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斯坦丁·沃尔科夫的清单是我们调查的第一个案件，也是D处三科为了追查清单中提到的两个外交部间谍当中的第二个人而进行的重点调查项目。我决定请杰弗里·萨德伯里把整个文件重新译出来，此人是政府通讯总部负责“维诺纳”计划的官员。萨德伯里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尤其是，由于通过“维诺纳”计划，他熟悉沃尔科夫企图叛逃时俄国情报机关所使用的行话，而原来这个文件的译者却不懂这些行话，原来的译者是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官员。

沃尔科夫的清单里有一条尤其令我迷惑，原来的译文提到，他知道伦敦重要机构里的重要苏联间谍的档案和文件。译文里有这样一段话：“根据他们的假名来判断，有七个这样的间谍，五个在英国情报部门，两个在外交部，我知道，例如，其中一名间谍担任着英国反间谍某部门的领导职务。”

一九五一年菲尔比案件的材料第一次进行汇编时，军情五处就假定沃尔科夫所提到的最后那个间谍是菲尔比，因为他在一九四五年的确担任过军情六处负责反间谍的领导职务。但是，我从“维诺纳”计划中学到足够的俄文，发现有两个字在原来的译文中没有出现过——一个词是“otdel”，意思是“处”，下面紧接着的另一个词是“upravalenie”，意思是“理事会”或“高级处”。不管怎么说，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沃尔科夫的这段话就一定指的是菲尔比。英国情报机构共有五名间谍，其中任何一个人都容易被认为是菲尔比。

我把沃尔科夫的清单交给萨德伯里几天后，他激动地给我打来电话，那时他几乎忘了转换电话扰频器。

“原来的译文是错误的，”他说，“全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专用语言。起草这份文件的人显然是一个很高级的官员，他写得很仔细，有丰富的职业技巧和知识。真正的译文应该是这样的：‘我知道，例如，其中有一个间谍正担负着英国反间谍局某个处的领导职责。’

“事实上，我倒认为这个人的位置是暂时的。他正‘担任着职务’，而不一定就是这个职务本身，这使我认为他是一个代理领导人或类似这样的职务……”

“我没有听明白。”我小心地回答说。

“你还不明白？”杰弗里的喊叫声夹杂着电子噪声传了过来，“英国反间谍局是军情五处而不是军情六处！”

这意思很清楚。如果萨德伯里是对的，那就不是菲尔比，也不是布伦特，因为他从来没有当过任何代理领导人。在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担任过英国反间谍局某处的代理领导人的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罗杰·霍利斯。

第二起指控是伊戈尔·古曾科说的军情五处的间谍“埃里”。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字时是在安妮·拉斯特的笔记本上，那时正在对米切尔进行调查。“流畅”对埃里案件重新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调查。古曾科的埃里案件不同寻常，它出现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与沃尔科夫提出的“代理领导人”的指控正好是在同一时期，与我们获得“维诺纳”计划的突破正好同在一天。

沃尔科夫说的事件要点很简单，他说他知道军情五处内部有一个间谍，他是从一个叫卢比莫夫的朋友那里知道这事的。卢比莫夫一九四二年在莫斯科的格鲁乌的主要密码室与沃尔科夫一起工作。埃里的通讯方式是死信信箱，其中一个信箱是墓碑的缝隙处。古曾科说，埃里有些东西与俄国有关，或者在他的背景方面，或者因为他访问过俄国，或者他会讲俄语。埃里是一个重要的间谍，因为他能够从军情五处拿走有关在伦敦的俄国人的档案。

卢比莫夫给他看了那个代号叫“埃里”的间谍发来的部分电报。古曾科说，每当埃里的电报一来，就由密码室的一名妇女先读一下电报译文，如果有必要，可直接送给斯大林。我邀请一个原格鲁乌的高级官员到英国来，此人是在大战结束时叛逃到西方来的。我问他，那个读电文的妇女是谁，他说她叫维拉，直接在他的手下工作，负责指挥在西方的所有格鲁乌非法分子。可是由于保密规定，她从不把她所控制的间谍人员的身份告诉他。战争时期，在瑞士为格鲁乌工作的非法间谍亚历山大·富特，在四十年代末叛逃之前也把维拉（见他写的《间谍手册》）描绘成他在一九四五年去莫斯科受训时的女负责人。

古曾科讲的事件中的第一个问题是，自从他在一九四五年第一次告密以后，他经常改变细节。“军情之五”成了军情五处，这个区别是很关键的。从理论上讲，“军情之五”可以指军事情报局的五处。菲尔比在一九四二年的确在秘密情报局（前军情五处）的五处工作过。古曾科的另一个问题是，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已经是一个无法挽救的酒徒了，让他回忆二十年前发生的事是完全不可靠的。我向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要求再见一次古曾科，可他们告诉我们，古曾科由于贪杯又贪财，给加拿大当局造成了不少麻烦。他们害怕同古曾科进一步进行接触会使问题恶化，而且还有很大的风险，因为古曾科可能把我们会见他的目的传出去。

我问皇家加拿大骑警队，是否有审讯古曾科的原始记录，这些记录是他在叛逃初期关于埃里问题准确说法的最好证据。可看守古曾科的骑警队员已经去世，他的记录也没有存档，差不多能肯定已被销毁了。

英国情报部门档案中的证据仅仅使古曾科故事的真实性进一步复杂化。古曾科叛逃后，军情六处的官员彼得·德怀尔从华盛顿去了加拿大，听取他的交待。德怀尔每天给军情六处的伦敦总部发回电报，概述古曾科供出的信息。德怀尔的电报由秘密情报局反苏联间谍处处长菲尔比处理，菲尔比在第二个星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紧迫问题：沃尔科夫几乎在同时与英国人在土耳其接触。幸运的是，他请了当时的军情五处的同行罗杰·霍利斯替他去加拿大和古曾科见面。我们怀疑，这是一次巧合呢，还是他知道霍利斯是个间谍伙伴，并相信他能在古曾科案件上搅混水，才做了这样一种安排？可是，我们从“维诺纳”知道，霍利斯去加拿大见古曾科时，克格勃并不知道格鲁乌在军情五处有一个间谍。古曾科所拥有的最明确最重要的材料是关于原子武器发展项目中有可能存在着间谍的材料，霍利斯的报告详细地记述了这方面的情况，而“军情之五”中的间谍埃里几乎就是一个脚注。霍利斯断定古曾科不清楚英国情报部门的组织结构，古曾科弄错了，于是这件事就被埋掉了。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

然而，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盖伊·利德尔却把这根线索挂在了脑海里，他在日记中对埃里的可能身份进行了推测。奇怪的是，直到利德尔的老秘书把日记交给我并请我保存，而霍利斯却下令将它销毁时，我才知道这一点。我再一次静下来思索，霍利斯下令销毁利德尔的日记是偶然的，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

一九六五年我们设法从“维诺纳”中破译了一份新的电文，从而改变了“流畅”对埃里是不是“一张真清单”的评估。我们破译“维诺纳”信号的那个星期是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开始的，这一天还收到一份给克罗托夫的电文，该发报人在电文中平静地讨论到，他要根据加拿大“邻居们”所面临的问题，对宝贵的“阿根图拉”采取预防措施来进行保护。这显然是指上周在加拿大发生的古曾科叛逃事件。我们已经知道，“邻居们”是克格勃用来指古曾科工作过的格鲁乌的一个暗语。克格勃没有理由害怕他在英国的任何间谍会被古曾科破坏。格鲁乌不知道克格勃的机密，而且不管怎么说，还有菲尔比在那里天天监视着所有预想不到的发展情况。

但是，到了九月二十二日，即一周的通讯工作的尾声时，电文的调子明显不同了。那种轻松的调子消失了。克罗托夫收到了如何与他的间谍进行工作的细致而详细的指示。只有“丛林接头”方式才能采用，而且会面要尽量减少，如果可能的话，一个月见一次面。

我们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莫斯科中心为古曾科的证词之含义而突然变得担忧起来？古曾科实际上是在两个星期前的九月五日叛逃的，格鲁乌差不多立即对损失作了一个初步的估计，并为那些他们担心会被古曾科出卖的人作了保护安排。九月十二日，彼得·德怀尔就把古曾科在加拿大告诉他的详细情况发回给了在军情六处伦敦总部的菲尔比，但是，一个星期之后，克格勃突然开始变得很担忧。

答案在当时军情六处的档案中。九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一份电报送到菲尔比的桌上。它第一次详细叙述了古曾科对代号叫埃里的间谍的描述，这或许是菲尔比第一次知道“军情之五”中有间谍的消息。我们在六十年代查阅了这份电报的原件，电报被折成四折，四周边缘很脏，仿佛曾在衣服里层的口袋里放过。菲尔比在收到电报两天之后签上“HARP”（菲尔比姓名的首字母）。显然，他在那两天之内取走这份电报，并把它给他在伦敦的俄国上司看了。档案中所有涉及古曾科案件的电报都不曾用这种方法处理过。显然，就是这份电报在“维诺纳”通讯活动接近尾声时引起了俄国人的担忧。

我要求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对克格勃从伦敦发往莫斯科的全部通讯进行一次搜查。我们看不懂这些通讯内容。我们仅有的“维诺纳”吻合是从莫斯科到伦敦的克格勃。萨德伯里告诉我，通讯总部发现了一件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在九月十九日至二十日发出的一份电报。他们可以肯定这是一份特急电报，因为同一线路上往来的电报都已为它让路。意义很明显——菲尔比在收到军情六处关于古曾科对“军情之五”中的间谍埃里的描述的电报的第二天，发出了这份特急电报。

我们了解到伦敦曾经给莫斯科发过一封特急电报以后，就去寻找这份特急电报的回电。从莫斯科到伦敦这条线路上只有一份特急电报。我们一直无法确切地看懂这份电报。它的日期是在“维诺纳”通讯活动周的最后一天，由于它是以特急发出的，因而比其他的电报到达伦敦的时间要稍早些。一九六五年底，萨德伯里和我顽强地把这份电报攻下来了。我们猜测这份电报是对菲尔比那份电报的答复。我们把这种猜测作为一种破译的辅助手段。破译出来的电文内容是这样的：“领导已同意与邻居们商讨斯坦利关于他们在加拿大事务的材料。斯坦利的数据是正确的。”

我还记得我们当时坐在萨德伯里的办公室里对着译文发愣。它完全没有意义。起初我怀疑是不是我们弄错了，可萨德伯里把译文与“维诺纳”的另一面进行了核对，往返的电讯都完全能看懂，没有什么毛病。这份电报发出的时候，菲尔比正是克格勃的高级间谍，并在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担任着军情六处的反间谍领导人。莫斯科方面仿佛对菲尔比的情报产生怀疑，要不然他们有什么必要对它进行核实？斯坦利使克格勃陷入这种混乱的数据是什么？

只有一种解释才能说清这些疑点。克格勃一定不知道格鲁乌指挥的那个在“军情之五”中的间谍，当菲尔比转告了有关这个间谍的消息以及古曾科对他所造成的威胁时，克格勃只得取得“领导”，即政治局的同意，与“邻居们”格鲁乌进行商量，询问他们是否有这么一个宝贵的人在伦敦。当他们得知格鲁乌确实有这么一个间谍时，他们才意识到伦敦可能要进行激烈的追查，所以他们发回证实了斯坦利数据的电文，接着发出了加强安全的紧急指令。

可埃里是谁？他在哪里工作？他显然不是菲尔比或布伦特，我们知道这两个人从来就不受格鲁乌指挥。我问过在西方的每一个俄国叛逃者，“军情之五”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所有的人都肯定地说它是指军情五处，而不是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的五处或别的什么组织机构。不管埃里是谁，他肯定是能够接触俄国人的档案的，那么就能肯定他是在处理这种材料的F处，而当时在F处的高级官员是罗杰·霍利斯，因此同样的疑点被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的指控所解开了。

“流畅”花了好几年时间试图解开三条有联系的线索的谜，它们是：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古曾科的“埃里”和“维诺纳”的八个匿名者。三条线索都出现在一九四五年九月的那一周中，是米切尔还是霍利斯？都是，还是都不是？三条线索之间的相似之处十分神秘。“代理领导人”和埃里都是指向两个相同的人，但第一项指控是对克格勃的，第二项指控是对格鲁乌的。“维诺纳”有八个间谍；沃尔科夫的清单里提到有七个在伦敦，两个在外交部，五个在英国情报部门。麦克莱恩已在华盛顿呆了一年，因此他不可能是外交部那两名间谍之一。伯吉斯大概是其中之一，因为他当时正在外交部的新闻司工作。在其他人当中，最大的可能仿佛是克里维茨基说的“伊顿和牛津”外交部间谍。一九五一年麦克莱恩濒临落网时，菲尔比曾利用外交部这名间谍来转移军情五处对麦克莱恩的注意力。

可英国情报部门的五个间谍呢？一个是菲尔比，另一个是布伦特，第三个是凯恩克罗斯，朗在理论上可能是沃尔科夫所说的第四个间谍，可他当时不在伦敦。既然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在德国，那么他不可能是“维诺斯”八名匿名者之一。剩下的一个沃尔科夫的间谍——“代理领导人”尚未解决，还有四个“维诺纳”匿名者，其中一个被假定是“代理领导人”，另一个是沃尔科夫所说的第二名外交部间谍。

“流畅”的第三项指控是斯克里普金案件。这是苏联驻东京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尤里·拉斯特沃罗夫告诉我们的，实际上，他是克格勃的中校。英国海军情报部门在一九五三年秋与拉斯特沃罗夫取得联系，并开始同他商讨他的叛逃问题。拉斯特沃罗夫最终同意过来，但条件是要直接去英国的殖民地，如去澳大利亚，而不回英国。他说他不愿回英国，是因为他知道英国情报部门被渗透，但他没有进一步地详谈。海军情报处安排了一架英国皇家空军运输司令部的飞机，把这位克格勃的官员从东京送到新加坡，打算在那里把他移交给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联合机构（远东安全情报处）。拉斯特沃罗夫并不知道这些计划。不幸的是，当飞机滑行到跑道的尽头时，一场暴风雪袭击了东京，飞机不能起飞了。在等待暴风雪稍小的时候，他从机组人员的闲谈中得知飞机是去新加坡而不是去澳大利亚。他吃了一惊，便逃离了飞机，跑到美国大使馆，叛逃到他们那边去了。

以后中央情报局报告说，拉斯特沃罗夫进一步详细提供了他认为的英国情报机构被渗透的理由，他说他的朋友斯克里普金中尉曾在一九四六年在远东与英国人有所接触，并提出要叛逃。斯克里普金打算先回莫斯科，带上他的妻子，然后在下一次出国时叛逃。但是，斯克里普金回到莫斯科后，克格勃对他有所察觉，两名假装在军情六处的官员来同他接头，于是他暴露了自己，结果在审判后被处决。

我们在档案室里查找斯克里普金的材料时，发现这里确实有他的一份档案，里面还有远东海军情报处关于斯克里普金叛逃的两份报告的复制件，一份时间是一九四六年五月，另一份是一九四六年七月。两份报告订在一起，在八月上旬由远东安全情报处送到军情五处。文件是由当时的F处的副处长霍利斯和一名低级官员处理的。霍利斯指示那个低级官员把这个文件归档，并存放在档案室。在拉斯特沃罗夫一九五四年讲出斯克里普金的事之前，这份档案一直搁在档案室里。档案被重新找出来以后，军情五处自然认为斯克里普金的被察觉是菲尔比干的。

“流畅”重新检查此案时，发现了几个新情况。首先，当戈利金在一九六一年叛逃时，他问我们对斯克里普金案件知道些什么。他说他在一九四六年经手过这个案件，当时他是一名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反间谍处工作的低级官员。他记得报告是从伦敦来的，绝对不是从远东来的，时间是在一九四六年底，当时莫斯科大地正覆盖着白雪。戈利金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讲到了两个装成军情六处官员的克格勃人员是如何欺骗斯克里普金的，我们还让戈利金描述一下他见过的两份文件，戈利金讲得很准确，令人吃惊。他说，第一个文件是关于对斯克里普金所进行的试探以及对他的价值的评估材料；第二个文件是关于他今后计划的简述，包括同他进行联系的在莫斯科的地址。戈利金还说他敢肯定文件在被间谍翻拍复制时就订在一起了。

“流畅”发现的第二个新事实是，尼古拉·埃利奥特在贝鲁特审讯菲尔比时，曾问他是否出卖过斯克里普金，他完全否认这样做过，给他提供了许多细节后，他还是不知道这个案子。这是最令人感到奇怪的，因为我们推测，菲尔比会从他自己的利益出发声称在这起案子上是讲信用的，也许这次菲尔比讲的是实话。

我安排了对斯克里普金这两份文件的整个分发情况做一次全面的调查，看看是否还能发现与此案有关的新东西，结果很有启发。五月那份报告就被发到海军情报处（香港），新加坡的远东安全情报处和伦敦的海军情报处。他们把报告放进海军公文摘要，并在海军情报处内部分发，还例行送一份到英国秘密情报局R处的海军科去，海军科又把它转给五科去归档。对军情六处进行的大量的记录调查表明，菲尔比从未出现在这个文件的散发对象名单上。

七月的文件以同样的渠道分发，除了新加坡的远东安全情报处之外。他们决定把两份报告订在一起，并按惯例送给军情五处，送达时间为八月八日。这时军情五处才第一次知道这件事，而且只有在那里这两份报告才是订在一起的，这正好与戈利金的回忆完全符合。出卖斯克里普金的人肯定在军情五处而不在军情六处。菲尔比的可能性被排除了，而布伦特早在一年前离开了军情五处，这样矛头就再次指向了处理当时斯克里普金档案的F处副处长的罗杰·霍利斯。

“流畅”指控的大概范围清楚以后，我开始了我所从事过的最危险的工作。在没有获得授权的情况下，我开始对霍利斯的背景进行“自由”调查。我得小心翼翼，我深知哪怕只是最细小的泄漏，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我被解雇。我访问了牛津的波德里安图书馆。我从那里的大学记录中发现，霍利斯从未得过学位，尽管他是在二十年代进学校的。他念了五个学期以后就原因不明地离校了。对于一个如此安分守己的人来说，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我到霍利斯原来学习过的沃尔斯特学院，在那里查阅了记录，以便找出谁曾同他住在一层楼上。霍利斯在第四学期时搬进了惠灵顿广场的宿舍，我查阅了所有的牛津一览表，上面列有牛津住读生的地址，为了找出与他同住一幢楼的那些学生，我甚至还查阅了大学高尔夫球协会的记录，希望从中能找出一根能表现霍利斯个性的线索。

我没有霍利斯的工作履历，只得抓瞎。我从霍利斯的谈话中知道他曾去过中国，因此我又去了护照办公室查找他到达和离开英国的日期。我去了霍利斯到中国之前工作过的标准特许银行，并在那里做了细致的调查，但除了一个转寄北京一家银行的地址之外，什么记录也没有。

我想找到一些有关一种秘密生活，或一个不拘小节的朋友，或一种公开政治活动的迹象的证据。每一个人的处世为人如何，都可以由他周围的朋友来评论。于是我把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这段关键时期与霍利斯很接近的人列在一张名单上面。在牛津有两个人特别引起我的兴趣——克劳德·科伯恩和莫里斯·理查森，这两个人都是左翼分子。当我检查科伯恩的档案时，我注意到了霍利斯在整个大战期间一直保存着这份档案，并且从来没有按照情报机构的习惯要求，在这份档案上填写他与科伯恩的友谊关系，我怀疑他有某种要掩盖这种友谊关系的原因。科伯恩与共产国际有着广泛的接触。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模式。中国在三十年代是个政治活动的温床，是共产国际进行招募的活动场所。温特博恩告诉我，他在日本认识一个退休了的老上校，此人在中国时认识了霍利斯，曾在一幢房子里同住了一年时间。休约我去拜访他，他叫托尼·斯特布尔斯，一个鲁莽的是式军官，他清楚地记得霍利斯。他说他从不知道霍利斯的政治观点，但总推测他的观点是左倾的，因为他与一个左翼新闻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经常来往，此人是共产国际的得力招募者；另外还有一个人叫阿瑟·尤尔特的男人，斯特布尔斯把他描绘成一个国际社会主义者。

另一个被访问的人（是阿瑟·马丁访问的）叫简·西斯莫尔，在战前她负责把霍利斯带进军情五处。她最后从军情五处调到军情六处，与军情六处的一个官员结了婚，改称简·阿切尔。她是一个难以亲近的知识分子，曾负责过军情六处以前的共产主义事务研究部门。我过去因为D处三科的调查工作常常去找她，她很愿意提供帮助，还告诉我调查应该追溯到多年以前。有一天下午，我提到米切尔和霍利斯的话题，他们两人在战争期间都与她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简是一个深谙世故的老手，完全知道我为什么要试探她。

“他们两人当中有一人会是间谍，你认为呢？”我问她。

“他们两人都不值得信任，”她告诉我，“但如果让我来选择谁更有可能是间谍的话，我会挑选罗杰。”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霍利斯亲自打来电话，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如此随便，一改他过去的做法。以前没有他私下的通知，我从来没去过他的办公室。他在门口热情地招呼着我。

“到这边来坐。”他笑容满面地说。

他拂去了沙发上想像中的灰尘，坐在我对面的一把安乐椅上。这也令人感到奇怪，霍利斯通常坐在一把直靠背椅子上。霍利斯急于使这次会见随便些，于是他不自然地闲谈起他即将退休的事。

“艰难时期，”他说，“养老金不多，每样东西都要花钱……”

“你的安排计划是什么呢？”

“哦，我想到乡下去。我在那里有一小块地方。马上摆脱这一切。打打高尔夫，散散步……就像这类的事。”

他咯咯地笑了起来。

“想到几个星期后我的照片就要挂在那里了，真觉得好玩。”他说着，抬头看了看墙上那些俯视着他的肖像。这些肖像神态各异：凯尔的僵直的军人姿态，皮特里的装腔作势的潇洒，西利托是个驼背耸肩的警官，狄克的轻松而超凡的魅力。

霍利斯转过头来面对着我，向前俯躬着身子，双手放在膝盖上，并且无缘无故地傻笑着。

“彼得，在我走之前我只有一件事想要问你。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认为我是个间谍。”

我必须迅速地想一想。如果我向他撒谎，而且他知道了我在撒谎，那么那天我就完蛋了，所以我向他讲了实话。

霍利斯对此表现得很自然。大约十年前，他和我讨论蒂斯勒之时起，我们就开始产生了对抗。现在这种对抗公开了，它像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摆在我们之间的桌子上。面对过去所有秘密培育出来的怀疑，仿佛再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都是根据过去那些指控，先生，”我告诉他，“还有导致案件出问题的线索。你知道我对战后失败的看法，这是一个消除的过程。首先是米切尔，现在是你。”

“哦，是的——但肯定你在注视着新的情况……？”

“是的，是过去的指控，先生。”

我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把沃尔科夫的清单、重新翻译的电文、古曾科的埃里以及斯克里普金的报告都对他说了一遍。

“好啊，彼得，”他和气地笑着说，“你已经给我戴上手铐了，不是吗？……”

我想插上一句，可他把双手的手心朝着我，让我保持沉默。

“所有我能说的就是我不是个间谍。”

“可是先生，在‘流畅’会议之前，我能下什么定论呢？什么定论也没有……”

“我也许能找出审讯古曾科的笔记来……”他说得并不肯定，“说句老实话，我真的回忆不起斯克里普金了，还有沃尔科夫……”

他用削尖了的铅笔敲着他坐的椅子的边缘，咔嚓咔嚓地碰着牙齿。

“我不认为你在沃尔科夫问题上是对的。为什么菲尔比要远远地跑到土耳其去？他应该先核对一下。”

他叹了口气，仿佛全是过去的事了。

“‘流畅’是很有用的，不是吗……？”他突然问道。

“我想是的，先生。我想这项工作早就应该开始。”

“是的，我就认为你会这样想……麦克唐纳并不这么肯定——嗯，我想你是知道这一点的。”

“他收到了报告，我想他读过了这些报告。”

“哦，是的。我肯定我们大家都读过，”霍利斯回答说，“很引人入胜。全部的历史。抖掉管子上的蜘蛛总比不抖掉的好。”

他又无缘无故地傻笑起来。

“好了，谢谢你的坦率，彼得。”他说着从椅子里站了起来，“我得继续工作了。跟你聊聊还真不错，可是……”

他僵硬地挪动步子回去继续于工作了。我们俩像两个演员一样，从不同的两侧退场，我们扮演的角色演完了。

我再也没有见到霍利斯。不到几个星期，新局长马丁·弗尼瓦尔·琼斯搬进了那间办公室。他作出的第一个决定是把墙上那些肖像拿走，并把它们挂在接待室里。

“这种工作不需要观众。”当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含糊地咕噜着说了这句话。

琼斯的言语不多而决心很大，他很适合干这种工作。他确信自己面临着一个主要的问题——苏联进攻的规模，这是就苏联在伦敦的情报官员相对于他手下那几个可怜的数量而言。作为局长的任期职责是展开一场扩大军情五处并削减苏联外交人员的战役。他在第一件事上获得了一些成功，他在第二件事上最终也取得了胜利。

琼斯的首要任务是反苏联间谍。他接任后，处理这个问题的整个方式全都改变了。以前我只有坚持不懈才能获得批准，而对琼斯我可以打电话给他，或直接去见他，并能当场得到一个决定。他毫无保留地支持D处三科的调查工作，并爽快地批准所有的重要会见。他在对案件进行有价值的判断上从来不缩头缩脑，如沃森案件和普罗克特案件。如果证据使他信服，他就会采取行动。琼斯是一个不耍心计的人，表面上是一副典型的英国绅士派头，但实际上却十分倔强。这使他在白厅里没有几个朋友，但这种性格正是情报机关所不可缺少的。

他任命安东尼·西姆金斯为他的副手，这使我感到难过。西姆金斯大概是我在军情五处最不喜欢的人了，他对我的感觉也差不多一样。我知道他一旦被任命为副局长以后，我就会遇到麻烦。西姆金斯是一个律师。几年前，他和我就有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他当时是C处的处长，他在那里有过一些不显眼的成功。那时我被指定担任一个联合工作组组长，该工作组包括军情五处、军情六处、外交部和政府通讯总部，其任务是检查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技术安全，因为负责截听当地苏联通讯的无线电室发生过一次火灾。调查结果很清楚，苏联人不仅故意放过火，而且他们在一段时间里接触过该无线电室。苏联人每天晚上都在辨认我们无线电接收机的变动，因而他们知道我们在截听什么。使馆里打扫卫生的苏联人甚至干脆就卸下安全门锁上的销栓，长驱直入。

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我还解开了沃尔科夫清单上的另一个谜。沃尔科夫声称苏联人能读懂英国外交部在莫斯科所使用的密码。麦克莱恩肯定把他在外交部接触到的所有密码都出卖给了俄国人。但是，外交部的记录表明，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战争期间和战争刚刚结束那段时期里用的是一次性密码本，所以不能归咎于麦克莱恩。

想起我在一九五一年搞“那玩艺儿”的事，我敢肯定苏联人一定在使用一种隐藏的话筒系统，我们最后找到了两个埋藏在密码室屋顶的石灰板内的话筒。在战争期间，大使馆的一次性密码通讯按惯例是由两个人来处理的，一个人读电文内容，另一个人则把他读出来的电文译成密码。苏联人用他们的话筒干脆把原文录下来。建筑研究实验室干得非常出色，使我们能够确定埋藏话筒的时间可能是在一九四二年。当时大使馆在古比雪夫。

工作小组的报告认为，它发现了大使馆内的安全令人吃惊地处在一个持续异常的水平上。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同意一项极为重要的意见，就是要求专门确定一个军情五处的官员来负责大使馆的安全工作。我把这份尖锐的报告交给了当时的副局长琼斯，请他批准后再送外交部。琼斯建议我，出于礼貌应把它给西姆金斯看一看，他好歹还是负责安全保卫的C处处长，从技术上讲，工作组触及了他的范围。我拿一本复制件给西姆金斯看。令人吃惊的是，他在几小时之后就气势汹汹地通知我上他的办公室去。

“你不能把任何类似这样的东西送给外交部，”他说，仿佛我把调查工具作为礼物送给教皇似的。

“为什么就不能？”我问，“该让这帮混蛋尝尝滋味了。整个地方是一片混乱！”

“啊，对不起。那是外交部，国家最重要的一个部门，你没有资格把这样的报告送去。我反对批准它！”

他用一支蓝色铅笔把报告乱画一气，令我震惊。我把报告拿给琼斯，让他看看西姆金斯干的事。琼斯哼了一声，告诉我用打字机打好，原封不动送走。

“该死的外交部，”他咆哮着，“我碰上了他们这该死的运气……”

报告送走了，军情五处年青的官员托尼·莫申也被派到了莫斯科。从那时起，我便知道西姆金斯是我终生的敌人。

琼斯接任局长不久，“流畅”工作组向他和秘密情报局局长狄克·怀特提交了第一份报告。报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分别列出了二十八项我们认为是可调查的真清单的指控，但这些指控并没有归纳到任何一个已知的间谍身上；报告的第二部分是以记叙文的形式写的指控情况，从一九四二年古曾科的埃里指控开始，到一九六二年戈利金的情报为止，暴露了或多或少的渗透连续性。这份报告被分别送到了两位上司手里，可半年以后这份报告才得到重新讨论。他们让我们重新提交我们的新发现，只列出我们认为是可以进行调查的指控，并根据我们的判断列出最符合指控里的怀疑对象的名单。

“流畅”工作组决定，应该调查古曾科的埃里和沃尔科夫的“代理领导人”。由于这两起指控在时间上颇为接近，因此对它们应该同时考虑。怀疑对象的名字被清楚地打印在纸角上。没有头衔，也没有等级，只是一个名字：罗杰·霍利斯。

我们报告中所包含的第三起指控是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级间谍”，它同前两起针对霍利斯的指控一样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中级间谍”的故事开始于一九六三年十一月。过去都知道是“狙击手”的戈林涅夫斯基终于同意与军情五处的人见面，以澄清他在波兰写的匿名信中的指控的一些细节。以前，由于我们没有抓到“兰布达一号”乔治·布莱克，戈林涅夫斯基不愿意同任何一个直接从军情五处来的官员见面。现在布莱克在监狱里，于是戈林涅夫斯基会见了具有半个波兰血统的波兰科科长。

当军情五处同戈林涅夫斯基见面时，中央情报局怀疑他正患有精神病。他开始产生幻觉，认为他自己是沙皇的后裔。尽管如此，他对情报的回忆仍然是惊人地准确。一天上午，在同他进行会谈时，他宣称要讲出他以前从未讲出过的一个故事。他说他在过去没有提及它，是因为英国人在追捕布莱克的事情上搞得一团糟，但是他知道军情五处内部有一个中级间谍。

五十年代时，戈林涅夫斯基和他的一个朋友以及他过去的上级就是否叛逃去西方进行过一次严肃认真的讨论，很难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作出抉择。他们三人都一致认为英国较好定居，因为英国有大量的波兰移民。由于军情六处有“兰布达一号”，他们显然不可能去接近军情六处。戈林涅夫斯基向其他两个人建议，通过在伦敦的移民与军情五处取得联系，他知道这些移民被军情五处的D处监视着。戈林涅夫斯基的上级说这个计划同样危险，因为他知道俄国人在军情五处内部也有一个间谍。

这个间谍是克格勃负责军队情报的第三总局招募的，第三总局被允许留用这名间谍，而不按照通常的做法把他转给第一总局，因为他对第三总局太重要了。这个间谍曾在英国军队服过役，被招募时还保留着英国官员的级别。戈林涅夫斯基认为招募工作是在东欧进行的，并说出了进行这项工作的俄国克格勃上校的名字。该间谍为俄国人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反波兰间谍的情报，大概他是在军情五处的波兰科工作。

还有另一个细节，五十年代中期，英国成功地把波兰总理汉克运到了西方。结果在华沙进行了一次调查，是由当时克格勃的头子谢洛夫将军亲自主持。由于某种原因，克格勃没有事先得到有关汉克运出的警报。戈林涅夫斯基知道这是因为该中级间谍被“冻结”了，或者是因为他受到怀疑，或者是因为他在国内失去了联系，或者干脆因为他的神经脆弱。这个间谍显然被冻结了两三年，五十年代末才恢复了在波兰科的工作。以后，当戈林涅夫斯基一九五九年在莫斯科询问他在第三总局的一个朋友是谁负责招募这名间谍的以及这项行动是否仍在进行，他的朋友对他甚至知道这种事感到吃惊，并奉劝他不要多嘴。

“这是一件非常秘密的事，”他说，“我奉劝你把这一切都忘掉。”

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非同一般地详细，但由于自一九六三年底以来，反情报工作十分繁重，加之对戈林涅夫斯基的信用又有怀疑，因此在“流畅”工作开始之前，这起指控没有被好好地调查过。我们把指控分为七项单独的指标，然后给每一个符合其中一项标准的怀疑对象打分。军情五处特别符合戈林涅夫斯基的中级间谍的怀疑对象有八人，其中确切符合各项标准的有一人。他的名字叫迈克尔·汉利，是C处的处长，一个最有可能成为琼斯的继任者的人。

单单是因为他是公认的“完全符合”，“流畅”一致建议根据戈林涅夫斯基的指控对汉利进行调查，并为他取了一个代号叫“哈里特”。

又过了半年，才对“流畅”的第二份报告进行讨论。下班以后，在琼斯的会议室又开了一个会，参加者有：我，安妮·奥尔尤因，帕特里克·斯图尔特，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安东尼·西姆金斯，以及琼斯。这完全是军情五处的一次内部讨论，因为“流畅”这三件突出的案子都是军情五处的事，而不是军情六处的事。

这个会议开头就出现冷场。琼斯在桌子上放了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室内的灯在房间里投下清晰的影子。琼斯来回走动着，用牙齿咬着他的烟斗。

他转过身来。

“你们真的认为这些人是怀疑对象吗？”他问道，“你们意识到了你们所说的话的含义吗？……”

“我当然意识到了，”我说，但还是被他那种态度动摇了。

“真是荒唐，”他喃喃地说道，一边指着有关霍利斯的几页纸，“你不可能指望我接受……”

他把报告扔在办公桌上。

“还有完没完，彼得——你给我送来一份报告说我的前任，甚至我的继任者很可能都是间谍。你想过没有？你有没有停下来去思考一下，如果我们根据这些建议采取行动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从这当中恢复过来要花十年时间，即使到头来什么事也没有。”

“我坚持我们所写的东西，琼斯。还有，‘流畅’工作组的每一个成员也坚持。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还有其他怀疑对象，你也会被告知的。”

西姆金斯坐在桌子的另一头。我感到他此刻正非常恼怒。他要向我扑过来，但此时琼斯正在询问，他不许别人打搅。

“你们多年来一直要把这记进履历里——你和阿瑟，不是吗？你想过没有这种东西会使罗杰怎样？”

“在他快退休之前，我同他谈过这件事，”我告诉琼斯，“他对此非常平静。”

当我描述了我同霍利斯的最后一次冲突后，琼斯听了大吃一惊。

“他一定是个硬汉子。”他冷冷地说。

终于，西姆金斯看准了机会。

“这简直荒唐，”他尖着嗓门喊道，他那公学口音拖到了极点，“人人都知道你和马丁老抓住罗杰不放。你到处批评外交部，这个人，那个人，然后四处指责，散布谣言，八方投毒，这太放肆了。如果要对罗杰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他对你太放任了。”

“我要的是真理，安东尼。”我说，竭尽力量保持礼貌。

“真理！你并不懂得它的含义。你得学会尊重别人！这是恶意的诽谤！这个人的脚还没有迈出局机关的门，你就对他的名声进行侮辱。他在安全局三十年，为它所做的事是你一辈子也赶不上的。”

幸好，帕特里克·斯图尔特为我壮了声势。

“充分发表意见，这很好，安东尼，你只是刚刚才接触到这件事。”

他抓住他轮椅两边的扶手，手指关节都变白了。

“我们当中有些人为这个问题斗争了若干年，这并不容易。这虽不轻松，但我们感到一定得这样做，至少当我们完成了如此艰难的报告时能期望有一点理性的辩论。”

但西姆金斯决心继续对抗。

“那美国人呢——你也在那里放了毒。我在那里的时候，他们所要谈论的全是该死的渗透。这真不能容忍。我们将会被全世界当成笑柄的。”

“当菲尔比叛逃、布伦特坦白时，你不认为我们是笑柄……？”我回击道。

琼斯用力地咬着他的烟斗，偶尔停下来划根火柴点烟斗，仿佛他不在听这场时起时落的争吵。过了半个小时，他突然插了话。

“好了，这是我的决定。我肯定你能同意，彼得，我们必须把中级间谍的问题作为重点来解决。如果他存在的话，他仍然在这里。”

我点点头。

“嗯，我要求对汉利引起注意。”他用手背拍了一下报告，“他是完全符合的人，美国人知道这项指控的全部内容。我还要让你们对那些得高分数的人加以注意……我要一查到底，然后把结果告诉美国人。至于其他的”——他此刻在注视着我——“我不改变我的看法，这是荒唐的……”

琼斯宣布散会。大家匆匆地走了出去，留下他一个人担负着安全局的烦恼。他是教皇，正试图调解一个分裂的教会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