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英国情报部门在“咽吞”（埃及）和“栅栏”（法国）行动中取得了成就。政府通讯总部制定了一个列有所有目标的庞大的名单，并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重点。军情五处负责收集所有国家驻英国大使馆的情报，包括密码室的位置，输入和输出电缆的细节，以及就某个目标是否可以采取“咽吞”或“栅栏”行动进行估计。军情六处在国外干同样的事，他们对列入通讯总部名单的目标进行了详细的技术侦察。由于在国外没有邮局的宝贵协助，他们只得主要依靠间谍的一些传统方式来开展工作。

在“栅栏”行动以后，又拟定了准备破译大部分欧洲国家密码的计划，并从德国开始。可是在作了巨大的努力之后，这个行动又被取消了，因为德国人的机器屏蔽状况极佳。后来我们却成功地把一只探测话筒放在希腊驻伦敦大使馆的密码机后面。希腊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目标，因为他们在塞浦路斯紧急状态时期对塞浦路斯游击队领袖格里瓦斯上校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发生冲突期间，对印尼大使馆也采取过同样的行动，在整个冲突期间破译了印尼的密码。

对于军情六处来说，最令人难忘的无线电截听行动是针对俄国巡洋舰“奥尔忠尼启则号”的行动。尽管上次用“巨型炸弹”克拉布在朴茨茅斯没有成功，但军情六处仍然有决心侦察这艘军舰。一九五九年，这艘舰要到斯德哥尔摩的船坞里去修理，军情六处知道瑞典信号情报局计划对它采取行动。军情六处驻当地分站的站长向瑞典人建议，说英国愿意提供先进的技术进行援助。瑞典信号情报局在名义上保持中立，其实它与英国政府通讯总部保持着非正式的秘密关系，因此对英国主动提供帮助，瑞典倒是感激不尽。

我在一九五九年去了斯德哥尔摩，布置对“奥尔忠尼启则号”的密码机采取“咽吞”行动的计划。我伪装成瑞典工程师，在夜深人静时分，由两个身强力壮的信号情报局的技术员陪同来到船坞，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通讯总部的两个人。我们躲在“奥尔忠尼启则号”对面的仓库里。“咽吞”设备早已被送到楼上的工作室里，我们爬到工作室，蟋伏在这间小屋里整整五天。当时正值炎热的夏天，外面的温度高达华氏九十度。仓库的屋顶是波形的铁皮做的，我们在里面热得差点儿中暑，幸好冰箱里放有一些浓度极高的贮藏啤酒，才使我们感到一丝欣慰。我们虽然收听到了一些密码噪声，但却始终未能破译这些密码，可军情六处和通讯总部都认为这次行动是成功的。

“就像骑警队一样，”军情六处的代表帕特·奥汉朗满脸堆笑地在后来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会议上喊了起来，“我们能搞到我们所要的人。”

技术侦察的成果不断增加，在这些技术侦察基础上进行的行动也有所扩大，“筏夫”和“咽吞”行动的规模也明显地膨胀起来。一九六〇年，由军情五处、六处和通讯总部的技术人员组成的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成立了，主要任务是协调工作。委员会每两周开一次会，有时在切尔特南开，有时则是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开。尽管雷·弗劳利自告奋勇出来主持日常事务工作，而且不久就在委员会里握住了统治大权，但我是这个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雷·弗劳利是通讯总部的官员，他朝气蓬勃，严格要求自己，具有管理的天赋，不像他的一些在切尔特南的同事那样心胸狭窄。他主管文件工作，并为各种行动的负责人提供技术资源和工作人员。此外，他还负责从主管大臣那里接收极为重要的批示。

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是英国情报界在战后最为重要的委员会之一。六十年代末出现了新一代的电子计算机，委员会在这十年当中为通讯总部的密码分析工作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它扫清了隔离军情五处、六处和通讯总部之间的障碍。英国情报界又开始像在战争时期一样，作为一个协调的整体在开展工作，因此比从前更加成功。

在五十年代末，研究工作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进展。我加入军情五处时，科学研究的主要讲坛是科尔莫尔委员会。军情六处每年都要从秘密世界以外邀请十几位最有声望的科学家，在卡尔顿阶梯大厦的一间保密会议室里开一次会。军情六处请这些人吃一顿非常考究的午餐作为回报，希望这些显赫的人物能作为秘密部门的非正式的科学顾问，来为他们提供指导，出出主意并建立联系。我第一次参加科尔莫尔委员会的会议时，立即就发现这完全是浪费时间。上午的讨论会很松散。在喝了一些啤酒、金酒和最优质的红葡萄酒以后，委员会里几乎就没有人对复杂的科学问题还有什么心思了。一天的劳累过去了，彼得·狄克逊领着大家到城里又来一顿夜宵。到夜深时，又让大家到索霍的一家下三流的夜总会俱乐部去。如果说得文明一些，那么在这里表演的节目可被称为“黄色歌舞”。我永远也忘不掉狄克·怀特那张难看的脸，他向桌子周围那些喝得脸红筋胀的雅士们强装着笑颜。他和我一样，感到这种办法是不能解决军情五处所面临的深刻的科学问题的。

科尔莫尔委员会作为一个大造舆论的机构还是有点用处的。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军情五处需要制定一个彻底的室内研究计划，这就需要适当的人力和财力。财政部大笔一挥，把大量的资金投入武器研究中，可对秘密部门实现现代化所需要的小数目拨款还要抵制，这令我感到荒谬之极。

我在一九五五年加入军情五处不久，又去找了弗雷德里克·布伦德里特爵士，请求他帮助我得到必要的资金。他对此表示同情。他建议我先对克格勃目前的科技进步状况作一个彻底的调查，然后写一篇报告，概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存有缺陷的领域，这样我的申请才会有可能被批准。

我去找了军情六处的同行，H处技术一科很快就意识到他们缺少这方面的情报。我决定对所有德国科学家的汇报进行全面的研究。他们在战争结束时，被迫去苏联，在苏联政府实验室里工作了若干年，以此作为换取自由的代价。这些科学家就是那些被人们所知的“归来的龙”。他们的汇报提供了许多关于苏联火箭、喷气式飞机以及核研究的状况情报，而这些领域正是俄国人急于求成的领域。

我走访了国防科学情报所，向斯特朗将军询问了我是否可以对这些文件进行研究。我被带到诺森伯兰德大街的一间房子里，那里存放着关于“归来的龙”的所有材料。这些几十本上百本的材料上布满了灰尘。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从来就没有想到要对这些材料进行整理，以便供自己使用。这简直令人惊叹不已。

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把这些“龙”的材料进行了分类，不久便清楚了。有许多“龙”科学家被详细地指示去为克格勃所控制的莫斯科郊外的实验室搞技术情报工作。我把我想要会晤的“龙”科学家的姓名拟成一张名单，过去那些汇报大多数是由英国和美国的一般军事人员主持，他们没有受过科学训练，在收集情报方面非常无知，我肯定我能从这些科学家身上得到更多的情报。

我在一九五七年去了德国，军情五处驻德国的高级代表彼得·多梅森来接我，他在汉诺威和慕尼黑的格拉德巴赫的英国军事情报总部为我的会晤作了安排。五十年代时，大多数情报官员都喜欢德国，那里是前线，工作自由而轻松。可多梅森对柏林日益加深的紧张局面感到厌恶，他坚信俄国人不久就会企图吞并西柏林。

会晤进行得很困难，许多科学家都在竭力地向英国和美国讨好。我尽量提一些技术上的问题，他们的意见明显地是在迎合我。并不否认，他们在莫斯科被监禁期间受了许多折磨，他们的许多朋友都死了。可在战争期间，他们为哪一边工作，这也是不可能被忘记的。

在首次会晤的科学家当中，有一人就是研制“那玩艺儿”的，也就是美国人一九五〇年在美国驻苏大使写字台背后墙上的国徽里发现的“那玩艺儿”。我很高兴，他所谈的“那玩艺儿”的工作方法，与我那天在马尔科尼公司的尼森式活动房里所预测的一模一样。可当我再次询问他时，不禁感到五十年代的军情五处真是被沮丧所缠绕着。我们知道克格勃已经部署了某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在英国的研究舞台才刚刚露面。

一九五八年初，我把关于“龙”科学家的报告送给军情六处，请他们审批。布伦德里特积极劝我这样做：如果请求拨款的申请是两个局共同提出的，那么这更有分量。报告经过会签后，送交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布伦德里特是该委员会的主席。报告在委员会里引起了普遍的震动，以前从未有人把克格勃比西方更为先进的方面描述得如此淋漓尽致。我在报告里证实，克格勃通过“龙”科学家的努力，在某些领域里取得了重大的技术优势，尤其是在电子技术和监视设备方面，包括使用红外线系统，这些使他们在四十年代末就占据了领先的位置。

由于布伦德里特的远见卓识，并通过他的专门委员会的努力，技术研究工作便展开了。我从一九四九年开始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我们得补充更多的人力和物力，使之成为一个正式的组织，进一步充实研究计划。我又提交了一个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联合报告，它被人称为“技术文件”（这是克格勃起的名！）。在这份报告里，我叙述了哪些领域需要取得进步，并强调研制先进的电子技术。作为“龙”文件和“技术文件”的结果，整个情报界的技术研究，尤其是军情五处的技术研究，在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中有了更加优先的地位。不幸的是，委员会对情报部门获得特种资金的主张持否定态度，他们想把我们的需求纳人现行的国防研究计划，以此来作为一种弥补措施。我虽然还得四处乞讨，可至少气候正在发生变化。

一九五八年，正当“技术文件”被列入考虑范围时，霍利斯介绍我跟一个叫维克托·罗思柴尔德的人认识。此人战时在军情五处工作过，并为保证军情五处实现现代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因排除炸弹而获得“乔治勋章”）。他与许多官员，尤其是与狄克·怀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和他相识时，他是壳牌石油公司研究部主任，控制着遍及世界各地的三十多个实验室。当霍利斯告诉他我已被任命为军情五处的科学家时，罗思柴尔德表示有兴趣见我，并邀我到他在伦敦圣詹姆斯的一套雅致的公寓里去共进晚餐。

再也没有任何人比罗思柴尔德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了。他是一位才华横溢、智力超群的科学家，又是皇家学会会员，精通植物学和动物学，对研究精子的结构抱有浓厚的兴趣。他远远不止是一个科学家，与他交往的人有政界的，情报界的，银行界的，文职部门的，以及国外的，全都是些传奇般的人物。英国统治集团犹如一件无缝的帝袍，而这件帝袍常常要用罗思柴尔德这根针来引线。

罗思柴尔德对我的实现军情五处现代化的计划十分入迷，并向我提出了他的一些建议。我很快就知道了，他对秘密世界的琐闻和诡计很感兴趣。我们很快就交换了那些他仍记得的战时同事的故事，一直谈到深夜。我离开他家后，禁不住第一次感到，有他作为后盾，取得伟大的成就是可能的。

罗思柴尔德主动把壳牌公司的一些实验室交给军情五处使用，并开始进行几项技术发展工作，包括一种特殊的、主要用来保护长期埋在地下设备的润滑剂的研制。这种润滑剂研制成了以后，可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得到广泛的使用。罗思柴尔德建议我去见原子武器研究集团的副总裁威廉·库克爵士，请求他拨款。我和库克也很熟，而罗思柴尔德又是他的挚友，罗思柴尔德及时的游说，使我的会晤变得更为容易了。

库克仔细地听着我叙述我的要求。我的反间谍方法的基本思路是以发展技术方法来击败苏联间谍的通讯。在间谍的掩护手段中，通讯是惟一的一个容易被攻破的突破点。因为间谍总要同他的上司进行电文收发往来。我向库克解释说，“筏夫”已经为我们提供了最为宝贵的武器——了解俄国无线电通讯。但我们还是迫切需要新技术去攻破他们通讯的物理方法，譬如密写、微粒技术。死信投递。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获得进展，那就可以极大地增加我们反间谍工作取得成功的机会。

“让我们马上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库克说。他拿起电话听筒，给他的一位高级科学家弗兰克·摩根博士打了个电话。

“弗兰克，我要派一个人来和你一起搞一个新项目。他来了以后再向你解释。你会很高兴的，他正合你的心意。”

这是典型的库克式的慷慨。他给了我两个主要的技术官员和一些低级工作人员以及资金设备，供军情五处单独使用。我在原子武器研究集团拥有三十个人。研究集团负担了两年当中的所有经费。之后，国防政策研究委员会同意由研究集团继续资助。弗兰克·摩根是一个最为难得的宝贵的人才，他解决问题既热情又有眼光。在两年时间里，军情五处取得的成功远远超过了当时在美国所梦寐以求的成果。

密写技术在世界各地都一样，间谍先把作掩护用的假信写好，然后把一张特殊的经过无色化学处理的复写纸铺上，在复写纸上写下密文，之后，把一种化学剂微粒洒在信纸上，这样只有收信人才能把密文显出来。大多数的显示剂都是让化学复写纸留在信纸上的痕迹显露出来，这样就能认出密文。只有使用相应的显示剂，才能显出密文来。摩根发明了一种万能显示剂，是用放射性，避免了在检查密写信件时留下痕迹而被人发现的可能性。

微粒技术是另一种在外国的间谍同他的上级进行秘密通讯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把照片缩小到肉眼看不出的尺寸，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微粒一般是藏在邮票下面，或在打印的信件的标点符号上面，或在信封的封口处。摩根用中子激活法来发现微粒照片。

间谍通讯的第三种方法是死信投递，也是最常用的方法之一。间谍把一件包裹，例如一卷已冲好的胶卷，放在预先指定的地点，他的上级随后去拿，两个人从来不见面。克格勃常常给他们的间谍一些经过特殊处理的空容器，可以看出是否被人偷偷拆开过。摩根研制了一种软X线技术，使我们在检查那些可疑的容器时，可以在不打开它们或弄坏里面还没冲洗的胶卷的情况下，了解到容器里所装的东西。

摩根的四个项目中的最后一项是研制了一系列的X线方法，用来打开先进的组合保险柜。事实证明，这些方法胜过了贾格尔的撬锁技术。摩根的X线装置可以从外面读出保险柜的号码组合，从而使军情五处对英国的任何一个保险柜都能打开。

尽管在技术和研究方面有了进展，可军情五处在五十年代的反间谍记录仍然是令人可悲的。狄克·怀特在一九五三年任局长之后，意识到这个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战争时期那些有能力搞双重间谍案件的官员们大多数都离开了军情五处，或退休，或像怀特那样被提拔到高级领导的位置。接替他们位置的人多半是些平庸的原殖民地的警察，他们几乎没有反间谍的经验。战争时期，英国以压倒优势对抗德国情报局，而现在要转变去与更老练、人数更多的俄国情报机构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他们这帮人对这种转变感到难于适应。怀特成立了一个新的反间谍处，即D处。他要求我主要向他们提供科学和技术的意见，可进展却很慢。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D处的人对我接触他们的机密表示反感，他们仍在他们技术无知中纵乐无度。我记得当我用欧姆定律解释一些技术问题时，一位办案人员说：

“得了得了，彼得，老朋友，我不需要知道欧姆定律，我只着眼于大处。”

“天哪，”我的肺都快气炸了，“每个学生都知道欧姆定律的呀！”

D处处长格雷厄姆·米切尔是个聪明人，但他软弱。他的政策是小心照抄战争时期的双重间谍技术，尽量招募双重间谍。他在俄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移民区操纵一个规模宏大的间谍网。每当军情五处得到通知或发现有俄国人去接近学生、商人或科学家时，他们就鼓励被接近的人同俄国人往来，这样便于我们监视案情的发展。米切尔深信，总归会有一个双重间谍被俄国人接受并派到非法工作网的心脏里去的。

双重间谍案件是一种很耗时间的迷藏。克格勃最喜欢使用的一个骗招就是给双重间谍一包钱或一个空物（我们当时可以去检查），让他放到死信投递地点。一旦发生这样的事，D处就会被疲劳战拖得精力瘫痪，监视队被派到死信投递地点不分昼夜轮守，以为哪个秘密间谍会亲自来拿，可实际上往往根本没有人来拿。如果放的是钱，那么原来把钱交给双重间谍的那个克格勃官员会自己来拿走这些钱。我对双重间谍案件政策产生了怀疑，可他们严肃地对我说，这些是克格勃的训练程序，主要是为了考察间谍是否可靠，耐心便是成果。

实际上，俄国人的目的是利用双重间谍案件来糊弄军情五处，来识别我们的办案人员，分散我们的精力，引开我们对他们的真正行动的注意力。

军情五处的职业技巧标准是耸人听闻的。克格勃通过对我们监视通讯系统的监听，肯定已经知道我们掌握了大量的双重间谍。可是，D处的办案人员也是很拙劣的，在会见他们的双重间谍之前，除了最落后的反监视技术以外，几乎没有使用其他的手段。外交部有一个专门的司是为军情五处提供“鸡饲料”的（就是给双重间谍的秘密材料，让他们拿去给俄国人，以表明他们对俄国人是忠诚的）。“鸡饲料”包括一些完全不可信的关于我们根本就没有的武器的假秘密材料以及我们根本就不会实行的一些政策文件等。我对D处的整个“鸡饲料”方案产生了怀疑，指出只有真正的机密才能使俄国人信服，可他们认为这完全是不可能的。

D处的另一个主要活动范围是移民区。D处的间谍管理小分队掌握着大规模的间谍网，他们利用在伦敦的间谍去招募在这些间谍国家里的其它间谍。这个方案对军情五处来说特别具有吸引力。移民是容易被招募的，于是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在提供招募方面的情报上可以直接展开竞争，军情六处为此感到恼怒。其实，在五十年代初，这些移民圈早已被克格勃完全渗透，或者被它的东欧盟国的情报部门渗透。这些移民圈就像双重间谍案件一样，分散了我们的精力，暴露了我们的间谍主管人。

情报界在战后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军情五处却仍然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继续照抄战时双重间谍的技术。它不仅缺少训练有素的办案人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不再具有战争时期那种超乎德国人的密码破译优势。

在整个五十年代，军情五处竭力回避英国当时所面临的最明显的反间谍问题——三十年代苏联对英国统治集团的渗透。四十年代末对艾伦·纳恩·梅和克劳斯·富克斯所犯的核间谍罪的审判以及一九五一年发生的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事件，说明招募“斯大林的英国人”的程度是显而易见的。任何一个有机会接触到有关文件的人都清楚，三十年代在那些出身名门望族的英国知识分子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失望情绪。俄国情报机关利用了这种情绪，成功地招募了一些重要的间谍，至少他们当中有些人在战后对苏联的事业仍然保持忠诚。

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叛逃给军情五处留下了巨大的创痕。虽然菲尔比和布伦特也受到了怀疑，可他们对此矢口否认，于是两个案子很快就搁浅了。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对这两位外交官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关系网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这种方案在调查工作中实际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大多数朋友现在都升到了相当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不仅在情报界有这些人，文职机构里也有这些人。所有有关系的人都在尽全力压制有关这两个人叛逃的消息，如果调查行动一时走漏了风声，那就会造成一种尴尬的政治局面。而且，大量的调查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人逃往莫斯科，其后果不堪设想。没有人愿意去碰这个棘手的问题。一九五四年以后，这方面的工作实际上已完全停止，显然军情五处认为当时正在实行的新审查制度已足够保障国家的安全了，其实这正如把狐狸锁进了鸡窝里一样。

有一个人挺身出来反对这种疏忽大意的政策，他就是阿瑟·马丁，过去是陆军信号官员，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加入了军情五处。他很快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很有才华而又富有直觉的办案人员。他接连经手了富克斯和麦克莱恩两起案件的调查工作。他有一个得力的助手叫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她是一位年青的女研究官员。马丁在反间谍工作的探索中具有一个很大的优越性：他从来没有进过公学。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生严重的泄密事件的消息传出来以后，按惯例是在职员、清洁工和秘书当中寻找主犯，可马丁却在最初阶段就认为主犯是一个高级外交官。他坚持要进行调查，但麦克莱恩的叛逃却使他的调查告吹。

在叛逃事件发生后，马丁促使军情五处领导批准对三十年代共产主义渗透剑桥大学的整个复杂网展开紧急调查，但他要会晤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社会关系人员的要求，几乎全都被拒绝了。他与这种可悲的政策斗争了两年，最后去见了安全局局长狄克·怀特，说他打算辞职，到新成立的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去工作。

怀特对马丁的能力评价很高，他说服马丁不要去澳大利亚，劝他去马来亚担任军情五处的安全联络官，直到D处的气候好一些时再说。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在马来亚的一系列成功的反叛乱活动中，马丁扮演了一个领导者的角色。在他离开D处之后，反间谍工作显然受到了影响。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军情五处失去了它最能干的、或许是脾气最变幻无常的官员。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任局长后，在D处任命了一个新的处长叫马丁·弗尼瓦尔·琼斯。他受过律师训练，在战争时期加入军情五处。在表面上，他给人一种正统的、不多嘴的印象，看上去缺乏眼光和生机，很容易被人低估。他有天生的领导才能，具有井井有条的逻辑头脑，很能接受新思想。最突出的一点是他有着坚定的决心——且不说是残酷无情——这使他成为一个出色的反间谍处长。他意识到军情五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苏联集团在英国展开的大规模的情报活动。譬如，D处一科的任务是监视和对抗的三百名俄国情报官员，可一科只有十一人，其中四人是秘书。我们陷入迷惘之中，从来不知道我们是在追捕间谍还是间谍的影子。

琼斯作出的决定之一是把马丁从外面调回莱肯菲尔德大楼，让他先在D处二科负责捷克和波兰事务。一九五九年又把他调到D处一科，负责反苏联间谍。尽管他常常态度粗暴，可琼斯仍然十分欣赏马丁的才能以及想充分发挥才干的倔强性格。马丁进了一科之后，立即采取行动，很快恢复和加强了一科的积极的反间谍调查工作。由于他在战争时期从事过通讯信号工作，因而能下意识地抓住如“筏夫”之类的新技术的重要性。我还是第一次发现，一个很有资历的人同情地倾听我的意见，并按照我的设想进行一些改动。我们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朋友。我们打算在A处建立一个情报源索引，把可能对军情五处有用的人和事都记下来。于是，我们在安全局内部散发表格，要求大家填写。花了好几月的时间，我们终于建立起了一套索引。办案的官员如果需要一个护士，或一个管道工，或要求接触某公司的档案，或一个上锁的车库，都可以从索引中查到，用不着花费时间胡乱去找这些资料。

我们在修改战斗秩序方法中引进了行动分析法。这个设想是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反间谍处处长特里·格恩西首先提出的，即对苏联大使馆的所有人员的已知行动进行调查，并建立关于他们行动的一个全面的概念。通过这个办法，有可能获得克格勃官员的身份特征的重要情报。

但是，变化最激烈的是在行动科。迈克尔·麦考尔是这个科的领导人，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反间谍专家和调查员。马丁和麦考尔把行动科作为实战战场。虽然我们的力量要比俄国人的力量小得多，可我们采取了进攻的态度，不断改变策略，以破坏克格勃的活动为目标。克格勃习惯于事先对我们的行动作一个彻底的预测，我们的某些计划也搞得很鲁莽，譬如在伦敦大街上扒窃所有已知的克格勃官员的腰包，希望收集到一鳞半爪的情报。虽然这种方法是不成功的，可是它能使俄国人感到他是多年来第一次遭到了进攻。此外，还有一些更有意义的修改。苏联移民间谍网毫无疑问是被克格勃渗透得最为厉害的，后来被解散了。在双重间谍案件上采取的方法更具有攻击性：办案人员陪着双重间谍去和他们的克格勃上司会晤，并警告克格勃官员，如果再抓住他们招募英国人当间谍，就向外交部报告，并把他驱逐出境。麦考尔和他的人开始进行大胆的尝试，企图招募克格勃的人来当我们的间谍。虽然未获得成功，可我们希望这样策略上的变化可以把怀疑的种子撒向肯辛顿公园内的俄国大使馆里。

麦考尔在执行这些新策略上很有一套。有一次，一名在皇家兵工厂制造新型博福斯炮弹的技术人员告诉军情五处，有个克格勃官员在接近他，让他提供新炮弹的样品。麦考尔安排工厂造了一枚假炮弹，里面装满沙子，在外表上看像是真的装了火药一样。当双重间谍在南部伦敦公园把炮弹交给那俄国人时，麦考尔立即从灌木丛中跳了出来，对那俄国人说，他这样公然携带英国的绝密武器惹下了很大的麻烦，肯定要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克格勃的官员们都怕被驱逐，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样会使他们失去在国外工作的神气地位，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失败。任何失败都会自然地使他们自己的反情报官员产生怀疑。麦考尔还勾勒了一个图景：一个结实的伦敦警察把这个不幸的俄国人带到一处秘密的地牢里去拷打折磨。那个克格勃人员听了之后，失去控制地颤抖着。

“别摇那炮弹，看在上帝的分上，”麦考尔大声吼道，“会把上面的导火栓引发的。”

那俄国人扔下炸弹，飞一般地跑出公园，仿佛在被泼妇追赶似的。第二天，他就乘飞机回国了。

实际上，外交部那种不大愿意给予支持的态度是远近闻名的。我们多次要求驱逐我们抓住的正在招募或指挥间谍的俄国人，可外交部负责英苏关系的北方司多半都是否决我们的案子。我间或也参加北方司的这类会议，就某些俄国外交官已经干了些什么作技术上的汇报。会议总是遵循一个模式：军情六处的代表总是反对搞驱逐，他们害怕莫斯科采取报复；外交部则害怕破坏即将举行的重要的裁军谈判或者害怕影响一笔即将成交的贸易谈判，所以他们总是要喋喋不休地权衡。有一次，我和考特尼·扬从那富丽堂皇的委员会办公室出来时，他低声地对我说：

“我可从没见过这种冷血动物的温床！”

既然外交部不支持，我们只得依靠那些不太正统的方式来警告俄国人离远点儿。约在同一时期，我们收到了来自监视队的无数报告，评述了俄国人是如何接近他们的。有一个监视员说，他在小酒店里碰到一个克格勃官员走上来，递给他一只装着一大笔钱的信封，然后跟他谈起要让他提供有关军情五处工作情况的情报。

麦考尔决定采取一项直接的行动。他给苏联大使馆的常驻克格勃头子的办公室打了电话，要求安排会见。当时他用了俄国人都知道的化名麦克利。他大大咧咧地摆出一副高级官员的架势走进苏联大使馆，警告俄国人不许再去接近英国的监视员，并严厉地威胁说要进行外交干预。实际上这种于预是不大可能被批准的。麦考尔对自己这次虎穴之行感到很有兴趣，克格勃头子对他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和他一起在一株巨大的叶兰下共饮午茶。俄国人对他的部下如此不谨慎地在外国领土上进行间谍活动表示怀疑，但还是同意了调查这事，看看是不是有人太积极了。

“也许英国安全当局弄错了，近来这里的交往事务太多，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大使馆，那么多的外交人员，有时很难肯定谁为谁工作……”

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俄国人接近监视员的事了。

一九五九年夏，正当D处的情况发生改变时，蒂斯勒案件又复苏了。这使我们的头脑里布满了疑云，陷入一片混乱。这件案子的重新发端是因为那个年青的男护士突然又重新活动起来了。我们当年在克拉普汉姆追踪“粗暴”信号就是因为他被俄国人招募过去的缘故。他的俄国上司这次给了他一只提箱，要他存放在家里。箱内装着一部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无线电装置，这使我们立即怀疑整个事情又是一次游戏：想把我们从伦敦引诱出来。可我们没有依据证明俄国人已知道我们已把那个护士转变过来，因此我们决定进行跟踪。D处一科派了监视队连续不断地对那个护士在米德兰的家进行监视，与此同时，伦敦的其他监视活动全部停止。我安排监视总部播发俄国人和捷克人离开肯辛顿公园内的使馆的指令，使他们认为我们还在跟踪他们。

监视队离开伦敦三十六小时以后，监听他们通讯的俄国接收机也停止了工作。托尼·塞尔把这个情况告诉我，我立即感到非常可疑，过去蒂斯勒事件以后所进行的几次试验都没有得到什么确切的结果。六个星期以后，我们回到了伦敦，深信那只箱子是一个骗局。我安排了特别“筏夫”行动来核查俄国人究竟在什么时候重新使他们的接收机工作的。

第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我们没有对任何俄国人进行跟踪。下午两点半我们开始跟踪一个捷克外交官，不到半小时，俄国人的接收机就开始活动了，对着监视队的频率进行监听。我把“筏夫”的印刷记录给琼斯和霍利斯看了。这些材料首次给人一种确切的感觉：军情五处内部存在着为俄国人提供情报的人。霍利斯和琼斯听了以后大为震惊。俄国人最近对我们监视员进行接近的举动，证实了霍利斯的看法：如果有人走漏风声，那么这个人肯定在监视队内部。可在麦考尔拜访苏联大使馆以后，我们认为没有俄国人再接近监视员了。为了查出走漏风声的人，我们做了更多的“钡餐”试验，没有发现什么情况。一九五九年底，在知道蒂斯勒揭发情况的几个官员当中产生了一种要把此案进行最后一次解决的想法，哪怕要进行更为广泛的调查也在所不惜。十二月份，霍利斯把我叫去，他告诉我，说他打算停止对监视队的调查。

“我敢肯定，以前我们对蒂斯勒的结论是正确的，”他告诉我说，“我想我们该结束这事了。”

他彬彬有礼，可语气却很坚决。我认为把令人忧虑的事公开出来的时刻到来了。

“我确实认为，先生，我们应扩大我们的调查范围。泄密者有可能就在安全局的上层。”

霍利斯听到此话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

“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彼得，”他平稳地说，“这会对安全局的士气产生可怕的影响。”

“那也不一定，先生。我想你会发现，大多数官员都希望做点什么事。如果我们这里被渗透，尤其是在高一级的层次里，那么大部分人做的工作岂不等于浪费时间。”

“这简直不切实际。”他回答说，语气也变硬了。

我指出，D处一科有调查小组，它可以轻松地担负这项工作。霍利斯最后抑制住了自己。

“我不准备对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他厉声地说，“我不可能同意接受任何行动，这会导致在安全局建立享有特权的盖世太保。”

他在档案上写下“此案到此为止”几个字，并签上了他的名。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之间的会晤结束了，然而，这个癌肿仍留在那里继续生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