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南方视察之后，中国经济再度进入高速成长的周期中，万马奔腾，尘埃四起，又忙又乱的景象让人喜忧参半。

喜则在于，经济呈现出强劲复苏的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1年全国在建工程约9000亿元，到1992年扩大到2.2万亿元，而到1993年前5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又在上年基础上增长了69%，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数字。中央银行多发了500亿元的钞票，而各地仍然叫嚷缺钱。到年底，全国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各省的民间企业增长非常喜人，广东、贵州和湖南是乡镇企业产值增长速度最快的3个省份，分别达到了55%、57%和89%。

忧则在于，投资的超速增长正在诱发一系列的相关效应。英国的《经济学人》在1992年年底的年终稿中便警告说，“1993年的某一个时候，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危险的过热势头，上一次在1988年，中国几乎着了火”。上半年，全国生产资料价格总指数上涨44.7%。在供求失衡的情形下，金融秩序也变得有点纷乱，地下钱庄格外活跃，民间的资金拆借利率越来越高，官方利率形同虚设，那些有门道的人如果能以9%的利率从银行贷到钱，转手就可以20%，甚至30%的利率倒手出去。

吴敬琏回忆，“在1992年中期到1993年中期长达一年之久的时间中，各方面对宏观经济的这种态势的看法很不一致”。在经济界和经济学界，一场论战再次燃起。

大部分报刊把这场争论说成是“热”与“不热”的争论，似乎当时只存在两派：主张“不热”的改革派和主张“已经过热”的保守派。可是据吴敬琏的观察，实际情况要比报刊的说法复杂得多。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历来有一种为许多人接受的观念，即改革派必定主张GDP高速增长；相对于此的，主张保持经济稳定、哪怕“牺牲”一点儿速度的人必定是保守派。这一观点的背后则是一种流行的思考方式，就是把具体的经济判断及政策设计和某种政治观点“搅合”在一起，用意识形态的立场证明自己经济观点“政治上正确”。于是，使得“改革”和“保守”的区分变得有很大的随意性。其实在1992年的中国，一些貌似激进和支持经济增长的观点，却来自南方视察前的保守派人士，而一部分改革者在GDP增长的问题上却显得非常的“保守”。前者力图论证，1992年的“高速度”正是过去三年整顿的结果。相反，那些坚持市场化变革的人则在此时认为，速度应该慢下来，抓住时机，推进改革。

正是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当时主要存在四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过热的原因在于市场化改革推进太快，其潜台词是，应当放慢改革，加强计划控制。

第二种，同意第一种意见关于已经出现过热的分析，但和第一种意见恰恰相反，认为出现过热的根本原因是关键部门的改革仍然进行得不够快。他们主张采取果断措施稳定经济和推进改革。

第三种，认为经济发展状况良好，既保持了高速度，又没有出现过热，也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危险，他们对前一段经济工作持充分肯定的态度，认为应当继续当时的做法。

第四种，对于改革的推进状况不甚满意，但认为经济增长的形势喜人。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各国高速成长中的必然伴生物，不应采取紧缩措施，妨碍高速增长势头的持续。

第四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厉以宁。事实上早在1985年，他在与刘国光等人的论战中就已经形成了自己关于通货膨胀的基本观点。根据他提出的“非均衡理论”，在经济转型时期，供不应求是常态，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开放和搞活客观上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速度超过经济增长是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货币供应有限的超前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推动。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招致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减弱。因此，紧缩的宏观政策是不可取的。据此，他提出了“顺势疗法”和“逆势疗法”两套方案。前者就是容忍一定时期内适度通货膨胀的存在，增加经济活力，切不可采取单纯压缩需求的政策。后者则是采取一切措施先消除通货膨胀，然后再采取措施使经济复苏。他当然是支持实行第一套方案的。

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厉以宁还在1993年年末朱镕基召开的征求意见会上，将抑制通货膨胀和减少失业联系在一起考虑。他说：通货膨胀几乎使绝大多数人受害，尽管大家都埋怨、都叫苦，但一般不会有人出来带头闹事，他们想，“大家都受害，我何苦出来带头呢？”失业则不同，失业只是一部分人受害，他们心理不平衡，矛盾容易激化。如果说通货膨胀与失业都会引起社会动荡的话，由失业引发社会动荡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此，他认为应当“两害相权取其轻”，采取“就业优先，兼顾物价稳定”的政策。②

吴敬琏并不认同厉以宁关于通胀与失业的分析。他在同一个座谈会上指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说法，依据的是老凯恩斯主义失业与通膨负相关的“菲利普斯曲线”。这种简单化的说法，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滞涨”的大争论以后，连新凯恩斯主义者也认为过时。此外，所谓由于通货膨胀对所有人的损害都是相同的，因而不会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说法也无根据，事实上，通货膨胀是一种具有再分配功能的“恶税”，它有利于富人而不利于“从手到口”的工薪阶层。因此，他的政策取向是，必须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制止通货膨胀的蔓延之势。

从政策的选择来看，在这次论战中，专家们的分歧其实在于“边治边理”还是“先治后理”。这取决于双方对通货膨胀的性质判断不同。如果认为经济总量上的平衡对推进改革是重要的前提条件，那么政府就应该优先治理通货膨胀而后进行改革。而如果把通货膨胀理解为转型经济的“非均衡”常态的话，那么有一定的通货膨胀并非有害，反而有助于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推进。根据这一逻辑，政府不应该采取紧缩政策来对待当前的通货膨胀。

总之，这是改革史上的又一次大论战，四种意见、几派人马交缠在一起，弄得人头昏脑涨。

在政府层面上，认为经济已经出现过热，必须进行宏观调控，特别是应当大刀阔斧地整顿金融系统的领导人，正是当年在马洪主持的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工作过，时任中共中央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

朱镕基于1991年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调入北京，出任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在上海期间，他以亲民和对官员的严厉管理而闻名。在口述史中，吴敬琏这样评论他的这位老相识：“他有两点是不错的，一是能够与人讨论问题，也许别人不这么看，因为我跟他比较熟，可以辩论。很多官员怕他，见到他，本来说得清楚的事突然就忘了。其实，他跟你讨论，即使争论得很厉害，但是并不记仇。我和他在农产品收购政策上有很严重的分歧和激烈争论，但这都不妨碍我们一直保持比较好的关系。他曾说，争论归争论，对人的处理上面，不能够很随便。他对有些领导干部一言不合就整人，很有意见。另外一点，他有时难免主观，但认准了的事情，一定要干成，魄力很大。”吴敬琏还对朱镕基主政12年的“成绩单”给出了一个简短的评价：“我觉得他干得最漂亮的两件事，一件就是1993年，用改革的办法治理了通货膨胀，一件是在1998年，同样是用改革的方法应对了东亚金融危机。”

朱镕基一到北京，就批评有些地方该热的改革并没有热起来，不该热的——一个是基建投资，一个是股市，则太热了。可是在当时，举国上下憋了一股劲儿，曾经熄灭的发展热情刚刚被南方视察激发出来，在这种全民亢奋的时刻，要求让经济“急刹车”，无疑会背负“反对发展是硬道理”的汹汹骂名。

到1993年的四五月间，形势越来越失控，物价零售指数持续上扬，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在半年内贬值了45%，决策层必须对此作出明确的决断。这时候，又是邓小平出场，他找最高领导层谈话，促使采取措施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

6月份，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换人，由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朱镕基亲自兼任行长，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双管齐下”的重大决策：一是6月24日下达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93年6号文件：《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通常称为“十六条”），整顿金融，紧急“降温”；二是制定全面改革的方案，执行“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改革战略。

“十六条”带有强烈的应急色彩，其中包括，提高存款和贷款利率，严令专业银行必须在8月15日之前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和非法拆借的资金，全面削减基本建设投资，重新审查地方批准的经济开发区，减少20%行政开支等等。国务院派出调研组分赴20个省市，督察金融活动的正当性。

6月，中央电视台《经济专家论坛》由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副司长李青原主持，邀请吴敬琏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马建堂录制专题节目，对夏季经济形势进行了一次电视讨论。马建堂对正在展开的“急刹车”政策进行了解释。吴敬琏的言论则显得更为独立，他一方面表达了对通货膨胀的担忧，支持进行宏观调控，认为“如果群众的心理状态稳，政府的措施又正确，两者配合起来，我估计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能够把经济稳定下来”。另一方面，他也明确批评“十六条”的“行政措施力度偏大”。这在当时被不少人认为“过分大胆”。在晚年回顾此事时，他说：“据我理解，经济学家的正确角色，不应当是‘解释和论证政策’，而是对经济情况和政策作出独立的判断，并告诉政府和公众。”这个节目在7月份分两期播出，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在朱镕基的严厉手段之下，“十六条”果然让过热的势头受到阻止，到10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已从6月份的34%降到了15.6%，生产资料物价指数也随之快速下降，外汇市场的美元对人民币兑换率从1∶11.5，回落到1∶8.7。

用行政性的霹雳手段固然能够使过快的速度慢下来，可是，如果因此让启动不久的“改革列车”也停下来，则将是另外一场灾难。此时，“双管齐下”中的另外一面就显出它的重要性。

在中央电视台的那次电视讨论会上，马建堂对“十六条”进行了一番解读，随后，主持人问吴敬琏：“吴教授，您经常给政府提供咨询，那么，除了马建堂讲的那几条措施，如果总理要求您还有什么其他措施要采取的，您有什么高见呢？”

吴答：“我想，这次治理整顿要采取三个层次的措施，第一个层次是行政措施；第二个层次是政策调整；第三，也是最深的一个层次是体制改革……当前通货膨胀最深刻的原因在于3个关键部门的体制改革落后，所以，要想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要在改革上下工夫。”

吴敬琏所谓的三个关键部门，分别是指财税体系、金融体系和国有企业。

他的基本思想仍然是——必须坚持以改革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而在方法上，则应当推动整体配套改革。也正是在那段时期，他和他的同事们呈交于决策层的方略，正是成胎于1986年，再研于1990年，已经磨砺良久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方案”。

实际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93年5月部署“十六条”启动的应急行动的同时，就已部署一项更有深远意义的行动：起草一个启动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国家体改委组织20位经济学家在5月份提出了一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划纲要》。接着，就由中央财经小组办公室组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专题调研组和正式文件的起草小组（这份文件后来由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题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吴敬琏参加了《纲要》的起草工作。吴敬琏课题组的好几位成员也应召参加正式文件的起草小组。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在这样的形势下，吴敬琏课题组的多年努力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自1992年的春夏之后，随着改革形势的回暖，吴敬琏课题组的成员们加快了研究的进程，各项成果相继成型。吴敬琏回忆说：“‘南方讲话’之后，成果就一个一个出来了，每出一个先都是往中央送，一般都是送给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主任曾培炎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起草十组负责人，由他分送各位决策领导，然后在刊物上陆续发表，不少就发在我主编的《改革》杂志上。”

由日后汇总出版的《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一书可见，他们总共完成了21个项目报告，涉及财政新体制、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和国有企业所有权框架、中国货币政策、金融体制改革、国家专业银行改革、人民币政策、公司化、企业与银行关系重建、社会保障体制、政府职能定位及转变、现代国家职能的理论探讨等多个层面。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第一次整体地思考中国经济改革的前途，并提出了操作性极强的实施策略，它表明，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改革摸索之后，中国学者逐步梳清了改革的路径和脉络，也正是从此开始，关于中国改革的争论，暂时告别了意识形态的分歧，而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进入到了方法论的争议期。

在这些方案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献是吴敬琏与周小川执笔完成的《对近中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整体性设计》。在这份研究报告中，他们提出要在英美式的市场经济（个人主义的市场经济）、日本（亚太式）市场经济（社团主义的市场经济）、德国式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之外，建立第四种，也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以此为出发点，他们对重点领域的改革步骤及近中期的改革目标进行了具体的设定。

就在这些方案陆续上呈之际，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课题组中的周小川、楼继伟、郭树清和李剑阁被征召进入文件起草组，楼继伟此时担任体改委宏观司司长，李剑阁是经贸委研究室主任，吴敬琏等人完成的多篇报告被印发给起草组作政策参考。

在起草过程中，学者们又发生了一场颇有意味的讨论。当时，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整整15个年头，所以，全会要对中国改革战略的特点进行一次描述，这时，分歧出现了。

当时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战略的特点是实行“渐进主义”路线的胜利，正是因为改革的渐进性，才使得中国没有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陷入困境，相反在改革时期实现了高速增长。这种观点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他们用邓小平的名言——“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为依据。由此，对后一阶段的改革提出了“整体渐进，每个阶段寻找一两个突破”的方针。

吴敬琏则不以为然。他的观点是，将苏联、东欧的“休克疗法”与“渐进主义”相对起来，以后者为中国改革的主要成功经验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以速度为标准的概括没有接触到中国转型的本质。那么，中国前15年经济转型的本质是什么呢？吴的答案是：增量改革。

所谓增量改革指的是，中国改革的主要成就不在体制内的存量，而在体制外的增量。

他论述说，从中国改革的实际情况看，在国有经济的范围内，15年来基本上只作了一些小的修补，而没有根本性的变革。以国有企业改革而论，从放权让利到实行承包制，都是在计划经济为主体框架的条件下进行的改良，而事实上，其改革到1981年就已经停滞下来了。但是，中国经济成长的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原因何在？秘密在于体制之外。我们在国有经济改革停顿不前的情况下，没有吊死在一棵树上，而是把改革的主要战场转移到了非国有经济，即农村和涉外经济方面：一个农村改革，一个对外开放，构成了1980年之后到1993年前后中国改革的特点。

在经济理论上，吴敬琏认为《短缺经济学》的作者、哈佛大学和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的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及事物本质的理论框架”。科尔内论述说，就纯粹的形态而言，“后社会主义”的转型有两种基本的战略，其中“战略A”，或称有机发展战略，把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创造有利条件，使私有部门得以从下而上地生长起来；“战略B”，或称加速私有化战略，则把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尽可能快地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消灭国有制。中欧和东欧各国的转型经济表明，“战略A”由于能够促进资本积累、培育企业家阶层和加速市场制度的形成，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转型战略；而“战略B”却由于无法做到这一切而不能提高效率，弄得不好还会形成被一小撮寡头控制的无规则的市场，贻害无穷。

吴敬琏认为，中国前15年改革的本质近似科尔内提出的“战略A”，他据此分析说：“如果对科尔内的区分标准稍作变通，从着重非国有企业成长，还是着重国有企业改造来分析问题，这一理论框架完全可以用来分析中国改革战略演变。例如，80年代初期的农村承包制催生了几千万个农民的家庭农场，把中国农民天生的企业家精神解放出来；随之而来像雨后春笋般的乡镇企业和私有企业开拓了市场，培育出大批企业家，产生了对于建立有序市场的强烈要求，从而支持国有企业改革走向深入。”

在这一分析的基础上，他进而还比较了中国与前苏联及东欧各国的改革路径差异。以经济改革最激进的国家匈牙利为例，它从1968年开始改革，一开始两年情况还不错，到1972年前后就遇到了困难，经济秩序混乱，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出现，以后改革在国有部门中进进退退，一直没能找到出路。东欧的其他各国，如南斯拉夫、波兰等情况完全类似，改革的主要对象是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经济，而改革过程中，整个国民经济又要靠它来支撑，这就好比一架旧汽车，既要对它大拆大卸，更新改进，同时又要用它代步，这当然是做不到的。中国与之最大的不同正在于，国有经济虽然是老牛破车，但并不急于对它大拆大卸，而是做一点小的改善，让它继续走着，与此同时，在它之外打造新车。

吴敬琏之所以坚持用“增量改革”，而不是“渐进改革”来描述中国前期改革战略的特点，要义有二。

其一，以此突出展现中国改革的体制特征，设定改革的对象与边界——日后我们将看到，“改革”一词的宽泛化、对象模糊及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利用，的确成为困扰中国现代化进步的一大病症。

其二，明确地指出了未来改革的主要战场。他认为，增量改革尽管成效显著，但是也有明显的缺点，因为经济体制是一部配置资源的机器，长期在体制外打“外围战”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有部门的财务状况日益恶化，国企职工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二是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经常存在，不时爆发；三是双重体制并存使腐败的滋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体制基础；四是新旧体制采取的政策不同，使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吴敬琏越到后来越认识到，增量改革长期持续必将造成“双轨制－寻租基础扩大－权贵资本主义”的衍生轨迹，他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中描述说：“问题的症结在于，在‘体制外改革优先’的战略下，经济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货币化了，可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居于统治地位的行政权力仍然干预市场交易；改革使独立企业得以建立，然而相当大部分的资源，如生产资料、土地、投资和信贷资源仍然掌握在政府手中，用行政方法加以分配。这样，它就把整个经济变成寻租活动的巨大温床。”

由上所述，吴敬琏回到了自己的那个著名的结论：中国改革必须从此走整体改革的路径。由“增量改革”到“整体改革”，实际上蕴含着这样的一个宣示：应把改革的对象与重点放在体制之内，使之与蓬勃发展中的、市场化的体制外力量形成制度性的匹配。

吴敬琏的这一主张并不为所有的人所接受。他回忆说：“直到1993年下半年准备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时，决议起草小组专题调查组的一份报告还认为，过去改革搞得好，是因为采取了‘整体渐进，阶段突破’的方针，今后仍然应当坚持这样的方针。到全会决议的文件中，才改成后来的提法：‘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1993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新的改革战略，不只在边缘地带进攻，而且要在国有部门打攻坚战，确保在20世纪末以前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日后的史家认为，这一《决定》，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形成的关于经济改革的《决定》以及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具有相当的延续性，是改革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3个“三中全会”，成为前15年中国改革的一个传奇。

从1994年开始，改革在各个领域整体推进——

建立新的财政税收体制：将沿用多年的财政包干制改造为新的分税制，从而改造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及税收关系，中央集权在宏观经济意义上重新确立。

启动金融——银行体系的改革：建立了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体制，开始推进现有国有专业银行的商业化经营和商业银行的多元化，相继组建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信贷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

进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宣布取消双重汇率制，自1994年1月1日起，两种汇率实行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定为8.72元兑1美元，比之前的官方汇率5.7元贬值33%。

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1994年7月1日，正式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中国企业步入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化管理的时期。

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

这些新政策及新制度的相继推出，让中国改革和经济面貌出现了前所未见的格局。日后，吴敬琏在自己撰写的大学教科书《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中也以此分界，认定1979年到1993年的中国改革为“增量改革”时期，而之后则进入到了“整体改革”的新阶段。

也正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宏观经济驶上了一条高速、健康成长的道路，由此创造了连续13年没有爆发通货膨胀、年均GDP增长高达9%的经济奇迹，这段时期堪称新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黄金时间”，也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国民财富积聚最多的“大国崛起”年代。在这期间，中国的经济总量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三。

对照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的报告，可以清晰地看到，前者采纳了后者众多的政策建议及言词提法，吴敬琏等人苦心孤诣多年所形成的整体配套改革方案无疑起到了“草图”作用。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此时的吴敬琏也许真正接近了经世济民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