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调查米切尔的任务后不久，我就学到了西方世界最大的反情报机密——“维诺纳”密码破译法。要了解“维诺纳”是怎么回事以及它的真正意义，就得了解一些有关密码学的知识。在三十年代，情报部门，例如苏联和英国的情报部门，使用的是一次性密码本通讯系统。这是一种最安全的办法，因为只有发报人和收报人有密码本。每页密码本只用一次，用完后立即销毁。这种密码根本无法破译。用一次性密码本发报，发报人得先把每个词按密码本的规定译成四位数一组的数字。例如电文的第一个词是“防御”，那么它也许被译成3765。然后再加上一次性密码本上的第一组数字，譬如1196；如果是用“菲博纳奇”系统，这个数字就变成了4851。这实际上是一种双重密码。（“菲博纳奇”系统又名中国算术，其根本原理就是比9大的数字不进位，因为进位会造成规则分布。因而当时所有密码系统都采用了“菲博纳奇”系统。）

大战初期由于苏联人缺乏密码材料，这使我们研制成功了“维诺纳”密码破译法。为了缓和通讯系统的压力，苏联人把一次性密码本复制多份，分别发给各个驻西方国家的苏联使馆。这样我们就很难破译他们密码了。苏联人用五个波道向世界各地传播大量的电文——一个供使馆使用；一个供格鲁乌使用；一个供海军军事情报局使用；一个供克格勃使用；还有一个供贸易通讯使用。战时有许多军事器材从西方运往东方，贸易通讯占苏联全国通讯的百分之八十。华盛顿的克格勃成员同莫斯科通讯时使用的是一套密码本的复制件，被用在苏联驻墨西哥使馆与莫斯科之间的贸易波道上。

战后不久，一名叫梅雷迪斯·加德纳的美国优秀密码分析员就开始对在芬兰战场上捡到的一本残缺不全的苏联密码本进行了研究。加德纳在美国武装部队安全局（即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前身）工作。虽然这个密码本的大部分已经遗失，但上面还有一些无线电通讯中的一些最普通的指示词组，例如“拼法”、“拼法完”等等。这些词组使用得非常普遍，因为每个密码本都有它自己的限定词汇。如果发报人在密码本中没有找到合适的词组——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例如某个人的姓名——他就得把这个词按字母一个一个地拼出来，并在词前加上“拼法”，在词尾加上“拼法完”，以提醒对方的注意。

加德纳用这些常用词组同过去苏联人的电文通讯作了对比，发现某些波道有同种密码重复使用的情况，这说明苏联在使用同一个一次性密码本。他逐个对那些用同一密码本编码的通讯进行了“吻合”，并设法破译。起初当他声称他破译了苏联密码时，没人相信。后来他对华盛顿到莫斯科的大使专用线采取了一次行动，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这时，人们才开始重视他的贡献。他破译的密码是一句英文，叫做“防御不能赢得胜利！”这句话前面有“拼法”，后面有“拼法完”。加德纳发现这句话原来是电文发出前一天美国出版的一本有关国防战略的书的书名。于是美国武装部队安全局把这个机密告诉了英国，英国那时的密码分析工作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从此，英美两国就开始了破译密码的联合行动，这项工作持续了四十年。

这个行动的代号起先叫“新娘”，后来又改为“药品”，最后定为“维诺纳”，并且只在英国称为“维诺纳”。这个行动进展甚慢。在浩渺的通讯中找出可以吻合的信号需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即使找到了这种信号，也不一定能破译两边的电文。加德纳捡到的密码本不全，而破译密码人员只能用“间接”情报。例如，只要他们发现了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的克格勃波道和纽约与莫斯科之间的贸易波道里有吻合信号，他们就能用“间接”情报破译贸易通讯。“间接”情报是根据电文日期在航运公告、货物记录、船舶抵离时间、潮水时刻表等方面收集而来的。根据这些情报，密码破译员就可以猜出贸易通讯的内容。只要破译了吻合信号的任何一边，都能给密码本提供更多的词组，从而有助于破译吻合信号的另一端的电文。

英国和美国联合研制了一种用于扩大“维诺纳”破译范围的关键设备，叫做“窗口索引”。每当我们破译了一个词组或短语，就在这个索引上记下吻合的通讯。英国人开始用更为先进的手段做索引，他们在破译词或短语的两边加上两组未破译的词，一段时间以后，窗口索引就出现了重复。这种重复使已破译的词组带出一组未破译的词组并为破译新的词组提供足够的间接情报，并扩大窗口索引的范围。另一种用于破译密码的新技术是“拖曳”技术。如果通讯中出现“拼法拼法完”或者各种名词，而密码员又不知道这个拼出来的词缺少哪些字母，那么就把它输入电子计算机，让计算机把这些词“拖曳”到其它波道，计算机然后输出一张列有重复词的一览表，由密码分析员从反面对重复的吻合信号进行分析研究，从而破译“拼法且并法完”序列。

这种技术还不很完善，往往破译一两个词组就需要一个月。当然有时也有进展很快的情况，例如美国人在华盛顿大使专用波道里就发现了录音讲话的全文。这个技术还常常碰到一些新的棘手的难题：例如怎样用非正统的方法使用一次性密码本，或上或下是否折叠等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些问题给寻找吻合信号的工作增加了相当大的困难。另外密码本也有问题，它们有的已经被修改过了，而大使、格鲁乌和贸易波道使用的是一种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密码本，很像一本词典，因此，密码人员只能从电文词组的拼法上猜出该词组在密码本中的大致位置。而克格勃使用的密码本是一种特殊的多卷任意排列密码本，这使吻合克格勃波道密码的工作人员伤透了脑筋。“维诺纳”所涉及的各项工作是非常艰巨的，几年来，英国政府通讯总部、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军情五处雇用了大批的研究人员在世界各地收集“间接”情报，然而，在截获的二十万件电文中，我们所破译的还不到百分之一，并且其中有许多仅仅只是破译了几个词。

但从我们掌握的反情报和秘密世界的态度来看，“维诺纳”行动对英美两国的情报部门影响巨大。四十年代末期，我们对克格勃的纽约至莫斯科和华盛顿至莫斯科波道的破译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从破译的电讯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战争时期和战后苏联在美国的间谍活动是相当多的。电讯中有一千二百多个化名，由于这些化名经常是“拼法拼法完”序列的一部分，因此最容易辨认，尽管我们不一定能破译这些化名。我们估计在这一千二百多个化名中，有八百多个化名是苏联发展的间谍。他们是低级联络人，在情报网中占大多数。他们中间有些人也很重要，例如有十四名间谍就在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里面或者周围工作，另外五名间谍能够以不同方式出入白宫，根据破译的电文，其中一人曾乘坐过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的私人飞机从莫斯科飞回美国。然而最富有威胁的是，苏联人在美国原子武器研制单位里安插了一批间谍，另外还有一批间谍甚至能够看到一九四五年英美两国政府的每一份重要文件，包括丘吉尔给罗斯福总统和以后的杜鲁门总统的电报。

用破译密码的方法获得的线索，使许多案件都得到了解决。现已查明，麦克莱恩就是偷阅丘吉尔电报的间谍之一，克劳斯·富克斯和罗森堡夫妇是核间谍当中的一部分。我们把破译密码本的地理线索和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阿尔杰·希斯长期的行动进行了对比，发觉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乘哈里曼飞机的间谍。但是我们在反情报和密码破译上尽了最大努力也没能查出大部分化名。

英国的情况同样糟糕。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美国战时和战后一直在跟踪往返于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无线电通讯，而英国丘吉尔却在战时同盟时期曾命令停止一切反苏情报工作，政府通讯总部也是到战后才重新跟踪苏联通讯的。因此，英国所获得的通讯少得可怜，而且仅仅只破译过一次，那就是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五日到二十二日对克格勃莫斯科至伦敦的波道进行了一个星期的破译工作。

在通讯中我们发现了一些发给苏联驻伦敦使馆的克格勃官员鲍里斯·克罗托夫的电文。克罗托夫专门负责指挥高级间谍。这些电文发来的时候，苏联在西方的情报机构正在遭受某种危机。苏联驻加拿大使馆的年轻格鲁乌密码员伊戈尔·古曾科刚刚带了大量的资料叛逃西方国家，并向加拿大和美国揭发了苏联安插在这两国的间谍。古曾科还向英国揭发了一个名叫艾伦·纳恩·梅的核间谍。莫斯科中心发给克罗托夫的大部分电文都是些命令，告诉他怎样对付下级。这些电文里共提到八个化名，其中三个是斯坦利、希克斯和约翰逊组成的间谍网，两个是形影不离的朋友戴维和罗莎，此外还有三个。周末，莫斯科和这八个间谍的通讯全部中断，以后多用见面的方式来联系，除了特殊情况，通讯每月进行一次。

在我刚刚接触“维诺纳”的时候，我曾有幸看到通讯总部复制的莫斯科至伦敦的克格勃波道的通讯记录。通讯总部每次破译了电文中的几个新密码以后，就对电文进行复制，并在复制件上盖上“绝密影印维诺纳”字样的图章，注明发报人和收报人、发报日期和时间、波道和方位（例如克格勃莫斯科伦敦）、电文级别（平电还是急电）等项目，分发给少数的高级官员审阅。下面就是类似的一份电文：

电文

你们74689和0298547199677898800562971的来电关于拼法希克斯拼法完5555781045108356897171129目前要格外谨慎56690127489264000471拼法斯坦利拼法完3710672885每月一次直到进一步通知。

发报人签名

（这是一份没有完全破译的电文，也是我们面临的一种挑战。）

“维诺纳”所提供的机密是很可怕的，因为它很不完整。破译的电文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八个化名都是重要间谍，苏联人曾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对这八个间谍和克罗托夫采取了保护措施，因为苏联人知道我们发现了克罗托夫在指挥这些间谍。但是电文却无法帮助我们认出这几名间谍。通讯总部只送发经过他们核对的电报译文，其中包括没有完全破译的电文。他们送发译文时往往附有一页写有对电文中的奇怪词组进行猜测的译文草稿，这些古怪词汇无法进行核对。由于破译的词组不断增加，电文需要重新印发，因此，一份电文往往会重复出现多次。

斯坦利，我们肯定他是菲尔比。戈利金曾听说过斯坦利这个代号。戈利金说菲尔比与克格勃在中东的行动有关，然而我们却没能在电讯中找到证据。希克斯几乎肯定就是伯吉斯，电讯中不仅提到间谍网，而且还模糊地提到希克斯的脾气。约翰逊大概是布伦特，但电讯中也没有这方面的证据。其他五名间谍仍然是个谜。我们可以排除麦克莱恩的嫌疑，因为一九四五年九月他在华盛顿。显然这些发现对我们调查米切尔有很大帮助。这五个化名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藏在军情五处。我一遍又一遍地阅读了电文的破译部分，心里非常着急，我一筹莫展。记得我曾怀疑过，军情五处的高级负责人在我们破译电讯以后十几年里，每晚是怎样入睡的。

最奇怪的是，一九五四年“维诺纳”在大西洋两岸停止了。密码分析工作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得到了初步发展，由于经受了种种曲折，后来的进展缓慢，现在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人工“吻合”已经达到了人类思维能力的极限。而当时的电子计算机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把“维诺纳”推向新的发展高度。“维诺纳”陷于停止的另一个原因是：一九四八年苏联人对他们在世界各地使用的密码程序进行了更改，并取消了所有复制的密码本。澳大利亚的最后一次“维诺纳”行动由于这些变更而遭受了损失。在这以前，澳大利亚的“维诺纳”行动是非常成功的，甚至连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得依靠他们的行动来收集苏联人的电文。澳大利亚人当时并不知道英美两国在搞“维诺纳”行动，那是事后英国人才告诉他们的。只是在苏联间谍的渗透不断扩展时，尤其是影响到外交部时，我们才把获得的情报用摘要的方式向澳大利亚政府通报。不久，在军情五处的帮助下，澳大利亚终于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组织——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我们到五十年代初期才知道苏联改变密码的原因。原来破译苏联密码的事走漏了风声，泄密者就是美国武装部队安全局的青年职员威廉·韦斯班德。韦斯班德其实并不知道苏联人的损失，直到一九四九年菲尔比参与这项工作时，苏联人才了解他们损失惨重。霍利斯是在一九四八年参与这项工作的。后来他去澳大利亚帮助他们成立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他刚刚回国，澳大利亚的“吻合”就停止了，苏联人虽然可以取消复制的一次性密码本，但却无法阻止我们对他们一九四八年以前的电文进行研究。一九四九年菲尔比调驻华盛顿，这使苏联人得以监视我们破译工作的进展情况。苏联人知道我们在“维诺纳”泄密后，迟早要解决寻找更多的“吻合”信号所存在的各种技术上的困难。一九五四年，“维诺纳”基本上停止了。

几年以后，我安排梅雷迪斯·加德纳访问英国，并请他帮我们在英国继续搞“维诺纳”行动。加德纳是个不爱说话的书呆子，根本不知道其他密码分析员都怕他。他常常向我谈起他在自己办公室里是如何进行“吻合”工作的，并告诉我有个名叫菲尔比的抽烟斗的英国年轻人经常在他工作时拜访他，并从肩膀后偷看他的工作，然后对他大大赞扬一番。六十年代末，加德纳变得非常失望，他敏感地察觉到我们正在利用他的破译密码从事数学以外的工作，对此，他很恼火。

“我从来不想让它使任何人遇到麻烦。”他常常说。在他发现了他的成功把一些人推进了电梯以后，大为震惊。他和我一样认为罗森堡夫妇虽然犯有严重罪行，但仍应宽大处理。在加德纳的眼中，“维诺纳”是件艺术品，不应让残酷的麦卡锡主义来玷污它。但在英美两国的情报部门中有少数官员却把破译密码的成功看作是冷战中的一大胜利。这种观点强化了反间谍调查，而这种强化则在我们首次破译苏联密码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贯穿于西方国家的情报工作。因为虽然西方政治首脑真心实意向苏联伸出友谊之手，而苏联却在世界各地大规模地进行间谍活动。例如在九月的那个星期里，莫斯科克格勃波道向英国发射了大量的电讯，详细指示怎样把盟国战俘押送苏联，因为这些战俘都曾反对过苏联，如哥萨克人等。许多电文都是逮捕令和那些将被立即逮捕的人的名单。我看到这些电文时，上面提及的人早已死了，但其他的情报人员一定非常震惊：一九四五年的和平并没有真正实现，只不过是把德国的集中营变成苏联的古拉格罢了。

一九五九年，“维诺纳”行动又再次复活了。政府通讯总部发现瑞典讯号情报局截听并储存了大量战时通讯，其中有大战初期苏联格鲁乌与伦敦之间的来往电文。通讯总部说服了瑞典人放弃中立，把这些材料送给英国进行研究。我们发现瑞典有一份代号为“搭扣”的材料，于是我们把阿瑟调回D处一科。阿瑟是军情五处里有“维诺纳”直接经验的官员之一，他曾在调查富克斯和麦克莱恩案件时参与过“维诺纳”工作。

我们对“搭扣”材料寄予很大的期望，试图通过这份材料获得更多情报，破泽尚未查出的化名。我们想以此推动“维诺纳”行动的进展。另外，这份材料还能为密码本提供更多的词组，扩大我们对现有“维诺纳”电讯的破译范围。自从有了能力强大的新电子计算机以后，恢复整个行动的意义就更大了（在五十年代我就不相信我们的努力会付诸东流）。由于阿瑟的大力支持，六十年代初期，我们“维诺纳”行动的步伐不断加快了。

其实“搭扣”材料中有关英国情报的部分并不重要。这些情报大部分是苏联格鲁乌官员关于在英国各地遭受空袭破坏的报告和对英国军事力量的估计。材料中有几十个化名，其中有些是有意义的，然而这些人早已死亡。例如有一个名叫霍尔丹的间谍，曾在海军部的哈斯拉潜水艇试验站研究深潜技术。他的任务是通过英国共产党向苏联格鲁乌驻伦敦人员提供各种研究计划的细节。从电讯中我们还获得了有关另一个名叫欧文·蒙塔古的间谍的情报。欧文是斯韦思林勋爵的儿子（不能把他与尤安·蒙塔古混为一谈。尤安是另一个人，曾在战时组织过著名的“非凡人”行动），是个自由的新闻记者。从电讯中，我们清楚地看出他为苏联人收集工党内部的政治情报，另外也收集一些英共内部的情报。

我们对苏联格鲁乌的电讯采取了一项特别行动，即把他们的电讯同四年后克格勃的电讯进行了比较。我们发现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格鲁乌官员的能力较低，三十年代斯大林清洗以后，他们便一蹶不振，而且四处寻找靠山，犹如一群无头苍蝇到处乱飞。一九四五年，格鲁乌换了一批像克罗托夫这样的新的职业情报官员，整个间谍管理水平明显提高，而且非常讲究实效。另外他们还对自己的间谍采取了谨慎的保护措施，以便长期地使用他们。当初的格鲁乌，行动涣散，而且据一九四五年的电讯，他们的一切均由莫斯科中心控制。我们把克格勃用的波道同大使用的波道进行了比较，清楚地发现克格勃在苏联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维诺纳”破译行动留下的遗产——它使我们认清了克格勃这台巨型机器，克格勃的情报网络遍及西方各国，当西方国家在为和平四处奔忙时，他们却在积极为冷战作准备。

“维诺纳”材料保存在六楼的一间特别安全的办公室里。我在那里看完材料以后，就搬了出来，同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共用一间办公室。她是阿瑟手下的研究员，正在忙着调查米切尔一案。米切尔一案的调查工作对D处来说真有点事不逢时。霍利斯把弗尼瓦尔·琼斯从原先的岗位调去当C处处长，米切尔一旦退休就晋升他为副局长。琼斯的职位由马尔科姆·卡明接替。D处里那些打算努力沿着朗斯代尔一案的线索乘胜追击的聪明人，对这项任命不以为然。而阿瑟本人却对处长一职垂涎三尺。凭他所取得的成绩，阿瑟完全可以当处长，但由于他在五十年代初所采取的立场，而一直得不到上司的欣赏。他们认为阿瑟生性好斗，脾气暴躁，而且不能容忍别人。非常不幸，这些都不是他要在军情五处获得成功的先决条件。米切尔调查被批准后，霍利斯决定不告诉卡明有关调查米切尔的事，因为从理论上说，卡明也是一名嫌疑分子。负责这一调查的是琼斯，他在柯克街的C处总部对整个过程进行监督。

伊夫琳·麦克巴尼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她的脸上有一块很大的胎记。她就像暖房里的一盆花，自从参加工作以来一直禁闭在办公室繁忙的事务中，对外界发生的一切都不知道。

我刚搬进她的办公室，她就问我：“你是不是共济会成员。”

“不是，我并不赞成共济会。”我说。

她冷冷地对我说：“我并不认为你会是共济会成员，但如果你想在此成功的话，还是参加共济会好。”

伊夫琳一直认为军情五处内部有间谍。她是研究官员，已经干了好多年的反间谍工作了，比阿瑟和我的时间都长。她可以说是一部有关办公室生活的活词典，她头脑灵活，她也善于判断人的性格，当然有时有些过分。

她告诉我：“我早就猜到迟早总会进行一次调查。”但她却很悲观。她深信最坏的事还在后头，因为调查的程序总是预先制定的。

“如果阿瑟太认真，肯定支持不了多久；如果你同他搞在一起，你也得当心。”她又说。

我委实吃了一惊。“伊夫琳，你这是什么意思？”我立即问道。

她打开自己的保险柜，拿出一个黑色笔记本。

“你看看这个吧！”她告诉我。

翻开笔记本，一行行清秀干净的字体映入了我的眼帘，我飞快地翻阅了一遍。原来这个笔记本记录的是四五十年代的各种案件的细节。这些案件有的我只知道个大概，有的我一点都不知道。这些材料是从军情五处的档案室收集来的，每件案子都是一起针对军情五处或军情六处被渗透的指控。

我简直吓呆了，“这是谁的？”我问。

“是我朋友安妮·拉斯特的。她曾和我一起工作过。自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以后，她就收集了这些。后来为了结婚，她辞去了这个职务。她嫁给查尔斯·埃尔韦尔。临走前，她把这个本子交给我，说以后可能有用。”

“阿瑟知道吗？……”

“当然。”

“你还给谁看过？”

“难道我也要让人剁碎……”

我继续看着笔记本。开头几页经常提到马克斯韦尔·奈特的名字。大战时，他就相信军情五处内部必定有间谍，并作了记录，但却没有采取行动。记录本里共有几十件指控材料，多数是不切实际的想像。例如根据某一间谍的报告或随手写的感想和评论，也有比较具体的材料，例如伊戈尔·古曾科的证词。古曾科就是一九四五年叛逃加拿大的那个年轻的苏联密码员。他的叛逃对英国“维诺纳”计划里克格勃通讯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整整一个星期，这一通讯陷入混乱状态。据安妮·拉斯特记载，古曾科曾揭发说军情五处有个间谍，代号“埃里”。一九四二年古曾科在莫斯科工作时曾从一位叫卢比莫夫的朋友那里听说过“埃里”，当时经手“埃里”电文的就是卢比莫夫。“埃里”有某些俄国背景，他能查看某些档案。苏联采用死信投递的方式同他联络，而且经常把他提供的情报送给斯大林。古曾科的这一指控同他的其它材料一起被归入档案，以后再也没人问津，这些材料只好束之高阁，放在那里吃灰。这真是不可思议。

伊夫琳说：“人们不相信他，认为他弄错了，军情五处内部不可能有间谍……”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是作者的“遗嘱”，她写道：“如果军情五处内部有间谍，那我肯定是罗杰·霍利斯或格雷厄姆·米切尔。”

我倒抽了一口气，说：“这么大的人物怎么调查？除非把军情五处翻个底朝天才能完全做到。”

伊夫琳痛心地说：“一九五一年时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安妮·拉斯特的笔记本只不过是伊夫琳和我头一次分享的机密。在以后共同工作的几个星期里，她渐渐向我道出了军情五处许多被人遗忘的历史，这是我们在A处二科的录音带上听不到的。这些故事充满了疑问、猜测、无法解释的行动和离奇的巧合。很快我便知道了，我并不是第一个怀疑军情五处藏有间谍的人。这种恐惧和办公室的家具一样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傍晚，我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向公园巷走去，伊夫琳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不去。自从一九四二年起就不断有人揭发军情内部有间谍，但从未调查过，也没有人反驳过这些揭发。时间已经拖得太长了，这次的搜索一定是长期而又艰苦的。想到这里，我收住脚步，回头望了望莱肯菲尔德大楼。

“这次不会再走漏风声了吧？”我心里想，“不会再出现叛逃，这个人不会溜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