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适时的战略性调整，改变“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不再以“世界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纲”，不再实行针对美国的“一边倒”战略和针对原苏联的“一条线”战略，完全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在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自己人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立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已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

邓小平1984年在讲到我国的对外政策和中苏、中美关系时曾说道：“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的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人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

邓小平提出这个不同任何大国结成同盟关系的战略原则，一是鉴于结盟会或多或少地束缚我们的手脚，有碍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保持完全的独立自主，同时他也考虑，作为一个大国，如同苏美任何一家结盟都不利国际形势的稳定。

在中苏方面，从60年代初两国两党关系冷却后，中苏关系逐渐松动，但邓小平认为，要实现中苏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苏联必须消除它设置的三大障碍，即苏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苏军入侵阿富汗，苏联在中苏边境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驻军。1986年，已经82岁高龄的邓小平谈及中苏关系时说，我已经老了，出国访问的任务应该说已轮不上我了，但如果苏联主动消除三大障碍，那么我愿破例去苏联与戈尔巴乔夫会谈，以改善中苏关系。

在对待中美关系上，邓小平在1979年曾以副总理的身份访问美国。近几年，中美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双边贸易额显著增加，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也有所放宽，中美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也在1985年底生效，两国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如朝鲜、中东、南非洲和中美洲等问题上则批评美国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台湾问题，邓小平在1986年会见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就认为中美关系“有一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

遵循邓小平既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的思想，中国既不依据苏联的意图来考虑美国的政策，也不依据美国的意图来考虑苏联的政策，同时也不在苏美之间搞无原则的等距离，而是从维护世界和平出发，按照每一国际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判断，采取对策。