死闹革命的时候，没有流过泪；在敌人监狱里，遭受严刑拷打，他没有流过泪；妻子、女儿亲戚被死神夺去生命的时候，他没有流过泪；可在新中国成立二十几年后的今天，他流泪了，可想他的冤情有多么的深重。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尽管嘴里说着“不要难过！不要难过！”眼泪却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情绪才慢慢平静下来，开始说些家常话，说了一阵，他一手指着自己掉了一颗门牙的牙床，一手在我的手上写了一个“打”字，原来牙是被专案组的暴徒们打掉的。我顿觉毛骨悚然，心如刀绞，“四人帮”太残暴了！

他又说：“我没有病，只要回到马锐家里一个星期就好了。”

他也问了我在“文革”中的情况，我说：“我是三年牛棚生活，四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现在还在接受教育中。”

他还问了我家里和孩子们的情况，我都一一告诉了他。

9月29日，第三次去看他，临行时我说：“你好好养病，明天我就回去了……。”

他说：“好嘛，回去吧。你们放心，好好工作，不要为我操心，我没有问题，在新疆我身体受了严重损害，我保持了政治上的纯洁，没有给党中央毛主席丢人，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处理的。”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他一个人被关在一间大约七八平方米的小屋里，门口有人监视，每次去看他，到大门口，都由看守人员先进去看一看，再出来打招呼，我才能进去。进去以后，再要出来，不论办什么事情，都要在房子里边敲敲门，看管人员听到敲门声，问清缘由，再去外边察看一番，得到许可，才能出去，因为我没有在房子里敲门的习惯，有两次贸然开门出去，当即遭到看管人员的训斥。后来我们才明白，这是不让我们看见其他被关的人，也不准被关的人互相见面。所有被关的人都编了号，一律不准叫名字。有一次明方火了，大声喊道：“我马明方不是叛徒，是共产党！”被看守人员狠狠训斥了一顿。这哪里是医院，比当年在新疆盛世才的监狱里还不如，坐监狱每天还可以放放风，晒晒太阳，在这个“医院”里，一年四季见不到太阳。

明方兄自从患病以来，就在这间小屋里，整整关了18个月。

在医院里，他用颤抖的手，在碎纸片上给周总理写了一万多字的申诉信，嘱咐马锐、马广把信交给孙维世同志，请她转交周总理。可是这时孙维世同志已被“四人帮”残害离开了人世。这封用血泪写的信，始终没有能够让总理看到。

后来他的病情逐渐加重，在已经不能行走的时候，还不给最起码的护理，他只好艰难地爬进爬出，膝盖磨得伤痕斑斑，血肉模糊。在他弥留之际，还不停地喊着他心爱的小女儿“小芳！小芳！你在哪里？你怎么不来看爸爸呀？！”他哪里知道，他心爱的小芳早已病了，病得连妈妈都不认得了。自从明方兄被监护审查以后，淑良嫂整天被挂牌批斗，家也被抄了，后来她们母女又被遣送到辽宁农村，接受监督劳动。害病的小芳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更加严重，后来虽然多方求医，已经无法恢复了，一个好端端的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姑娘，活活地变成了一个废人。

由于长期的摧残迫害，再加上严重的疾病得不到治疗，明方兄与“四人帮”坚持斗争了八年，于1974年8月13日含冤怀愤与世长辞，时年69岁。

1975年9月，中央准备给明方兄开追悼会，同时对他的冤案平反昭雪，通知家属去北京参加追悼会。会前中央组织部的同志把他的病情给家属介绍了一下，并且把他的病历给我们看了，病历上写着：“由于肺部感染发烧而死亡。”用过的药除了四环素，再没有任何治疗记载。由此可见“四人帮”是何等的恶毒！手段是何等的残忍！就连这次追悼会也由于“四人帮”的干扰没有开成。他们这些罪恶行径，理该昭告天下，让善良的人们知道世间还有豺狼。

马明方同志是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中央委员，是我党久经考验的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是红军时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曾任陕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陕西省委书记，西北局第三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央财贸部部长，东北局第三书记等职。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国人民，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他高尚的革命情操和不朽的光辉业绩，将与世长存。

今天我们纪念他，应该继承学习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无私无畏，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百折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学习他孜孜不倦刻苦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作风严谨，注重效率的工作态度；学习他顾全大局，谦虚谨慎，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勇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我们要以明方同志的模范行为为榜样，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以慰英灵！

（1999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