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风云跌宕，阴晴迭变，面对完全陌生的经济环境，学者圈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及方案提供，极大地影响了中央政府的决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经济学家对政策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同时也是百家争鸣，辩驳得最激烈和精彩的一个时期。

在1985年到1986年期间，经济理论界发生了两场影响深远的大论战。

先说第一场。

十二届三中全会的成果，让薛暮桥、马洪和吴敬琏们兴奋了好一阵子，不过很快，现实让他们陷入了新的焦虑。随着经济的复苏，“一放就乱”的老毛病又犯了，物价再次大乱，通货膨胀的火苗蹭蹭地往上蹿。

从1984年的10月份起，信贷增长已经严重失控，12月的银行放贷总额比上年同期猛增48.4%，全年增长28.9%，四季度国有企业的奖金发放同比增加了一倍多。国务院在11月份下发紧急通知，规定本年度增发货币不得超过180亿元，而实际上全年增发了26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49.5%，通货膨胀即物价全面上涨的前景已经明显出现。这是自1978年以来，第一次在转型中的经济体制内部生成的通货膨胀。

于是，一道大难题摆在了经济学家们的面前：如何应对这种前所未见的局面？

12月，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联合组成一个以吴敬琏为组长的研究小组，写出《当前货币流通形势和对策》的研究报告，紧急建议中央加强宏观调控措施，以稳定经济，这份报告在除夕夜由专人送达国务院主要负责人。1985年1月4日元旦假期刚过，国务院就开会研究了宏观经济形势，并正式决定对基本建设投资采取“刹车”行动。接着，国务院在上半年连续召开了3次省长会议，要求控制信贷和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并把全年工业总产值增长定在8%。可是，已经发动了的“火车”并不容易一下子就慢下来。第一季度，工业产值同比增长22.9%，第二季度又增长23.4%，调控几乎失效。

对于棘手的经济局面，中央高层产生了分歧，主要是国务院系统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形成了“必须调控”与“反对调控”两种意见。受此影响，在经济学界也很快出现了对峙的两派，一派学者认为，必须严厉调控，另一派学者则认为，不必调控。由此，引发了改革史上又一场重大的论战。

调控派的代表人物是老经济学家薛暮桥和社科院副院长刘国光。他们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通货膨胀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中国的主要改革任务是价格改革，它需要一个总需求与总供给基本平衡的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政府的财力要有余地。因此，政府应该采取果断措施抑制通货膨胀，控制总需求，改善总供给，在经济的体制环境得到治理的条件下，第一批的改革措施才能迅速推进。

反调控派的代表人物是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和青年经济学家朱嘉明。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是经济转型和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而且，只是表现在结构问题上，而不是总量问题上，不应当采取紧缩政策压制。

这派观点的理论基础是厉以宁提出的“非均衡理论”。

这位与吴敬琏同龄、曾经同在金陵大学附中读书却互不知晓的江苏才子，中学毕业后被保送进金陵大学的化学工程系，毕业后在湖南沅陵的一家消费合作社当会计，后来他对经济学产生浓厚兴趣，于1951年考上了北京大学的经济系，自此，一生未离此校。读书时期，厉以宁从学于陈岱孙、陈振汉等先生，二陈均为哈佛大学博士，所以，他的学术根基中颇有西学的成分。大学毕业后，厉以宁留校，在经济系资料室作编译工作，主要是整理、编译学术动态资料，在当时人看来，他是坐了“冷板凳”，而这“冷板凳”一坐就是整整20年。日后他说，资料室的这段经历使他阅读了大量经济学原著，获益不少。“文革”期间，他还被打成“牛鬼蛇神”，先后在劳改队、江西和北京郊区的农场下放数年。1978年后，厉以宁连续发表多部论著，特别以对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而日渐成名，1982年，他与罗志如教授历时4年创作的《二十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出版，引起了学界很大的关注。在80年代中期的争论中，他提出了关于中国经济的“非均衡理论”。

根据这个理论，在经济转型的时期，供不应求是常态。经济的开放和搞活，客观上要求增加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速度超过经济增长是经济本身提出的要求，而且保持货币供应有限的超前对经济增长是一种推动。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国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始终处于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状态中，如果政府抑制需求和限制货币供应量，不但不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且会损害各方面的利益，招致人们对改革的支持的减弱。因此，紧缩的宏观政策是不可取的。

在当时的一些青年学者中，还出现了一种“起飞论”，代表人物是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朱嘉明等人。他们认为通货膨胀正是经济起飞时期的典型现象，不应当加以压制，相反，应当自觉运用通货膨胀来加速增长。如果实行了从紧的宏观政策，那就是打击和反对了改革。可以看出，当时争论的分歧之大，甚至，学术上的分歧在有些时候已被上升到政治和原则性的高度。

在这一场空前激烈的大论战中，吴敬琏属于“调控派”。他在1984年年末的那份研究报告中就已经明确指出通货膨胀即将发生，需要进行宏观调控。1985年年初，他又连续发表多篇论文，详细分析了中国货币流通的状况和通货膨胀对发展和改革的不利影响，在学界和政界都造成了很大影响，对中央下决心进行宏观调控起了一定的作用。

此时的吴敬琏如美玉生成，在学术上日趋精湛。1985年2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经济改革初战阶段的发展方针和宏观控制问题》一文，老一辈的政治家、理论家陆定一当时卧病在床，读了此文后颇为赞赏，给老朋友薛暮桥写信，内称：“经济文章写得这样‘解渴’，实在难得。如果我编《人民日报》，必将此文登在第一版。”

这是吴敬琏第一次与厉以宁发生观点上的分歧，在后来的20多年里，他们将在改革主战场的选择、对中国股票市场的评价、如何看待通货膨胀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等重大命题上持续地发生针锋相对的辩论。

正是在大论战的背景下，1985年9月2号，一条游轮缓慢地从山城重庆驶出，顺长江南下驶向武汉。

在这条名为“巴山号”的游轮上，聚集了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政策制定有重大影响力的一群经济学家和学者型官员，他们决定“闭关推研”。这便是著名的巴山轮会议，会议的全称是“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由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世界银行联合召开。中国政府对这次会议也十分重视，国务院总理在开会前就会见了全体外方专家，听取他们的意见。

游轮上的中国参加者可谓三代同堂，其中既包括马洪、安志文（时任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副主任）、薛暮桥、童大林（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等第一代宿将，也有刘国光、戴园晨等中生代经济学家，还有吴敬琏、高尚全（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周叔莲（时任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时任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吉元（时任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赵人伟等建国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同时，还有一批新生代中的佼佼者，如项怀诚（时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洪虎（时任国家体改委秘书长）、杨启先（时任国家体改委委员）、楼继伟（时任国务院办公厅研究室主任科员）、田源（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兼价格组组长）和郭树清（时为中国社科院博士研究生）等。

应中国政府的要求，世界银行为本次会议请来了一批世界级的经济专家，也是“东西合璧”。西方学者中，包括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耶鲁大学的詹姆斯·托宾，牛津大学教授阿莱克·凯恩克劳斯爵士，法国保险总公司董事长米歇尔·阿尔伯特，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行长埃明格尔，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主任林重庚和日本兴业银行执行董事、经济学家小林实，而来自东欧的学者，包括南斯拉夫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巴伊特，前些年来过中国的弗·布鲁斯和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其中，亚诺什·科尔内在1980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短缺经济学》，被认为是描述计划经济运行的典范之作，在中国，它影响了中国新生代经济学人头脑中的经济研究的范式。尽管这部著作的中文版在1987年才正式出版，不过在巴山轮会议期间专门出了摘要版本，在经济界的圈子里已经变得无人不晓。

这次会议分为7个专题——“目标模式和过渡步骤”、“财政政策与宏观管理”、“货币政策和金融体制的改革”、“收入政策与宏观管理”、“经济增长与投资问题”、“通货膨胀和价格问题”以及“实现宏观经济间接控制目标的一个重要前提”。当然，最核心的讨论议题是：如何看待当前的通货膨胀？在巴山轮上，尽管只有一篇“调控派”学者刘国光、赵人伟提供的论文，而没有主张“通货膨胀有益论”学者在场，不过，受邀的西方经济学家涵盖了新自由主义德国弗莱堡学派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重要人物，而中国主张“通货膨胀有益论”的学者通常都是以凯恩斯主义相标榜的，因而，辩驳的空间仍然形成。

从现存的会议记录资料看，在巴山轮上并没有发生预料中的争论，与会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过热，必须采取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是托宾的态度，他是当时全球最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家，“反调控派”所依据的理论与他的主张是一个门派，可是，托宾却认定，中国经济已经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必须加以治理，他甚至提出要立即采取“三紧政策”——从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在一次发言中，托宾说，这么多经济思想并不一致的第一流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作出了相同的诊断，这一事情说明中国政府应当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

吴敬琏日后说，正是参加巴山轮会议上外国专家的一致诊断，使国务院领导坚定了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的信心；而且他们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也被吸收进几天以后中共全国代表会议（9月23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

除了诊断迫在眉睫的通货膨胀问题之外，巴山轮会议上还讨论了其他几个重大的经济改革命题，其中，对后来的中央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有两个。

第一个问题是改革的目标模式，也就是改革的目标模式和朝市场经济的过渡步骤。科尔内在这个问题上给出了有意思的概念构造。

他把协调机制区分为两种类型：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每一种协调机制又可分为两种具体的形态，于是就有了直接的行政协调（1A）、间接的行政协调（2A）、没有控制的市场协调（1B）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2B）。这个概念组合对当时的中国经济学界有非常大的影响。在会议上，大多数学者都沿用了这个概念组合，并且原则上同意2B应该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与会学者还一致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中国的改革起点不是1A，而可能是半个1A。用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的话说，中国从1A向2B的过渡将是“第二次长征”。很显然，科尔内的类型分类，与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体制相类似。吴敬琏在日后的论著中多次引用他的这一观点。

另外一个重要的讨论点，是“一揽子改革”的战略构想。

与会的国外经济学家都比较强调“一揽子改革”的重要性，认为改动经济体制是不能零敲碎打进行的，改革需要整体配套。根据郭树清和赵人伟当时整理出来的会议情况报告来看，会上的代表多次强调了价格改革的迫切性，主张要尽快设计推出以价格改革为核心的配套改革方案。包括托宾、琼斯等在内的经济学家还提出，等价格改革成功之后再逐步推进资本市场和外汇的改革，而那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有专家日后推测，这个意见对1986年的价税财配套改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巴山轮会议一直开了6天，到9月7日结束。在闭幕式上，马洪代表中方致闭幕词，为会议做总结，全面阐述了中方对“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理解。这篇讲稿是吴敬琏和田源起草的。

关于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巴山轮从重庆开出时，就引起了国内传媒和理论界很大的兴趣，人们都希望早点知道讨论的结果。然而，会议是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传媒只能凭自己对改革的认识作出猜测。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这是当年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全力支持改革的经济类周报——按照当时改革派中的流行观点，刊登了一则报道称，“外国专家认为，中国正处在调整经济结构的时期……不能将目前的价格上涨与通货膨胀简单地画等号”。

很明显，这则报道把专家的意见彻底地拧反了，吴敬琏不得不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予以澄清。他在信中说，“外国专家们认为，一个最令人不安的迹象是，出现了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他们建议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三管齐下……”

至此，会议的讨论结果才公诸于世。

在中国改革史上，巴山轮会议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复旦大学教授张军在2009年时评论说：“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判断，也很少有一个学术的会议会像巴山轮会议对政策的影响那么大。”参与会议讨论的张卓元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会议，它决定了中国市场经济取向，对中国，包括很多经济学家都是一次带有启蒙性质的会议”。会议期间，中国学者深感国际经验之不足，“外国专家讲到任何事物时，都有比较广泛的外国经验，比如讲到养老金，他就讲智利怎么干的，新加坡怎么干的，然后讲哪些对我们可以有参考价值的。而我们对中国的情况可能的确比较了解，但美国是怎么做的、英国是怎么做的等等，我们就不知道了”。

在吴敬琏看来，巴山轮会议上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尽管显得有点稚嫩，不过，还是显示出走向成熟的一面。仅仅在四五年前，中国学者对东欧模式还感到非常的新奇，对市场社会主义颇有迷恋之处。而到了巴山轮上，他们的改革思路完全地超越了东欧同行，脱离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框框，已经跟上了现代经济学的潮流。世界银行的林重庚在会后对吴敬琏说，西方的几位经济学家觉得中国人很了不起，因为在刚开会的时候，各方还根本没有共同语言，而到总结的时候，大家的概念和阐述逻辑已经完全一样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巴山轮会议是中国经济学界在理论思想上告别东欧模式和“市场社会主义”的一个象征性“仪式”。

巴山轮会议对决策的直接影响是明显的。

就在这个会议结束的11天后，9月18日至23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讨论并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在这个建议中，关于宏观政策的大段论述显然受到了巴山轮会议的影响。它描述“七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之一是：进一步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努力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改革更加顺利地展开，力争在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建议》采纳了整体配套的思路，提出要“配套地做好计划体制、价格体系、财政体制、金融体制和劳动工资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形成一整套把计划和市场、微观搞活和宏观控制有机地结合起来的机制和手段。争取在今后五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奠定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邓小平在这次党代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使积累和消费保持恰当的比例……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此后，信贷开始紧缩，经济表现趋于平稳。人们把注意力转向如何推进十二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市场取向改革。

不过，这样的景象没有持续多久，到1986年的夏秋之际，从紧政策突然被放弃，经济再度升温，从而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并最终在两年后以一次惨烈的“闯关”失败而告终。

这其间的曲折诡异，已成改革史上一个众说纷纭的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