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会大厦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粉红色的花朵，蔚蓝色的天空，白色的大理石，大厦的圆顶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我一直很喜欢访问华盛顿，尤其是在春天，伦敦太单调乏味了。军情五处重视出身门第，手里的钱也摸得紧，我和许多比较年轻的、在战后加入秘密情报工作的人一样，感到美国才是伟大的希望，是西方情报工作的中坚。我举双臂欢迎美国来占据优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美两国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在五十年代后期处于战后的最低潮。苏伊士运河危机后，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的合作差不多全部瓦解了。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不仅仅是在中东问题上，而且在远东和非洲问题上也是如此。军情六处的许多老资格的人发现，在战争时期，他们在英美情报关系中占着控制地位，可现在却退居到一个低下的位置上，这个事实委实令人难以接受。

由于不同的原因，军情五处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之间也有不快。美国中央情报局是一个新机构，在世界舞台上显示着它的实力。它的目标是收集情报，在没有得到军情五处的通知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不得在伦敦采取行动。霍利斯和怀特都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实际上破坏了这个默契。

在所有的困难背后，还存在着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事件以及公开为菲尔比洗刷罪名所造成的不信任感。人们再也不会用从前的眼光来看军情六处，特别是有许多高级官员与菲尔比有着亲密的关系，而军情五处对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在事先都没有觉察出来，这在美国人的眼里完全是一种犯罪的无能表现。过去那种亲密的战时英美情报关系遭到了一股浊浪的冲击，政府通讯总部相对来说受到的冲击要少一些。根据一九四八年英国和美国的协议条款，通讯总部与美国同行国家安全局曾订有一个正式的合作章程。

霍利斯当了局长以后，果断地设法与美国联邦调查局改善关系。胡佛的反英情绪是有了名的，这可以追溯到战争时期。那时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在纽约成立，由威廉·斯蒂芬森爵士领导，这个人就是所谓的“无畏之人”。英国安全协调委员会在美国从事反德国的活动，可胡佛却竭力反对任何组织有权在美国国土上收集情报这种设想，对外国控制的机构更是不加理睬。多年来，他始终拒绝与斯蒂芬森手下的人接触。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更加深化了胡佛的偏见，有一段时间甚至不准军情六处的官员到联邦调查局去，不许军情五处接触联邦调查局的情报来源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抱着改善关系的意图拜访了胡佛，并说服他把军情五处列入情报分布范围的名单里。非常奇怪，霍利斯和胡佛相处得很好，但两人对侵犯各自利益的事都非常敏感。霍利斯本质上比较软弱，这使他在粗暴易怒的胡佛面前只能充当一个唯唯诺诺的角色。胡佛与其他许多靠个人奋斗发迹的美国人一样，有着强烈的势利气。当霍利斯这样一个英国上层阶级的间谍大师竟端着礼帽向他乞讨时，他那盛气凌人的傲慢多少也受到了一点震动。

我成了一个重要的和平使者。霍利斯声称，任命我为军情五处的首席科学家，是他致力于实现情报工作现代化以及加紧反苏联间谍斗争的一个佐证。在霍利斯访问美国后，胡佛邀请我到联邦调查局的总部去参观，看看他们的技术装备的规模。我对这次访问很感兴趣。我从加入军情五处的第一天起，就感到如果要取得长期的成就，其关键在于与美国恢复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他们的技术资源。可是我的这种观点并没有什么市场。帝国的幻想顽固地占据着莱肯菲尔德大楼，譬如，卡明虽然是军情五处技术处处长，却从来没有对美国进行过一次访问，他也不明白要这样做的道理。

联邦调查局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的规模，它完全超过了军情五处所能想像的。虽然他们很富有，可我禁不住感到他们没有好好地把这一切利用起来。他们主要依靠在市场上买仪器，自己却不进行研制。尽管他们有一种给人印象深刻的微波无线电网络把各分站联系起来，可他们的无线电都是标准的摩托罗拉设备，是用在警车和出租车上的。在联邦调查局的技术工作中，惟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是他们使用指纹方法来搞间谍工作。军情五处的档案室里没有指纹记录。我认为这是联邦调查局的半警察局的身份所赋予的一个优势。

迪克·米伦是联邦调查局里负责技术研究的官员。他是个律师，而不是一个科学家，这限制了他的工作效果。可他也搞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表演，他们带我来到联邦调查局总部的地下室射击场，为我表演了手枪射击。米伦骄傲地告诉我，连“老头子自己”，即胡佛，也常常练习他的这套出色的射击技术。我还参观了马里兰州海边联邦调查局的训练基地，一个年迈的美国印第安人向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传授高级枪法。他向我们露了几手绝技，例如对着镜子射击身后的目标，反手过肩击落放在喷水池顶端的乒乓球。这是粗旷而充满美国味的情报人员的必修课。联邦调查局是在三十年代美国那个无法无天的时期扎下根基的，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可我怀疑这种绝技与现代化的反间谍工作是否有关系。

我并不乐意向联邦调查局通报蒂斯勒案件。从胡佛处理这个案子的方法中，我可以看到不止一个的暗示。他希望我们无法解决军情五处是否藏有间谍的问题，以便他可以借此向总统建议停止与英国交换情报。我希望霍利斯和我过去对美国的访问能为我的道路扫除障碍。

我由哈里·斯通陪同着参观，他是军情五处驻华盛顿的联络官。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哈里这样亲切友好的人，他曾是爱尔兰国际橄榄球运动员，和霍利斯一样，也喜欢打高尔夫球，并且还差不多是一个职业障碍跑运动员。人人都喜欢哈里，这主要是因为他把他的工作基本上视为一种社交活动。五十年代末期是卫星和计算机情报在华盛顿崭露头角的现代气息时代，哈里的气质和知识已跟不上这种时代的步伐了。

哈里憎恨和胡佛见面，如果对立是无法避免的，他就采取一种简单的对策。

“听我说，彼得，老朋友。让他谈，看在上帝的分上，别打断他。在他讲完后你记住对他说，非常感谢你，胡佛先生，……我已经为午餐订了一个桌位，我们会需要的。”

联邦调查局像一个雄伟的凯旋门式的陵墓，我们穿过它前面的拱道，在这里迎接我们的是联邦调查局国内情报处处长艾尔·贝尔蒙特以及他的副手比尔·沙利文。沙利文负责处理共产党事务。（七十年代中期，沙利文是在新英格兰打野鸭时丧命的，当时被认为是遭暗杀。）贝尔蒙特是一个彪悍的老式“枪手”，过去联邦调查局的人都知道这个绰号。从该局成立之日起，他就在里面。沙利文是四肢发达（但并非头脑简单）的贝尔蒙特的军师，他们两个人都认为匕首胜于说教。贝尔蒙特树敌很多，但和我相处得十分融洽。他和我一样，有过一个灾难深重的童年经历。他的父亲在一次街头殴斗中遭人枪杀，他母亲日夜操劳，攒钱供他念完了法学院。他凭借着在工作上的勤奋和对“老头子”的无限忠诚，被提拔到联邦调查局的最上层。

这两个人在表面上虽然刚硬，在局里的地位也很高，可在胡佛面前却十分懦弱。我感到，这种无限忠诚有些不自然。当然，他们是钦佩胡佛的。这是因为他早年成功地把一个腐败无能的组织建成了一个有效的、令人生畏的、与犯罪作斗争的机构。可是人人都知道胡佛受着难于启齿的隐疾的折磨，他们却从来不承认这个事实，就连私下地默认也没有，我感到很奇怪。

我花了大半天时间同这两个人讨论了蒂斯勒案件和“筏夫”的技术意义，直到与胡佛会晤的时刻到来。我们穿过迷宫般的走廊，看到了许多年青的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他们整洁、健康，穿戴得体，梳着短发，一脸正经的神情。联邦调查局的办公室使我想起了医疗卫生诊所，到处可见抗菌的白色瓷砖在闪着亮光。工人们整天忙乎着，经常重新刷油漆，打扫卫生，上地板蜡。如此洁痹，令人怀疑其灵魂是否阴暗。

胡佛的房间在一套四间相连的屋子中的最后一间。贝尔蒙特敲了敲门，走了进去。胡佛站在他办公桌的后面，身穿一件耀眼的蓝色西服，看上去比照片里高瘦一些。起褶的肌肉从他那皱纹丛生的小脸上搭拉下来。他坚实有力地握住我的手，但并没有欣慰的感觉。

贝尔蒙特开始向他介绍我来访的原因，可胡佛却尖锐地打断了他。

“我看过报告了，艾尔。我要听赖特先生给我谈。”

胡佛用他那墨黑的眼睛盯着我，我开始简略地谈到“筏夫”发现的经过，他几乎立即打断我。

“我想你们对我们的捷克情报源提供的情报感到满意了吧……！”

我开始回答时，他又把我岔开。

“你们的安全组织从华盛顿这里捞到了不少好处，赖特先生。”

他声音里暗示着不止一点的威胁。

“如果这些好处对我们国家的安全造成了问题，我可就要劝告总统了。像这起案件，我得亲自关注，尤其是英国在这起案件中所遇到的问题。我需要知道我是否处在一个安全的地位。我说明白了吗？”

“当然，先生，我完全懂了……”

哈里·斯通忙着细看他的鞋带。贝尔蒙特和沙利文坐在胡佛办公桌的另一边，被阴影遮了一半，我就只是一个人孤军作战。

“我想，你会在我的报告里看到……”

“赖特先生，我的人把你的报告做了一个摘要，我对你的经验教训很感兴趣。”

没等我回答，胡佛就开始激动地谩骂西方面对共产主义的进攻显得无能。我同意他的许多观点，只是对他说话的那种腔调感到厌恶。我们的话题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胡佛几乎是用刻毒的口吻提到他们的名字的。

“在我们局里，赖特先生，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我的官员们都是经过彻底审查的。这可是教训啊！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

“当然，胡佛先生。”斯通插进来说。

胡佛突然又凝视着我，说道：

“要全面警惕，赖特先生，要全面警惕，我们局可是在日夜戒备啊！”

他猛然站了起来，这意味着会晤结束了。

在遭受了胡佛的折磨的第二天，我和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詹姆斯·安格尔顿共进午餐。我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访问华盛顿时曾见过他。他思路敏捷，对赢得冷战抱定决心，其理由不只是为了好斗取乐。我喜欢他，他给了我足够的暗示，鼓励我考虑一起干工作。

安格尔顿这颗明星是在五十年代末才在华盛顿升起的，尤其是他从他在以色列的同行那里搞到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他是冷战时美国战略情报局招募来的人之一，在赖德街军情六处的旧办公地点里受过反间谍技巧训练。训练他的是菲尔比。这位耶鲁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他的这位喜欢抽烟斗的英国教官一见如故。一九四九年，菲尔比被任命为华盛顿分站的站长后，两个人之间的友谊进一步加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菲尔比发现了这位崭露头角的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沉溺于策划阴谋。很快，安格尔顿在英国情报官员当中获得了经常企图利用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之间的敌对情绪从中捞取外快的名声。

我乘出租汽车去了乔治城。此刻我才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政府官员住在这个地方。这里有优雅的红砖房子，树木成荫的街道以及密集的书店和餐馆。我到达哈维餐馆时，安格尔顿早已坐在那里的一张桌子旁了。他面容憔悴而消瘦，穿着一套灰色西服，一只手里捧着一大杯杰克·丹尼尔牌啤酒，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香烟。

“胡佛怎么样？”当我坐下来以后，他用嘶哑的声音问我，仿佛把一撮砂砾撒在路上。

“你今天消息很灵通，吉姆。”我回答说。

他那苍白的脸上勉强露出一丝笑容，与那套丧葬服一样的西服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我知道他是在探听消息，中央情报局对蒂斯勒以及他的揭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们和联邦调查局有着默契，我们向他们通报“筏夫”行动，但他们必须烙守这方面的秘密。

“只是例行公事。你知道，和联邦调查局交交朋友，伦敦时下很兴这套。”

“浪费时间，”他说，“我记得你们早就在设法接近他。可他总是对我们讲，他忍受不了英国佬。”

我感到有些愤怒，虽然我知道这正中他的下怀。

“嗯，我也不能说中央情报局就更友好一些。”

“过去的十年里，你们在华盛顿把许多信誉都丧尽了。”他说着，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像胡佛这样的人，”他继续说，“看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看到军情五处的现状，总要问：‘这有什么意思？’”

他叫来侍者，我们点了菜。

“你完全离题了，吉姆，”我说，“事情是在不断变化的。十年前他们是完全不可能任命我当科学家的，可现在我在那里了，并且还不断有新的人涌进。”

“我进过英国的公学，”他讥讽道，“你们那帮人的水平我是清楚的。”

“老是抱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没有什么好处。那些事都过去了，世界更小了，我们应该重新合作。”

我为自己突然如此动感情而感到惊奇。安格尔顿始终端坐在那里，一刻不停地吞云吐雾。

“你从胡佛那里得不到任何帮助，”他咕噜说，“他也不情愿为你们提供帮助。”

这顿午餐用了很长的时间。安格尔顿什么也没有透露，却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向我提了许多问题。菲尔比怎么样了？我坦率地告诉他，我认为他是个间谍。还有，尽管已是一九五九年了，苏伊士运河危机仍然是个触动神经的事，安格尔顿想知道每个细节。他甚至问我，是否可以从军情五处搞到阿曼德·哈默的档案。此人是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由于同苏联有广泛的商业往来关系，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西方情报界的注意。可是我认为这样做有些粗率。

“我们是朋友，吉姆，可还没有到那么亲密的程度。”

五点钟左右，我送安格尔顿上了他的汽车。那是一辆非常漂亮的“奔驰”车。不久我才知道，别看他外表瘦弱，他是他们家的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的股东之一，因而喜欢挥霍享受。可是那天他很不凑巧，把钥匙锁在了车里，他感到很恼火。我从口袋里摸出贾格尔做的撬锁铁丝，不到半分钟就把车门打开了。

“不错，彼得，不错！”他满脸堆笑地说。他知道我此时正在自我陶醉哩。

“顺便说一句，”我说，“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如果你在华盛顿不帮助我，我就要请愿意帮助我的人来干了。”

“让我想想，看能做些什么。”他喃喃地说，然后钻到汽车方向盘后面，目不斜视地开着车走了。

实际上，虽然华盛顿方面持怀疑主义态度，可五十年代末英国的情报部门在技术方面有了重要的变化。军情五处把主要精力用来发展新技术，即“筏夫”和“咽吞”技术。

第一步，我们把苏联大使馆继续置于“筏夫”的监视之下。霍利斯说服了态度勉强的财政部，让其在军情五处的秘密拨款之外，再为军情五处买一幢房子。这幢房子挤在苏联的几幢外交楼之间。我们在阁楼上安装了“筏夫”接收机，并在这幢新房子和邻街的目测监视楼之间挖一条隧道，把探测到的大使馆内的信号通过埋在隧道里的电缆发送回去。我们让西里尔·米尔斯作为房客住在这幢楼里。他在战争时期是军情五处的官员，现在是著名的马戏团的老板。此后的许多年里，米尔斯就在这幢楼里经营他的马戏业务。如果要往这幢楼里运送人员或设备，或清除隧道里的垃圾，就用“米尔斯马戏团”那辆花哨的车子去干，这样掩护得十分巧妙，俄国人从来没有往这一点上去怀疑。

我们仔细地用了几台直接接收机来搞“筏夫”行动，每一台都使用一种兆周频率，目的在于使我方没有振荡器，这样做是防止万一俄国人也研制出一种“筏夫”技术。米尔斯的房屋之谜在整个六十年代都没有暴露，直到有一天晚上报警器发觉有两个俄国外交官爬上了房顶。他们打破了一扇天窗，可还没有来得及从屋顶爬进来，就被管家吓跑了。米尔斯向苏联大使馆提出了正式的抗议。可我们在猜想，俄国人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已经知道我们存在于这幢楼里。

房子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便把我在加拿大阅读“冠石”档案时所筹划的那种试验付诸实施。我们系统地捕捉了信号，看看苏联大使馆内的接收机是不是在监听莫斯科播给英国特工人员的信号。这些都是高频信号（HF），而监视队的无线电是特高频（VHF）信号。俄国人在他们的高频接收机上用了大型无线电放大器，使“筏夫”行动更为困难。可是政府通讯总部研制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设备，不到六个月，我们就成功地捕捉到了大使馆里的俄国人例行监听从莫斯科发来的四种信号。

第一种信号的代号叫“粗暴”。我们是在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十点三十分收到它的，摩尔斯信号的声音响亮而清晰。俄国人当时也在用同一种频率进行收听，我们的接收机跟踪到了一个振荡器发出的呜呜声。政府通讯总部分析了“粗暴”，认为它来自莫斯科地区，每周播发两次。密码分析专家们十分肯定这个摩尔斯电码里含有真正的通讯。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决定集中主力来跟踪“粗暴”信号。

我去找了考特尼·扬，当时他在D处一科（他是反俄国间谍工作的负责人），问他能不能帮助我们查找一个非法特工人员的情报，此人目前正在英国境内活动，并正在收听从莫斯科发来的无线电通讯。扬对我去找他感到惊奇，他说D处近来正在着手调查一个双重间谍案。该案使他深信有个非法分子在伦敦地区活动。这个双重间谍是个男护士，曾加入过英国共产党。好几年后，有人让他为俄国人做一些秘密工作，他起初很不情愿，但后来他的联系人告诉他说，不是要他当间谍，而是让他寄些信件和保管临时的箱子。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护士害怕了，便向警察报告了。这个案子按照惯例被特别处转到了军情五处。

扬让这个护士当了双重间谍，再返回去跟俄国人对抗。在短期内，这个护士仍然让人深信不疑。他住在米德兰地区，他的上司要求他用自己的名字在伦敦南部的克拉普汉姆租用一套公寓，并指示他在住宅附近的克拉普汉姆公地从事一些死信投递活动。扬非常肯定地认为，他是一个由俄国人训练出来的非法特务的外围人员，专门在真正的非法分子进入指定的地区之前为其准备通讯器材和居住条件。但是后来，这个护士同对方的一切联系突然中断了，他再也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指示。要么就是整个行动流产了，要么就是真正的非法特务已通过某种方式在该地区潜伏下来了。

这种猜测不着边际，可至少考特尼·扬要找的非法特务有可能就是收听来自莫斯科的“粗暴”信号的这个人。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对克拉普汉姆地区进行了严密的搜查，看看有无进一步的线索。我们驾驶那辆能透过无电线波的“筏夫”车来到克拉普汉姆，在四周有墙的旧防空洞前院里设立了基地。防空洞在克拉普汉姆公地南部的下面。我们接通防空洞的电源，架起一根天线，估计能在半英里的范围内进行收听。

我和托尼·塞尔坐在寒冷而又空气不流通的‘筏夫’车里，观察着，等待着，聆听着。“粗暴”广播应当在上午十点开始，我们把一台接收机调到“粗暴”的频率，同时用另一台接收机搜索附近周围的频率，看看能否发现振荡器。第二个星期，却真让我们给撞上了。我们收到了一种奇怪的，像猫头鹰一样的叫声，并收听到从莫斯科发来的摩尔斯电码。这显然是有人在离我们不到半英里的地方收听“粗暴”广播。塞尔和我面面相觑，他仿佛已嗅到了猎物的气味，录音机开始在压低的声音中转动。我们换上电瓶电源，慢慢地开车沿着克拉普汉姆街驶向地铁车站，混在其它交通工具中迂回。此时那些小酒店里坐满了人。沿途都有一些郊区住宅，门前的花园里有刚刚开的水仙花。室内的居民们对经过他们屋前的跟踪行动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到。

塞尔监视着振荡器的信号，用它发出的强大电波来确定它的位置。我们知道，“粗暴”在空中只播二十分钟，我们还有十七分钟。当我们到达地铁站时，信号变弱了。我们又以加倍的速度奔回万兹沃斯，信号再一次减弱并消失。我们驶向南边的波尔汉姆，可这回甚至没等我们离开公地之前，信号就完全没有踪影了。

只剩下六分钟了。车内的人说不出一个字，我们只剩下一个方向了。“粗暴”肯定在北面的巴塔西后街那拥挤的、迷宫般的地方。我们开着这辆特制的车来到拉奇米尔路，我心里满是失望，我要猛冲过去，我真想用传声筒对眼前的情形高声叫喊，请求给我们让路。可我们所有能做的只是凝视着闪烁不停的调谐盘，希望声音增强而不是减弱。可是，当我们穿过万兹沃斯路时，信号已经逐渐减弱。此后不久，莫斯科就停止了广播，“粗暴”信号再也听不到了。塞尔重重地拍着车壁。我摘下耳机，感到全身精疲力竭，一阵愤恨。我们还得在克拉普汉姆呆几个月才能如此接近目标？

我点燃了我这天的第十三根香烟，试图从这二十分钟的情况中思索出点什么来。我们每个方向都去过了，可每次我们一挪动位置，振荡器的信号就减弱。这毫无疑问地证实了我们的确发现了另一台接收机，除了我们自己那台接收机以外。可这台接收机既不在北面，也不在南面，更不是在东面和西面。我慢慢地醒悟过来，意识到一个真相——“粗暴”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就在防空洞顶上几码之内的地方。我们开车回到基地，对这个地方进行了搜索，发现在我们背后的高墙后面是一片用作停车场的开阔的荒地。“粗暴”的收听肯定是在一辆停在此地的汽车或类似于我们这样的车里进行的。

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以后，我把振荡器的录音印成一副声纳图像。声波起伏表明那是些小的电源波纹，其波纹形状不是普通的电源频率，而是类似于我们“筏夫”车的电瓶所产生的电源的频率。这种巧合令我感到痛苦万分，无法进行思考。

在以后的六个月当中，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把所有候补人员派到克拉普汉姆去进行搜索。我们在上百个不同的地方进行监听。官员们对每一条街都进行了搜查，寻找有问题的天线，仔细盘问无线电设备商，可仍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在我们四处进行搜索期间，每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仍然从莫斯科传来嘲笑我们的“粗暴”信号。

除了继续用“筏夫”汽车以外，我们还通过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安排了“筏夫”飞机。我们从英国皇家空军调来一架运输机，机内装有类似于我们车内的接收机，在固定的时间里在伦敦上空飞行。我们认为，在高空可以寻找到接收机在伦敦的什么地方进行工作的大概范围，如发现了信号来源的具体地方，就用几辆“筏夫”车进行包围。

第一次，我们飞行在苏联大使馆上空的飞机正在检查设备的工作情况时，突然收到了他们的接收机的声音。以后，我们又在芬斯伯里公园一带收听到了一系列的无线电声音。就像在克拉普汉姆一样，我们赶到这一带进行搜索。可是同“粗暴”一样，这个一直没有被发现的特工人员舒舒服服地隐匿在伦敦郊区的密林里。

“筏夫”飞行完全是件痛苦的差事，我整夜整夜地呆在那深蓝色的天空里，聆听着从莫斯科发来的信号。头上戴着的耳机使我听不见飞机螺旋桨的噪声，而在我的下面，在伦敦无垠的灯海里，有一名间谍此刻也在阁楼或室外的汽车里聆听这些信号。我知道我能听到他，可我无从知道他在哪里。他是谁？他是单独行动，还是一个集团中的一员？最为重要的是，莫斯科究竟在信号里告诉了他什么？我在反间谍官员所栖居的特殊炼狱里，常常被这种似知道又不知道的感觉所困惑。

“筏夫”行动虽然没有立即奏效，可利用技术方法破译密码的“咽吞”行动却很快被证明是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一九五七年，政府通讯总部研究处副处长乔希·库柏在切尔特南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咽吞”行动便是在这次会议上敲定的。库柏明白，要想进一步在取得密码破译方面有所突破，就必须使军情五处、六处以及通讯总部相互进行密切的配合。他破天荒地第一次把有关的几个部门的人请到一起，来参加会议的有通讯总部H处（密码分析处）的亚历山大和德纳姆，通讯总部M处负责反小集团的科学科科长约翰·斯托勒，还有雷·弗劳利和我以及军情六处的同行帕特·奥汉朗。

除了俄国人，埃及人仍然是通讯总部的第一个重要目标。他们在他们所有的驻外大使馆里使用哈格林密码机，共分为四个组，每一组使用不同的密码排列。只要我们能把某一组里任何一台机器搞出名堂来，那么组里的其它几台机器都会被破译出来。或者我们能搞到其中任何一台机器的样品，那么那个组里的其他几台密码机也会被破译。军情六处和通讯总部拟出了一张埃及驻世界各地使馆的清单以及它们所属哪一个密码机组的详细情况，委员会然后对哪一个使馆最有可能使“咽吞”行动获得成功进行了估计。我向军情六处派来的工作队详谈了如何安排这次行动的设想，不到一年，我们就把埃及所有的密码组全部破译了。

虽然“咽吞”技术能破译各种哈格林密码机，但这种机器只有在第三世界国家里才有市场。库周召开会议的目的是要寻找把“咽吞”原理应用到较先进的密码机上的方法。由于通讯总部缺少计算机力量，无法破译这些密码机。我的观点很简单，我们需要把计划变为现实，纸上谈兵是不可能奏效的。

“我们得用科学的方法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新突破究竟能推广多深，因此要做试验。即使事与愿违，我们也能了解到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

我突然间在头脑里萌发出一个主意。任何一台密码机，无论它是多么复杂，总归得把一份清楚的电文编成密码和一系列任意排列的字母。在五十年代，最先进的密码技术是把电文打进电传打字电报机里，电报机又与分开的一台密码机相联，编成密码的电文咔嚓嚓地从另一端输出。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取决于彻底的屏蔽。如果密码机和电文输入机之间没有进行电磁屏蔽，那么，未编成密码的电文的回声就可能与编成密码的电文一起从输出线路上传出。如果使用相应的放大器，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把这种“幽灵”电文区别出来，并读懂它的内容。

当然，我们无从知道哪些国家对自己的密码室采取了屏蔽措施，哪些国家还没有这样做。按照我所建议的那种路子来搞行动得花两年时间才能成功。我们知道，苏联肯定对它的密码进行了妥善的保护，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花费全力来企图破译俄国的密码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在于要选择重要的目标，而且是有可能使我们获得成功的目标。

在选择目标时，我们认为法国密码较之其它国家的密码来说，最适合用来做进一步的“咽吞”试验。军情六处和通讯总部都面临着外交部的压力，外交部要他们提供法国对英国即将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态度的情报。通讯总部还研究了法国在伦敦使用的密码系统。他们使用了两种密码：一种是低级的，用电传把电文发回法国外交部；一种是高级的，供大使通讯用，由一台密码机独立发送电文作为一种额外的保安措施。亚历山大认为，高级密码无法破译。但低级的密码可以用我概述的办法破译。库柏同意了，于是又开始了“栅栏”行动。

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联合执行的这项行动中的第一个任务是对法国大使馆的分布作一次详细的技术侦察，尤其要找到密码室的大概范围。我请地方市政委员会把使馆的建筑图纸送来，之后又同邮政研究组取得了联系。此时约翰·泰勒已退休了，米切尔接替了他的职务。米切尔因为中风而半身不遂，虽然已言语不多，可头脑仍十分清楚。米切尔把法国大使馆的电传和电话的输入和输出线路图都给了我，我把这张图与建筑图参照来看，从而确定了密码室的大概位置。

我们让邮局把法国大使馆的电话弄坏，于是借维修机会进去对密码室一带进行了目测。与埃及人不同，法国的安全人员对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进行了监视，可是我们仍然搞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密码室里没有电话，只有走廊里才有一部电话。密码室和电传室相连，中间只有一块塑料板隔开。

我们用邮政局的线路图进行核实，发现法国使馆的输入线路是沿着大街接进通向海德公园的艾伯特门入口处尽头的人行道上一个盒子里。我和米切尔商量好，在这个盒子里的电缆上装一个宽频带的无线电装置，把捕捉到的信号传递到我们在海德公园旅馆里租用的一间特别操作室里。为了不使我们的行动被人发现，在我们把从那个盒子出来的电线接到旅馆四楼我们的操作室时，我们故意弄坏了旅馆的电话系统。此外，还在线路上安装了特殊的障碍电容，以便保证线路单向工作，不会有任何电文漏回大使馆而使我们的行动被人发现。通讯总部经常截听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的来往无线电和电传通讯，他们在帕尔默街有一些房子，专门干这种事。我们从帕尔默街的房子到我们的海德公园旅馆之间，接了一条含有法国使馆通讯的电线。我们把这条线作为指南，用以核对我们用无线电频率收到的信号是不是从法国使馆来的。

第一天上午，我们听到了那组低级密码的信号，并与帕尔默街收到的信号进行吻合。收听线路与我们自己的电传打字电报机一接通，截取的法国密码便开始咔咯咔咯地在我们眼前输出。很显然，这条收听线路上传送出来的信号不止一种。你只需坐下来，用铅笔把非密码电文与密码电文区分开来，就可以直接读懂密码。

我开始拣出一份译文，发现电传打字电报机上还有另一种信号的踪迹，我把这与声纳图进行了核对并证明我没有搞错，于是我就把通讯总部的技术人员找来了。

信号的高峰与低谷不断静静地掠过荧光屏，低级密码的线条很强，其阴影线条也很容易识别。可另一个信号掠过每个尖峰时，就有一阵低低的杂音出现。

“天哪，”通讯总部的技术人员喃喃地说，“我们连高级密码也收到了，那肯定是从塑料隔板那边传过来的。”

我急忙通知帕尔默街，让他们把高级密码也传送过来，以便比较从两个途径得到的信号。通讯总部的技术人员重新调整了放大器，把信号加强到足以显印的程度。我把帕尔默街送来的信号作为标准，把非密码电文区分出来。不到十分钟，我就搞出了一份电报译文的初稿。这是一份法国驻伦敦大使发给戴高乐总统的私人办公室的电报。

从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三年差不多三年时间中，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每天阅读法国驻伦敦大使馆收发的法国高级密码电报。我们申请加入共同市场的意图虽然没有成功，但法国人在这个期间的每一个举动都被我们监听到了。外交部对这种情报大感兴趣，戴高乐的电报被逐字逐句地制成副本，经常送到外交大臣的红色文件箱里。

实际上，“栅栏”只是生动地表明了情报工作存在的局限性。戴高乐决心抵制我们的申请，无论有多少高级情报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我们的确把关于法国人的独立“核打击力量”的设想之细节捅给了美国人，这有助于鼓励美国人更加不相信戴高乐，但我们从中捞到的好处却是微不足道的。

尽管如此，在外交部，“栅栏”行动仍被视为一次重大的胜利。外交部的常务大臣召见了我，对我在这次行动中所表现出的智谋与天赋表示祝贺。

“这些材料真是无价之宝，”他满脸堆笑地说，“真是无价之宝。”他的话使我毫不怀疑“读懂法国佬的电文通讯”，是继阿让库尔战役、火烧加来港和其他打击习惯于背信弃义的法国人的这些古代伟绩之后的又一次具有巨大价值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